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64年前篇

才第一遍。待我二刷看可否有入木三分。

one cannot collect all the beautiful shells on the beach. one can collect only a few, and they are more beautiful if they were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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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前篇与后篇视作同一部电影的两部分的话 ，这是一部超长的电影。但实际上，观众会很容易发现，前篇与后篇之间在主题、表现、情绪等方方面面都有错位。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导演能力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似乎体现了导演有着大于原著的野心。

后篇的复仇计划设计非常精巧，而最后的结局也让观众前面挤压的情绪得到了舒缓，可以说是一个符合普通人善恶因果报应逻辑的结局，换言之，就是既在意料之中又稍微超出预期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

前篇却似乎是另一个故事。被绑架女孩的死亡只是一个引子，甚至可以视作一种隐喻。铺天盖地的昭和天皇驾崩的新闻报道掩盖了一桩幼女被绑架后杀害的惨案，这会让观众感到既沉重又荒诞。“昭和”这个年号在日本史上最具有的特殊含义——在20世纪前四十几年，也就是昭和天皇在位的前期天皇制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这个含义在电影开场不久就通过两个新闻的差别待遇提示给了观众。

接下来电影快进到14年后，也就是步入平成时代以后，当初负责办案的三上警官早已离开一线，成为了警局的宣传官。这个宣传官的职责，直白地说就是与记者协会打交道，一方面利用记者为警局发布信息，另一方面对记者所掌握的案件信息进行管控。记者协会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而警局则只想让记者成为自己的喉舌，自然，两方就经常地处于博弈状态中。这时令三上焦头烂额的是一个孕妇驾车撞倒老人的案子，记者一方要求透露孕妇姓名、住址，而警察一方拒绝透露（桌面上的理由是孕妇已有八个月身孕，应该得到保护，桌面下的交易其实是三上的上司想要的讨好孕妇的父亲——一个与警界关系密切的建筑行业资本家）。一边是上司的频频施压，一边是记者的穷追猛打，眼看警局和记者协会就要彻底闹掰。火上浇油的是，这时三上的上司通知他，马上就要有东京警察总部的上级来视察昭和64年的案子，而这需要新闻媒体的“发声”。处于愤怒之中的记者们马上拒绝了这个要求，而受害小女孩的父亲雨宫也拒绝了东京警察总部官员到家中拜访这种政治作秀。

四处碰壁的三上，在与部下的一次争论中获得了一个“觉悟”——从里面无法打开的窗户只能从外面打开。他向记者公布了孕妇的姓名、住址，讲述了被撞的老人的生平及其已经死亡的事实。他将这些事实交给记者处理，对仍不买帐的记者说，如果你们只是想闹，那么换一个宣传官你们仍然只能回到零起点，什么进展都不会有，只能一直闹下去。你们应该抓住“实名报道”这个机会。

三上的“觉悟”来自于一个“发现”，那就是，记者是人，受害者是人，自己也是人。最初和记者的拉锯，是将自身作为组织的一个棋子与其他组织的棋子对峙。三上再次到雨宫家时泣不成声的忏悔则是这一“发现”的直接表达。

三上从外面打开窗户的行动直接推动了后篇故事的进展，此不赘述。打开窗户这一行动以及行动的契机，都非常引人深思。值得细心体会的还有，在僵化、扭曲甚至邪恶的组织系统中，个体是否只有一同僵化、扭曲甚至邪恶，或者彻底的对抗这两极的可能性？正如三上所言，记者们如果只是将警察宣传官骂死了就算完事的话，那么下一轮的搏斗又将回到零，不能积攒起任何的成果。这或许就是这部电影在当下非常能打动我的地方。

本片还有其他直击要害的批判和非常巧妙的隐喻，在这篇影评中就先不提了。

宣传部门，就如同噬嗑卦中的三四两爻，被咬在上下之间，成为上下的阻碍。这个部门，表面上是负责案情报告，实际上担负着引导舆论，缓解民众和警局压力，并发动社会提供线索。

影片主人公三上义，昭和64年的一个绑架案没能破获并导致被害人死亡，背负着这个负担，他担任了宣传部领导。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谎言和受害者之间犹豫挣扎。领导为利益隐瞒真相，记者为获得真相几乎以死相拼。自己的前途掌握在领导手中，自己的良心却向着那些受害者。在经历了太多内心挣扎和做了很多妥协之后，终于意识到，良心和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但他还是找到了一条即能保住自己又能让媒体知道真相的方法，这在一般社会中会让人感到非常愚蠢，但在日本却能够实现，他通知了媒体，却不让媒体报道，或者，媒体的报道已经没人关心，而另一方面威胁媒体，如果他们报道，则自己必会完蛋离职，而新的新闻官依然会采取以前的方式，让记者接受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就是他已经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这近乎无赖的做法似乎受到了大家的赞扬，他的良心也能因此获得释放，媒体也获得自己的利益，但受害者依然不知道真相。

也许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只能接受了。

电影显示出了对这种情况的无可奈何，最后用了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来安慰自己。电影中，记者们疯子一样的申明自己的权力，但最终的怒火都发泄在这个可怜的宣传部长身上，而且只停留在这里，当这个部长开始谈判时，媒体便做出了妥协。

在东方的民主制度外衣下的实质的专治，始终在那里，一切民主的秀都是为了专治而作的。

噬嗑卦显示的就是这种情况，中间越刚强，两边就越不通，则世界会变得越坏，而终于大凶。

剧情过于压抑，但一些细节令人震惊。

昭和64（1989）年，居然还有渎职切腹的理念，故事的时间线是14年后（2003年），宣传官和记者组的对抗显示的是日本体制下的民主自由制服和精神。

愚昧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进步的希望，相比之下，这种对抗更具进步的价值。

记者要曝光事实的动机是什么，真的是为了正义和记者操守吗？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地位和背后媒体的盈利，头条的价值是利润。警察隐瞒实事的动机是什么，在高层的腐败，在三上是对孕妇的人文保护。

善恶难以区分时，就要靠制度来实现“现实”公平，在一个组织，一个体制里，最终的价值体现还是制度本身

横山秀夫的别名可以叫“警察局一生黑”。这部改编其小说的《昭和64年》有着非常明显的横山招牌：从一个突发的离奇案件切入，案件本身却并非重点，而是以点辐射，形成一张交错密布的警局人事网，逐渐暴露每个个体面对种种集团力量的铰合，各自小心翼翼地谋划与抉择。 表层对警察体制的批判最终导向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尖锐观察：关切与冷漠，集体感与自私——就像菊与刀般，看似矛盾其实只是表里两面。存有私心的个人多是无意识地伪装成一种与周围人相同的姿态，表面礼貌实则冷淡，例如已成惯例的下跪公关法，又或是对他人客套的关切——以上种种都不过为的是不凸显自己，从而躲在各自封闭的套子里但求无恙。 所谓的“昭和64年”快捷得仅有7天。那一年初雨宫年幼的女儿绑架被杀，同日，天皇驾崩。画面里电视小屏幕里的大人物与大银幕上痛哭的小人物形成绝妙的对比——表面上人们好像更关注耸动的大新闻而忽略对身边小人物生死的关注，真正可怕的是，实际上他们除了自己，什么都不关心。 所有这些从离奇案件切入引人，再由负责过本案的三上警官的中年危机作线，一方面三上要在警局内部的各方角力下处处周旋，展现作为整体的环境对个人的牵制掣肘，一方面家庭内部与失踪女儿沟通无效则昭然揭示个人又是如何将自我封闭。 影片最大的力量并不在推理本身，而是来源于逐渐显山露水，对整个国家、体制、警察局、家庭溃于蚁穴的那种崩坏感的暴露。微妙之处在于，人人总希望独善其身，而人人又无法逃脱独善其身引发整体崩坏后为自己带来的连环恶果。 影片在四分之三处就揭露出罪犯，显然，揪出某个真凶式的推理绝对不是影片的重点和终点，更何况影片本就是要说人人皆有恶。当案件的罪犯提前揭露，想要继续维持叙事的张力就需要别的因素加持。 横山给出的办法是以细致的笔触描写内心来持续抓人，电影在这方面当然难做了些。过分追求横跨十四年两起案件形式的相似和扣合，又过分强调拨电话破案的偶然解题法，回头想来到底是有点经不住推敲，只慢吞吞堆情绪，终有些微拖沓。 但幸好永瀬正敏饰演受害者的父亲深情却不滥情，多处煽泪无数，长相绝对不算高大威猛英雄类的佐藤浩市也很适合三上的角色，动人之处是完全将面目模糊善恶难辨中一点点人性亮光照出来。《昭和64年》的卡司太强大，连配角都是横跨偶像与实力两派的瑛太和三浦友和，就算不是迷妹都觉得要被星光晃瞎。 结尾看似干了碗“我们彼此关切与相拥”的鸡汤，但一切真的会好转吗？动情是有代价的，罪犯因为动情而露出马脚，受害者父亲因为动情而搭上了时间——他被永远地留在了昭和64年，恰恰说明这种深情的关切与现实情形的全然相隔，至于三上的前路也未可知。而多数人则在其中摇摆挣扎，就像电影里那些来来去去的小人物，还有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