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者2019

犹记得，很多年前听到陈奕迅的《你的背包》，总感觉陈是在怀念前女友。当我今天再看完《流浪者：追随布鲁斯·查特文的脚步》，让我重新认识了背包。很多人都有环游世界的梦想，查特文是勇敢的践行者。他曾经是苏富比最年轻的董事，后来辞去工作开始旅行。导演赫尔佐格是查特文多年的好友，赫尔佐格的某些电影的灵感就来源于查特文的旅行文学，如果说查特文是先驱一样的梦旅人，那么赫尔佐格就是查特文旅行精神的忠实拥趸。

说实话，我没有看过查特文的书，也怎么看过赫尔佐格的电影，但是这二位的梦幻联动，着实让我有些好奇，怀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这部纪录片带我去到了这一辈子可能也无法去到的地方，经历了他们的经历，我由衷的感恩伟大的交通工具和伟大的互联网共享精神，让我这个乡巴佬不出门也可以环游世界了。查特文留给赫尔佐格的，是一个棕色的皮质背包，赫尔佐格曾经用此背包来御寒。并且随身携带了很多年，依旧如新。可以说赫尔佐格和查特文重新定义了背包。

我发现2020以来，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喜欢上了旅行文学和旅行纪录片，近期疯狂的看了很多音乐旅行类的纪录片，旅行似乎变得越来越奢侈，我已经甚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有人出国旅行了。今年春节的旅行也因为防疫政策的隔离而变得遥不可及，当然主要可能还是自己太懒了，冬天到了，就想猫着。

首发于明天刺青

导演沃纳赫尔佐格和布鲁斯查特文是特别好的朋友，而布鲁斯查特文是一位旅行作家，早在那个没有卫星导航的时期，他靠徒步丈量过世界各地，也来过中国云南。 于是赫尔佐格拍了一部以纪念友人方式的纪录片，来阐述布鲁斯查特文的精神世界。

影片一开始像一个风光山，冰川以及大草原，布鲁斯查特文的遗孀说这就是他的精神里的风景。

随着吟唱与仪式安魂，旁白的赫尔佐格开始讲起布鲁斯对于恐龙和奇异动物的研究，影片画面里有长相似蜥蜴，浑身是盔甲壳，壳上长有尖刺的动物，像星际飞船里的异形生物。

影片里还有布鲁斯最后研究去往的南美部落，那里的男性也会在身上脸上涂满颜料和女生比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造型。还有一些岩石上印有蛙人的形象和掌印，甚至有一面是密密麻麻得掌印，旁白说你注视久了，甚至觉得它们已经不是这个图形。然后影片里有提到麦哲伦的探险之旅，同样也是去探索了南美部落。

影片里会夹杂赫尔佐格自己曾经拍的电影的片段，因为他所拍的内容也是基于布鲁斯的旅游和研究，布鲁斯是通过自身亲自去探索，而赫尔佐格则是用电影朴素真实的呈现这些奇异景象。这部纪录片是一次对于友人的追思，也是一次精神里的，时间和地域，现实和影像的旅程。

影片最后以遗孀朗读布鲁斯的一段文字结束，他们认为这也符合布鲁斯对于自己的死亡的理解。

“正如我在笔记本上写的，神秘主义相信理想的人会走到正确的死亡之路，而到达的人则会回去，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有一些特定的规则，可以让你回去或者说回到你属于的地方，回到你受孕的地方，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或重新成为祖先。这个概念与赫拉克利特的神秘格言非常相似，凡人和不朽在死亡中活着，在彼此的生命中死去。”

“跛子蹒跚着走在前面，我们踮着脚尖跟在后面。天空是炽热的，尖锐的阴影落在小路上。一股涓涓细流顺着悬崖流了下来，在一片空地上，有三张医院床架，上面有网眼弹簧但没有床垫，上面躺着三个垂死的人。他们几乎都是骷髅，他们的头发和胡子都没了，一个强壮到可以举起一只胳膊，而另一个说了些什么。当他们听到谁是跛子时，三个人都自然而然地笑了，一样的笑容。阿尔卡迪交叉双臂注视着，他们不是很棒吗？玛丽恩低声说，并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捏了一下，‘是的他们都挺好的，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白干桉树的阴影下对死亡微笑。”

以上影评仅为个人感受，我也尊重每个观影人自己的看法。

看了这个纪录片，想起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查特文的专栏。

在死后不久出版的文集《我在这里做什么》中，布鲁斯·查特文写道他在云南旅行时感染了一种“罕见的真菌”，他的健康状况因此急转直下。我们现在知道，所谓的“真菌”，其实是当时刚发现不久的艾滋病毒。查特文的同性恋生活——绯闻对象包括很多文艺界人士——最终给他带来了致命一击。去世时，这位炙手可热的旅行作家还不到50岁。

查特文曾经这样评论他最喜欢的旅行作家罗伯特·拜伦——绅士、学者和鉴赏家，称他的《通往中亚之路》是大师之作。在我看来，这样的评语也同样适用于查特文本人和他那本《在巴塔哥尼亚》。

《在巴塔哥尼亚》是查特文的处女作，1977年出版后，被誉为“重新为古老的旅行写作注入了活力”。

在短暂的一生中，除了巴塔哥尼亚，查特文还曾远行中国、西非、澳洲、阿富汗、巴西、美国，当然还有欧洲国家。他的第二本书是关于19世纪达荷美地区（今天的贝宁）的奴隶贩子德·苏扎的。他为此专门前往贝宁，经历了一场政变，被当作雇佣兵逮捕。随后，他写过一本有关威尔士的小说，一本澳洲土著的小说，以及一本铁幕下捷克斯洛伐克的瓷器收藏家的小说。

查特文在英国风靡一时，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当战后的作家们只关心英国本土的鸡毛蒜皮时，他却开始津津乐道地谈论远方。此外，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时而在伦敦社交聚会上侃侃而谈，时而踪迹全无，然后从亚马逊丛林里寄来一张明信片的自我形象。如今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旅行作家可以成为这样的社会名流。但在当时，查特文的确堪称文艺界的宠儿。证据之一是，罗伯特·梅拍过的唯一一张穿着衣服的男性照片，主角就是查特文。

在我阅读过的旅行作家中，查特文始终是最特别的一个。我喜欢他这个人，胜于他的写作本身。读完很多旅行作家的书，你往往会记住书中的某个片段，但是我从来记不住查特文写了什么。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在巴塔哥尼亚》里的故事，但仍然清晰记得那种感受——那种奇妙的震颤。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阅读写捷克斯洛伐克的《乌茨》和写威尔士的《在黑山之颠》上。

我喜欢查特文的气质，相比他的写作，我更希望了解他在写作之外的生活和思索。《阳光之下》一书是查特文死后，由妻子整理出版的书信集，里面甚至收录了他在旅途中写给别人的明信片。这本书我时常翻阅，每次都读得津津有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把这本书放在床头。

正是因为这本书，我了解到查特文死后将自己旅行中使用的Moleskine笔记本捐给了牛津大学的博德里安图书馆。在牛津大学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图书馆调阅查特文的旅行笔记。

我调阅的是查特文1974年12月在巴塔哥尼亚旅行时用的笔记本。标志性的黑色Moleskine，皮面，96页，护照大小。装订已经有些松散，但字迹依然清晰。我仔细翻阅着每一页笔记，有的用的是蓝色圆珠笔，有的用的是铅笔，还有的地方贴着剪报。我辨识着其中的地名和人名，偶尔翻阅一下手边的《在巴塔哥尼亚》，看看笔记中所写的与书中所写的有何异同。因为兴奋，我的手微微地发抖。

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阅读这本笔记。当我合上笔记本时，夕阳正掠过博德里安图书馆的窗棂。我想象着查特文写这些笔记时的情景。他写了个便笺，就辞去《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职务，飞到秘鲁首都利马。然后从那里出发，花了一个月时间，最终抵达巴塔哥尼亚。我偷偷翻拍了笔记本的内容，希望将来去巴塔哥尼亚旅行时能够带上这些照片——就像多年前查特文去阿富汗旅行时带上罗伯特·拜伦的书一样。

查特文一生关注的母题是“游牧”和“人类的不安”。在他看来，人类内心的不安正是通过游牧，或者说游荡行为加以缓解的——这也是旅行癖最深层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我相信，查特文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那不安与游荡的气质——其魅力就像那种“罕见的真菌”，稀有而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