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

《羞辱》是黎巴嫩2018年的申奥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导演齐德·多尔里凭借此片获得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狮奖提名，主演卡梅尔·巴沙更是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威尼斯影帝）。

虽然这是一部小语种电影，却不需要观众多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只要对巴以冲突、基督徒与穆斯林的隔阂稍加了解，就能看懂影片要表达的意思。

片名为《羞辱》，其实就是讲两个男人的一次言语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

表面上是一件小事，重点在于这两个男人的身份：一个是黎巴嫩基督徒，另一个是巴勒斯坦难民。

黎巴嫩人托尼（阿德尔·卡拉姆 饰）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和怀着身孕的妻子居住在首都贝鲁特。因为首都气候炎热、公寓狭小，妻子一直想搬到托尼父母的老家达慕尔，但是托尼始终不想回去。

谈到老家时，妻子用到了“重建”、“赐福”这样的字眼。这正是导演在影片开头埋下的伏笔，为揭开托尼的过去提供了线索。

作为黎巴嫩基督徒，托尼是基督教派右翼政党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坚定支持者。在他工作的修车厂里，时常播放巴希尔的政治演讲，内容充斥着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敌意：

“他们（巴勒斯坦难民）在我们的井里喝水，然后在里面吐痰。”

影片的另一位主角是亚西尔（卡梅尔·巴沙 饰），他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

黎巴嫩的法律不允许难民找工作，因为这会让难民在当地站稳脚跟。不过出于对难民的同情，以及亚西尔的土木工程学学位，建筑公司还是让亚西尔当上工头，负责首都街区的翻新工作。

亚西尔负责的地段是基督教社区，为了避免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亚西尔处处小心，还特意把工人们做祷告的地点改在一个僻静的停车场。

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当地人故意找他的麻烦，这个人就是托尼。

有一天，亚西尔正在街上工作，托尼故意在阳台上洒水，污水顺着下水管浇了亚西尔一身。

亚西尔并没有愤怒，而是好声好气的找到托尼，告诉他阳台的水管坏了，污水已经洒到行人身上，工程队可以无偿帮他修好。

托尼却回答：“那就走另一边啊，路很宽。”

亚西尔和工人们没有办法，擅自修好了排水管，托尼却当场用铁锤把管道砸碎。

亚西尔被激怒了，于是骂托尼“你这混蛋”。

被骂之后，托尼立即向建筑公司投诉。因为亚西尔的难民身份，上司决定大事化小，劝亚西尔向托尼当面道歉，否则就把他解雇。

巴勒斯坦难民流落到世界各地，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亚西尔对此心知肚明，他不想妥协，却毫无办法，只能向妻子抱怨：“我们相当于阿拉伯人眼中的黑鬼。”

亚西尔被上司带到托尼的修车厂，亚西尔本来想要道歉，但托尼得寸进尺，继续对难民进行羞辱。托尼甚至还说：“如果沙龙（以色列前总理）从开始就灭绝你们该多好！”

亚西尔忍无可忍，一拳打断了托尼的两根肋骨。

托尼挨打后，马上去警局报案，警方却回复：“我们没有权力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

托尼对警方的态度十分不满，他愤怒的表示，如果一名黎巴嫩人打了巴勒斯坦人，那黎巴嫩人很快就会被逮捕，反过来警方却无能为力。

看吧，此时我们多少能明白托尼的怨气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外国人丢了自行车很快就能找到”、“为什么少数民族就可以高考加分”，你身边一定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也见到过很多这样的“托尼”。

有时候制度的偏颇性、滞后性，才是社会上戾气的根本来源。

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托尼理亏，因为他的挑衅行为本来就像个“混蛋”。

不过亚西尔这一拳让托尼得了并发症，导致托尼在工作时突然昏迷。而托尼怀孕的妻子在救丈夫时意外早产，初生的女儿奄奄一息，生死未卜。

从这一点看，亚西尔又可能成为间接杀人的凶手。

此时亚西尔如果曝光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可以为自己免除牢狱之灾。但亚西尔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自首，并且向法院认罪。

亚西尔想用自首彻底解决这件事情，托尼担心女儿的安危，也想尽快结束这个案子。

但是和很多公共事件一样，当本来就像火药桶的大众关注到这件案子，这就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了，而是整个社会发泄戾气的窗口。

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的女律师找到亚西尔，劝说亚西尔接受她的辩护。女律师曝光了托尼的种族主义言论，还曝光了托尼妻子曾经堕胎的隐私，将过错抛在托尼一家身上。

这位女律师的理由很崇高：因为巴勒斯坦难民的权益经常被侵犯。

而托尼这边也有一位名为瓦吉迪的著名律师帮忙，还要免费为他辩护。因为瓦吉迪律师是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他和托尼一样，都不喜欢巴勒斯坦人。

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还会知道双方律师是父女关系，而让他们当庭对峙的理由，除了女律师对父权的反抗，还有双方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

瓦吉迪作为资深律师，为了打赢官司挖到了很多猛料。

他的手下查到了亚西尔的过去，原来亚西尔并非无辜。他年轻时曾在约旦袭击一名给难民发食物的炊事员，并导致炊事员终身残废，理由只是这名炊事员穿着约旦军装，而约旦军队袭击过巴勒斯坦人。

此前亚西尔选择自首，也许就源于这件事让他一直背负的愧疚感。

而托尼之所以会仇恨巴勒斯坦人，是由于他小时候正值黎巴嫩内战。

内战期间，托尼和父母生活的小镇达慕尔被巴勒斯坦游击队攻陷，他和父亲逃了出来，母亲则死于巴勒斯坦人对达慕尔的血腥屠杀。

1975年至1990年，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持续15年的内战，双方死伤无数。战争使黎巴嫩经济遭到巨大损失，无数黎巴嫩人逃离家园。

如今国际社会只关注巴勒斯坦人遭到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达慕尔制造的大屠杀避而不谈，这种对历史的选择性无视，是幸存者托尼对巴勒斯坦难民仇恨的根源。

旧账越挖越多，双方律师的参与，不仅没有让当事人达成和解，反而让火药味儿更浓。媒体的曝光也点着了街上人们的怒火，黎巴嫩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始爆发冲突，政客纷纷站队，国家陷入了动乱。

每个人都代入了自己的情绪，每个黎巴嫩人都觉得自己被“鸠占鹊巢”，每个巴勒斯坦难民都觉得自己被“种族歧视”，于是双方根本不可能坐下来一起喝杯茶、聊一聊，而是开始烧汽车、掷石块。

就连总统都坐不住了，他亲自邀请托尼和亚西尔来到办公室，想要调解双方的矛盾。

托尼在总统面前依然咄咄逼人，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然而从总统办公室里出来，托尼看到亚西尔的车出了故障，还是掉头回来，帮亚西尔把车修好。

修车过程中，两人没有一句多余的交谈，看着托尼离开后的背影，亚西尔脸上有了一抹微笑。如果两个人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如果他们只是在路上偶遇，没准儿还能成为朋友吧。

其实不去管对方什么族裔、什么身份，大家和睦相处，你帮我修水管，我帮你修汽车，这样的日子不好么？

得知托尼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亚西尔独自来到托尼的修车厂，以他自己的方式道歉：

先是用言语羞辱黎巴嫩人，然后狠狠地挨了托尼一拳，最后对托尼说了一句“对不起”。

理清托尼与亚西尔的恩怨比较简单：你骂我一句，我就还你一句，我给你一拳，你也还我一拳，从此两不相欠，恩怨翻篇。

可惜两个族群的恩怨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影片最后，导演为这场殃及全国的庭辩画上了休止符，最终的判决没有和稀泥，也没有留下开放式结局，而是当庭宣布亚西尔无罪。

亚西尔重获了自由，女律师战胜了父亲。

托尼表面上输了官司，却也解开了心结，因为他拿到了亚西尔的那句道歉，并且让那件被历史无视的、导致母亲死亡的大屠杀，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

结尾的对视，两个人都有眉毛、嘴角略微上扬的微表情，这是微笑的动作。虽然没有笑的那么明显，依然能看出两人之间已经没事了。

对比战火纷飞的中东，我们的幸运是生活在一个接近大一统的和平国家，一切矛盾都可以归为人民内部矛盾。

而不幸的地方在于，虽然我们有着和平的社会环境，却依然存在着滋生偏见与歧视的土壤。

本文为《暴走看啥片儿》特约稿件，作者大海里的针。如需授权、转载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借着中东举例，把历史遗留的战争问题和民族认同感掰碎了喂给观众看了。就算对中东问题不了解的朋友（比如我），也是完全可以在电影中段看懂这是发生在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和土著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所以不必担心。影片大量酣畅淋漓的法庭博弈，友情提示观看时切勿代入个人情绪。漫漫历史长河，我们本就是观众。

前几日刚好看到一个北大战争学教授讲她参与的一个与日本学者关于战争问题的学术研究，她说日本的学者拒绝讨论战争中的日本罪责，并且反复强调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甚至更有欧洲的学者说南京的悲剧不值得被写进历史，认为这只是一场纯粹的，由于战争失败而产生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每时每刻，此时此刻都还在发生着。相比之下纳粹制造的悲剧才是有技术有效率的“高级”的屠杀。最初看到这样的说法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和愤慨，直到这部电影出现，里面有个不讨人喜欢的律师说：“有些苦难，是必须被说出来的。没有人能决定我们应该承受什么不应该承受什么”。我才愿意给这些所谓的学者一个我自以为是的台阶下。 其实这些左翼的学者和我们，就如同巴勒斯坦难民和基督教徒一样，民族不同，信仰就不同，立场不同，选择就不同。一旦产生矛盾，且矛盾不能被妥善解决时，就会被外界激化，或者激化外界，从而导致战争。所以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永远都不可能跟战争撇个门儿清，而“只要你输掉了这场战争，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没有哪个民族想当历史的罪人，握手言和是最优解。而事实却是，民族不能等同于个人，两个厮杀过的民族是不会像影片最后一样互相伤害抵消罪行，然后相视一笑就可以不计前嫌了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要远远胜过个体。当然我知道结局只是提现了导演制片的美好愿望，我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我知道，世界永远都不会和平。所以我认为（仅仅是我认为哦~），电影既然想要揭露事实，就要做好接受事实惨痛的准备。我做了！然而我做了个寂寞，所以扣0.5分！这部电影给4.5分。

黎巴嫩基督徒家的水管违建了，巴基斯坦难民包工头组织改建，俩人的口舌之争上升到了动手的程度，基督徒断了肋骨住院了，他要起诉对方伤害。经过一次敷衍的庭审，他的气胸和妻子的早产让他更加觉得此事不能不了了之。父女档的律师的介入和辩论使事件不断升级，从口角发展到对民族的歧视，对政权的攻击，对历史事件的仇恨……语言中的词语的放大和引用不止发生在庭上，也延伸到了庭外，暴乱和战火都在延续，双方都因此受伤。最终二人还是用了最简单的方式解决，庭上的辩论也以无罪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全程冲突的电影，节奏很快，从电影的开始就能看到环境本身中存在的民族冲突。在这个有战争有难民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里，人与人之间一直存在芥蒂。就像电影里说的，“战争已经平息，但大家心中的战火未绝”。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懂为什么男主点火就着，明明是他先挑起矛盾，但到后面看到他的经历又能理解他无法释怀和激进的态度源于幼年的伤害。这就是媒体和引导，人的情绪都不是凭空而来，但又有多少时间去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呢？

关于片中讨论的羞辱和矛盾太多人讨论了，我更想讨论的是由大见小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冲突与矛盾。每个人经历的事和痛苦都不能被其他人看见，而情绪的发泄和冲突的挑起往往都会伤害到无辜的人，甚至引发不可控的发展就像是引发战争的庭审一样。当一个人任由自己的情绪发泄，并因他人之错自己犯错之时，道理和法律也不再能清晰的去判断对错了。所以真正消解矛盾的是什么呢？是原谅是宽容是冷静是自我约束吧。虽然这是很难做到的，就像前人说的以德报怨一样，但我私以为这应该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和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从有机会真正的平息各种意义上的战争吧。

我看到男主帮对方修车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泪目。双方都不是恶人，他们都存有善念有信仰也有自己的坚持和信念，也因此他们拥有爱人和信任的伙伴。但在不同背景下无法调剂的矛盾都让他们短暂的忘记了人性中的善，用言语和肢体暴力伤害彼此，这是最不可取，最遗憾，也最让人难过的事情。也因此在他们回归个体展示个体的善与美的时候，格外动人吧。

故事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过半的时候，我还在自以为是的揣摩这其实是一个最后会以“人性之罪”为最高落脚点，完全没预料到结尾会远远超过了预期。 导演似乎很容易拿捏作为观众对角色形象的心理预期，并且乐于打破这个心理预期，不断让双方各自在受害者和“施暴者”中切换，让你不断思考的同时避免因为同情和怜悯掉入人性陷阱，甚至有意让观众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中立，同时又在本应该保持中立的双方律师形象塑造中模糊了这一立场，这真是极好的一个设计。 第一次故意为之的羞辱是为了复仇，第二次故意为之的羞辱是为了和解。虽然那句话最终还是没有从那个巴基斯坦难民的口中说出，但是这个答案已经告诉了观众：谁也没有办法代表各自本身或群体背后的行为与遭受的苦难获得谅解与道歉，但是都应该被世人所看到。正是应了那句话：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

电影探讨的主题内核真的出乎我的预料，同时，第二次的“羞辱”真的是为电影的点睛之笔。

狗尾续貂的结尾，强行大团圆结局。难道法庭上的驳回，能带来法庭外的和解吗？大家各退一步，就是解决中东乱局的出路？真正有罪的是那些律师、政客、媒体、议员，甚至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从当年强行划出以色列版图，到打着人权旗号去主持大局，西方化在中东制造了更多问题。就像女律师说的，屠杀完又向难民施舍食物去侮辱他们，这不就是所谓文明世界的做法吗？正如总统说的，律师才不希望他们和解。律师要利益，媒体要眼前，政客要票仓，这些政治工具一天存在，人们随时会被挑衅着干架。

律师的无耻言论，看得我都想揍他。说什么说亚美尼亚人、同性恋、吉普赛人等弱势群体怎么没用暴力解决问题，说什么美国的空姐让政客道歉是文明人的做法。尼玛！亚美尼亚人那叫大屠杀，他们有还手余地吗？空姐这种依附于资本的职业，和有血性的劳动者一样吗？如果侮辱她的不是政客，只是普通人，文明世界会理她吗？美式的人权，只有在能成为媒体猛料时才生效。美式的文明，不过是弱者被霸凌时只能用强者的规则来抗议，否则就遭到镇压。

看到后面开始传递美利坚主旋律。一切问题变成了语言问题，暴力有罪，言论自由；只要大家要放下仇恨，让往事成风，就能做相亲相爱一家人。实在愤怒就拿起法律武器，倾家荡产请天价律师为你出头，能拯救世界的只有穿西装的资产阶级。——我严重赞同双方握手言和，然后一起去揍那个律师，这是让全国人民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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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前半部分很好看，基督徒这个角色很生动。一个修车工人，老婆要生产了，嫌家里房子太小，房贷还没还完，生活的压抑转化为对巴勒斯坦人和法官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那种工人阶级的不讲道理，只要老婆和父亲不站在自己这边，就一起倾泻愤怒，此时角色已经很饱满了。到后面法庭上再去挖他的身世，好像他的悲惨遭遇能为歧视言论带来合法性，简直是脱裤子放屁。他的压抑生活足以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普通人不知道该恨谁，还以为那些油头粉面的家伙在帮他。

相对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很克制，因为他的身份更弱势，直到被解雇时的崩溃，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也是千百人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认真，因为太认真而打人，因为太认真而自首和认罪，因为工作太认真被污蔑成暴力狂，因为太认真而失业，最后又因为太认真而跑过去挨打。他是认真的人，而基督徒是较真。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容不下认真的人，却欢迎后者多制造点新闻线索。

他同样也不知道该恨谁，明明是个很冲动很讲原则的人，却默默忍受资本家对他的污蔑。他没有权利意识，当女律师说出他的苦难时，几次投去看圣母的眼神。女律师和父亲的矛盾，说白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者的苦难变成了他们一争高下的素材，甚至可以怀疑她是在炒作自己的政治首秀。

巴勒斯坦人最后指责基督徒，他们这些小市民阶层，只知道过自己的小资生活，对战争袖手旁观，如今战火烧到自己身上。他骂的更是文明世界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当自己国家侵略他人时，他们享受着掠夺来的财富。当难民和恐怖分子跑到他们国内，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巴勒斯坦人一直都承认打人是错的，但不然呢？认领美利坚主旋律，被侮辱也要表现出文明吗？但道歉放在他知道基督徒也是受害者之后，削弱了他淳朴的动机。

后半段成了美式律师剧，完全变了味。大概因为当两个人都看到了更无耻的律师行为后，发现普通人再打架斗殴也只是小巫见大巫，实在没必要大动干戈。然而法庭一旦转起来，就由不得当事人了，连原告也成了被揭伤疤的受害者。我以为最后原告会撤诉，留下小丑般的律师，但最后他们都变成了顺民，意识到冤冤相报何时了，从此要讲文明树新风。但失业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谁还敢雇佣他？早产儿身体弱，以后高昂的医疗费怎么办？当然这超出了电影的范围，也超出了主旋律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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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四个和事佬的角色，包工头、第一个法官、总统、妻子。包工头以大局为重，他惦记的是能解决几百人住房的工程，象征了创业阶段的资产阶级。第一个法官象征前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那种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他知道老百姓脾气大但人不坏，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总统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理人，他宁可舍弃真诚也要维稳，这符合有限政府的短视做法，但缺乏真诚的稳定只是为冲突埋下祸根，这也表明西方模式不能解决中东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敢对总统大呼小叫，这种所谓的美国民主（说不定有很多国人在羡慕），背后是一整套权力机构镇着，或者要靠统一的宗教来凝聚人心。移植到混乱的中东，迟早变成军政上台。

而妻子和孩子代表了爱，这才是能让人放下屠刀的力量。爱才能拯救世界，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真主。也许导演的用意是这个？讽刺了司法机构只是秀场，只是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化解矛盾的是人性中的善与爱。马克思从来都是对的，阶级矛盾永远是主要矛盾。但只要权力斗争不消失，普通人就会在各种宗派、各种主义中被当枪使。生活有多压抑，愤怒就有多猛烈。

（文/杨时旸）

《羞辱》这样的电影天然具备话题性，或许，从某个角度去看，它都无需有意创作，只从当地生活里随意截取，稍加改造，就能成为故事。一位黎巴嫩基督徒，一位巴勒斯坦难民，两个脾气不好，性格执拗的男人，因为施工改造一截水管发生了争吵，争议一点点升级，最终闹上法庭，而他们两人背后的人群有着不同的信仰，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年积攒的仇恨和对立被大范围地激发出来，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从叙事形态上看，《羞辱》很像如今人们已经熟悉的新闻特稿模式，一个小切口和纵深一刀，从一个小事件窥探社会的骨骼和肌理。客观地讲，这电影的手法满是匠气，尤其故事进展到高潮的时候，社会上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法庭中二人律师的对峙，以及双方各自在私人生活中的无奈和惶惑，这结合、对照的写法显得毫无新意，但在老旧的叙事模式之外，引发出的有关于人心、仇恨、和解这些道德议题则更有价值得多。

仇恨到底如何被构建又是否真的能够消弭，这是《羞辱》引发出的最有价值的思考。故事从一场蛊惑人心的演讲开始，托尼·汉纳坐在台下神情投入，他跟着领袖的语气欢呼、鼓掌，集会结束之后，他开车回家，车中展现了两个细节，后视镜上挂着的十字架以及广播中播放的进行曲，这是他两种信仰的来源，一个来自神圣的高处，一个来自周遭的现实，每天共构着他的精神世界。从这里开始，广播的声音就随时出现在故事之中，他和巴勒斯坦的难民亚西尔发生争执的时候，政治广播同样响彻在他的工厂车间，这样一来，一切就变得清晰，托尼·汉纳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仇恨培养皿，他将强硬领导者的画像挂在家中，工作的时候收听着情绪激昂的广播，这种浸润造成了他时刻准备战斗的心理状态，他生活在俗常世间，不过就是个小小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每天和机油、扳手打交道，但在精神世界里，他把自己提升为了战士。这是之后那发生的一切的心理基础。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议题，到底是周遭一切鼓动激发了他的仇恨还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仇恨的种子，只是找到了合适的雨露？现实生活的失落、逼仄、无奈和无望，以及曾经经历的无法言说的痛楚，共同淬炼出了仇恨，他依靠易怒与攻击性完成自我存在感的确认。这不只发生在中东，我们在平日也能感同身受。

亚西尔作为工程队的员工，但他难民的身份变成了最大的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争执并非一个人针对另一个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针对另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发生争吵的瞬间，托尼·汉纳将自己代入了更宏大的象征，自己象征着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巴勒斯坦一方侵扰的社群的代言者，那根水管不过就是引线，将长久埋藏着的矛盾点燃，这是身份和身份的对决，而非个人与个人的矛盾。

《羞辱》中的绝大多数场景都发生在法庭上，质证戏码不只是辩护和交锋，也成为了一次袒露，让双方以及双方背后的阵营袒露自我真实想法，法庭中，每个人身后的旁听者以及延伸到法庭之外的，挤满街头和道路的那些各自的支持者，都把这次庭审当做了难得的表达和纾解自我的渠道，当然，愤怒注定引发了狂乱。其实，托尼·汉纳和亚西尔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仇恨的受害者，他们曾经的生活被毁，村庄被屠戮，自己被驱赶，命运境遇陡然变化失控，漩涡将他们裹挟其中，无计可施，这漩涡旋转起来，将每个人卷入，将每个人甩脱，当他们回归日常，必然夹带着无法释怀的恨意，凝视彼此。这恨意如何清除，依靠什么涤荡和抵挡，谁能解释？那块土地充满灾祸，战火，多年以来从未真正安宁，就像电视中那位军方领袖所言，战争结束了，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结束。仇恨依然升腾，心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熄灭？

这故事的结尾，让每个人松了一口气，无罪的判决，解放了双方，他们在疲累的对峙之后，已经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但是这和解仍泛着理想主义的光泽，真实世界里恨意不会轻易消弭，大团圆的结尾毕竟是人造的戏码，这现实世界中的恨意到底该如何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