麻将1996

一切从《一一》开始。

杨德昌，将城市的概念又重新讲了一遍，用灯和玻璃。反光。那是不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又有多少实事？早已老去的每一个人，永远无法握紧的每一只手。

侯孝贤不靠说，他用眼神。和他对视久了，你会发现自己心中痒痒的，可也一样，是说不出的。杨德昌靠说，靠讲，但讲的时候他不看你。讲着讲着你会发现自己已被他看透，已无话可说。

然而还是说了，和很多人一样——

《麻将》就是一个孩子，早熟的孩子。早熟的孩子一天喝了一点酒，一下子兜不住心中的好恶，通通倾泻了出来：指着你哭啊闹啊，说他她它不好，喊他她它好~~~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你们这些“大人”！！！你们就这点把戏！！！！你们就这点把戏！！！！！

我被这个孩子吓着了，真的。怎么可以这么直露？怎么可以这么武断？直中心底最软的防线。可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又有什么不是把戏的“把戏”手段来对付这个“把戏”的世界吗？难道是用人之大限道别这个世界吗？那是放弃，一种永远的醉。

《麻将》中张扬的青春的无畏和鲜活连同那同样张扬的伤痛和绝望，让人心碎。

这似乎不是那个内敛而顿悟的杨德昌啊！

可当我低下头，将视线从上升的字幕转到碟片封套上夜景中两个年轻人侧影下面的“麻将”二字时，怔住了！不是，全不是影评上说的什么四个人“三缺一”似的解读，不是。

麻将怎么玩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幺鸡还是八饼，然后等，等运气！我的七条可能是你想要的，我不知道；你手里的六万决定了我的定数，你也许已算到。然而当你真正扔出六万时，我可能已改听七饼，因为桌面上可能已经有三个六万了。你看不到别人的。唯一的事实是：别人要什么，你不知道。

只一个名字，杨德昌才是杨德昌。就像《一一》。

我从没有打过麻将。不是自视清高，连大观园里的黛玉都会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何况我这样泥捏的骨肉？只是觉得不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暇时和朋友开开拖拉机也就够了，所以一直懒得学它。看了杨德昌的《麻将》，才晓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麻将桌支起来，围坐开打，竟渐渐露出狰狞残酷的面目来，以人为牌，勾心斗角，欺诈利用，直至血肉相搏，生命尊严作了筹码，天地不仁，人早已互目为刍狗。这一局麻将，岂止搭上了几条人命？简直就搭上了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的美丽未来。

关于《麻将》的故事，看过的甚或打过、经历过的人，不会比我知道的少，用不着我再来清汤寡水地描述它的规则，它的开始、过程以及终局。我想说的只是从一个局外人的眼里看见的它的残酷和荒谬，那些起初以为一切皆在掌握中的人，旁若无人地坐下来，洗牌，摸牌，开打，结果却发现没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这个世界的麻将游戏，冷冷地戏弄着每一个人，自以为玩得最溜的人，最后会伤得最深。

杨德昌的手术刀，又一次从最柔软处下手，几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台北暗夜的霓虹，青春伤口被无情地剖开，绝没有现在的都市人病态沉溺的暗地妖娆、诗意颓废，有的只是胎死腹中的童年，未曾绽放即已凋萎的青春，腐败的气息在夜风中悄悄传送。

那只是一群孩子，却要与成人世界游戏，并且自以为比所有的成人都知晓游戏的秘密，到头来，终有些无法了解的事横亘于前，那一张张年轻的脸，愕然，扭曲，绝望，只有靠暴力来寻找解脱，鲜血四溅，青春终结，这个社会的青春期一天比一天提前，直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已成年。而红鱼的那三句格言，将成为所有新人类新的圣经——

不要动感情，只要动脑子。要用你的脑子让别的人动感情，那他们只有听你的份儿。

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如果告诉他们要什么，他们只会对你感激涕零，任由摆布。

世上的人只有两种：傻子和骗子。骗子骗傻子，傻子甘愿被骗。

可是，到了游戏的最后，红鱼自己都已经憎恨起这些让他成为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的强者的教条，以及曾经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父亲，如果他知道谁第一个发现了它们，我想，在一声凄厉的长嘶中，他一定会用轰死邱董的那把枪，把那个混蛋打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世界毕竟不是钢铁丛林，在幽蓝冰冷的金属光泽中，有微弱的橙光在忽闪，等着与他们相遇，或者无情地掐灭它，在黑暗中无尽沉沦；或者小心呵护，终有一团火轰然亮起，照亮某个灵魂，或世上的某个角落。

牙膏是四个人中最为无心的一个，直接，嚣张，可是仅仅因为艾丽丝的一吻就气得暴跳如雷，再也不碰这个差点让她变“衰”的女生。感情在他身上是永远阙如的，甚至伤心，甚至恐惧，吝啬到不能够为自己付出。就是这样的孩子，游忍有余地骗人，却只是动物性地生存，连人最基本的心智都不具备，最简单的交流都不会。当电影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明亮的街灯背后，刀枪不入的他又在向着装更为怪异、更年轻的同伴传授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

高大英俊的香港，正像他那个物化的名字，他本人已经物化为性工具，为了钱，为了报复，为解决同伴的性欲，四处下饵，以色相诱人，甚至不分男女。他总是成功，因为他的漂亮，也因为不动感情，他没想到的是，还有比他更聪明、更不动感情的女人，把他当傻子、当笼鸟来玩。面对那三个成年女子，香港伏地大哭，无助而年轻的声音穿透整个世界的黑暗，镜头在台北水泥森林的夜空盘旋，好像突然一脚踩虚，雁足空悬，17岁的香港要重新经历一片空白的童年。

如果没有父亲的跑路和死，红鱼应该会成为一个比他父亲更卑鄙也更有钱的骗子。他有脑子有胆识，17岁就养得起一班朋友，天生具备领袖气质，一切尽在掌握，甚至可以鄙夷和教训父母。可是他所有教条的传授者就突然背弃了他奉为圭臬的一切，用死向他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曾涉足的门，门里透过的那道光眩目强烈到让他的世界瞬时崩溃，全部信条突然落空，世界成为一个恐怖的黑洞。“老爸，你怎么这样告诉我！”要用死亡来证明另外的规则，这个已经习惯了欺骗和不动感情的孩子怎么能够？鲜血染红了白墙，他对自己举起了枪。杨德昌的镜头一改急促和近迫，在狭小的房子里慢慢上升，俯瞰着这个一下子变得这么软弱的孩子。如果还有人说杨德昌只会狠狠地解剖和批判，这时，你会触摸到他内心的道道伤痕，看见他的满脸悲容。

身量瘦小、有孩子般表情的杨德昌，却是华语影坛一把最为犀利、最有济世热肠的手术刀，他的镜头从未离开当下，他说，他拍悲剧是出自关怀，希望人们在银幕上的悲剧里找到现实人生的止痛剂，不要有太多期望，以免期望落空后要承受的痛苦会更多。看他的电影，不会感动得你热泪盈眶，那种带血的关怀让你像红鱼那样震惊、绝望，然后在绝望里看见一丝异样的微光，找到新生——如果一切都还来得及。

所以，再也不用理会会不会变衰，还是接吻了，少男少女忘情相拥，杨德昌的希望也是如此直接，不懂含蓄。随波逐流的伦伦没有失去自己，最相信爱情的是异国的少女，来自异邦的真爱盛开在台北的街头，这份希望对黄皮肤的我们，却仍然有着一丝遥远的漠然。

在屏幕又一次变黑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毕竟，仍有希望。

看过《麻将》，我无端想到那些在这个感恩的时代拍着些“关怀普通人情感”、“和平永恒”的电影的导演，这是个有选择的时代，有人愿打有人愿挨，他们尽可以去拍，去煽情，去媚俗媚雅，或感天动地，或义正辞言，用批判来颂扬，用眼泪赚取同情，但请他们不要动不动就祭出“关怀”“人道”的幌子而用散发着伪人道的僵尸气或意识形态臭气的电影来蛊惑观众，制造新的教条，如果那样，杨德昌尽可以像红鱼用枪指着邱董那样用摄影机对着他们喊：给我闭嘴！可是我想，经历了《一一》的杨德昌可能是不会那样喊了，而是抱以落寞、无奈的一笑。那么我，还算年轻，在需要的时候，还有没有向世界呐喊一声的血性呢？

当提到台湾电影，杨德昌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在理性思考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个导演比杨德昌发挥得更极致。
《麻将》里红鱼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你只要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会感激你。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做错事情怪自己，他们宁愿到时候骂别人骗了他们，也不愿意怪自己。”《独立时代》里每个人都在表达观点，“中国人最讲一个情字，钱是投资，情也是投资，友谊就是长期投资，亲情就是族产，爱情，就是高风险、高效率的投资。”甚至在《一一》里，年仅8岁的洋洋，最后也说出一大段老成得与年龄不符的话：“我也老了”。
古希腊人写信常用一种隐形墨水，不在信上撒些碳粉，就看不到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信息。看杨德昌的电影同样如此，如果你找到了“碳粉”，撒在他的电影里，你会发现，无论是《海滩的一天》里遭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还是《独立时代》里出版失败的落魄作家，还是《一一》里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的中年男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背后，有着被隐藏起来的一个人——杨德昌。他们的困惑，就是杨德昌的困惑；他们的哲思，就是杨德昌的哲思。杨德昌，几乎借了他镜头下所有人之口，表达观点，批判社会。
借人物之口，对于杨德昌来说，远远不够，他还用过场字幕，《独立时代》开宗明义：“台北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变成世界上最有钱的都市。” 生怕观众不明白他要开始解剖台北社会。在杨德昌的电影里，“导演”也成为了一个角色，导演本人也参与了剧情，足见杨德昌有多么焦虑与激愤。
愤慨，焦虑，锋利，杨德昌因此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刀，注定要见血的。激愤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口。杨德昌多次在电影的最后来一场流血事件，不躲躲闪闪的，不知识分子的，真正动刀动枪硬碰硬的。杨德昌是儒者，是知识分子，他能说，甚至有些唠叨。但是，他也有足够的情绪与气概，表现鲜血横流的暴力。

一 少年血

“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学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乱无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轨迹。”——苏童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一个叫眷村的地方，栖居着来自四方的带着不同乡音的“外省人”。因为无根，加上热血方刚、暴烈乖戾，眷村的少年们是危险的代名词。在这片土地上，少年血是廉价的，在市井街头肆意流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发生在眷村的土地上。单看片名，很难猜出这是关于一个乖巧少年杀死自己心爱女孩的故事。影片长达4小时，不止一次面对鲜血，比如两个帮派在夜色中的斗殴，比如哈尼的死，比如台南帮的报仇之夜。最沉重的，最浓墨重彩的，还是要数影片最后的少女之死。
影片的最后，在灯暖如橘的街头，少年等着心爱的少女。少女很快发现了他手中的短刀，少女从斥责到转身要走，少年从挽留到失去理智，这些都被安排在一个长镜头里。而这个精巧的长镜头，结束在少年一刀又一刀捅进少女身体上。之后便是一个静止的全景镜头，少年的白衣上，染上了刺目的红，那是少女的血。他看着倒地的少女，似乎有点难以置信，一句一句地喊她“站起来啊”，街上有行人向他们投去诧异的目光。镜头久久不动，杨德昌让观众，也成为了街头行人，远远地目睹了这一幕，血淋淋的一次杀人事件。
 杨德昌以将近4个小时的铺垫，让最乖的少年最后挥出最决绝的刀，让最不可能变坏的少年最后走上最无可挽回的路。“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少女死前的一番话，直接为这次杀人事件作了注脚。与牯岭街其他不良少年不同的是，小四不仅不愿自甘堕落，他还想“改变”其他人，尤其是心爱的小明。小四用短刀对准的，正是眼前不可改变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捅进少女身体里的刀，曾经是一个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杨德昌在片中镶入了这则题外故事，使之成为一个谶语，化作影片的深沉底色。日本女人之死，少女之死，使影片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凄美气息。

二 红色成人礼

《麻将》讲了四个小骗子的故事。领头的叫红鱼，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却相当老成，他的骗人理论一套一套，听得人云里雾里，一下子被他迷倒骗去。红鱼无疑是自信的，调兵遣将，八面玲珑，设下一个个骗局，把别人骗得五迷三道。在四人组里，他是中心人物，灵魂人物，像一个窥探到父母房间秘密的小孩，他早早接触并学会了成人的一招一式。
他父亲以前行骗是为了赚钱，红鱼自己呢，每日精心布下骗局，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是为了证明。证明自己长大了，证明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父亲的自杀，对于红鱼来说是致命的，他以为自己长大了，他以为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以为自己洞识别人的想法，他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他以为的一切，被父亲的死否定了。
于是《麻将》的结尾有一场赤裸裸血淋淋的暴力戏，红鱼一枪又一枪地朝老邱开枪。老邱多么无辜，他既不是绑架过纶纶的黑帮老大，又不是曾经骗过父亲的Angela，死得太没有道理了。红鱼那一刻需要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报仇对象，而是一个宣泄口，他心中信仰彻底崩溃后，急需一个宣泄口。一枪又一枪，砰，砰，砰，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更鲜血淋漓。
是的，在我看来，红鱼在杀人的时候才真正长大了。这是个红色的成人礼，他认识到自己的幼稚无知，开始接触到更庞大的未知世界。这个世界复杂危险，光怪陆离，你算计我，我欺骗你，永远都有机关算尽的Angela们，残忍凶暴的黑帮老大们，老奸巨猾的老邱们；马特拉这样纯洁的女孩少之又少，而红鱼自己居然还打算拐骗她去卖淫。
不安、羞愧、困惑、恐惧、亢奋，这些情绪向他涌来，冲击着他，他无可控制地打出一枪又一枪，发泄自我。当然，他在宣泄自我的同时毁灭自我，最悲壮莫过于此。
《麻将》发生在台北，在新世纪最有钱的都市里。杨德昌想告诉观众的是，即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台北并不比一九六零年的眷村更文明：这个大都市里，每日都有拐骗，卖淫，斗殴，仇恨，绑架，杀人。杨德昌展示了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因此他用暴力与血，来代替秩序。

三 恐怖中年

如果说少年血是鲜红刺目的，那么人到中年，流出来的血想必是暗红的。少年人张扬冲动，鲜血也流淌得激越；中年人的血，则浓浊得化不开。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讲述了少年，《恐怖分子》则探讨了中年。少年人不必为“生活”劳神，他们只需考虑“传奇”或“故事”；中年人则相反。与少年人普遍的冲动狂热不同，中年人早已把冲动欲望压抑在心里，为生活而营营役役，成为一个被动软弱、苟且偷安的庞大群体。而那些蠢蠢欲动的，就是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里谁是恐怖分子？是片头那桩悬而未决的案件的主谋，还是带着小刺刀四处捅人、打恶作剧电话作乐的少女淑安，还是不甘过平凡生活、梦想成为作家的中年女人周郁芳？或者是，因渴望升职而不惜出卖朋友、因想挽回始终不爱自己的妻子而铤而走险的中年男人李立中？
《恐怖分子》是有两个结局的，一个是李立中杀死了上司和情夫，一个是李立中孤零零地自绝于肮脏的厕所里，鲜血滴滴答答流淌。
另一种观点是，结局只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个结局，只不过是梦。而我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导演提供的两个版本的结局，前一个之所以处理成“梦境”，那是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出现，而导演暗地里希望它发生。此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淑安和摄影师在暗房里打赌屋外是白天还是夜晚，一拉窗帘，是黄昏，二人齐声说：你输了。就像黄昏的暧昧不明一样，这一场杀人事件的对错真假也显得难分难解。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撒玛利亚女孩》的结尾，杀了人的父亲，将做妓女的女儿亲手掐死在怀里。然而镜头一跳，观众发现这只是一场梦，最终的画面是父亲自首，女儿踉踉跄跄地开着车跟在后面。
同样是用一场梦，将影片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局。不同的是，金基德尚且提供了一个还算光明、还算有希望的尾巴，而杨德昌，无论是哪一个结局，都注定有人受到伤害。这一个复杂沉重的故事，要有鲜血作为收尾。这就是影片的“恐怖”之处——死亡成了唯一出路，流血成了必然事件。



《独立时代》的英文片名为A Confucian Confusion，即“儒者的困惑”，杨德昌本人，正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儒者。影片里的暴力流血事件，体现了儒者杨德昌逼人的血气。
正面暴力，又不止于暴力。杨德昌表现暴力，不是为了刺激或者增加可看性的，与他一贯的理性思考一样，暴力已然超越于暴力，有着导演更深层的意义。在影片中，杀人者往往都不是真正的恶人，相反，杀人者正是需要关怀的弱者，比如眷村少年小四，比如得不到父爱的红鱼，比如正值中年危机的李立中，“杀人”这一举动，是他们内心愤懑的悲情释放。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愤怒，不惜杀人？杨德昌的解释是——社会。
谈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创作时，杨德昌说：“对我来讲最有趣的反而不是茅武的生平或他为什么杀人，而是那个环境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那段时间，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在那个时候念初中，命中注定到现在就是社会中流砥柱，五十年的环境也许会增强你的个性，也许会削弱你的志气，那个年代有很多线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现在这个时代，这是我做这个片子的最大动力。”从被称为前传的60年代，到新台北时期，杨德昌对于现世社会，一直抱着比其他台湾导演更悲观的态度。即使经过二三十年发展，台北业已五光十色繁华热闹，而他的目光总会投向暗流涌动的那一面，他看到了社会怪诞荒唐、病入膏肓的那一面。杀人，是一种反抗的行为，是不肯同流的行为，尽管这种行为未必合法。在无序的社会中，或者说混乱已经代替了秩序的社会中，杨德昌选择了不合法的暴力行为，他对这个社会的愤怒与怨恨，在电影里化作了真刀实枪，一枪又一枪，对这个社会进行射杀；一刀又一刀，捅进这个社会的心脏。
现世社会如此光怪陆离，像一道难题，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有人视而不见，有人避而不谈，更有甚者选择同流合污。“结尾处的暴力流血事件”，则是一种杨德昌式的解题方法。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看清了社会，却不肯视而不见，他选择用最决绝、最激烈的、最不知识分子的方式去敲响警钟。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麽。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麽就对了。知道为什麽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红鱼挥舞着手臂对轮轮说。

　　于是，他告诉那个女孩，她要的是“香港”，她要的是爱他，所以她就应该做香港让他做的一切事情。女孩点点头，问：“真的吗？”红鱼比她更肯定的点点头。于是，女孩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香港”，义无反顾地为了四个男人脱下了内裤。

　　于是，红鱼坚持着自己的观念“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要什麽！”他说他可以骗人，他动脑子，却绝对不投入感情，这样他就不会失败了。他去告诉别人他们到底需要什麽，并借此赚钱。他就是这样活着的，一个告诉别人他们需要什麽的人，也就是——骗子。

　　他以为他活得很成功，他可以赚钱养他的三个朋友和他自己，他们一伙儿。可是，最后呢？马瑟不相信他了，轮轮不相信他了，“香港”反而被安琪儿一伙儿玩弄……而他自己呢，在父亲和女教师双双自杀之后，愤怒之下枪杀了安琪儿的“情夫”。

　　杨德昌是一个可怕的人，下午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在这样说着他。他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冷冷得看着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他把这个世界的真实一刀一刀的解剖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看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温情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麽。在他的电影里，人们都是那样的孤立无助。于是，人们用谎言，用信誓旦旦的真诚背后那双冷酷的眼睛来拥抱别人，来孤立别人，保护自己。

　　可是，他还不够残酷，他最后总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情的存在。所以，才会有《独立时代》里边最后那个邀请；才会有《一一》里边，一一给奶奶的信；才会有这部《麻将》里边，轮轮和马瑟的拥抱亲吻。看他的电影，我都会捂住胸口，被他震惊到竟然无法感觉疼痛。我只会颤嗦，只会害怕，只会被深沉的绝望拉下悬崖。可是，他最后，总会拥抱着我，把我重新放回地面，然后轻轻的抚慰着我，让我眼睛里便重新燃起希望的星光。

　　麻将，是中国人的游戏，是——“国粹”，还记得钱钟书《围城》的开头一幕便是麻将。中国人喜欢这个四个人玩的游戏，慢慢悠悠，在勾心斗角中消磨时间。每个人都在猜别人要的是哪张牌，都在想自己要的是哪张牌。还记得我陪外婆他们搓麻将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总爱问我：“你到底要什麽阿？”我当然不会告诉她，其实，多半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听牌。在杨德昌的电影里，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在一起搓麻将，而且不到死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听牌”的，于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

　　“红鱼”和他的父亲一直在告诉别人他们要的是什麽，可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麽。他们忘了问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忘了自己除了钱其实还需要的东西。父亲最后用死来告诉“红鱼”，他除了钱，他还需要爱情。可是，可笑的是，这群年轻人中，没人相信爱情的存在，他们只相信和女人亲嘴了之后会“衰”！这很可怕，也很可悲。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麽？是钱？是爱情？是亲情？是友情？还是别的什麽？在杨德昌的电影里，他们最后看到了。他们要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他们要的是真情。可惜，只有轮轮是幸运的，他最后把马瑟拥在了怀中。“小活佛”对轮轮大吼大叫，轮轮看着他：“你吼我，是因为你需要我！……马瑟她也吼我，难道她也是需要我？”他转身走了出去。

　　在杨德昌一贯不变的镜头中，人们表现着这一切，所有的一切。他不用花哨的镜头切换，他不用高科技，他甚至从来不用近景、特写，他不推镜头，不拉镜头。但是，他却一样把人物的每个细节，整体形象让我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把我震在当场。这个人，太可怕了！他在狠狠的嘲笑了我的自欺欺人之后，又把市井的喧闹放在字幕的时候做背景。他让“香港”的哭声越过流光跃彩的夜晚台北都市传到了轮轮、马瑟被绑架的现场；他竟然让空荡荡的房子里“红鱼”的哭声一下子在变黑了的画面中被大街上汽车里马克的笑声压倒；他竟然让“红鱼”枪杀了邱老板；他竟然让马瑟如我幻想的一样走下马克的汽车去寻找轮轮；他竟然到了最后还给了我一个童话故事，一个睡前童话！他竟然敢这样来我瑟缩在沙发中无力的绝望着，他竟然敢最后还给我一丝希望！他竟然能这样拍了一部电影，他竟然能只让麻将在电影中出现了一次却把电影叫做《麻将》！这一切像是一个笑话，而我被他嘲笑了一把！

　　可是，他就是做了，他就是拍了这样一部片子，一部叫做《麻将》的电影。其实，他已经很温和了，相对于他的《独立时代》他已经很温和了。他不会让我们只坐在“Friday”的酒吧里了，他会让我们站在大街上听叫卖声了，他把孤独的咖啡换成了热汤面的温热。只是，他却一遍一遍的从电影里边冒出头来指着我的心口，问我“你到底想要什麽？”仿佛突然出现的黑底白字的字幕，我张口结舌，无从回答。

　　连字幕都完了，电视上出现的只有vcd的牌子了，我却坐在沙发上，依旧捂着胸口，感受着恐惧对我的折磨。只能是恐惧，对未知的东西，我只能感觉到恐惧，软弱的恐惧。喝了两杯凉开水，我才惊魂未定的坐在电脑前，随手打开一张图片“世界上最恐怖的图片”，居然是一堆完整无误，热气腾腾的“shit”！

（一）
麻将者，国粹也。先人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谈笑间，灰飞烟灭；活在当下者，“想摸个一筒，就是个一筒”，将绿色与人文进行到底；后继者，从小就在麻将桌下，鼻涕与眼泪起飞，耳濡目染，无师自通。它成长在民间，游弋在历史的罅隙，闪烁于艺术创作之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与生与死、火与冰、血与泪、犁与剑一样并行不悖的是，每一桌麻将的如火如荼，每一桌人的呕心沥血。翻开历史长卷，自诩为“赌神”的李清照，逃亡途中，不忘带上赌具，在“易安麻将第一期培训班”的讲话中，无不痛心疾首地讲到，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这是为什么呢？难怪《打马图序》会成为当年畅销书榜首。怎一个豪迈了得，梦回宋朝啊。

梁实秋在《麻将》中写到，“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飞，不加思索。”可以想象，其在麻将桌上，轻轻地我“自摸”了，正如我轻轻地“放炮”了，在“杠后花”后，环顾四周，睥睨天下，大喝一声，“沙扬娜拉”。而胡适在其日记中接连三天只有孤零零地两个字“打牌”，直到第四日，幡然悔悟，“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俨然要三省吾身，可后面两天一如既往地打下去，或许只能用梁启超的“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聊以自慰了。怎一个可爱了得，梦回民国啊。

京城达人老六在《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中，有篇《关于麻将的记忆碎片》，用“行无忌、少年游、永遇乐、恨无常、迷离劫、踏莎行、煞风景、魂不归、常别离、有所思、大风歌、离魂月、贺新郎”将麻将场上的生态画像刻画得酣畅淋漓，那是一个还没被选秀和炒作占据人们视野的时代下的“这是他们的权利”的选择，在娱乐手段和物质资源相对贫瘠的情况下，在打拼梦想和挥洒激情之后的片刻放松，那也是一个堆砌和叩击理想的年代。怎一个迷人了得，梦回八十年代啊。

现如今，歌舞升平，繁荣娼盛，打打杀杀已经过时，那索性就在麻将桌上你来我往，持久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贯彻“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也算是对全民体育的另一种的遥相呼应。全民麻将，川渝人民尤甚。这里的国粹之盛行，三步一茶楼，五步一茶馆，父子兵，齐上阵，老婆女儿助威团，经常是打得那昏天暗地，日月无光，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眼看他放炮了，眼看他自摸了，眼看他回家要跪搓板了。在重庆，以“学习”、“谈心”、“交流人生”、“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为由，我终究被拉上贼船，成为“主修川麻，辅修重麻”的叱咤麻坛的常青树和圣斗士。

这终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并没有赢家和输家，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收取“交易费用”的茶楼老板了。当时的我，年少气盛，本着魔挡杀魔佛挡杀佛的精神，凡是接到牌局邀请，一概狂奔而去，慷慨赴局，无奈“技战术”稍逊一筹，总是大败而归，然后总结经验，只争朝夕，奋发图强。只到有一天，看到川姑娘桑格格在《小时候》赫然写道：他们也不是经常扰民，有时候他们会收集全班同学的橡皮擦，然后切成一副麻将，四个在后面聚精会神的搓橡皮麻将，整个教室就说不出的安静和祥和。

我不得不仰天长啸，我勒个擦，人家都是可从娃娃抓起啊，他们天生就是为打麻将而生的。然后只有黯然唏嘘：噫吁戏，少不入川，少不入川！

（二）
游戏也有厌倦的时候，不自觉间，伤痕累累的我已经在麻坛销声匿迹。它就像重庆的夜雨一样，不露痕迹，悄然无声，翌日的清新空气和被冲洗过的马路才见证了这一切，见证了那段疯狂的岁月。回头看，除了没心没肺，还有就是低落消极的情绪，迷茫纠结的状态，初涉社会的微小亢奋在麻将桌上被更大的虚无和荒诞所瓦解。

麻将是那么深入人心，在川渝，它似乎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对于麻将，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笑而围观者，都以自己的视野和视角在观察这被人类发明却反过来奴役人类的游戏工具。时评家熊培云从家乡人民打麻将中，看到了民主宪政的群众基础和曼妙风姿；小说家阿乙在《意外杀人事件》中自传性地写道，小小科员艾国柱在和副主任、主任、调研员鏖战一夜后，在换位子，掷骰子时看到了“极度无聊的永生”，决意出走；历史学家们挖掘出在军阀混战时，而军阀们的老婆们却在麻将桌上不见硝烟地厮杀，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圣诞节，英德两国士兵走出战壕，互换礼物，甚至兴趣盎然地踢起足球。

（三）
“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作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往往会因为一个莫名的由头，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这也间接证明了只要给予和释放充足的空间和时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便会蓬勃爆发。

在1996年，杨德昌导演就组织了这样一场麻将，他就像机麻正中央横躺着的两颗冰冷的骰子，转动，静止，窥视，无规则的转动透视着生命的无常和未来的无知，安详的静止和窥视去目睹生命个体的喧闹、挣扎和生存迷茫，以及城市和西方文明对人们生存空间的挤压，丧失道德，疯狂逐利，自我迷失。在这场麻将的盛宴中，有红鱼，有纶纶，有牙膏，有香港，他们在鲜艳嘈杂的台北上空，支起一桌麻将，坐守东南西北，乐此不疲地玩着游戏。

游戏规则的限制，这是一个四人的团体游戏。而个性鲜明的四个人，又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和不确定性。

红鱼，有自己成熟的战略理念和战术体系：（1）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骗子，一种傻子。（2）这年头要出人头地，要动的是脑筋不是感情，要想害别人，就害他动感情。（3）现在这个世界已没有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只要你去告诉人们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相信你，这样我们不就发了！这种战术体系全面、完善，进攻性十足，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尤其是对于个体观念淡薄的中国人来说，极具蛊惑力，撕去厚黑学的恶面，敷上成功学的温情面纱，贩卖丧失独立思考后的盲目顺从和引导，犹如真诚地去骗人的唐骏，犹如虔诚去骗人的李一。当然，好的战术需要坚强的执行力，这种战术的致命弱点就是贯彻和执行得不彻底。红鱼就是显然犯了这一错误，他张牙舞爪地质问着，“操你妈逼，这个时代，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与其说是他在质问旁观者，质问周遭，质问时代，倒不如说他在捶胸自问。他只是一个沉浸于自己设计的游戏中的孩子，父亲的死，让走火入魔的他有所清醒和动摇，而当这套战术体系的打击对象造成的技术性错误呈现在他面前时，他像个被自己操纵过的人一样，看到了傻，看到了感情，看到了自己的迷茫和困惑。于是，他毁灭了自己，在这个盛大的游戏还没结束时，他已经倒在麻将桌上酣然大睡。

香港，是认同红鱼这套价值理念的，也是坚定的不折不扣执行者，但是他没有红鱼理解得更加透彻和深远。他是“身体”力行，他在透支身体，他把自己塞进欲望的绞肉机里，让兄弟们茹毛饮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也是简单的，团体主义的归属感让他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感动不在孤独，团体所移植的畸形的价值观被掩盖在兄弟义气和青春的不羁与放荡中，如果说红鱼还残存的善的信念是亲情的话，那么香港就完全沦为一个所谓的友情原教旨主义者。当他遇到一个犹如《出埃及记》中的超级邪恶的另外一个和他们理念和宗旨雷同的山寨般的“共产主义”非正式组织时，不知道是他惊诧得嚎啕痛哭，还是崩溃得涕泗滂沱。是的，我们一直在吞噬欲望，早上醒来，发现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欲望。在这场饕餮的游戏中，香港借故去上了个厕所，他再也没有回来。

牙膏，小活佛，如果说红鱼是这套理论的构建者，香港是一个积极的响应者，那么小活佛必将是发扬光大者，他会为了这套理论改造和武装自己，他坚信不疑，哪怕是这个理念在执行中的不顺利甚至要导致组织的破产，他也要力挽狂澜。他可以像日本的左翼共产党一样，与时俱进地微调和修改党纲，进行部分的去意识化，修改理念去迎合现实，他也可以像我天朝一样，将“初级阶段”、“特色”、“国情”悬挂于口，偷偷地改造自我去迎合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只不过令人失望的是隆胸失败了就不敢在做变性手术了。小活佛是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和他比，李一算什么，李一还有对我上山求道的无知女校友下毒手，小活佛都不和女人亲嘴的。当红鱼酣然大睡，香港嚎啕大哭，小活佛对影成三人，他攥紧了一张麻将，他是否能预测到下一张麻将？或许，他将马不停蹄地去奔赴另一个牌局。

纶纶，是被强行拉进这个牌局，正如梁实秋所说，“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坚不下场，大家都认为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对红鱼的这套理念并不狂热但也没有否认，但是其清澈的眼神是导演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希望，这也就注定其将背叛和远离这个群体和那套自以为是的价值认同。而要想让这个游戏更加有声有色，那么必然就少不了马特拉这样的“场外买马者”，让我们略感欣慰和温情的是，马特拉买到了纶纶。

（四）
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残酷青春，导演要表达和言说的东西，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和选择那样繁多和复杂。它就像个牌局，每一次随机的排列组合，和人为因素的见招拆招，使结果和未来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导演就像个程序化运转的麻将机，冷静地按部就班地运转。但是，导演的隐隐的愤怒青年和话痨的特征，在红鱼的运用自如的流利的国骂中显露无遗，他用的是动词“操”，更激烈，也更现代化，这或许也是和侯孝贤的区别，侯氏电影中更倾向于用“干”，更怀旧，更温情。

当红鱼的劈头盖脸的叩问“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时，我承认，给我带来的是似受虐狂般的快感，我希望他给我们指明方向和答案，但是答案却在风中飘。影片带给我们的最大意义直至内心，让你在犬儒主义的泥沼中停止深陷，让你在世俗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中放慢脚步，让你在无休止的考试和冗长的会议中顿生片刻思考和觉悟，让你在无关痛痒的纠结与焦虑中少点内耗和沉溺，让你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该撞墙就撞墙，该跳河就跳河。

我知道，你们也是这样，80后的你们。当困惑和踟躇不前时，就对自己说一声，“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一如一年前，那个通宵之夜的奋战，夜雨，鸡鸣，拂晓，那把牌进行到三分之二，我一手好牌，张张惊艳，却忽然悲剧地发现少了张牌，蛋疼，手抖，面部微微抽搐，我喝口浓茶，点燃只烟，假装镇定，膀胱依旧鼓胀，幻想山崩地裂，期冀时光倒流，那一刻，我神游太虚，“操你妈逼，你到底需要什么？”魔幻般地在我眼前的一排麻将上滚动，像打在电子屏幕上一样。那把牌最后被我通过有效的技战术规避风险了，但我以后也基本上淡出麻坛了。

伍迪.艾伦的哲学之形成肇始如下：我妻子请我品尝她首次所做的蛋奶酥时，不小心把一勺掉到我脚上，砸断了几根小骨头。而我的哲学也肇事于那天晚上。我也开始学会拒绝，学会自我审视，自我觉悟，自我约束，去做一个社会主义四有青年。多少次再从菜市场的机麻旁走过，重庆老头老太的松软的瘦骨嶙峋的手，在那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的骰子的舞动中颤抖，我都会心中暗暗对自己说，操你妈逼的，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是假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