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丝绸之路

纪念《敦煌》30周年：中国的文化内核与日本的包装成就

和运超

如果说一部电影《敦煌》，让原本只属于专家学者的“敦煌”，从中国偏僻的小城镇和山沟里的故纸堆走向世界，推动当地旅游红火了30年，可能觉得言过其实。但事实上这样一部影响一个地方命运，助力当时国际文化交往的电影确实存在过。

这部30年前的《敦煌》，背着中日两国合拍片的名义来到中国取景拍摄，本身就是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拍摄，但不论投资、制作和演出基本都是属于日本人，日本为这部电影投入过亿元的巨资（当时日元标准达到40亿左右，可见日本人对敦煌石窟的热情），尽管八一厂协调军方出动大量群众演员，也同意日本剧组在部分洞窟场景实景拍摄。在《敦煌》大获成功，荣获1988年第12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奖（西田敏行），演回鹘公主的女演员中川安奈则获得《电影旬报》的新演员奖，可惜这位演员以及于2014年因患癌症病故，年仅49岁。几年以后，日本人再接再厉耗费巨资和中央台合作了举世闻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很难简单分析，日本为什么对敦煌那么着迷。正如片尾提到过那个绕不开的话题：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日本和英美法俄列强都大肆盗取了敦煌的文献壁画。日本人还占据相对精通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优势，窃取的往往是精华。而且，日本对敦煌和西域文献文物的盗取是获得皇室大力支持甚至出资赞助的。一般很少提及，著名的大谷光瑞探险队背景，大谷光瑞娶的是大正天皇妻子贞明皇后的姐姐九条筹子，大谷有伯爵身份，他的行动是得到皇室鼎力支持的，他根本不懂文物价值，是为了炫富和获得名声，包括他雇佣橘瑞超组建探险队大肆搜罗文物后，收藏的也是帝国京都博物馆，这也是皇家背景的收藏地，不是“大公无私” 把文物上交给国家。之后，美国来盗取敦煌壁画和佛像的人当中，就有著名的爱摆弄所谓和平手腕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婿兰登·华尔纳，他是用很卑劣的手段剥下大片大片的精美壁画，还用锯子锯下不少石刻佛像，导致许多损坏处再也无法修复和还原。美国盗取敦煌文物不算多，但壁画却达32000平方厘米，一尊高 121.9cm 的半跪式供养菩萨像和一件是北魏彩塑飞天被奉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难道总统岳父压根不过问他的女婿去中国都干了什么？这些隐秘尴尬今天打着文化交往的国际关系，怎么好意思再对公众宣扬呢。此人在美国被誉为考古界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因为他生活的时代还被不少人认为就是斯皮尔伯格著名寻宝冒险电影《夺宝奇兵》里面琼斯博士的参考人物原型。

众所周知，《敦煌》根据井上靖原著小说改编，井上靖当年在敦煌经卷某处发现了一段记载：“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其实，就井上靖写的历史小说而言，本身不算多么出众。尽管沾一点史实的边，但故事主线其实还是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风流韵事，走通俗小说的路子，这一点和日本读者观众的欣赏口味爱好浪漫有关。

因此，电影的导演佐藤纯弥也是日本少有的能够掌控商业大制作的人物，尽管他60年代就进入电影圈拍片，当年一度做过黑泽明的副手，学到不少大场面经验，加上《人证》《追捕》《新干线大爆破》等之前一系列商业片的口碑积累，令佐藤纯弥的视野逐步具有国际范。《敦煌》据说最早倒没有考虑由他这个一贯拍时装动作片的导演参加，原本定下的是深作欣二导演，而且他挂帅的剧组早在1983年已经来到中国考察取景了，剧本也完成了，还约谈了真田广之、千叶真一这些古装动作片方面很有经验与人气更高的演员。但是，似乎由于预算的问题，据说深作欣二导演等班底之前定下的投资更高，但筹备过程中发生变故要削减，导致他们退出。才有佐藤纯弥剧组重新改写剧本和另外组建演员班底，尽管佐藤浩市、西田敏行等人演出效果并不差，但在动作戏方面，显然没法同具有动作根基的真田广之、千叶真一等人相提并论了。

从艺术追求来看，日本人做事一向细腻，为拍这部影片专门在甘肃投资2700万元人民币修了一座敦煌古城，城中具备河西风格、民族风格、汉人风格不同类型的街道、建筑，之后甘肃方面一直拿来招揽许多剧组拍戏，不断完善扩建，今天就完全宣传这是中国甘肃打造的一座影视城了。

《敦煌》一片在历史背景上对宋朝、西夏、河西回鹘、敦煌城、吐蕃等都有提及，而西夏和河西回鹘的矛盾算是战争戏方面主线，为了争夺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也对照了西夏扩张准备立国的史实。在剧情上，主人公赵行德从宋国到西夏再到敦煌的人生历程，见证了丝绸之路上一个新兴西夏王朝诞生的铁血策略，赵行德原本怀抱希望，最后到梦想破灭，为了保存古籍文化而做出贡献。这个故事在乱世背景下的演绎，多少体现了原著小说和编剧导演进行文化反思的努力，也多少说明为什么《敦煌》能够是一部成功电影的原因。

井上靖本就是态度鲜明的文化活动家，早年间参加过战事，对日本的侵略破坏各国文明深感愤慨，加上他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使他在战后一直从事文化交流活动。毫无疑问，《敦煌》这部作品本身带着战争对文明/战争对普通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考。故事中，赵行德作为个人的命运，而敦煌古籍作为地方文化的象征，在西夏扩张的战事中都被无情碾压。几个人物角色都有相应的角度和理解，例如赵行德代表知识分子，朱王礼代表军人有所醒悟和抗争的一面，而西夏李元昊则是扩张的狂热分子，无不带着对过往历史的沉痛反思。

电影一开始，原本繁荣的宋朝在下层人物眼中是一个历史悠久，但腐败透顶的国家。书生赵行德在科考时回答不出对西夏国的介绍，就被判定学问不佳，其他书生也大多对科举失望，因为当时宋朝冗官现象非常突出，很多文人士子没有出头之日。赵行德救下一个被俘虏拿来贩卖的西夏女子，给他一张西夏文通行证。赵行德作为书生看到西夏文字对一个新生国家感到好奇和向往，才离开汴梁去到西夏。他认为西夏能够创造文字自然是文明开化和充满希望的地方。

可事实并非如此，他结果去的是军队，见证了西夏对河西回鹘的征服，遇到他钟爱和营救下的回鹘公主。之后，电影专门设计了赵行德在西夏都城学习文字的戏，还同李元昊有一次对话。当时是敦煌太守曹延惠来臣服西夏，双方达成和解，李元昊领曹延惠了解西夏文，介绍发明文字的野利仁荣，谈到文字优劣和文化影响力的问题。

李元昊：“行德，你认为我的宋国话说的怎么样？” 赵行德：“您说的非常好。” 李元昊：“那你认为我为什么要学习宋国的语言呢？”赵行德沉默。

李元昊：“那是因为宋国的文化比西夏先进，而且宋国比西夏强盛。但是现在大不相同了，西夏有西夏的文化，有西夏的语言了。行德，宋国的语言与西夏的语言，你认为哪一方比较正确呢？” 赵行德：“我认为语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李元昊：“没错，是没有优劣之分。弱者必须学习强者的语言，只有这样而已。但如果西夏征服了宋国，宋国的人就会争先恐后地来学习西夏的语言，西夏的文字。”

很显然，西夏——在电影中无形之中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日本形成某种影射。赵行德本来是北宋的书生，他去学习西夏文，还为李元昊做事，对北宋来说是一种背叛。但最终他是一个自我觉醒的人物，主动为世间保存了重要的文明遗迹。赵行德其实骨子里是日本另外一部分知识人、文化人对自己心灵的救赎，同样带着文化角色的隐喻。

　 电影主题的指向显然不认同野蛮和武力，无论当时多么辉煌，国力如何强盛，没有文化就等同没有灵魂。世事虽然艰难，经历劫难之后总能看到重生的希望，本身就有一些佛学的意味，就敦煌文化和日本浓厚的佛学文化都有某种融合趣味。如同赵行德最后在沙漠中看见一朵小花，代表着奇迹，在沙漠中象征着生命和未来，既是对敦煌文化的寓意也是对赵行德这类普通人的祝愿。

前面也提及，片中演员表现大都不错，主演佐藤浩市是星二代，老爸三国辽太郎是实力派的老戏骨。佐藤浩市后来也相当不错，戏路很宽。另一主演朱王礼是西田敏行，是一个内心曲折，最后悲壮赴死的人物，日本人一向对这种角色欣赏，所以获表演奖的是西田敏行。而反派李元昊的扮演者渡濑恒彦也演出阴沉的气质。

《敦煌》除了宣传敦煌本身以外，还为很多世人宣传了历史上西夏王朝这一神秘的古国。这部电影之所以显得考究，很大程度对当时河西地区古代民族的全面呈现，这在今天的中国电影市场，几乎可以判定是找不到“生路”的故事。

西夏当时信奉萨满教，出征前依靠巫师占卜，这是符合史实的习俗，辽金夏元几个王朝都有这种习俗，片中呈现大量西夏文字，包括战争使用的连环马，而且李元昊大多数时候白衣白马也都很符合西夏风俗。因为，西夏的一种全名就是白高大夏国，崇尚白色，这一点和女真金朝类似。西夏女子、回鹘女子、敦煌地区民居和器乐风俗也都能以敦煌壁画为参考尽力去还原呈现，这些都是日本制作方非常细心和努力的结果。

但从另一方面，影片还是有不少的瑕疵，以下就笔者所知略作介绍。

第一，西夏的称呼不准确。站在宋朝方面可以称西夏，实际上宋人在私下场合很多只是称河西，如果带着贬低色彩的话就是西蕃了，多少有点不愿承认西夏为单独一国的心理。而西夏方面是绝对不会称自己“西夏”的，这种低级错误，当年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涉及虚竹他们到西夏征婚时也犯过。他们可以自称全名“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国”或“大白高国”，总之是绝对不会自称“西夏”的。

第二，西夏早期朝河西地区扩张时没有立国，消灭河西回鹘时，李元昊还只是太子，其父李德明被辽朝和宋朝都封为夏国王，宋朝后来还赐姓赵。虽然割据已经形成，但还没有西夏国，当时还只是党项部族政权，不断出现西夏国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第三，从部族来说，他们也不会自称西夏人。虽然今天都知道西夏主体是党项族，但党项族的来源和组成十分复杂，究竟以河西鲜卑为主还是以吐蕃西羌为主一直众说纷纭，但习惯上他们是站在吐蕃西羌角度往往自称弥药人，至少弥药本身的确是党项羌的一支，站在党项民族的立场自称弥药是没有问题的。鉴于唐朝时候吐蕃强大，当年弥药长年受吐蕃统治，受吐蕃习俗影响确实很大，后来西夏建立礼仪官制都有吸收蕃礼蕃职一说。

第四，片中出现创造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对赵仁德说自己家族属于契丹人，这毫无根据。党项族的野利氏和契丹族的耶律氏，今天读起来相似，电影中就想当然认为这是来源于一个姓氏。野利在唐代典籍如《通典》中写作“野律”，这是党项族出现以来的传统八大家族姓氏之一，和契丹族的主体耶律氏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第五，围绕敦煌的历史也有失误。敦煌太守有一个专门的背景是归义军，指唐末从吐蕃统治解救出来归顺唐朝的节度使封号。唐末张义潮家族的归义军基本收复河西好几州，最远还占据伊州（今新疆哈密市境内）。到宋朝初年对敦煌当时更标准的称呼应该是沙州，与瓜州、甘州、肃州、凉州等对应。而归义军在宋朝初年主要就只占据沙州和瓜州，就河西背景来说，甘州、肃州为河西回鹘占据，凉州及陇南大部分地区在吐蕃的手里。

第六，曹氏归义军最后的首领并没有曹延惠这个人，电影中是错的，按照出土文物记载，敦煌太守叫曹贤顺，而瓜州太守是他兄弟叫曹贤惠，小说估计是把这个瓜州太守人名错误弄到了敦煌。而且，还不能认为他们兄弟俩姓曹就是汉人，电影中说敦煌在汉人手里是不准确的。河西各地有很多汉人固然不假，但这个曹氏家族并不是汉人，而是西域昭武九姓的曹国人后裔，他们祖上来自中亚地区。只不过在河西生活多年以后有汉化色彩，他们推崇中原文化才说自己是谯国曹操家族后人，这是一种宣传标榜自己的策略。

《敦煌》作为一部耗资巨大的史诗战争电影，若从战争场景角度来说，气势是有的，但佐藤纯弥在古代战场的表现毕竟无法同黑泽明相比。客观上说，片中是呈现中国古代的战争，与日本古代战争也确实有很大区别，这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特质。但是，影片在骑兵战法、弓弩战法、夜战、攻城战、投石机、楼车等表现都很认真，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敦煌》尽管是有一些不足，但已经属于展现中国古代历史题材中的佼佼者。20世纪80年代，曾经留下中国历史电影最辉煌的标志：一个是1987年的《末代皇帝》，一个就是1988年的《敦煌》。可惜的是，一个属于欧洲人团队拍的，一个则属于日本人拍的。令人讽刺的是，拥有5000年深厚历史底蕴的中国，竟然迄今都还没有一部真正可以昂首挺胸走向国际的历史题材电影！

虽然有时候提到像《霸王别姬》这种小说改编、故事时间跨度比较大的电影，往往会称赞电影具备史诗化的气质，但毕竟谁都看得出电影本身不属于历史故事。对于我们国人来说，优秀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别人才真正懂得欣赏和大力弘扬，不光是电影《敦煌》昭示的命运如此，敦煌宝库本身的历史，甚至许多优秀的中华文化资源的命运，不也是如此的吗？这是一个怎样令后人沉痛而悲哀的现象？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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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东亚，无论是动画片《铁扇公主》，满映与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有解放后的新中国电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友好蜜月期……中国电影与日本电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被引进到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七十年代一度有《裸岛》和《日本最长的一天》，八十年代有许多更广为人知的片子，《追捕》、《望乡》、《砂之器》、《伊豆舞女》，以及山田洋次的《远山的呼唤》、《寅次郎故事》，还有如今的影迷不太熟悉也不太能想象的小栗康平的《泥之河》、大林宣彦《姊妹坡》、市川昆《我两岁》、泽井信一郎《 W 的悲剧》……因为光是这些名字，可能就会被贴上小众，没人看的艺术电影标签。但实际上，熟悉日本电影的影迷，都知道它们的分量。

八十年代的日本电影，作为昭和年代的最后时光，它依然处于六十年代大制片电影崩溃后所扬起的尘土当中。黑泽明这样的大师还在拍电影，但跟日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群雄逐鹿，颜色纷呈，又没有领军人物。人们相信会有更新的力量参与到电影制作，但并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相对中国影迷特别熟悉的九十年代日本电影，这个阶段的日片，往往被认为是上一辈人所熟悉的老古董，但它们的好质量是没得说。再到吉卜力的《天空之城》《风之谷》和《龙猫》，新世纪开始，更多的日本电影是以动画片的形式，出现在更新一辈的影迷面前。但此时，人们接触电影的方式，已经不是一度稀少得可怜的电影院数量，或者隐蔽的内参片译制片形式，而是来自于取之不尽的网络。

在我提到的这一大波日本电影中，1988 年的《敦煌》是没有太多人关注的一部。然而，我在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却反复联想到了中国（电影）与日本（电影）的关系，还有敦煌这个地方对中国人的无限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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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也是我去过的国内旅游城市中，印象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有国际级水准。莫高窟无疑是敦煌最受关注的一处景点。

相信去过莫高窟的不免会有遗憾，没有足够多的时间，体力，金钱和运气，去把每一个洞窟都看清楚了。数字敦煌的洞窟列表，不乏有 254 、 321 这样的特窟，清晰到你想象不到，还原到身在现场，而且还有 VR 技术应用。

在敦煌或是西安，当我在文物上看到太多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标记、符号和记忆，它们展现了古人无以伦比的艺术创作力。但这些东西，你却很难在中国电影看到存在的痕迹，相反，可能还得经受胡编乱造毁尸灭迹的折磨（从张艺谋到李仁港）。

无论如何，这都是我又一次想起《敦煌》的原因，还有它背后的世界主义。

2015 年 4 月 15 号，傍晚，北京遭遇十三年来最严重的沙尘暴。

北方的天空突然变成暗红的土黄色，大风提前宣告漫天沙尘的到来，杨柳脏絮更加肆意，无孔不入。空气中闻得到呛鼻的沙子味——那是一种毫无生机、痛苦绝望的味道。我走在新街口外大街上，赶去中国电影资料馆观看《迎春阁之风波》。

在影院坐下时，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定。哪怕外面是世界末日，这里也是我愿意留下的栖身避难所。影片开始，它的背景设定在大西部，古装加动作，如同《龙门客栈》。踏进客栈的客人，总要照着袍子拍打上几下。于是在电影院里，似乎又可以闻到沙尘的味道。

我想起了《敦煌》。

就在不久前，我看过更加恐怖的沙尘暴图片。

敦煌一片浊红。人、车还有建筑物，它们变成了看不清的剪影。莫高窟也因此关闭，给人感觉是沙暴再吹上几天几夜，它就会重新被沙土掩埋。

我不是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2014 年到莫高窟旅游，一直待到所有游客散去。我跑到了对面的荒漠上，周围一片荒凉，风声越来越大，甚至扬起了沙子。远远看着莫高窟，它变成一块墨色的阴影，竟有如千年的文明历史。

《敦煌》拍摄于中日蜜月期的 1988 年，取景于敦煌，搭建了城池。这部电影慢慢消失在中国观众的记忆里，却一直留存在当地导游的解说词中。《敦煌》的主创全是日本人，不至于有安插一名中国演员去当公主之类的状况。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与今时今日的中外合拍片全然不同。个人觉得，《敦煌》的价值和地位，无异于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它们讲的都是国人自以为了如指掌，实际上却是大片大片空白的中国历史。

明眼人都知道，光靠中国电影人，他们无法驾驭这样的题材，更不会痴迷于敦煌的宝藏魅力。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描述有点妄自菲薄，那么，你可以先去看下 NHK 的纪录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事实上，莫高窟数字中心的球形银幕相当不错，但前面介绍敦煌的中国式古装大片，完全是惨不忍睹。

井上靖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古卷上的一段文字，“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流沙万里，山河故人。这样一封无可考据的情书，在王朝覆灭和时间流逝中，铭记了人类永恒的爱情之美。所以，《敦煌》不仅是一部古装历史大片，它还包裹了一段凄美而不可得的爱情。没名没姓的甘州小娘子，叫汉人书生念念不忘。井上靖便塑造了一个赵行德，闯入到北宋与西夏纷争的历史当中。神秘的回鹘公主，惊艳地出场，绝决地离去，令人震撼又心悸。

赵行德历经了幻灭的人生起落，榜上无名，出走西夏，兵荒马乱，抄经转文。与回鹘公主的相遇，若以时间为计，爱情简直短暂到不值一提，脆弱到不堪一击——有如指间滑落的一捧黄沙，电影甚至没有一滴泪的煽情，因为赵行德一直是那个赵行德，他没有成为大英雄，而是那个没有留在历史上的无名氏。但我们跟着他的命运轨迹摸索游行，窥覩了流沙之下消逝的历史。

其他电影里，赵行德或应该就此大彻大悟，遁入空门，另求解脱。如果这样拍摄，佐藤纯弥只会交出一部以敦煌为背景的感伤情节剧。保护回鹘公主失败后，赵行德很快承担了另一项更为艰巨的人生任务，保护经书。

《敦煌》充斥了大量对文字、文化和文明的讨论，比如造字、识字、抄字，比如在那没名没姓的年头，不愿做一具没有名字的尸体。赵行德直接介入了西夏文字的影响传播，又参与了对敦煌文化典籍的保护。但即便如此，他的命运，依然只是流沙的玩物。不变的只有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还有那座沙漠中的敦煌城。它既存在于历史想象当中，又穿越了时间，一直矗立至今。

李元昊说，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是我……他说对了，人们确实记住了他。

然而，《敦煌》要写的并不是他，他只是一名配角，站在了赵行德的对立面。强硬派如他，在电影里却遭遇了愤怒而绝望的怒吼：杀！杀！杀李元昊！

电影写的是失败者，柔弱的赵行德，抵抗不住命运的摆布，然而，他保持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和人性光芒，历经苦难，宛如孤独的星辰，深深吸引着昨日和今天的观众。

无论从历史、现实或是艺术角度来看，日本人都表现得比中国人更爱敦煌。借《敦煌》这部电影，他们不加掩饰地赞美敦煌，讴歌历史的瑰宝，又小心翼翼地触碰着微妙的民族关系，似有所指。这部极其特殊且无法复制的历史大片，以傲人的 76.5 亿日元票房，高居在日本电影票房历史排行榜的前列，它与日本人痴迷的战国和二战历史题材，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尚还年轻的佐藤浩市，饰演北宋书生赵行德，他有一口白深深的好牙，就像胡金铨电影的石隽，举手投足有古板的书生气，但更见文弱。

饰演回鹘公主的中川安奈，后来很少出现在其他电影当中，但能以这样的方式留存在银幕上，似乎也是演员生命的无上恩赐。

中川安奈和高仓健同在 2014 年去世，他们终结了中日蜜月期的那些日本影像记忆。

这一切切，就是历史的沙尘暴，来了又去。湮灭了演员，覆盖了电影。【收录于《独立日：用电影延长三倍生命》】

截图扫码，关注：MOViE木卫（movie432）

《般若波罗蜜心经·后补记》

维时景佑二年乙亥十二月十三日，大宋国潭州府举人赵行德流历河西，适寓沙州。今缘外贼掩袭，国土扰乱，大云寺比丘等搬移圣经于莫高窟，而罩藏壁中，于是发心，敬写《般若波罗蜜心经》一卷安置洞内。

伏愿龙天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