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彩！2015

《喝彩》的结尾，父亲与儿子骑着马向着远方行去，片尾曲响起，字幕出现。蓦然间，我们唤起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之感——《聂隐娘》结束的时候，镜头远远地注视着隐娘与魔镜少年朝远处走去，音乐声同样在恍然间涌起。

相似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聂隐娘》的开头，隐娘与师父站在枝繁叶茂的大树旁边，几匹骏马在旁喷着响鼻，我们听到了风吹过树梢和蚊虫发出的嗡嗡鸣声。如果将这两人物换成父亲与儿子，让他们骑上马走动，影像好似立即切换至了《喝彩》的结尾。这说明了两者在影像质感上带给观众的类似体验。

《喝彩》将镜头拉离了人物，且多用大全景/全景，以一种疏离的镜头来观察人物在空间内的运动。而带着距离的注视正是侯孝贤对镜头的情感定位。

侯孝贤的电影分别在影像饱和/稀释和影像紧致/松弛上进行了探索，《海上花》达到的饱和机制，《咖啡时光》最为松弛。以此为背景分析《喝彩》的影像构成，似乎可行。

《喝彩》中的几处群戏，影像的密度便在不断趋于饱和。情境不再围绕单一的动作展开，而是多个动作并行不悖。比如酒馆内的这一场景，走动人物令人应接不暇，人物在远、中、近景相互流串，动作交互，声音起复，而摄影机镜头一直在远处静静观察，时不时像人眼般移动几下视线。镜头在左右摇移，这与侯孝贤在《海上花》之后的运镜方式也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侯孝贤的“蛮力”在于无限地还原生活的密度，人物在物品间复杂的调度，而《喝彩》中台词的戏剧色彩，人物表演的自如展现似乎将摄影机弃置一旁，给人“尴尬”之感（颇有迈克•李的电影既视感）。

《喝彩》的影像张力得之于在稀释与饱和间取得的平衡，这恰好对应了画面动与近的互动。影像在室外渐趋稀释，那是途经平原、林地、水域、荒滩……的画面，人骑着马在空间的空旷中穿行而过。而在人群密集的聚居地和室内空间（如酒馆、古堡），影像密度不断增加，影像趋向饱和，那往往是还原当时历史情境的手法要求。

差异也非常明显的。《喝彩》模拟西部片/公路片的形式，通过人们间不间断的对话，妙趣横生的台词来反应当时的情境，情绪是寡淡的；而《聂隐娘》基于东方表现式思维，以“隐”的方式构筑稀释/松弛影像来承载一个复杂的故事，情绪以隐藏的方式不断酝酿生成，直到尾曲晕开怅然若失的饱满情绪。

“看看世界这么大，我们就像余烬的火花，你知道其它行星吗？”“有月亮、太阳……”“酒樽、酒罄、酒壶、酒杯、酒瓶、酒罐……”
“上帝连蠕虫都看顾，我们居然无法照顾彼此，世界会继续如此，倘若改变不了它，只能尽力了，尽所能而活，无法尽所欲而活。”
“人生终将美好，到时我们也能驻足停歇了。“

1835年，东欧，两位骑士穿过瓦拉吉亚（Wallachia）中部的荒芜之地。他们是宪兵康斯坦丁（Costandin）和他的儿子。两人正在追捕一个吉普赛奴隶，他因被怀疑与贵族主人家的妻子有染，从主人家里出逃。镇定的康斯坦丁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用激励人心的警句欢呼，而他的儿子则以沉思的方式观察世界。在他们的奇幻历险中，他们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们：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他们之间互相对彼此有着世代相传的偏见。即使最后追捕到了奴隶Carfin，他们的历险还远没有结束。
这是一个关于欧洲封建社会晚期，从历史文献和歌曲流传而来的寓言故事：社会的权利结构和阶层，人民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看法，与少数民族互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冲突。这是一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黑白电影，生动地重现了时代刺耳的音调，同时拓展了主旋律将它延伸到现代。

《喝彩！》，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的一首断魂曲，罗马尼亚奴隶制结束的一道曙光。透过马背上的宪兵父子，在强烈的种族偏见与不同的宗教信仰摩擦碰撞中，一老一幼，一强一弱，一狠一柔，尽然在罗马尼亚旖旎的原始自然景观中驰骋遨游，使得骗土耳其人，欺负穷苦弱小，叫妓女，都那么怡然自得。在这里，富人等于天堂，奴隶等于商品，贫穷如影随形，欢乐遥不可及。我想，最后奴隶被残忍虐待的嚎叫，会不会使得“喝彩”二字，更加讽刺呢，这本来就是人间悲剧。想起《为奴十二年》那长达五分钟的静止了，死的静美。

“本片部分叙事情境与对话取材自罗马尼亚历史资料与16-19世纪诸名家文献。”感谢导演拉杜·裘德将以上字幕置于片尾而非片头，不然相信很多观众看过字幕后会预设影片对白艰涩难懂，就这样错过一部获得柏林银熊奖的精彩影片。

事实上，这部影片的确是非常倚赖台词的。放在现当代电影讲究叙事技巧的整体格局下，这部影片按照线性叙事，平铺直叙地讲述了作为警官的父子二人，受贵族委托追拿逃跑的吉普赛奴隶的故事，未免显得过于单薄和缺乏生气了。于是大段大段考究的台词从父亲、儿子、奴隶、神父和贵族等各种身份、不同阶级的人口中说出，发牢骚般表达着他们的观点与态度，实则传递的却是1835年欧洲封建奴隶制晚期各种呼之欲出的冲突与无奈。伴随着父子一路上遇到民风民俗地自然呈现，反而让整部影片在简单中透出某种寓言般的效果——可以理解为这是给当代观众观看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导演力图呈现一个客观化的历史图景，因此全片采用黑白影像，几乎无一个特写和近景镜头，伴随着考究的长镜头与画面内部调度，间离地表现的是时代氛围而非具体事件。遗憾的是黑白影像并未呈现出丰富的明暗对比和富有层次的景深，整部影片颇为平面化，再加之大段的台词，让本片有着几分戏剧艺术的效果。从各种室内戏和夜场戏我们可以看到影片考究的布光，高光点的选择让某些画面呈现出欧洲传统油画的效果，或许并不考究的景深安排和十分考究的布光技巧，是导演将影片历史化还原的加工和选择。

影片在冗长的对话和缓慢的叙事推进中，吸引人持续观看的原因之一是内部呈现的高雅与粗俗地碰撞与融合，这也提供了某些幽默感地酝酿与发酵。市井语言地运用平衡了引经据典带来的生硬，正如父亲前一句引用福音书上的话来教训自己的儿子：“要尊敬父母，一个父亲抵得过一堆孩子”，下一句就说：“这白兰地真不赖，一喝什么都好了”，一个圣人在突然间向粗俗人转化，在这部影片中比比皆是。而高雅与粗俗的碰撞同样也出现在画面与语言之间，例如父子二人在追查逃跑奴隶下落的过程中，骑马从左至右穿过一条小河，河中植物丛生随风摆动。儿子由衷称赞道：“真美啊！”父亲却骂道：“美你个头！”这引人发笑的小细节全部来自于这种不协调的对位。

破败与脏乱是这部影片营造的所有环境的直观感受，人物穿的衣服肮脏破烂，吉普赛奴隶们更是衣不蔽体。这些人不顾湿身在河中穿行，不顾舒适在草堆上睡觉。草木搭成的房屋好像随时都会倒塌，遍地的羊群和鸡棚、猪圈在吵杂之外似乎也飘来粪便的味道。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一切脏乱也与片头瘟疫的横行相互呼应，这就是一个肮脏且混乱的年代。除了外部环境，人们的内心呈现也加重了这种混乱的感觉。信仰和价值观的混乱尤其严重，人们把圣经和上帝挂在嘴边，却依旧奉行着严格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在他们的眼中吉普赛人是天生的奴隶，可以任意驱使、买卖甚至残杀，而犹太人则不是人，是刻薄又丑陋的巨人妖怪的后代；丈夫有权惩罚妻子，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神父满口仁慈，却也给修道院中的奴隶施加鞭刑，前一秒刚刚大骂“混蛋乌鸦”（欧洲人对吉普赛人的侮辱性称呼），下一秒又搬出“我们永远工作第一，娱乐第二”的仁义道德。人的虚伪性在这样破败和脏乱的环境中被凸显出来，最后我们也很难再分清究竟是人心更脏，还是他们靴子上包裹的泥巴更脏。

影片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个，即康斯坦丁父子，奴隶只是作为他们行动的目的而未有太多刻画。父子二人的行为十分确切地诠释了“既卑贱又善良”这样的修饰词。在奴隶和平民面前，他们趾高气昂，经常拿出手枪来呵斥和要挟，通过殴打来彰显自己警官的身份和地位。而面对身份地位较高的神父和贵族时，他们示以无尽的谦卑，语言上毕恭毕敬，行为上与奴隶没有二致。面对需要帮助的神父，立刻下马干起粗活，面对最后的贵族，父子二人不断亲吻贵族的手背以表明自己的尊敬和忠诚。这些存在于夹缝中的阶级，活在主人和奴隶的双重身份之下，有着别样的尴尬和痛苦。这种身份的二重性导致了行为的二重性，即善恶的模糊不清。父亲不断地教育着儿子要勇敢，像个真正的男人，遇到匪徒的痕迹时又带着儿子仓皇逃跑；引导儿子熟悉男女之事后，与儿子共享同一个妓女；答应小奴隶不送还给原来的主人，却将他卖给其他的贵族赚取金钱。儿子相较于父亲而言，更像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傀儡，任由父亲操纵和摆控，但正如父亲一再强调的，他们的确怀有仁慈之心：在抓捕到逃跑的奴隶卡芬后，儿子建议父亲放他自由，但父亲以自己的方式给贵族建议，希望按照严格的法律执行惩罚而救他性命。我们一再看到这种卑贱和善良的混杂，引起对这两个人物憎恨和认同的复杂情绪，最终走向一种同情。

片名Aferim的真实含义为“干得漂亮”，这句话其实并未在影片中出现一次，更像是对于贵族将卡芬阉割时那些看热闹的人们的讽刺。而这讽刺意味也指涉到了当代社会。我们看到协助贵族惩罚卡芬的正是和卡芬一样的吉普赛奴隶们，他们的麻木正如鲁迅笔下那些观看日本屠杀而麻木的国人，面对权力、阶级、暴力，现在的人与古代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麻木的人处处都在，不公的事屡屡发生。

父亲一再承诺要将儿子送进军队——这一权力关系更加明确的能指所在，或许也是一个通过自己努力可以出人头地的希望。正像父亲最后安慰儿子的那样，上帝连蠕虫都能看顾，我们却照看不好彼此，尽所能而活，无法尽所欲而活。这一次，真想为那些既卑贱又满怀善意的人喝彩，而不是麻木不知地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