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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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崔明亮（王宏伟）、尹瑞娟（赵涛）、张军（梁景东）、钟萍（杨天乙）是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改革开放初期，他们过的虽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却拥有相对丰盈的精神世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令他们见识到了各种新鲜事物，也使他们对自身有了更多的认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当时间来到 1980年末时，他们发现虽然各自早已面目全非，却仍然一无所有。 相比如广州那样的沿海城市，如汾阳这样的中国内陆小县城改革开放的步伐总是迟缓凝重的，可是崔明亮他们并没认识到这点。而他们为挣钱不断将自己的底线降低，则造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断层。亡命反击迷情东方台上台下白蛇传1962我是李小龙我要和你在一起(2022)天赐 第三季大煞星与小妹头勇往直前恋上你真实的凡尔赛民工感化院女孩决战紫禁之巅（国语版）燃烧的夜晚老炮儿女人的本钱白山黑水帮我看看路西法 第六季我的死亡纪事极品闺蜜2019（粤语）十万伙急一颗钮扣午夜编年史破浪而出绿叶对根的情意无穷动动作巨星屋顶的散步者纽约巨人鬼玩人第二季雨女第三季猿猴大战机械猿猴 Ape vs. Mecha Ape阴魔大法天之骄女城中之城37次想你龙族新娘死亡之夜愚人船绝色逃生洪文定三破白莲教美凤夺鸾性向是流动的
长篇影评
1 ) 火车开往时间的尽头
首发本人博客：http://www.sohoxiaobao.com/chinese/bbs/blog.asp?id=28161 火车开往时间的尽头 我是从《站台》开始认识贾樟柯，之后才看的《小武》，以为这就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四年前漫长的“五一”长假，几个无聊的穷鬼租了一堆碟回来，一天到晚对盯着电视机补电影课。长达三个小时的安静里，平实简单的叙述着真实淳朴的人生，凉白开一样的故事没有出人意表的高潮，在你想得到的地方开场在你疲倦时收尾，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几个兄弟还以为会有一些露点镜头提提神，结果在60分钟左右就失望地哈欠着进入梦乡了。我却越看越精神，几个场景还触动了神经，心有凄凄然，幸亏咬咬牙关或者点根劣质香烟泪腺就能被及时控制住。 一、火车.虚无 这是一个古怪的词汇，像蚯蚓一样埋伏在地表以下，潮湿地蠕动着轰鸣着，出现在很多诗人和很多我这样的没谱青年的文字中。电影开始，1970年代末，崔明亮他们文工团就在生产队公社里表演着红色样板戏《火车开往韶山冲》，伟大领袖的画像下面，破布，农民，灰尘，笛子，敲锣打鼓，几个人蹲在土台子上模仿蒸汽机车，连杆带动轴承飞速前进，下面人声鼎沸。“火车”作为一种虚拟的东西出来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要开往哪里，在激情万丈的年代，那时崔明亮、张军他们是文工团的标兵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很诗人的样子。 实体意义上的火车出现在1980年代初期，文工团破除了大锅饭，被承包老板组建成了江湖戏班子，带着到西北各地，在帐篷里、露天下跳迪斯科，崔明亮一头时兴的爆炸头唱着邓丽君靡靡之音，张军去南方闯荡没回来。那天，当他们在干涸的河床上看见火车从山洞里冲出来，集体癫狂地冲上山追逐，站在钢精水泥的桥梁上，火车一溜烟从坚硬的枕木、钢轨上消失钻进桥对面的另一个隧道，只喷了男男女女们一长溜黑烟。从铁路尽头、镜头深处他们明亮的笑容，干辣辣的的欢呼声，我知道导演是想让时代和时间赛跑，火车和时代赛跑，人们和火车赛跑，时间（或者叫青春）反过来又和人们赛跑。你知道的，这种事情古有典故叫：夸父追日。所以，到最后我们只能和记忆赛跑。 二、工业.农业.墙 除了一种牌子很好卖的白酒名称，我不清楚贾樟柯的老家山西汾阳。这个有些历史的小城市，在浩浩荡荡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崔明亮们生下来就是红旗招展、百花盛开、无数个电线杆上悬挂着无数“伟大正确”的高音喇叭、无数个工厂里旋转着“超英赶美”的机器神话，连古老城墙上都是早日四化挺进21世纪的伟大预言。时代给崔明亮们注射了参加万里马拉松的兴奋剂，能歌善舞当然是一种报效国家的一种有益方式。但一种体制轰然坍塌时，他们似乎一脚踩空了，自由自在也无所事事，当人民币越来越难赚能买到的东西却 越来越多，当日子在轮回中一天天原地踏步，有一天生活的法则大声宣布：亲爱的同志，您老了，成家立业吧，如今江湖已经不是你的江湖，别跑了。 汾阳作为一个县级城市和中国千万个县城一样不土不洋不尴不尬（去年顾长卫的《孔雀》中河南安阳县城里的一家子又未尝不是如此，嘿嘿，我怀疑是抄袭了《站台》），连贾导自己多次说自己是个农民。所以，崔明亮和他的哥们张军都是既工非农的。所以，那一次，长镜头深邃，崔明亮送走签了“生死状”准备下井掏煤的表弟，一望着灰白的长路发呆，对自己的身份有些质疑。那一次，在漆黑的夜里一个人在旷野里点燃篝火；那一次，他们在城墙上、屋顶上谈着恋爱却内心孤寂，惶惑地眺望远方。迷幻摇滚的先驱平克.弗落伊德在《迷墙》里说，每个人都是墙上的一块砖，崔明亮们也概莫能外，最后只能回到铜墙铁壁的汾阳城里，永远被围困在里面，做大时代墙上一块平凡安静的砖。 三、在路上.女人 没有爱情和女人的电影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爱情和女人是独立电影更是不可想象。《站台》里尹瑞娟、 钟萍和是好朋友，崔明亮和张军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文工团里的活跃分子。改革开放包产到户的吹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文工团解散后成了江湖戏班子，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尹瑞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不靠谱，通过各种关系进入了税务系统，其他人都开始到处奔跑走穴，只有她坚守在故乡。不用怀疑，他们都是认真对待感情的人，爱得深沉热烈：尹瑞娟才会一次次地陪着崔明亮在城墙上发呆；钟萍才会和张军同居后，而张军险些被80年代的人民公安请进派出所后，她毅然去堕胎。 尹瑞娟穿着整齐的税务制服，精明得意，骑着漂亮的女式摩托穿行在被时代开挖和建设得面目全非汾阳城里，崔明亮在塞外的风沙里蜷缩在东风卡车里赶场。幸运的是，当他丧家犬一样回到故乡时，她还是用爱情收容了这个流浪汉。影片最后，看到崔明亮和时间妥协、青春妥协，在故乡的沙发上疲倦睡去，尹瑞娟抱着孩子幸福地出去时。我恐怕和贾导一起深刻体会到了，做男人不容易，做女人更不容易，爱情更不容易啊！不信，你去问问身边的男人女人，异乡回来有多少人疯了、死了、失踪了，有多少人至今爱情未果？ 四、音乐.其他 贾樟柯在接受某次采访时说到，自己擅长跳迪斯科，而在影片里引用80年代流行的《路灯下的小姑娘》、《成吉思汗》这些音乐，是因为剧组穷，买不起当时更流行的张国荣的《莫妮卡》之类的版权。我更宁愿相信他是在给观众下谜语，尽管俗到骨子里，这两首歌却还表达着两种精神气质，林子祥的《成吉思汗》气吞山河，适合在路上壮胆前行，叶丽仪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说着一个小孩霓红灯下的忧伤和寒冷，这未尝不是崔明亮们的写照。当你看着双胞胎姐妹在走穴沿途的大马路上，满面尘灰，在没有观众也依然在《路灯下的小姑娘》中卖力跳着现代舞，不得不动容。 五、结语 在更早的60年代，美国的克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们在《几近成名》之后，疲劳归来，退隐故乡写着《在路上》的回忆录。而几十年后中国的崔明亮们也和前辈一样大部分回到了故乡，虽然他们赛不过时间，在物欲横流的大时代里沉没并沉默，而理想的火车也敌不过时间的速度，终于损毁破败，但是他们还可以和记忆赛跑，直至世界的尽头和时间平起平坐，作一粒自由顽固的尘埃！
2 ) 一个人，一代人
是的，情绪，《站台》对我首先是一种情绪，像是打开通向过去之门的咒语，通过观看这个奇妙的仪式，唤醒我蛰伏已久的记忆和情感，那是肮脏混乱的小城，黄土残墙上秋草在风中摇曳，总是奇怪地挖了又铺、铺了又挖的马路，破旧的青灰砖房和砖墙上白漆书写的美术字标语，懦弱又义气的酒肉朋友，倒骑在货架上慢悠悠地扭来扭去的加重自行车，狼嚎般的歌声在暗夜的大街枯涩回荡，躲躲闪闪、无疾而终的爱情，少男少女自尊敏感又自卑退避的心灵，唯恐受伤的灰色生活，无处躲避的窥探眼睛，还有一场露天的老电影、三毛钱的香烟、港台流行歌曲和半导体。或许这些少年的怀想和忧伤微不足道，与电影里的人物毫不相干，但对我，它们曾是青涩生命上演的背景和青春记忆里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
对不起，我想在文字里竭力隐藏的另一个我又冒出来，固执地抒情、怀旧，这只能说明我的确被《站台》打动了。可我的本意是要说它让我的期待有些落空，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本希望它更加深入地进入我的内心，希望和绝望都同样触目惊心，就像当初看《小武》，在同样浓烈的情绪背后，还有让我震撼、激动不已的东西，如同霸王的长叹，冲击我的心灵。看来，文字真是一种不可轻易相信的东西，或者说，人的情绪本来就是那么自相矛盾、不可理喻。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电影上来，用所谓的理性眼光来看看小武是怎么就走到了站台。
《小武》是贾樟柯的成名作，《站台》是其后的作品，按贾樟柯本人的说法，作为剧本，《站台》却成于《小武》之前。不过，拍摄顺序的颠倒是有道理的，仅就电影来看，我感觉《站台》好像本来就应该是后面的一部。《小武》结构单一，故事纯粹，只把镜头对准一个人，直抵内心，感情丰沛，浓重的悲情和无奈化为如同铅一样有质感的空气遍笼小城，将小武和观众的心灵紧紧相逼，一个年轻人久久压抑的情感终于等来机会，用电影来了一次巨大的释放。小武心情跌宕，去曾经共患难如今已经发达的儿时朋友的家，那一段不见其人，只有晃动的镜头在狭窄的小巷穿行，配合《霸王别姬》的铿锵音乐，任谁不会心如鼓擂？
到了《站台》，时间跨越十多年，人物多起来，结构庞大，不易把握，比起探索人物的灵魂，导演似乎更感兴趣作时代记录，情感的浓度淡了，冲击力小了，代之以弥漫两个多小时的片段情绪和时代沧桑感。就连《站台》这个片名也是刻意而为，其寓意和所蕴含的特定情绪是不言自明的。结果，在影片内在的节奏上，前半部分太紧，很多地方没有使上力就过去了，而且急于表现出时代的变化，看片的过程中我常常从前一个桥段就能猜到后一个镜头是什么，比如在车上唱了篡改歌词的时代歌曲后，接下来肯定会挨批，挨批之后去烫发，一定要出现批评崔明亮时团长提到的宣传计划生育的队伍，时代特征是有了，但感情也冲淡了，很少使人在心理上的产生大的起伏。后半部分则太散，好像只是在看一部关于大棚的纪录片。《站台》作为贾樟柯首部剧作酝酿数载，也许只说明导演心里有太多埋藏许久不得不说的话题，和他对于电影有着一种宏大叙事的野心，事实上也有人称这是一部当代中国的史诗片。可是仅就这两部作品而言，后者时代感来得太牵强了些，个人命运和情感冲击带给我的感动显然要大于时代变迁的感慨，余音袅袅的霸王悲歌化为了一声雪地上隐隐约约的叹息。
时代符号除过道具、场景，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人们根本不可能回避——声音。《小武》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声音符号，《站台》这部刻意记录时代的电影，声音更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铺天盖地而来，电影录像，诗歌朗诵，广播评书，流行歌曲，新闻广告，甚至国庆阅兵的现场直播。我得承认，在电影中的那十年，它们与人们的生活关系密切，记录声音，的确也是记录时代的一部分。但声音的密度太大，无处不在，就使电影少了应有的从容，老实说，还让人心烦。生活事实如此，却又不尽如此，导演应该知道生活的真实不完全等同于艺术的真实。用这些声音符号来表明年代，也没有什么错，但起码显示了导演本人对于控制这个题材和影像及人物的不自信。而且就是对声音的运用，很多地方也显得生硬呆板，全不如导演对长镜头那么控制自如。比如空荡的院子，几个人在取自行车，高音喇叭里播放给刘少奇平反的新闻，给这个镜头似乎只为了加入这段广播。钟萍做流产手术，医院走廊里回荡着国庆35周年阅兵的直播，可能意在时代与个人命运的对比，也实在是太突兀了。
不过，就像《小武》里的《霸王别姬》，运用得好，仍然有些声音会长久响在我们的耳际，久久不散。昏暗灯光下空旷的办公室，半导体里播放着苏芮的《是否》，尹瑞娟胡乱翻翻文件，然后随着音乐缓缓起舞。固定长镜头里，是她现在安定、清冷的生活，多年习练的舞蹈表明了情感的指向，歌声里的矛盾和询问，则泄露了她的寂寞和犹疑，“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那是一遍遍对自己的探询，静静的舞蹈和弥散的歌声搅动满室越来越深的孤独。
所以，如果我是导演，会去掉某些大而无当的声音背景，以及声音强大到成为主角的场景，使电影显得更朴素和直接；我会放下作时代记忆的雄心，割舍掉关于大棚、关于三明的那些戏，把镜头对准四个年轻人，着力捕捉他们的生活细节，试着更深地接近他们的内心。时代是真正的背景，打动人的，始终是那些在时代的风浪里载浮载沉的生命个体的灵魂。这样做了，也许胶片上并没有刻意为之的年代符号，但时间会以另一种真实可感的质地留在每个观众的心里，就像《小武》里已经做到的那样。而无论我指责这部电影有多少毛病，却仍然禁不住要被它感动，为它写下这些字，也同样是因为散落在片中各处的对于小人物的真诚关怀。
这次的摄影依旧是香港的余力为，构图在不经意中显示着极度的精心，固定及移动的长镜头运用更为出色，安静而克制，小心翼翼地观察和呵护着这些年轻人敏感而深藏的心灵秘密。
电影开始不久，积雪未融，冬天的城墙下，尹瑞娟对崔明亮说要去相亲那场戏，摄影机远远地在城墙另一边，一动不动，尹瑞娟说一句，崔明亮就说声好，尹问崔，她要相亲，他怎么这么高兴，崔说没什么，墙根下他刚才站过的那个地方，干枯的麦草被他扔的烟头点燃，火苗越蹿越高，我们看不见他的表情，但分明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像那火苗，微茫而执拗。镜头一转，夜景，开挖得一片荒芜的街道，他静静盯着照相馆橱窗里尹瑞娟的相片，然后转身没入夜色。当尹瑞娟告诉他，他们不可能结婚时，也是在那段城墙下，但换到了另一侧，崔明亮只说了一句：“你说得都没错。错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说得太晚了。”他跨上台阶径自走了，尹瑞娟在后面叫了声他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她踱到他们上次站的那一边，玩弄着发辫，太阳明亮，暖暖地照在她的身上，许久。也许只有太阳知道姑娘的心事。
张军和钟萍是另一对被导演倾注了很多感情的恋人，特别是钟萍，虽然单独的镜头不多，但每个镜头里的她都是那么舒展美丽，而且还特意给了她一个极少见的特写，使这唯一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的形象在胶片里永远定格，也永远地与这个小城有着些距离。懦弱的张军，只有在失去她之后，好像才突然明白了什么是爱和为爱而苦，黄河边无语的他和片尾在院子一角悄悄剪去长发的镜头不禁使人恻然。
三明的故事虽然对电影来说是一个显得太庞大的枝节，可是关于他的每个镜头都拍得蕴藉感人，相信很多在农村长大的观众一定会为他对姐姐的感情与付出而动情。我要说的是另外的细节。三明去私人小煤窑找工作，崔明亮帮他读生死状，读完却坐在木头上，只问他听清没有，然后就看他去按手印，领衣服。摄影机只是旁观，没有批判煽情，就是在这样的无情现实里，我看见每个人的无奈。演出结束，三明和崔明亮蹲在梁上眺望远处的县城，他递给崔明亮一张相片，崔说挺漂亮的，问他是谁，他不答，接过相片，小心地放在帽子里。镜头始终对着他们的背，克制着想要看一看相片里人的冲动，也丝毫没有强迫三明回答的意思，导演对人的尊重不由让我感动。
就像这样零零散散让人动情的场景还有很多。作为整体，这部电影还不够好，但我看得到在每个镜头、人物背后，都藏着贾樟柯的关怀和真诚，那种关怀不是中国人向来习惯的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而是真切的同情和感同身受；那种真诚，让我们触手可及般摸得到他的心跳。就因为这些，我仍然喜爱这部电影，并且仍然希望看见他新的汾阳故事。
因为这样的情怀和运镜，也有人把贾樟柯称做大陆的侯孝贤，如同称侯孝贤是台湾的小津安二郎。其实每个导演形成他的旨趣和风格，乃因为他们成长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小津的时代，日本的人情社会在现代正逐渐解体，风雅不再；侯孝贤经历了乡土台湾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贾樟柯的晋中小城，既有价值均被无情碾碎，在废墟之上茫然徘徊。所以小津的淡味至真，侯孝贤强烈的沧桑感和深重的历史意味都是无法仿制的。而贾樟柯，也是唯一的一个，当代中国的贾樟柯，还达不到大师们的高度，因为年轻人的迷惘，紧绷忍耐的神经却怎么也压抑不住释放的欲望，他的情感与表达才与我们的经验如此相近，如此深地进入我们的感动和记忆中，和我们分享彼此的生命。那长长的站台，没有冬冬的站台那样温暖明亮，承载着任何一个80年代中国小镇青年的憧憬、无奈、茫然和自尊，穿越重重的记忆隧道，剥离市声喧嚣，渐渐向我们走来，如此熟悉，如此亲切，如此感动，如此令我伤怀。
3 ) 一整代人坠落的全景
知道这部电影是通过报纸上的娱乐版的报导，大多是这部电影在国外的哪个影展获得了哪些奖。关于影展，原来就对这些东西有些置疑，直到前一阵在网上看到那部《美国美人》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电影评奖中共获得1000多个各类奖项时，就觉得国内某些拍主流商业片的电影导演穿着一身笔挺西装，坐飞机到某个不知名的小国去领奖真的是一件挺好玩儿的事。那时忽然感觉某些影展的评奖委员会，与莎士比亚时代的那些夸夸其谈附庸风雅的名流权贵没有区别，只是以一个貌似公证评判机构的面目出现，但就其内部成员而言，某些人对其所拥有话语权领域的无知是十分惊人的——但他们却左右着大众的视觉、听觉以及脑体内的某些区域。
即使如此，我们同样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外国的那些奖项，就没有贾樟柯今天的艺术成就，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那些曾经和贾樟柯同样年轻且同样才华横溢的导演们。
应该说《站台》是贾樟柯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作品，同时也应是他自己最为偏爱的作品。正如他自己所说：“拍这部片子的渴望一直以来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如果不拍出来我无法投入到下一部片子的拍摄。”
据贾樟柯本人所说，《站台》的剧本从其199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时就已创作完成，苦于当时无法找到投资一直未能投拍，直至《小武》在国际影坛的成功，才让他有能力实现这个长久的宿愿。
当我在深夜两点看完的这部电影，我说不清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虽然我要比贾樟柯小上七八岁，而他大概比他电影中的那些年轻人同样小上七八岁，但电影中那些年轻人所经历的时代却应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即使他们是在90年代以后出生的。但当他们日后长大，回头看这部电影，依然会找到那个时代刻画到他们身体的印记。这或许是因为贾樟柯用一种近乎虔敬的真诚讲述了这个与等待有关的故事，讲述了那个逝去时代里的青春和理想……
《站台》的故事依旧是发生于贾樟柯一直关注的家乡——山西汾阳。如果让第五代的某些导演们来山西选景，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又是极具审美意味的一望无际的黄土坡，或是淳朴的年轻男女在月夜里对唱民歌之类的景象。但在贾樟柯这里，则完全不要指望能看到这类已虚幻得近乎可笑的场面。
在《小武》和《站台》里，我们能看到的将只是破败的县城，那里永远都像是建筑工地那样混乱嘈杂，头发乱蓬蓬的街上行人眼神麻木空洞，街边电线杆上则帖满治疗性病的小广告。在外省你总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像第一次看《小武》时，我甚至感觉那个县城就是我东北的家乡，而我的一个来自甘肃的大学同学，也说他家所在的县城几乎和《小武》中的汾阳完全一样。
事实上，即使今天从北京坐车出城，无论是哪个方向，行驶几十公里后，依然会看到类似于贾樟柯电影作品中的景象。当然后来我发现这家伙即使拍北京城内的景象，也会把它拍得跟县城似的乱糟糟，就像他还在北影读书时的那部作品《小山回家》——在这部短片里他已经显示了一位天才导演的潜质。
影片的开始是70年代末，山西汾阳县城的文工团里的四个年轻人崔明亮（王宏伟饰，就是小山和小武的扮演者）、伊秀娟（赵涛饰，舞蹈专业出身的她现已成为贾樟柯的御用女主角，在《任逍遥》亦有出色表演）、张军（梁锦东饰）、钟萍（杨天乙饰，DV记录片《老头》的导演）在汾阳县文工团过着悠闲平淡的生活。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演出后乘夜车回去的情节，公共汽车里一片漆黑，车内的年轻人们学着火车的汽笛声，他们都要20岁了，但只在电影里看过火车，那个时候火车或许是他们年轻理想的一个寄托……
此时这里开放搞活的标志只不过是被崔明亮的父母视为资产阶级象征的“喇叭裤”，以及偶尔放映便会使县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万人空巷的印度电影《流浪者》，当拉滋的形象出现在片中小县城电影院的银幕上，曾经熟悉的《流浪者之歌》的旋律重又响起时，我想生于70年代的人们一定也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涌上心头。
在山西这个普通的县城里，四个年轻人在拉滋的《流浪者》和邓丽君《美酒加咖啡》的歌声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岁月。由于种种原因崔明亮与殷瑞娟，张军与钟萍的恋爱无法得到各自家庭的认可，生性腼腆而又自尊敏感的崔明亮主动放弃了与钟萍的感情，而张军则在真正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后见识了“花花世界真好”后，回到汾阳后与钟萍未婚同居……
历史发展到80年代，钟萍未婚先孕了，但张军根本不敢与自己的父母说这件事。他们的团长（这个团长应该是北京诗人西川饰演的）带着钟萍、张军到他插队时的乡卫生所找熟人打胎。乡卫生所阴暗的走廊里，响起了钟萍凄厉无助的哭骂声……
而这之后文工团也被承包给个人，变成了到各地“走穴”的歌舞团。
当崔明亮随团到了山西的某个偏远的小山村，他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表弟三明。但三明的木讷与苍老与同龄的崔明亮就像是来自不同的世界（让我不自禁地想起了鲁迅笔下那个成年后的闰土），以致于殷瑞娟怀疑三明是不是一个哑巴。
崔明亮邀顺路的三明乘拖拉机上山，可被三明拒绝了，然后是一个长镜头，三明一个人孤独地爬着陡峭而荒凉的山路……
小村庄的广场响起了“希望的田野”的歌声。不识字的三明请崔明亮代念一份他与村上小煤窑签的合同，上面写着类似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如有意外，赔偿500元，日工资10元之类的条款，三明目光呆滞地听完，然后在合同上按上自己的手印。在歌舞团回程途中，三明气喘吁吁地追上歌舞团的拖拉机，叫下表哥崔明亮并交给他5元钱，托他转交给在汾阳读书的妹妹，“告诉她好好念书，考上了一辈子也别再回这！”
一辆解放卡车载着崔明亮这些年轻人继续着他们的旅程。当他们在一片山谷中停车休息，疲倦不堪的崔明亮在驾驶室里翻出一盘磁带播放，《站台》的歌声响起，“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这时一列运煤的火车开过，从没见过火车的年轻人在山谷中忘情地奔跑着，追逐着，喊叫着，可当他们跑到铁轨上，火车已开远，只留下这些目送着它远去的年轻人……
歌舞团到了大同，殷瑞娟此时已经离开他的伙伴回到汾阳，在税务局找到新的工作。
在大同的一家小旅馆，钟萍说在外面多好啊，也没人管咱们，谁也不认识咱们。正当两人躺在床上构想着美好未来时，却被公安民警以卖淫嫖娼为名抓进了当地派出所。虽然后来被保出，但钟萍在受到这次打击后，永远地离开了她的恋人以及朋友，并从此音讯全无。
在钟萍最后一次出场时，贾樟柯给了她一个全片为数不多的面部特写镜头。在后来的某次座谈中，贾樟柯表示他想通过这个特写让大家记住钟萍这个角色，这个消失在影片四分之三处的女主角。
“那个女孩是我的希望，我觉得她此刻仍然在路上”——贾樟柯如是说道。
电视机正在播放电视剧《渴望》，我们可以判断这时已是90年代初。回到汾阳的崔明亮百无聊赖地游荡在汾阳的大街上，此时在街道的两边已经随处可见私人开设的门市商店，而昔日的朋友有的已经成了个体业主，有的则娶妻生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崔明亮见到了已是税务局干部的殷秀娟，两人相对良久，偶尔提及往昔却欲言又止。
但这之后，感觉应该谈婚论嫁的两人还是再次走到了一起。当两人因无话可说而燃起香烟时，殷丽娟再次想起了曾教她吸第一支烟的钟萍……
电影的镜头最后定格于一个普通家属楼内的房间，楼下隐隐传来录相厅音箱中剧中人物的对白，那是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的吴宇森《喋血双雄》中周润发与叶倩文的一段对白。
房间已为人妻的殷秀娟正抱着孩子在烧水，衣冠不整的崔明亮则歪在她身旁的沙发上睡觉，沙发上放着有双喜图案的坐垫。
水已烧开，壶盖发出呜呜的鸣声，殷丽娟逗着孩子，却没有关掉煤气。那鸣声越来越响，渐渐掩盖了一切嘈杂的声音……
贾樟柯说这是他的一部半自传的电影，一些情节是以他的姐姐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的，他的姐姐就是当时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贾樟柯第一次看姐姐演出时，姐姐正在舞台上演出《火车向着韶山跑》，在《站台》开始时的镜头便再现了那一幕。而贾樟柯在来北影读书之前，也曾是那种地方小歌舞团的演员，也曾有过到各地“走穴”演出的经历。
片中的演员很多就是贾樟柯小时候的朋友，而谈及扮演崔明亮表弟三明的演员时，贾樟柯说：“演三明的演员就是我的亲表弟，而我本人也真的有过给他读生死状的经历，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之所以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拍自己的电影，真正能反映当下中国某些现象的电影的原因之一就是现在还有很多像三明那样的人无法表达自己，他们需要别人来替他们表答。”
关于这部很可能是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作品，法国影评人Didier Peron曾撰文如是评价：“这是一部天才的电影，两个半小时不断让人吃惊，《小武》已然让我们惊讶，但里面的各种元素在此俱皆延伸放大。结果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
贾樟柯曾说《站台》的背景音乐是这部电影的第二主演。确实如此，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听到那些确实会感觉无比亲切。以致于有人认为如果将那些背景音乐做成电影原声音乐碟一定很精彩。当然只要稍加思索后，就会知道这样的提议并不可行。因为作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它们的文本价值要远远超过它们的艺术价值——如果这些歌有一点艺术价值的话。除了那首可以被认为是这部电影某种意义上的主题曲的《站台》，恐怕在我们听到其它那些熟悉的歌曲时，却会有一种反讽的感觉——那些歌曲虽然属于那个时代，却从未真正反映那个时代。
就让我们回想其中的几首吧，例如那首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估计即使是那种最廉价的白酒，对于当时的崔明亮们也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更不用说咖啡了。
那首与成吉思汗有关的流行歌曲，在今天听来已经是近乎荒诞，而在钟萍失踪后，张军像发疯一样唱着其中的那句：“成，成，成吉思汗，有多少美丽姑娘愿意嫁给他啊！”——听起来却更像是在控诉着什么东西。
那首曾红遍大江南北的《我的中国心》，让香港的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小个子歌手在内地赚足了人民币，那时的年轻人着魔般地传唱着这首歌，但它与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又有什么联系呢？而《路灯下的小姑娘》，只是一首改编自美国某部早已过时的音乐剧中的片段。还有最后出现的《渴望》的主题曲，更是将一种极其廉价的道德灌输给当时的年轻人。
那盒与监狱犯人生活有关的“铁窗泪”磁带，大概也是在那时流行全国的。虽然这些歌未在此片中出现，但较之上述歌曲无疑要更加荒诞，甚至都有了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而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全国的男女老少会对那些“囚歌”那样着迷……
（一篇几年前写的东东 ＾＿＾）
4 ) 三读站台（一）纯粹的个人书写
————贾樟柯
《站台》是贾樟柯最纯粹的个人书写，横跨十年的叙事中每一个细节，细到斑驳的墙上的孩子的涂鸦（“打死贾樟柯”的小噱头），都以某种难以言传的力量让人信服：这就是当年北方小县城里的那个孩子的杂芜的成长历程，是仅属于贾樟柯的纯粹私密的个人记忆。但也因了这种纯粹性，影片扮演了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的“史诗”角色，不管导演本身是否愿意。贾樟柯十分敬重台湾导演侯孝贤，在这点上，影片显然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遥相呼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9-1989年间一系列所谓“重大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均被处理成一个个主人公活动的若有若无的背景，一段从喇叭里传出的字正腔圆的新闻稿，或是墙上一句无关痛痒的政治口号。序幕中，一大群农民聚集在一幅陈旧的壁画下，吧嗒吧嗒抽着能呛出人眼泪水的劣质香烟，用汾阳方言开着最粗俗的玩笑，伴着清痰的咳嗽声，等待着欣赏文工团的演出，而与此形成最鲜明的对比，墙上挂着的是一幅新农村建设规划图：这个场景让你感到荒诞，想笑却笑不出来。
这样的镜头不胜枚举。崔、钟、张推着单车从广场走过时，广播里正隐隐传来为刘少奇平反的宣告；钟在诊所里扇了张一耳光时，广播里传来国庆35周年阅兵的字正腔圆的解说；崔询问钟父钟的下落时，收音机里是纪录片《河殇》的解说……这些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呈现出来，因为与人物的生活毫无关系而显得那么可笑，仿佛是拖在兔子身后的一条大尾巴，充满荒诞意味。这一切在西方的视域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地下电影人“对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无声的反抗与消解”，而在我看来，它们包含着两层意味：第一层较为简单，导演显然无意对所谓的“官方说法”进行激烈批判，在导演眼中，that’s part of life，它们曾经并继续萦绕在我们的身边，成为指认那个年代的“标签”和特殊符码；第二层，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导演对第五代做了一番善意的嘲讽。
或许什么是第六代，存不存在第六代这样一个整体创作群落都还广受争议，但至少在贾樟柯身上，我们看到了明显有别于陈凯歌、张艺谋作品的艺术特质，一种对为第五代熟稔的“宏大叙事”的刻意回避和拒绝的姿态。戴锦华教授曾指出：“为第五代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们在历史的叙事中放逐了谎言/年代的同时，他们也放逐了故事、情节的可能与人物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述。”而恰是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通过对小县城的小人物、小故事的持续书写，《站台》等一系列影片拾起了“故事、情节的可能与人物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述。”
5 ) 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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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统位于格鲁吉亚的黑海之滨，城中有一座雕塑，名为男与女。每天，两座站立的雕塑，会开始旋转、移动，穿越对方的身体，然后孤独远去。
隔天，周而复始。
对于这座雕塑的含义，许多人知道它的出处，是一爱情悲剧。然而，当你在夕阳下注视这座雕塑，每个人的实际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有人感到安慰——即便他们知道会分开，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对方。有人感到悲伤——美好的爱情之于人生，往往是拥抱交身的刹那。
重看《站台》，我突然回想了这座雕塑——倒不是因为电影里被嘶吼的那首《成吉思汗》，大汗铁骑，踏至东欧黑海。
当时，电影里的录像厅，正在播放一个新婚知识之类的两性教育片。自带配乐优美，线条小人魔幻，一板一眼的解说词讲道：
“
……体位的变换是不需有所避讳的，当两人彼此相爱时，任何体位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尝试各种做爱的方法，也是提升爱的手段之一。男性上位是一般相爱男女最自然采用的体位。女性仰躺着是被动的姿势，而男性在上位具有主导权，是攻击性的姿态。
”
我错以为，《一一》也有类似的一堂生理知识课，就洋洋在看一个科教片，大女孩进来那段。当我一番查询，发现没有两性，而是科学。解说词是这样的：
“
……他们的舞越跳越高，不知不觉的把自己就变成了小冰粒，然后穿过云层，飞向地面，在这飞翔的过程里，小冰粒在空中留下了正电，把自己变成负电的雨滴，两种对立而又相吸的能量，在小雨滴冲向地面的同时不断累积，互相越来越不可抗拒，终于在一个闪电的瞬间，正电和负电又激烈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雷。我们地球一切的生命，应该就是闪电创造的，科学家相信四亿年前的一道闪电，创造了第一个氨基酸：一切生命的最基本单位，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
《站台》当然不是一部爱情片那么简单，正如再看的我，会把它看做一部青春片，悲伤缠绵，余韵未了的那种。夜晚空荡荡的税务局会议室里，正在给花浇水，收拾东西的尹瑞娟，听着收音机里，在播放一首曲目，送给某、某、某听众，其中一位是平遥柴油机厂技术科的李端阳同志。
黄毛衣的赵涛，伴着《是否》，在一管日光灯之下，革命绿的背景中，起舞，跃身，旋转，被誉为是《站台》最打动人的一幕。
《一一》里，日本人大田说，小时候家里很穷，但音乐让他相信，人生会是美好的。NJ深以为然，说以前父亲每天都在听音乐！他很讨厌那些音乐。但十五岁的时候，他初恋了。突然之间，所有那些音乐，他都听懂了。
八十年代，就是那样一个时代。你突然听到广播收音机里，传来了不一样的音乐，邓丽君、刘文正……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无论是在南方沿海，还是在华北小城，发现自己都听懂了，从旋律到歌词。有思慕，惆怅，愤怒和孤独，人们找到了忠诚以外的诸多形容词。
具体于《站台》里尹瑞娟的独舞，它包含了两层意思，可能又不止于此。
一是，尹瑞娟情不自禁，沉浸在了文工团的工作回忆。这首歌，是从乐队组合的敲击旋律开始，经过崔明亮的哼唱传递，变得了收音机的节目，被尹瑞娟听到，又飘荡在汾阳的古老街道上。无论是依然热爱文艺，还是已经熄灭了理想。有看不见的东西，在这个场景中被唤醒了。
其二，观众对这代人的情感投射，在退出的尹瑞娟，解散掉的文工团年轻人身上，听到了心碎的回响，短暂的自由幻梦——忍住胸口的泪水。
穿插流行歌曲，被认为是贾樟柯作品的一大标签，有人认为是拿来就用，简单省事。但即便是新潮风范的《路边野餐》，毕赣玩的，施放情感大招所用的，还是烧制好的台湾民谣金曲。
歌曲的反复穿插，固然是点提时代的利器，但更重要的，如同《站台》里的年轻人，《小武》里的心雨，当他们听到歌曲，无论蠢蠢欲动还是情难自已，都会相信：人生是美好的。
而事情正在起变化。“花花世界真好”，在从广州寄来的明信片上，张军这么写道。
《站台》是从刘少奇平反的1980年开始，社会彻底开始解冻，再到《渴望》热播的1990年结束，所有人都去听毛阿敏在电视里唱歌，没有人看文工团的走穴演出。
电影前半段在汾阳小城发生，后半段开始了在山西、陕西，直近内蒙的四处流浪（悄悄呼应了片头处的《流浪者》）。不断出城、回城，唱着《站台》的年轻人，也是没有见过火车，后来又追着火车跑、目送火车远去的年轻人。
他们发出“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呜——呜——呜……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呜——呜——呜……”的呼喊节拍，又在开水呜呼鸣叫的声音中，结束了八十年代。整部电影形成了“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的一咏三叹，令人感慨：身在中国，惟有变化才是永恒。
贾樟柯的电影，被认为是具有文学性的。这不仅是反映在片名的一语双关。《站台》是一首歌，也是一个名词象征——即便电影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站台（直到1999年，汾阳才通了火车）。
除了歌词旋律，电影片段，片中也会出现“一个朋友——普希金”的调侃，甚至包括后来贾樟柯电影必备的超现实段落。
《站台》的结尾，是一个有些跳跃的镜头。崔明亮和尹瑞娟好像结了婚，在一起生活。就像《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的，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这个镜头，与之前崔明亮到尹瑞娟家里谈心抽烟的镜头，形成了既视感的蒙太奇。在城墙上张望的崔明亮，知道尹瑞娟家里养了鱼，以至于尹瑞娟怀疑，他之前是不是来过了家里。
这个结尾，并不是想当然的，以走入庸常碌碌生活作为结束，而是变成了崔明亮或尹瑞娟的一个清醒梦。考虑歪倒在椅子上睡觉的是崔明亮，那么，《站台》是结束在一个梦中——就像你从来不记得，梦是从哪里开始。更多的文学性，是那些在汾阳，大同，还有山西土地上浪荡行走的小人物们，比如二勇，韩三明，还有赵涛、梁景东饰演的不同角色。由同一个演员，饰演不同角色，做着相似但不尽相同的事情（找妻子、找丈夫），这在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黄锦树的《雨》作品（一号至八号）都有相同的文学笔法。
《站台》的野心，既有抛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2000年（也是电影拍摄完成的年份），时间上的跨度，也有温州发廊所寓意的地理信号：这温州，离广州还有400公里呢，地理上的跨度。类似的跨度，贯穿了贾樟柯的导演生涯。
“有共产党养着”的文工团，到差点无人承包，最后无人观赏，团员远走，人生离散。与此同时，汾阳小城里不断发生的新鲜事物，是喇叭裤的出现，烫头的兴起，流行音乐的到来，人们抽烟、放磁带、打麻将、喝健力宝，穿皮、买洗衣机、下馆子吃饭。
文工团也从革命歌曲的表演，过渡到了轻音乐，甚至易名“深圳电声乐团”，摇滚霹雳舞迪斯科，怎么劲爆怎么来。
对比《站台》的首尾处，有一目了然的色彩变丰富。古城正被挖得天翻地覆，似乎在等待更大的变革。文工团承载的热爱文艺与追逐梦想，显然是代表了个人意识和个体意志的觉醒，譬如夹杂了崔明亮与父亲、团长的嘴仗口角。喇叭裤与健美裤，更是引出了年轻一代对身体、衣饰和发型的解放，誓要与上一代，还有之前三十年，完全不一样。
当文艺变成了个人的喜好，并且有了选择的自由（接踵而至的流行歌曲甚至是粤语歌的出现），那么，无疑是对意识形态浓厚文艺座谈会的一次挣脱，而在堕胎与查旅馆等几处段落，似乎也在暗示着，个体的解放，依然有被惩罚清算的危险。
崔明亮与尹瑞娟、张军和钟萍，这两组情侣的爱恋情愫，是《站台》群像组合的基础。对比剧本和成片，可以发现双胞胎本来占有更多戏份，结果都被拿掉。在尹瑞娟消失的后半段，如果引入更多人物——尤其是已经有了韩三明这样抢眼的角色出现，观众势必会在频繁的省略留白中，失去焦点对象。更何况，《站台》以固定机位和长镜头为主，缺少近景和脸部特写。
话说贾樟柯极其喜欢费穆的《小城之春》，八十年代的爱情，既有崔明亮与尹瑞娟的发乎情，也有张军和钟萍的踩油门超车。
表现崔明亮与尹瑞娟的内心进退，《站台》有两组回合交锋，积雪的冬天与一片土黄的夏天。
当城墙挡住了崔明亮与尹瑞娟其中一人，他们反复走位，变化着位置，你左我右，你右我左。人们很容易以为，他们会在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发生着什么，喜欢，轻吻，快跑。结果一点小甜蜜并没有，只有千年如是的古城，一堵不会有回声的消音墙。
另一次是“你说的都没错。错在哪儿你知道吗？你说得太晚了。”
崔明亮站在了城墙门洞形成的圆框里，尹瑞娟站在了右边的暗影中。明与暗的对比，牢不透风的城墙，再次说明两个人的情感无路。
可以形成前后对比的，还有等来了电的舞台上，黑暗中，灯亮了。文工团唱响起李谷一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画面上是人头济济的村民。紧接着，在荒野中，空无一人的冷色中，崔明亮在一滩油污中，点起了一团猛烈燃烧的火。
贾樟柯在《站台》时，既有近似《风归来的人》和《恋恋风尘》的侯孝贤时刻。譬如崔明亮与二勇，带着双胞胎去街上淘货，被人伏击殴打。根据故事逻辑，滋事者应该是演出时被崔明亮打耳光的台下小混混，但电影并没有做交代。
打架的发生，看不见。打架的过程，大远景。这很侯孝贤。
还有许多影迷津津乐道的，韩三明的五块钱。后来，在崔明亮拿给文英的时候，它变成了十块钱。拿着生死状下矿洞的矿工，大字不识。他走的路，与崔明亮跟着文工团的流浪之路，截然不同。
但两条不同的路，却在十块钱时，产生了画面以外的深情。
双胞胎姑娘，被几个野老汉，骗着蹦完了一曲《路灯下的小姑娘》。发现他们并不是要找的站长头目，一个多么狡黠的玩笑呀。紧接着，是两个姑娘，像春天的树，站在空地上，不想走动，突然起大风，扬沙土，完全是老天爷的垂青时刻。
观众在这个时候能知道，后来继续找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但到底遭遇了什么，电影依然不想给说法。最后，两个姑娘，继续跳着她们的《路灯下的小姑娘》，路上并无人欣赏。
《站台》的妙处，在那些需要大银幕放大的地方，比如背景处的时政宣传画，成为海报的“为人民服务”大字，墙上挂着的领袖头像，还有起舞时的报纸架。同时也在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通缉令，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还有结尾处，崔明亮去拜访尹瑞娟家，背景声是部队的操练。但在迷梦中，背景音，又变成了学校的孩童喧闹。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的男与女雕塑。
是否，看《站台》的我们，也在重复着拥抱、穿透对方，又不断远行的过程呢？
更准确的说，是中国人与八十年代，何尝不是那样抱有渴望，为之冲动，头破血流，一把火的献身，结果呢，我们穿过了时间，时间远离了我们。我们曾经满怀深情，无限惆怅，时间却不为任何人停留。
当贾樟柯继续写那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变动，从水位线到社会事件，一边是从二十岁走到三十岁，同样看过《站台》的我，像周围人那样，强烈感受到，身处的国度，又要进入另外一段路程。
人们依然在唱歌，跳舞。天空的颜色，却是电影里死寂的灰。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
6 ) 谁悲失路之人——流放的知识分子
渐渐清晰的是，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身份有关，而他们几乎都逃不掉的在时代中的尴尬，依然是身份处境的尴尬——他们是被流放的一群人。在文工团改制之前，他们还在汾阳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看电影、跳舞、甚至同居，无所事事甚至有些放纵的生活不但游离于当时广播里的政治事件风潮之外，也仿佛是游离于这个偏远小城之外的：张军带着钟萍去烫头时身后走过的宣传计划生育的队伍，转眼两人就去打胎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依然是游戏的青春，戏仿的态度。但是悄然的，社会环境也在变化着，影片开始时崔明亮还半开玩笑地跟母亲说“我是文艺工作者”“你不养我，还有共产党养我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工团团员对自身身份的体认显然越来越迷茫，承包的政策出现后，我很想知道崔明亮们曾经问过自己没有，现在又是谁来养他们呢？承包大会上团长说，我这哪是卖你们啊，我这是卖我自己呢。文工团员们在自我放逐式的生活中完全没有意识地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了。尽管之前有很多人关心打听此事，但到现场却是一片沉寂，直到最后老宋“勉为其难”地应下。文工团自此一直没有逃离何去何从的茫然，改制以后的文工团直接被抛入市场，走向他乡，走向巡回演出，开始了真正的被放逐的生活，开始真正将自己的生存和民众的趣味直接挂上钩，而在这里民众的趣味，就是“霹雳柔姿舞”，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而当这样的生活来临，他们体会到了尴尬和屈辱。在冒充站长的民众的审视下，娟、娥的自尊被撕碎，仿佛赤裸裸地站在了众人的目光中。这些文工团员们终于明白必须放下自尊去承认他们并没有高人一等（甚至还低人一等），因为他们需要取悦大众，来换取生存。
这并不是故乡与他乡的区别造成的，放逐远非地域意义上的放逐。文工团曾经回过汾阳，一些细节上清晰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车窗上的起始地与目的地标志，或者在钟萍离开文工团之后去找钟萍的爸爸那会，又如之前二勇说在家摆摊也不随队出去了，但是在更名深圳霹雳柔姿舞团后也出现“刚刚访美归来的摇滚巨星二勇先生”这样的报幕。导演似乎刻意模糊了他们背井离乡和返乡的界限，哪里是他乡哪里又是故乡呢？一如曾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工团员，如今和国家干部、个体经营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以漂浮的生活状态在寻找在别处的生活——因为他们不满于当下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那是追寻理想，尽管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理想。但是最终他们放弃寻找，放弃对当下的抗拒了。影片的末尾他们再一次回到汾阳县城之后，二勇提出了重开店铺的打算，张军早剪掉了艺术家象征的长发，尹瑞娟终于还是和她父亲甚至她自己都不太看得上的崔明亮结婚了，他们早不是曾经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文工团员，开店铺或者坐办公室，背井离乡或者安守一家都是一样，都是讨生活。
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代。尽管在这个时期仿佛又在否定之否定中回到了五四启蒙时期，文工团员/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心中既是一个讲授者，也是他们的代言人。但是随着78年以后对文革时期的全面否定，文工团作用的消失，这批“最为基层的知识分子”首先受到了冲击，产生了普遍的挫败感和理想破灭；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潮流涌动，使得这个边远小城的文艺生活开始以市场/大众趣味为衡量，去深度化的倾向使得人们对文学文化的关注大大减少。《站台》中的文工团团员们所代表的基层知识分子们，像庞大数量群的蜉蝣在时代浪潮中浑浑噩噩，而他们的状态，已经初露九十年代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所颠覆的端倪。
大众文化的要求在于去深度化——即如文工团后来演出的庸俗化——市民在消解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在消解着知识分子的生存基础。崔明亮们曾经享受和追求着看似斑斓的生活，他们以为那只是意味着越来越多光鲜衣物、流行歌曲、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他们以为追逐着潮流就依然是时代的宠儿，代表着潮流就依然是小城中的精英，却是热情地投入正在消磨自己社会地位的消费主义而不自知。
这一切他们也许最终都没有明白，但是他们了解到的现实足以让他们结束寻找结束自我放逐，无法改变生活，便与生活媾和。不安息如一次次到达与离开的火车的年轻生命，最终变成了固守观看来来往往的站台。那个新生命听到的火车鸣笛般的开水声，结束了这个封闭式的故事，曾经听到火车汽笛时的热血沸腾，如今都化作了烧水壶里的热水翻腾。贾樟柯说，他是个悲观的人。
在《小武》里就发现了，王宏伟长的真像我爸。他就跟电影里的崔明亮差不多，浑浑噩噩的过着没啥出息的小日子，几乎难以糊口。全靠我妈才勉强有个人样，真是个窝囊废啊。原以为我能好过他。现在坏了，我也光荣的成了窝囊废中的一员。
没感觉
可以，含涛量较低
一直不喜欢王宏伟，总觉得他把颓废演成吊儿郎当。直到《是否》出来方才醒悟贾樟柯潜藏的心酸和动人。「体位的变换是不需要有所避讳的，当两人彼此相爱，任何体位都是理所当然的」，史诗一般华丽的狂欢过后剩下的是一无所有。站台是一处集散地、亦是年代更迭的坐标，塞满了改革开放青春的迷茫和怅惘。
难以喘息的、逼人的真实。潜藏在个体命运最底层的无奈、挣扎、荒谬与尴尬。而生活本身就是剧情。
那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人事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贾樟柯用了他几乎能想到的方法来插入他记忆中时代所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和物件细节，越走越远的人总归还是回到了原点，本片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创作主题上都算是导演最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了，期待《天注定》
没想到这么好
最后，放弃理想与冲动，平静而劳累地生活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老婆七八个孩子一大堆.........
起碼可以看三次
站台有一种小城之春的气质：它们都没能把住时代的脉搏，但却拥抱了整个时代。
虽然说改革开放和新旧交替的这个主题我很喜欢，但是这片子太散太缓慢，终于到我即将无法忍受的沉闷高潮点结束。
烧开水的声音刺耳得如同远方开来的火车 却叫不醒多年以后的崔明亮了
7.5 贾樟柯的导演生涯就是一串悖论——早年拍出来的东西神韵俱佳，技术方面却粗粝到好比学生作业；之后的作品越发精雕细作，韵味却散了大半。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有那么一天，你突然听到了不一样的音乐，并且，你发现自己都听懂了。热爱文艺在八十年代，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代表着身体、衣饰和发型的解放，对XX文艺座谈会的挣脱，乃至冒着被惩罚的危险。《站台》里的文艺，不单是文工团的金曲串烧，电影从1980年（刘少奇平反）开始，到1990年（渴望）结束，其实是一部悲伤的青春片。春风不度的汾阳小城，终归是能收到南方沿海的改变信号，人们内心躁动，等待着什么发生。科长采用一套群像组合，不断进行省略留白，比如离开又回来的张军，成为税务员的尹瑞娟，消失的钟萍。许多镜头美到惊人，平遥城墙下的交谈，荒野中的火苗，韩三明的五块钱，姑娘像春天的树站着突然大风扬沙。立个 flag，2020年，平遥放映修复版《站台》。
卧槽，太牛逼了。史诗级作品。贾樟柯野心真大，要为整个80年代肖像。“让民间记忆充满银幕，以代替被官方垄断的历史。” 这时候的他才三十岁。
贾樟柯的现实主义史诗片。影片几乎是由一段段中、远景长镜头组成，固定与横摇为主，与侯孝贤的风格相近，这种远距离的凝视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积极性，但也容易使没有共鸣的人心生厌倦。导演用大量标志性歌曲、广播、录像和电视节目表现时代变迁，兼顾了写实与抒情。叙事和生活一样散漫。（7.5/10）
“一个朋友，普希金。”就喜欢这种七八十年的调调，虽然贾樟柯用得有些过了，整个片子里都是那个年代的背景音。
那是我一直想要过去看看的年代。
贾科长的电影并不粗糙，相反精致到有些强迫症了。他极喜爱将镜头从人物身上缓缓移去，投向远处的景物，逼你看眼前身后、墙里墙外，强迫你关注故事之外的时代细节。他又善于控制情绪，让你的情感在喷涌前克制，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然后你发现，站台在那里，可没人出得去，生活原来是恐怖片。
梦想死掉了，只剩下虚无，不同的是有些人看穿了早一点退出，有些人一辈子就陷在了里面--而且那真的是梦想吗？这部感觉和科长别的片子都不太一样，这么长的情况下（看了个3h+版…）剧情反而被刻意削弱，不断出现的各种流行金曲我能接受，谁不曾在一个孤独的夜听着老歌突然就很难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