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这是我完全没有概念的一次审判。

电影拍的出奇的平和。在当今中国普遍浮躁功利的电影界里真是十分难得。影片重现了很多审判中和幕后的精彩对白片断，其中溥仪出庭那段很有意思。另外电影还加入了一个日本家庭的悲剧，他们在战争中和战争后所受的苦难。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难。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阐述的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坚定信念，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和对自己暴行的理所当然都让我不寒而栗。这是一个典型的恃强凌弱的国家。他们对用了原子弹的美国没有任何抱怨，反而尊敬有加，他们对自己凌辱过的中国没有任何愧疚，反而是强烈地不甘心。这是一个只认识胜利者的民族。只要日本有可能再建立自己的军队，下一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如果下一次中国不能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他们有朝一日还会卷土重来。

令我无法置信的是美国居然放过了天皇不审。这不等于是审讯德国二战战犯，但是不审希特勒一样么？为什么会这样？

Google 搜索找到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评论这本书的： THE OTHER NUREMBERG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als. By Arnold C. Brackman.

The Price of Conquest: New York Times：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lpage.html?res=9B0DEFDE1131F936A35757C0A961948260&sec=&pagewanted=print


“二战期间，美国民众心中裕仁（昭和天皇）和希特勒是一个等级的。有些美国政客认为应该完全废除日本皇族体系，裕仁受审应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派美国政客认为保留日本的皇族体系和裕仁的无罪才能保证日本不陷入混乱，这里'混乱'这个词在1945年之后很快的变成'共产主义'的代名词。英国外交部长 Ernest Bevin 用一战后的德国来做例子，说是因为盟军将威廉皇帝流放并且威胁将要审讯和正法他，才使得德国被剥夺了统治阶级的威信，纳粹集团才有机可乘。

“Bevin 的观点得到了认可。天皇被剥夺了政治全力和所谓的神圣，但是没有受审，也不用出庭作证。被默认无罪。虽然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无数线索都把最终责任指向天皇，但是因为审判和辩护双方以及法官们的默契，没有人去追究这些线索的下落。大家都觉得一旦走上这条审判天皇的不归路，将会给战后的日本带来无法想象的民族心理和政治上的破坏。”

原文：
"During the war Hirohito and Hitler were linked in the popular American mind. Some American politicians thought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should be extinguished and Hirohito tried as part of the policy of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Others said tha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imperial institution and of Hirohito was essential as a means of keeping order and blocking Japan’s descent into chaos - and ‘’chaos'’ came rather quickly after 1945 to mean Communism. It was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Ernest Bevin who recalled that by driving Kaiser Wilhelm into exile in 1918 and threatening to try and execute him, the Allies of World War I had deprived Germany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opened the door to Nazism.

"Bevin’s view prevailed. The Emperor was stripped of divinity and direct political power. But he was protected from indictment, and from giving evidence. He was exonerated through silence. The Tokyo trial was full of leads pointing directly to the Emperor, but by unspoken agreement among the defendants,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bench, these leads were never pursued. The prospect of trying and convicting the embodiment of the Japanese nation was psych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too disruptive to contemplate. "

多么冠冕堂皇的谬论。

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变成美国、西方最方便的借口。从东京审判到越战。就像现在美国政府随时随地都在使用的“恐怖主义”这个词一样。 Herman Wouk那本《战争风云》里面说，战争结束后都是战胜者在写历史，只有战胜者才有权力写下判决。如果日本对中国的不服是因为他们觉得战胜者是美国不是中国，东京审判的过程和结果也是这个原因吧。

作者:赫连定

 
我怀着极高的期待，看了《东京审判》，结果是，我再一次见证了中国电影人的弱智。一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这样被糟蹋了。看完这部烂片，你不得不承认，中国电影比中国足球更令人厌恶。中国足球至少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可以让你在茶余饭后发泄一下，而且基本上是还是较具娱乐性的。但中国电影，却使你感到一种深切的失望。

这个电影的问题在哪里？整个影片在概念上是模糊的，是非上是模糊的，对抗上也是模糊的。它反映的是法律，但是却是对法律的一种侮辱。中国法律同仁究竟是在和日本战犯交锋，还是在和其他国家的法官对抗？电影一开始就似乎给出了答案：中国人是在和盟国的法官对抗。梅法官的全部精力都是在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法官斗智斗勇。给所有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对日本人的审判是一个假象，全片反映的是一个中国法官如何在合议庭（或者叫盟国审判委员会）内部争取主导地位，它要表达的主题不是控诉日本侵略，好像是在控诉美英帝国主义的排挤和压迫——我们好像又回到了毛时代了。

真的很荒唐，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影的故事精华，缩小到一个具体的案件上来：一个罪犯要被判死刑了，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内部意见不一致，其中一个法官，也就是我们伟大的梅大法官，非常希望把被告判处死刑。于是他不余欲力地说服其他法官，甚至采取了逼宫似的手法要挟其他法官。

且不说这在法律上是荒诞的（负责说服法官的是律师或检察官，是经法庭调查而被采纳的证据，而不是某一个法官），即便东京审判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事件，审判结果代表的不是法官个人的意见而是其所属国家的利益。中国法官只是十一个法官之一，事实上他无法主导本次审判。而他的理念及其出发点，似乎是没有悬念的，那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一定要使用死刑。这个信念，并不是随着审判的进行而逐渐产生的，而是一开始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从真正的法律意义上说，即便罪大恶极如东条英机和松井石根，在未经审理并宣判前依旧是无罪的，法官绝不应当有那种事先的倾向性，而我们伟大的中国法官，却抱着一种“严惩”的固定思维而来。这种预先存在于头脑中的判决结果，最后“果然”影响到了刑罚的适用——你能说这个审判是很伟大的吗？

庭上的戏，虽然从时间上来说足够充足，但却是一个浮肿的典型案例。检方对日本战犯进行着一种机械的盘问，不是用证据，而是用感性词汇来控诉。出庭作证的证人只有三个，非常单薄，而且该三证人的证词均不被被告承认。除此之外，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以证明战犯们违反了国家法或是日内瓦公约（甚至都没有出现这些名词），比如说政府文件、往来电文、其他的证人证言、其他日本罪犯的有罪供述等等。

法庭戏一直是美国这种法制国家的电影的热门题材。对我们这种五千年悠久人治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说，既遥远又过瘾。我们中国导演大概是受到了美国类似电影的影响，力图把整个法庭戏拍得紧张激烈扣人心弦。但是问题是，导演只学到人家美国电影的皮毛，精髓没有学到。因为作为一个专制国家的愚民来说，显然他既不懂法制的精髓，也不懂电影的精髓。所以整个电影始终沉浸在一种刻意营造出来的空洞无力的“紧张”气氛中。

作为被告的战犯，几乎没有什么表现机会，完全是一些木偶。除了用弱智的语言回答一些弱智的提问外，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性格特征，没有任何的机会让观众了解。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罪该万死的人，经过了多余的审判，居然还有人不愿意使用死刑，结果终于被来自中国的梅法官摆平了，OVER！

更使人忍无可忍的是，导演意想不到地安排了一段无聊到极点的感情戏桥段。就这个愚蠢桥段本身来说，无论如何去蔑视和攻击它，都不过分。就好像一个拼凑出来的廉价肥皂剧。中国导演的低劣素质和低级趣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中国导演导演看来，莫名其妙的三角恋好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少的。中国人拍了三个版本的《南京大屠杀》，除了一个基本没有故事情节类似记录片风格的外，另外两个都搀杂了大量的感情戏，而且谈恋爱的都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好象如果不这样，就没法交代南京大屠杀的来龙去脉一样。中国的导演永远不懂的，在这种题材中，加入爱情戏桥段，是多么的突兀怪异，多么的令人反胃。

有工夫去写三角恋，却没有时间去表现那些战犯的历史罪恶——他们无疑罪大恶极，但他们是东京审判的主角，他们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的？面对由战胜国组成的法庭，他们究竟有怎么样的感受？面对人类良知的拷问，他们又有怎样的震撼或冷漠？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们又有怎样的内心世界？面对最后可能的极刑，他们又有怎样的忏悔或顽固不化？面对不仅仅是亚洲其他国家而且包括日本国民在内因为战争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又有怎样的真实感受？这一切的一切，电影都没有丝毫的表现。

对比一下美国人在四十年前怕的《纽伦堡审判》，看看人家严肃和娴熟的表现手法，中国导演难道不应该羞愧吗？ 一部烂片，就这样对法律、对历史、对电影艺术，来了一个极大的侮辱。

原文：http://www.bullog.cn/blogs/JACKYzhang/archives/144648.aspx

   看这部电影是在上海电影节的亚洲新导演作品展上，去看得闲饮茶那天买的票，当时心一寒，厚厚的一捆票子似乎从没动过。买了两张，约一个喜欢电影的朋友一起看。24号那天傍晚，下起了暴雨，我的鞋都泡烂了，跑到时还是迟到了十多分钟。往里面走的时候，还在对朋友说，估计没什么人，我们可以随便坐，谁知进去一抬头，黑压压的几乎坐满了，那一刻，欣慰。
　　当时比较暗，看不清观众都是哪些人，但前排正好有四五个女孩子，是冲着朱孝天来的，朱每次出场她们都激动谈笑，最后有一场朱的哭戏（实话说，他的演技有待磨练），那几个女孩（其实也就比我小三四岁吧）更是兴奋的又笑又叫，不是太大声，但在安静的电影院里很刺耳。一位老先生站起来厉声说：“笑什么笑，看这样的电影还笑，你们是中国人吗！要笑到外面去！”她们一下子懵了，像无辜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被大人责骂，然后又小声的反驳，说连笑一下都不可以吗。旁边一位不到三十的小姐说：“当然不可以，要笑就出去！”语气严厉。
　　一时百感交集，导演用朱应该也是考虑过偶像的号召作用的吧，希望能因此吸引年轻人进电影院，进而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不知道吸引来的人有多少会像这几个女孩一样，除了朱出现的片段，其他内容完全没有进入她们的心，要不然怎么解释那刺耳的笑容，而她们仅仅比我小三四岁。简单骂骂她们是没有用的，当时她们的无辜的神情我还在眼前，她们根本是没有概念。不过想想满场的观众，也不用太过于灰心吧。
　　
　　 说说电影，法庭画面大气干净，作为一个电视导演，镜头运用得还可以，配乐颇有亮点，朋友说片子里有时候用的安静的调子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而颇有震撼的音效伴随着战犯的出场，砸在耳朵上。但是手法过于单一，每次谴责、追问、审视战犯是都来这么一下，很快观众就疲劳了，过滥而没用在刀刃上。演员听说拍摄中吃了不少苦，曾志伟的脚受伤了，裹着石膏继续拍，资金被无良的制作人拐跑了，也没人退出，导演硬是自己贷款几百万拍完。
　　 刘松仁和曾江两个老戏骨挑起了大梁，很多地方出彩了，但我还是要说，刘松仁的英语不过硬，不少地方的发音模糊因此无力，使他的演技不能完全发挥，这真是一大遗憾。
　　 导演设置了两条线索，法庭审判和战后一个日本家庭的创痛，但这条副线我以为不够成功。战败后日本本土人的思想状态和社会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以前很不清楚，是在看过电影后才找了些资料来看的。由于日本对内的新闻封锁，大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军人在亚洲犯的罪行，而且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战争，战败后他们有些是接触到真相后的极度震惊，但也有很多人仍然陷在战争和战前几十年的教育和灌输中，他们的心中有的是仇恨和复仇之心。这点编剧不是没有看到，所以他创造了谢君豪所演的人物，想向朱孝天报复，同时也有曾志伟的老兵，在战争中痛苦和悔悟，甚至杀掉了变成杀人魔的同伴。但这条线索始终显得语焉不详、欲说还休，使得曾志伟的痛苦缺少了一点说服力，而谢的表演又流于表面，并且只以这几个人来反映整个战后的日本民族有些弱了，但这可能也是资金受限的原因，没办法。
　　 其实编导完全可以加入另一条线索，那就是美国人当时在日本的作为和日本人的反应。东京审判的局限和遗憾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姑息，美国处于战略的目的，或者就是罪恶的目的，放过了相当一批日本战犯－－比如731部队细菌战的军官，为的是换取他们用中国活人做实验后获得的数据。这种做法也应该被历史审判，虽然已经不可能了，但完全可以用电影的手段表现我们对他们的“审判”。不过这在现在不知是否犯忌，毕竟这是一部主流片。
　　 这部电影有不少的瑕疵，但我仍然给了四星，因为这是一部了解那段历史或者一无所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看看的片子，我以前对东京审判的历史就所知寥寥，所以在结尾部分，我震惊地看到，原来当时的法庭对于是否要判处这些战犯死刑都有过那么大的分歧，这些对中国人，对人类犯下毁灭性罪行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一个个都有可能在几年后潇洒地走出监狱，甚至回到日本政坛，我真的无言了。即使这样，除了这几个首恶以外，除了在监狱里自然死亡的以外，大多数战犯后来都被美国人释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所以现在日本才会是这个样子。这里面的许多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8月16号很快要到了，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再受挫，真的能如期上映，也希望中国人能够走进电影院，看看我们的父辈、祖辈受过的罪。
　　 电影散场了，雨也停了，朋友问我，是不是到现在中国政府还不能公开承认在对日审判上我们的失败，这还是一个禁忌？我不知道……

理智与情感：从《纽伦堡审判》到《东京审判》

passionfly

     2006年的9月，注定是纪念和追忆的时节，“9.11”事件五周年，“9.18”事变七十五周年，美国国耻日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国耻日，上苍似乎在冥冥之中暗示人们，对于战争的反思与感慨，纵亘历史，横越国界。

     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无疑给这样的时节更增添了浓浓的秋意。《东京审判》，一部以法律为主题、再现历史、弘扬爱国的主流电影，却得不到公共财政名正言顺的支持，流落到民间以市场化运作，却又险些在法治缺失的电影产业中因资金筹措不慎而翻船；《东京审判》，一部投资巨大、明星云集的大片，几经周折终于摄制完成，却因牵涉国际时局和政治稳定，涉嫌煽动民族仇恨，而迟迟未得审批公映，直到一年后四小时的样片被删减成一小时才终获上映，而在票房成绩斐然并受到观众肯定之际，许多院线却仍在犹豫和观望。这样一部电影的传奇式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中国电影人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如履薄冰、如走钢丝；融资时如孙儿，受审时如媳妇；唯求剧本能得保全、影像能见天日；其艺术之多艰，其世态之炎凉，此案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同情归同情，虽然资金困难又被删减，但对电影的本身的评价及其内容主题的思考却容不得降低标准和感情用事。要评价《东京审判》这部电影可以有各种参照，比如和时下国内外的商业电影比，和国内的“主旋律”电影比，和类似题材的文艺片及艺术电影比等等。

     首先与商业片比，总的说来，《东京审判》在制作的观赏性和商业运作的层面，是在努力追赶国外的商业大片。比如历史和法律题材选择的看点、国际化演员班底和明星阵容、悬念和节奏的把握、摄影和视频剪辑的效果以及背景音效和音乐等，无疑这些与国内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观赏性明显加强了。但是如果真跟国外顶尖的商业大片比，该片又明显有失分量不足，用导演高群书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炒白菜”。比如支线的故事性很差，几乎是象征性的情节和场面，叙事不够流畅和集中，几个人物的纠葛很零散，过分依赖旁白，而旁白又显得很官腔，比不得摩根•弗里曼在《肖恩克的救赎》和《百万宝贝》里旁白的感觉。支线不仅单薄而且跟主线没有交叉，梅汝璈在支线里只是个看客，这又直接导致主线暴露出重复和枯燥的弊病，前伏笔后照应的悬念和豁然开朗的效果也就不明显（比如“保密”宣誓与片尾的投票、向哲浚的“秘密武器”、大川周明的疯癫也没有下文而转成了不远不近的旁白解释等），举证和反诘本适宜在支线中先予设计，然后在庭审中再现照应，结果片中却成了间隔着新闻短片和旁白解释的一次次开庭，几乎沦落为带音效和镜头跳跃的纪录片。商业法律片的灵魂就是“悬念”和“节奏转换”，悬念没做好就是致命的缺陷。再比如跟外国商业大片比，该片几乎没有外景，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遗憾，历史商业片的灵魂就是“猎奇”和“时空感”，全篇自始至终没有当时中国和日本老百姓的群众场面，也没有今天两国年轻人和老人间交互的反应，这就大大降低了观赏性，远比不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和《拯救大兵瑞恩》的时空感。

     导演高群书自称《东京审判》中是牺牲电影而保全历史，也就是说该片很多地方失却观赏性是为了再现历史原貌，而不作艺术性的夸张和情节增删。那么，我们就不能单从商业片角度指摘其不够好看，而还要从历史剧、文艺片的角度审视其得失。然而，总的说来片中明显体现出了导演国籍的主观倾向，而且抒情的成分多于思考。这便违背了历史片的中立和真实原则，也大大降低了其思想高度和历史内涵。比如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法官和检察官在审判期间是不得单方面接触的，而片中多次展现中国法官梅汝璈和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私下饮酒、聊天，甚至法官直接责怪检察官起诉和举证不力，这都有损中国法官的形象和尊严。再比如，刑事诉讼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而导演却把约瑟夫•季南检察官的慷慨陈词放到了最后，以此作为影片的高潮，感染大家反对战争和不人道，殊不知这样做反而大大降低了英美法审判程序的正义感和公信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如同真正中国“主旋律”影片中的一边倒“镇压反革命”式的庭审，高群书至少在《东京审判》中给了日方辩护人广濑一郎少许的辩护时间，也给了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自我辩护的台词，总算是给“阶级敌人”留了一口气，好让导演继续有靶子来鞣、让观众继续来泄愤。也许有些愤青看到这里会指责笔者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日本鬼子说话”。可是请你们想一想，片中出庭指证日方的日军军官证人田中隆吉，不是也被日方辩护人斥责为“胳膊肘往外拐”、“你是不是日本人”吗？在被民族情感冲昏头脑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用理智来反思自己，是否会犯日本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其实，稍微冷静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自己，我们的哀怨和愤怒已然不绝于耳，倒是更想听一听日方的辩护词。就好像自己被人打了，就特别想问个所以然，而不能不明不白的就把对方干掉，仅仅报仇了事；而是特别想让他自己来评评这理：到底是为什么？怎么能这么不讲理！你的理论是什么？只有问明白了这个，知道了根源，才知道如何根除，如何防患于未燃；也就知道了如何防止我们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安心。显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仅仅把日本人干掉，是不能达到上述效果的；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没准哪天纳粹的思想会从我们自己的脑子里滋长出来，然后杀掉了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拍二战战犯的庭审片，艺术家和史学家们应该超越同盟国的感情、立场和成见，而更多地使用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去寻求战争、屠杀、灭绝人道背后的道德准则和正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是二战战犯庭审片的《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相比，则高下立现。

     “纽伦堡审判”（1945.8-1949）是二战结束后依据苏、英、法、美签订的《关于控告及惩处欧洲轴心国家首要战犯协定》（伦敦宪章），在德国纽伦堡成立的由4国法官组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的审判，此后由美国国内文职法官对不同级别的德国战犯相继进行了多达十二轮、历时三年的审判。“东京审判”（1946.4-1948.11）则是由11国法官组成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这两次审判确定了国际战争法上战争犯罪的内涵，并且确立了追究战争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新原则。1946年至1950年，经过联合国大会确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些原则编纂为“纽伦堡原则”。电影《纽伦堡审判》就是根据历史中的纽伦堡第三轮审判（对德国法官和司法官员的审判）改编而成，该案的真实法官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布兰德，影片中为著名演员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饰演的海伍德主审法官（Dan Haywood），他以此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另外，该片还成功塑造了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上校（Tad Lawson），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律师（Hans Rolfe），主要被告德国法学家恩斯特•詹宁法官（Ernst Janning），以及支线中出现的德国高级将领遗孀玛莲•德烈奇（Marlene Dietrich）饰演的伯霍特夫人（Madame Bertholt）。该片摄于1961年，片长三个多小时，编剧阿比•曼（Abby Mann）以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使该片成为法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该片与《东京审判》最大的区别在于，首席检察官泰德•劳森和首席辩护律师汉斯•鲁尔夫之间的实力和笔墨是相当的，甚至辩护人最后成为了主角，他的演说口才和辩护魅力几乎征服了整个法庭。而主审法官海伍德则是一个中立的旁观者，直到判决时刻他的审判魅力才爆发出来，他在更高的层次上和被告德国法学家詹宁较量着法官的公正性，而这才符合法律庭审的公平和角色定位。

     《纽伦堡审判》在剧情中选取了一个绯闻死刑案、一个智障绝育案，两案都是纳粹德国《种族净化法》实施的结果，当年的主审法官是否对其审判负有个人责任呢？辩护律师提出了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当年的案件判决公正，法官有理由认定被告确有不正当性行为和智障；（2）对智障者施行绝育手术在美国亦有先例（赫尔姆斯法官于巴克诉贝尔案1927）；（3）主控检察官在法庭播放集中营残酷屠杀录像与本案无关，而且有碍公正判决应当不予采用；（4）德国法官对大屠杀没有知悉和过错，不应由个人承担国家责任（5）在被告詹宁出于良心和自责当庭认罪并忏悔之后，辩护律师居然不仅没有缴械投降，反而奇迹般的反客为主，指责美国军火商、签订《苏德友好条约》并参与瓜分波兰的苏联、与希特勒签订宗教协定的罗马教廷、曾在绥靖演讲中称道希特勒的丘吉尔首相等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最后的反诘彻底击溃了主控检察官，让观众出乎意料地情绪大转折，实属全片高潮。影片的结尾，是海伍德法官惊人的公正定力赢回了法庭判决，此时正值苏联兵临柏林，美国军方对海伍德法官施加了政治压力——要求对德国官员从轻发落以争取德国民众的支持一致反共。而海伍德法官顶住了政治压力，坚决地依据案件本身案情，判决詹宁等人全部有罪入狱。而被告詹宁当年正是因为顶不住希特勒的政治压力而做出了轻率的判决，海伍德法官公正的司法判决赢得了被告詹宁的尊敬。影片最后海伍德法官坚定的背影盖过了辩护人掀起的高潮而再次将剧情推向了顶峰。

     《纽伦堡审判》中控辩双方同等水平的公正角力、抗辩式的庭审制造出了巨大的张力，使得案情跌宕起伏，观众的情绪也随着悬念的一再加剧而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支线的情节也可圈可点，伯霍特夫人出于维护死去丈夫的荣誉，极力影响海伍德法官对德国人的看法。通过伯霍特夫人我们可以看到战后德国民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夜半街头一曲深情的《Lili Marleen》，几乎把每一个观众的心都融化了，可是，却没有动摇海伍德的判决。矛盾的剧情让观众心里五味杂陈，同情与正义感交织，化作了深沉的思考……

     思考什么？思考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而不是别人的；思考正义，永恒理性的正义，而不随立场和情感变换。这便是《东京审判》所不能企及《纽伦堡审判》的地方。倾听敌人的声音，反思自己的罪恶，坚定公正的判断，以直报怨而非以牙还牙，确是知易行难。每当网络上发起废除死刑的讨论时，那些理性和人道的声音往往被激进和冲动的叫喊淹没；每当讨论起日本人的纪律、团结、勤奋等优秀民族性格时，谈论日本的文学、音乐、电影等优秀文化时，却被很多愤青冠之以日本走狗和汉奸；甚至叫嚣着要扫平日本，灭绝日本人，而这与当年希特勒灭绝犹太人，日本人灭绝中国人的理论和情绪又有何分别呢？《东京审判》诚如导演自己所言是一部展现中国人气派的历史片，然而，更多的只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少了中国人的自我批判和反思精神；《纽伦堡审判》超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然而启发的是全人类对自我命运的审视，对道德、理性和正义等价值观的再发现。

     我们再以此来反观《东京审判》中日方的辩护，片中主要列举了以下观点：（1）律师提请法庭庭长回避，全部法官资格均受质疑，本案应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2）本庭以“胜者为王”的原则审判战败方履行公职的国家公务员，没有合法依据；（3）松井石根的“亚洲大家庭，中日兄弟论”。（4）板垣征四郎的“一贯坚持和平、撤军、停战论”，出兵东北是因为东北混战、民不聊生；（5）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认为，日本政府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程序行事，1941年7月26日海外财产被冻结后，日本为了生存只有战斗，因此实属自卫战争；中国政府发动军民抵抗才招致被杀戮，应由中国政府承担责任；而日本以国运相赌、以失败告终，战败责任不关天皇也只应由日内阁及首相承担，但发动自卫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均没有错。

     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首先“东京审判”的确在法庭的组成上更接近第一轮纽伦堡审判，而不同于后十二轮审判。但如果是国际审判，理应由交战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法官组成审判庭，战胜国的确应当回避，这样的国际审判才有公正性可言，否则的确有“成王败寇”报复性清算的嫌疑，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程序上都没有做到完全公正。由于得不到公正的国际审判，日方则退而求其次地要求交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即类似后十二轮纽伦堡审判。这样做看似降低日本国格、有损日本主权，其实非常自洽且合理。因为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国家，任何审判都将以先例的形式成为美国的国内法，日方的主张其实是要求美国用其国民待遇的公正性来审判自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美国想趁机报复战争中的敌人，则可能使美国国内的法治秩序毁于一旦，这种代价美国无疑是不会付出的。这就恰如罗尔斯打的比方，“正义”就是让甲来切蛋糕，而再由乙来选哪一块。其次，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的理论可以归结为“功利主义政治观”，也就是日本实施对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对亚洲有好处——可以结束那里的战乱、解散无能政府、兴建公共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抵抗西方压迫等等，从经济学上分析，高效的政府取代无能的政府的确是一种效率改进。最后，东条英机的“生存自卫论”其实是对控方“人道和平论”最强有力的反诘，因为他与人道主义理论站在了同样的基石上，说白了就是：“我杀人，是因为我被人杀。”也就是说发动战争和抵抗战争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保护人的生命。如果任何国家可以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入侵者，那么日本就有理由以保卫祖国的旗号杀死企图扼杀他的人，不存在谁比谁更加人道。

     凭心而论，面对日方的如此反诘，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公正而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该如何回答他们呢？我们在把他们送上绞刑架的时候，如何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呢？东京审判的11位法官在誓词中说：“我们将没有畏惧、倾向和偏私，只凭自己的良知和最大理性的判断。”他们做到了吗？我们又做到了吗？我们总纳闷日本人为什么不忏悔自己滔天的战争罪过；却从来没问一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至今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呢？我们总纳闷日本百姓是不是因为新闻管制而对历史愚昧无知；却没有问一问自己，我们今天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受到审查？为什么一个《东京审判》的上映却如此艰难？我们总说美国在911之后还冥顽不灵，不懂得反思自己反而还加大打击别人；可我们在918之后反思过自己吗？为什么同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日，同是二战废墟的中日，他们每次都崛起，我们却是无尽的内战、腐朽和落后呢？我们总是在用马列主义对人而用自由主义对己，在双重标准中自得而不自知；我们总是在愤怒的风暴中不经意地掠过了地震的根源，把责任推卸给外界而不拷问自己的内心。

     二战以后，世界法学界新自然法学重获生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再一次受到世界舆论的唾弃，简单切除式的社会治理方法再一次被反思。在《东京审判》的最后，梅汝璈法官说：“不用死刑我们如何才能保证挑起战争的人不会死灰复燃？判决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能得以瞑目和安息”，这只是狭隘的人性和朴素的情感；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海伍德法官绝然相反地说：“依据政治信仰而杀死孩子，似乎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我们的国家至今还在叫嚣着为了保卫祖国、为了生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恰恰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代表的根本价值——为了苟活而不择手段！请问，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今天，让世界注视这里吧：正义、真理和每个人的价值！这才是我们代表的价值！”我想，唯有如此高屋建瓴的声音才是真正振聋发聩的，也唯有如此深刻的自我反思才能让刑柱上的罪人真心悔过，这才是人类超越情感的理性的光辉。

2006年9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