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

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

一部写实的，具有现实意义法制教育纪录片，也是第一步展现城管执法与在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拍摄好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站在水果小贩或者是执法者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是站在了第三视角，以一个公正客观又有怜悯同情的双重视角去看待的。相信每一位看过纪录片的人都会有所反思。 首先站在城市规范治理的角度看，为了市容市貌，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有序，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城市管理的法制法规去对小商贩的不合理行为做出约束，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了他们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想谈的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商贩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每个城管人最应该注重的问题。法制虽然是坚硬的，但是执法的对象确是活生生的人，就像执法人员在纪录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讲究策略，要处理好问题。简单的暴力执法同样也能快准狠的解决，但是这样的执法会让群众信服嘛，造成的社会舆论会怎么评价城管群体呢？法律还具备公信力吗？破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刀切，以解决好问题为导向，而不是生搬法律法规，仅仅以处理问题为目标。

...待续

原载于公众号“影探”

作者本人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你有多久没在国产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一个年过七十的赤膊老汉，毫不客气地扇了城管队长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鱼死网破誓不罢休。

这段影像来自于不久前上映的国产纪录片——《城市梦》。

《生门》导演陈为军“六年磨一剑”，再度拍出了一部震慑心灵的纪录佳作。

它对困扰我国已久的“城管执法”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

尺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不已——

《城市梦》

2014年，武汉夏天的某个清晨。

洪山区城管人员李忠于，正在例行对街道进行整顿。

一会儿让这边收收摊，一会儿给那边罚罚款，面对商家的回怼也毫不客气，始终在强调着“依法办事”。

李忠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地摊商贩身旁。

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操着一嘴河南口音，坐在马扎上，袒胸露乳，眯着眼睛扇蒲扇。

没想到，一向表情严肃的李忠于，却对着老汉笑着寒暄起来：

“王爹爹，我们在工作呢。”

“噢噢，你们在工作，那该咋办咋办。”老汉笑着回道。

得到了老汉的“许可”，李忠于松了口气，拿出通知单来写写画画。

就在这时，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汉起身，虽然还是笑着，但嘴里开始嘟囔些阴阳怪气的话：

“啊呀，我得了脑梗塞了，鉴定书都在家里摆着……”

“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

“我今年七十了，活不了几天了，接了单子我这辈子也完了……”

他随着说，李忠于随着应和，手里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老汉见状，越来越激动，激烈的言辞吸引了周遭路人的注意。

一名路人过来好言相劝：

“王爹爹，有话好好说，他有他的职责，你们慢点解决……”

老汉听罢，发出一声怒吼：

“我管他**职责，老子要吃饭！”

说罢，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撕毁通知单，并对着李忠于破口大骂。

李忠于无奈，只得识趣地走开了。

从他的反应上看，李忠于与老汉，恐怕也是老相识了。

没错，这位王爹爹，正是整个洪山区，最难拔掉的地摊钉子户。

王爹爹本名王天成，14年前从河南乡下举家迁到武汉，平日就靠地摊维持生计。

他们以一座废弃报亭为据点，儿子和儿媳在一旁卖卖水果，而王天成和老伴则在另一边卖卖日用杂货。

2014年，武汉市正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而王天成所在的街道，正要被改成珠宝一条街，容不得地摊的存在。

正因如此，洪山区城管绞尽脑汁，必须尽快拔掉王天成这个钉子。

但李忠于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几乎洪山区每一个城管，都受过王天成的骂，甚至挨过王天成的打。

城管中队的胡队长实在没有办法，特地就此事请教了局长。

局长出主意说，咱们现在的政策是“疏导结合”，不光要管理，更要顾及到具体商贩的困难情况。

“你找个人去记账，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如果赚的确实少，那么作为贫困户，咱们想办法照顾；如果赚的多，有资本入室经营，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队长回去后，特地派了个办事员照做了。

没想到，记账员被王天成逮个正着，又是一通臭骂+拳脚的招呼。

尚不解气的王天成，居然特地闯进了城管局，开始了三小时的“舌战群儒”。

一会儿说执法者故意栽赃，只为受贿；一会儿说自己年老体衰，要死要活。

等到城管人员刚要论理解释，王天成又迅速摆出另一幅态度：

不听不听，城管念经。

城管人员实在没了办法——既然明了不行，咱就玩暗的。

于是，胡队长特地派了个新队员，伪装成技术学校招生员，埋伏在一旁偷偷记账，终于摸清了王天成一家的收入。

没想到，竟还吓了一跳：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三千块钱，居然还在卖惨摆摊？

看来，必须要来硬的了。

谁知，哪怕有了底气，吃的闭门羹还是不少。

测量占道面积时，被王天成一把抢过量尺，砸在地上摔成粉碎。

城管见状，就挑了个清晨偷偷去量。

王天成知晓后，便又在马路中间举牌示威，胡队长前来劝阻，却上来就挨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现在，早已是剑拔弩张。

于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城管局集体跑去给王天成下达通知单，限他在规定期限内搬离。

为了防止王天成再次动手，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用玻璃盾牌把他围了起来，动弹不得……

一番周折后，通知单终于下达。

不过，面对着是否搬离的问题，王天成一家还是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城管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各种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城市梦》前半段的内容。

接下来的篇幅，依然是城管与王天成一家的斗法。

虽说是纪录片，但节奏张弛有度，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

那么，这件事到底能怎样解决？

而王天成一家，又为何会成为难啃的骨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本片的幕后。

本片的导演名叫陈为军。

或许在大众心中，这个名字尚属冷门。

但在中国纪录片界，他可是佳作等身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豆瓣评分均高居8分以上。

陈为军作品一览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可贵在于，他能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去反映社会问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将“艾滋病村”这一敏感而恐怖的话题呈现了出来，去体现底层背后的苦难。

《好死不如赖活着》剧照

最著名的9.5高分神作《生门》，更是聚焦于妇产科医院的众生相，去直面生死背后的故事。

《生门》剧照

他的选题，总是犀利尖锐，内容上又不乏深深的思考。

可不幸的是，陈为军近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近这部《城市梦》也被迫成了他的“封山之作”。

八月底，本片得以在院线公映。

但由于纪录片太过小众，导致无人问津，院线一日游后便草草下映。

虽说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话题热度，但《城市梦》的尺度却一点也不小。

它瞄准了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敏感话题——

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一直以来，“城管”都是被污名化的职业，而围绕着城管摊贩所发生的故事，也长期被噤声。

但其实，本片也借李忠于之口，一语道破：

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

一方为了城市建设，不惜挤压摊贩的生存空间；

一方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惜铤而走险。

都不容易。

故而，导演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做公平客观的呈现。

前文提到，为了调查王天成一家的实际收入，城管队长不得不派人卧底在王天成一旁，偷偷记账。

这件事，摄制组是一定知晓的。

但从头到尾，他们也并没有干预到整件事当中。

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偷偷利用构图，将敌对双方包在一起。

纪录片的一大铁律，就是从不诱导、干预被摄物，陈为军深谙此道。

红圈中为“卧底”

可除了记录事件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本片也一点没落下。

本片对敌对双方的拍摄上分工明确：

城管负责事件推进，王天成一家则负责人物塑造。

本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莫过于暴躁老汉王天成。

在城管面前，他是一把撒泼好手。

王天成非常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赖做派。

表面不过脑子，实则精打细算。

因为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但赔不了物质。

当众撒泼，既可以让整件事僵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兴许还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自己闹的越大，上面特殊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多，兴许还会有谈判的余地。

事实发展也证明了，王天成是对的。

有舍才有得，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多年游走于底层的王天成，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之道。

王天成在马路中央占道示威

正如某天晚上，他面对镜头时所说：

“我的策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不打，就在武汉待不了十四年；我不谈，就在武汉生存不了十四年。”

很多时候，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不过，王天成真的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吗？

并不是。

面对家人的时候，他不乏体贴和温情。

老伴得了癌症，身体不好，王天成每天骑车回去煎药，再带回地摊给老伴喝。

药送到了，还不忘了体贴地叮嘱道：

“这药怕凉了，你掺点热水再喝。”

摊子到了晚上，总会有小毛贼试图偷鸡摸狗。

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王天成的儿子索性就睡在摊子里。

傍晚，王天成抱起一只小狗，说：

“我儿子一个人睡，你去跟他做个伴吧。”

说罢，就将小狗放在了儿子枕前。

作为生意人，王天成也并不是奸商。

他的货有口皆碑，服务态度也不错，偶尔还能便宜一些，故而熟客盈门。

采访中，不少客人都表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这正是王天成的复杂之处——

面对城管，他是块揭不下来的牛皮癣；

但面对其他人时，他又是个有趣、体贴的老头。

但是，为什么唯独遇到城管时的王天成，会如此极端且激进？

这就要说到本片的内核——

总说陈为军会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反映社会问题。

那么本片要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本片开头的那行字幕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骤增了40％。

四十年间，近8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王天成一家，正是一群涌向城市的农村人。

本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是关于王天成的孙女，当年还在上初中的王展萍。

王展萍出生的日子，正巧与王家来到武汉的年月同步。

十四年来，她从没回过自己的河南老家。

孙女王展萍

而通过口音就能听出来，王展萍已与武汉人无异。

正如片中城管局长所说：

王天成一代和儿子一代，或许还是个农村人，但孙女却已经是个武汉人了。

王展萍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数学尤其好，是块读书的料。

正因如此，王天成也迫切希望孙女能够考出成绩，就此改变命运。

但本片的事件发生时，王展萍才读初二，尚没有参加中考。

一旦被迫回到河南老家，面临的也将是学业的迁移。

而乡下老家的教学条件，远比不了武汉，更比不了地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

有段时间，王天成的儿子曾经设想过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平稳渡过王展萍中考前的时间，至少在未来一年不拆。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

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局长劝到了点上：

摆摊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让你们入室经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扎个根，给孩子一个“名分”。

其实，面对着日益发达的城市文明，回不去乡下的，又何止王展萍？

片名《城市梦》，实际可以有多种解读。

从王天成一家的视角看，所谓“城市梦”，是指王家用尽毕生心血，试图立足于城市的梦想。

片中，摄制组曾跟随王天成儿子儿媳回了趟河南老家，却发现破败的土坯房，已经与鬼屋无异。

十四年没有回来，这个家，还能是家吗？

没法在城市扎根，却也没法回到曾经的故乡，这样的尴尬处境，正是当今许多“城市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未来会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却也只能一路向前。

王天成儿媳说

没错，或许王天成的确赚的不少，但再多的钱，也抚平不了他心中的不安。

他只能继续省，继续赚，尽可能攥着更多的钱，毕竟那才是立足城市的安全感来源。

至于心愿，也正如王天成所说：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可我就要埋在武汉。”

农村进城“谋生难”，相应的，则是各地政府“管理难”。

这就要牵扯到“城市梦”的又一种解读——

从大局观上看，“城市梦”指的是城市继续发展建设的崛起之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经济体。

作为中国中部最大城市的武汉，前些年也在创建“文明城市”

但时代面前，却也有着这样一群跟不上节拍的人——

他们尴尬的卡在大国与小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

允许摆摊，会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城市建设；

不允许摆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渠道去解决生计问题。

这是城市建设的一块烫手山芋，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正在拆除的违规摊位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极好的收纳了这一经典案例，供社会参考、观摩与研究。

而作为本片呈现的重点，希望“城乡矛盾”的难题，会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被渐渐稀释掉。

为此，笔者也有个美好的愿景：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部电影，反而会惊呼，会诧异，会不理解。

那时的他们，只觉猎奇，却已不再共情。

（完）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八佰》《信条》《花木兰》海报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海报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导演陈为军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纪录片《城市梦》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纪录片《城市梦》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纪录片《城市梦》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纪录片《城市梦》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纪录片《城市梦》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纪录片《城市梦》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城市梦》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纪录片《城市梦》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纪录片《城市梦》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纪录片《城市梦》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纪录片《城市梦》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纪录片《城市梦》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纪录片《城市梦》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纪录片《城市梦》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纪录片《城市梦》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纪录片《城市梦》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观于20201021am1030

初听《城市梦》，是影片来成都做宣传，邀请了当地城管部门和市民一同观看。

看着海报，觉得比较乡土气，带着一点偏见预判风格可能比较尴尬。

但是看过的朋友说，出乎意料的不错，有看头。当时拍片较少， 一来二去也没得看。

最后在每周的公益电影播放中，等到该片，确实值得一看。

感叹于王老爹的韧劲与“好斗”，城管的斗智斗勇。违法事实如何认定，必须准确测量摊位面积，在这个较量中，双方的来回博弈，剪辑得很有节奏。

片尾大家应该都松了口气，王老爹一家留在了武汉。为武汉点赞。

全篇以从河南去到武汉生存的王天成王爹爹一家在武汉摆摊生活的转变态度为线索进行叙事，讲述摆摊的贫困群众与城管两方的持续斗争。武汉为创建文明城市，要对街道两边的无证经营摊位进行整改和拆除，占领报亭的王爹爹一家的两个摊位成为一条道路上的钉子户，让城管费劲脑力整治。 起初是站在王爹爹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受害者的情况：家庭贫困、几位成员都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有癌症与残疾、其孙女正在读初中二年级。转换至城管视角，展现出城管为整治该钉子户做出的工作与努力，与王爹爹一家斗智斗勇，各种手段都用尽。随着讲述视角的多元展现能发现王爹爹有些蛮不讲理，懂法但是不遵守法，可能是有镜头的跟踪拍摄，王爹爹几乎全程表现得都比较激动，尤其是与几位城管支队负责人的交涉中。王爹爹的儿子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不仅仅是单纯外出打工的农民，性格上与父亲有所不同，不偏执肯听劝。王爹爹的妻子与儿媳都比较通情理，最终他们一家与城管和解完成摊位的转变与两位女性有很大的关系。其中的几位城管也都尽心尽力在帮王爹爹一家解决问题，不断的谈话交流，市长也出动与他们交涉，最终帮助他们一家寻求到合适的摊位，帮助他们在武汉继续生活。 城管有这样一句表达：“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一边是生活巨大开支的需要，一边是城市改造的急迫，在这个避免不了的矛盾与冲突中让我们感受到双方的不易。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圆满的结局，希望曾经所有满足我们蓬勃的“城市梦”而被迫改变地摊生计方向的人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happy 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