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我爱你

看到工厂流水线的那部分，我就特别想打电话给我妈，我就想问问她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来我们厂做工的那些人。我印象特别深，有次我和我妈在电脑前看快本，我俩都笑得特别开心，然后有个小工进来，问我妈有没有菜，他光吃白米饭吃不下，然后我妈脸上笑容立刻僵硬了，但还是指了一下厨房的位置。后来这个小工不干了，我爸特别生气，没给他结工资，还说他吃了我们家两包方便面，要倒贴我们钱。

我爸以前开厂的时候，就有特别多来来去去的小工，没人能待久。通常都是他们来问招不招人，然后我妈把工作内容啊工资待遇啊说一遍，如果可以明天就能上班。有段时间来的小工特别多，我妈的那套说辞我听得都快会背了，要是有人问我，我也能特别流利说出来。

哎。我爸吃饭的时候经常说，他半夜起来去工厂看，发现那些小工老是睡觉，偷懒，机器都出故障了，他们却一无所知。我爸脾气特别急，他就骂那些小工，扣他们工资，从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又说让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休息的时候就知道上街溜达。哎。谁又懂谁的难呢。

我当时上小学吧，觉得这事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些小工就是不行，不好好工作，在大人的潜移默化下，我就觉得外地人都是坏人。

我上初中的时候，杀马特非主流是用来骂人的，特别难听的词，我看到空间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夸张的头发造型，都觉得恶心，干嘛搞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话，杀马特要是死了，那就是白发人送红橙黄绿青蓝紫人。我知道他们是在找寻存在感，但我依然理解不了，存在感真的那么重要吗？人人都会在某一刻觉悟：地球少了我依然会转。

当然我上初中的时候，也特别喜欢玩QQ空间，虽然没钱充黄钻，但还是要搞点特别的东西出来。个性签名啊网名啊头像啊也经常换，经常上网搜一些句子，哎呀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擦，我觉得我的文学素养的萌芽就是在这些个性签名的网站里，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不想写了，太难过了。

这纪录片我今天早上起床看了一个小时，然后起身准备去上课，我站起来把手插进裤兜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个杀马特。他妈的。

刚去翻了一下空间里的相册，然后找到了这些图，擦！我以前可是站在潮流尖端的人！

作者： 杀马特·面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杀马特”绝对算不上是褒义词。不会有人认为“你也太杀马特了吧”是夸赞的话语。

在2013年前后那次清理三俗信息的行动中，杀马特被定义为“低俗”，从而被主流禁止、打压。

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城市、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嘲讽——“杀马特强子”等微博账号兴起的本质就是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对于失语底层的一次猎奇与嘲讽。

当“杀马特们”被嘲讽、被表达时，那些嘲讽他们的精英也许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杀马特”这个概念下的个体到底是谁，以及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与主流的嘲讽不同，独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对杀马特有不同的看法。当他2013年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很兴奋，认为这是一种“审美自觉”，是底层通过自我糟践的方式去抵抗社会的主流审美。

然而在采访了78位杀马特（采访67位，网络采访11位）、收集了915段杀马特们和其他工人提供的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之后，李一凡发现他之前对于杀马特的认知是错误且可笑的。

在这次长达两年多的走访中，李一凡重新认识了杀马特。

在他看来，夸张的发型之下，杀马特是一群疏离的留守儿童，是每天在流水线上日夜不休的底层工人，是生活体验极其贫乏的年轻人，是不被城市和主流社会接纳的农民工。

李一凡导演将拍摄和收集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而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

杀马特一直被误解、被表达、被戏谑、被嘲讽。而戏谑之后被忽视的，往往是边缘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杀马特个人史

李一凡导演199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教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

他拍摄的第一部独立记录片《淹没》纪录了三峡水电站第一次蓄水成功之后，长江沿岸的奉节县从搬迁到毁灭的全过程。

《淹没》参加了2005年的法国真实电影节，这一年贾樟柯获邀担任电影节评委。后来贾樟柯拿到威尼斯金狮奖的那部《三峡好人》也是受到了《淹没》的启发。

《淹没》

李一凡的第二部纪录片《乡村档案》（《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记录了中国西部一个农村质朴的生活，是“一个普通西部乡村最本质的现实”。

无论是《淹没》《乡村档案》，还是他由于各种原因未曾拍出来的《猪肉》《劳动法》，李一凡的纪录片里一直都是那些被忽视的底层，以及他对于城市化的思考。

随着对杀马特的了解不断深入，李一凡发现这正好和他一直关注的课题不谋而合。

李一凡曾经是一个很信奉“第一现场”的人，他的前两部纪录片都是跟拍，都采用了特别严格的直接电影的拍法。

在《杀马特我爱你》拍摄初期，李一凡依旧抱着拍摄直接电影的想法。他曾经鼓动自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举办一个杀马特的线下聚会，并且认为这个聚会将会成为整部电影的重头戏——

“想想那个现场，好多曾经的红人，各种冲突啊，故事啊，理想啊，现实啊，各种恩怨情仇啊，多有意思。”

但最后成片的呈现却与导演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没有跟拍，也没有戏剧冲突，只有杀马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与当下。

李一凡放弃了实时素材，放弃了第一现场。本片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李一凡对于杀马特的后期采访，以及他采购的那些工厂小视频，再配上一些他从杀马特QQ空间里收集来的历史照片。

李一凡尽可能地削弱了导演的存在感，把话语权还给了杀马特。

电影中，我们看到杀马特回忆自己第一次进工厂的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二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回忆没有父母的童年，回忆在工厂流水线上辛苦的生活，回忆拿到手的微薄薪水，回忆在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溜冰场玩乐，回忆被黑工头欺骗威胁的往事，回忆由于夸张发型不再被工厂接纳的日子......

韩亚杰，一位曾经玩过杀马特的工人，谈到了自己被黑工头欺骗的事。

当时他已经在工厂工作了几个月，除了他提前借支的一千来块，他还应该领取近七千元的工资。而到了结工资的时候，包工头只给了他29块钱。

“那天真的好失望啊。我朋友结了最多四百。那老板真的是黑啊，才给我结29块钱。那时候我回去我女朋友那里，我都哭了。现在那个女的应该都结婚了。”

罗福兴，这位自称杀马特教父的年轻人，曾经也是一位留守儿童。他唯一能够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在他看来，那串数字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次当他遇到问题时，父亲的电话永远都打不通。

“把杀马特当正常人，用人性判断就是我的判断……我只想告诉观众，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少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李一凡导演在采访中说到。

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尽管结构看似松散，但导演通过严谨的素材编排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这是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底层在一个阶级固化社会中的无奈选择。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进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当前国家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最快时期，城市化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

每年都有无数的乡村人口来到城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找不到高收入的工作，往往居住在城中村里，其中很多人都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与周围奢华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他们没办法在城市扎根，也不想回到公共资源匮乏的农村。

在这种强烈的疏离感下，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用外表伪装自己——做夸张到极致的发型，至少可以被人看到了，哪怕是异样的注视。

后来这群用发型来保护自己的边缘人群成为了网络上很多人口诛笔伐的杀马特。

纪录片的最后，罗福兴说：

”因为这群来到城市的孩子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没办法选择房、车，没办法选择高薪的工作，只能选择成为杀马特，玩不了车、玩不了房，只能玩头发。这个时代永远都有被抛弃的人，永远都有不被尊重的人。“

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了罗福兴在某条微博下评论杀马特的话：“这是反叛的方式，目前底层的上升通道几乎是存在关闭，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他们没有什么上升机会，同时因为小时候缺乏关爱教育，才会产生的群体，就算没有杀马特也会有其他貌似杀马特的群体。”

罗福兴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去了工厂打工，在某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你想做什么”时，罗福兴笑着回答：“做一名社会学教授。”

梨视频对罗福兴的采访

后来他又说：“我是有很多理想想去做，而我又没办法去做。打个比方你想当教授，搞个艺术之类的，但很难啊，你凭什么，六年级毕业。”

在记者的追问下，罗福兴再次补充道：“也不是无法实现，现在慢慢积累吧。”

“今年杀马特没有聚会”

2020年9月，罗福兴计划国庆节在他所居住的东莞石排镇举办一次杀马特小聚，为此他还特在他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推文，欢迎杀马特来参加聚会。

三天后，罗福兴再次发布推文，却是宣布今年的杀马特聚会已经取消，因为“石排国庆不允许出现杀马特”。

《杀马特我爱你》中记录了一场黑粉对于杀马特的抹黑行动，很多黑粉潜伏在杀马特的QQ群、贴吧里，并伪装成杀马特做出各种出格的举动。

“自黑不是杀马特！”导演多次在纪录片中强调这句话。

李一凡没有探究这些黑粉的来历以及目的，只是经过那次大型黑粉行动之后，杀马特成为了主流话语的清理对象，他们越来越边缘化，也越来越少了。

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来迎合主流，因为只有在剪掉夸张的发型之后，他们才能得到一份在工厂的工作。

在李一凡第一次知道杀马特的2013年，《Foreign Policy》就关注到了杀马特这一群体，在一篇名为《vanity fail》的文章中，作者写到：“杀马特不同寻常的时尚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集体疏离感，这是中国移民大潮和这个国家阶层区分扩大的副产品。”

随后国内媒体也有跟进报道，南风窗发表了文章《“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一家门户网站也发表了评论《无需苦大仇深地看待杀马特》，都提出了对于杀马特的不同理解与认识。

但这种讨论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当时国内的主流声音依旧充满了对杀马特的讽刺与谩骂。那家门户网站评论的最后有一个投票：“你觉得杀马特文化是庸俗的吗？”

73%的人选择了“是”。

7年后环境有变得更加宽容吗？反正今年国庆杀马特没有聚会。

社会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但环境好像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宽容，现在主流很多声音依旧认为杀马特审美庸俗，需要提升审美水平。

而罗福兴在他的微信公众号简介里写到：审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点。

某次采访中，李一凡谈到：“我们经常被很多人诘问，你是不是消费乡村，你是不是消费杀马特。我觉得很可恶。那些漠视的人，总觉得别人好像在消费，他啥都不管、从来不参与。”

在那个被转发了2.1万的一席演讲中，李一凡导演在最后说：

“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里面的，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社会的处境，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史。关注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在你对社会的观看没有盲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不是活在《西部世界》那种岁月静好之中。”

参考资料： 1、《李一凡访谈：杀马特我爱你》——非访谈公众号 2、《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三明治创作者访谈 3、《他拍了杀马特的纪录片：他们没有被看见，却总是被表述》——端传媒 4、[时代议题]我们都是杀马特——时代周报

喜欢导演的态度，他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念过一些书的人，面对这个群体，会去扯「资本主义」、「城乡差距」、「剥削」、「异化」之类的东西，再以此来建构素材，甚至引导受访者。这其实是一种不自知的无情，更像是在研究解剖青蛙、按照课本上所写去一刀一刀割它一样。理论也许会让你更聪明一点，但更多时候你会变得冷血，失去自己的敏感。身体是最准确的，头脑反而会骗人。

导演的策略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使他们放松，然后让他们尽情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本身就很精彩，当然也很伤感。你会发现，他们说到激动处时，眼睛里是有光的，而那个光和你我的光是没分别的。那个光让我想到了很多，譬如《上阿甲》里面，那个甚至没有身份证的小男生，得知tfboys还在上学，于是羡慕地说了一句「哇，还在上学就可以当明星」，然后用手机外放了「青春修炼手册」，对着眼前的山谷，逆着光，开始自顾自地跳舞。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全然没有城市社会里常见的那种嫉妒和刻薄，就只是真正的开心，为远方的他根本不认识的tfboys感到神奇和开心。

讲回杀马特。我的小学同学们也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中考时还在打架，然后直接被抓进了派出所。美国电影里，屁孩们处理青春期问题，要么搞破坏，要么就是到处喝酒打炮。杀马特们不可能做这些，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只能改造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回归到动物的状态，如同孔雀的开屏一样，靠艳丽来夺取目光。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同时也很伤感，因为他们的头发和装备，都是一眼就能看出有多劣质的那种，这意味着，他们处于这个商品建构起来的社会的最底端。但如他们所说，「我们开心就好」。他们是很有勇气的，比我们这些做题家都更有勇气。考试又考试，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往前走而已，他们从工厂出来，什么钱也没有，就顶着一个头发，到处去流浪，甚至饿晕在路上。这是没有被改造的人们，一无所有时所做的奋力一击。我很羡慕这种潇洒。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13岁就出来打工。她说，她知道自己的杀马特的头发特别奇怪，但她只是想要有人关心她而已，因为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感到太孤单了。她说，顶着奇怪的头发走在街上，如果有个大哥哥过来跟她说，你搞这个头发好丑噢，她都会觉得温暖，因为她感到自己被关心了。最后，她说最近杀马特直播不太挣钱了，所以她想要白天去打工，晚上再直播，两份钱，「挺好的」。「挺好的」之前她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确认了三遍，那个笑容跟《四月物语》里松隆子的笑容没有两样。然后导演拍了她直播的画面，随着那首著名的《凤舞九天》像拖拉机的声音一样响起，她开始对着一台巴掌大的屏幕跳起舞。她使劲扭动自己的身体，似乎真的很想把快乐传递出去。在那个瞬间，我只能承认，她就像天使一样。

几年前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洗剪吹），的确是在污名化的语境下。

“洋气”的城市中产精英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笑话。

李一凡这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无论本身如何，探讨的现象及还原的这些青年的状态，很有意义。

涉及了太多所谓“人口红利”背后农村几代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身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有个年轻人说：童年跟弟弟一起乞讨时自己饿昏的记忆像一根钉子钉在心里，盖过一切其他童年回忆。

他们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五彩发型、奇装异服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找到彼此（“杀马特”各种家族）。想起Malcolm X说少年混社会时喜欢穿特别夸张的zoot suit，也是非裔和拉美裔边缘身份的体现，也常遭受主流社会的嘲笑奚落，甚至暴力攻击（1943年洛杉矶的zoot riot，白人士兵认为这种奇装异服浪费布料，剥衣、殴打拉美裔少年）……

每次听到傲慢的欧美人嘲讽“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买的廉价物品后是多少打工者流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与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教育是重要的。上午听一个留过学的年轻人说那些外卖骑手水平就那样了，教育也没有用，只能是温饱后刷刷手机过生活。这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态度。教育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Malcolm X由一个滥掷光阴、吸毒抢劫的年轻人成为见识非凡的非裔领袖，因为他在监狱里疯狂地读书思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需要成为Malcolm X，但足够的教育起码让打工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了解合同、了解劳动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本来应该赚七千多工资，被老板算来算去，算成了29元，只能自己痛哭。当然，这野蛮残暴的系统性剥削，仅靠个人教育不够，要有各方力量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不要一味偏向企业，而是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杀马特”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抑，如片尾旋转拍摄的迫人的工人宿舍楼。他们的工作对身体、精神极具磨损性与毒性，常有人觉得生命无意义。教育可否提供其他可能性？从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可惜如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愈发稀少（或者我并不够了解情况）。

如此说并非要要回到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借鉴过去有益的、却被抛弃的经验。无法指望资本家讲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宁可拿大笔金钱假充“善人”也不会主动提高劳工待遇。政府的监管职能与社会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杀马特”几乎曾经成为非正规非暴力的帮会组织，他们彼此取暖。然而，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即使这样，都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三和大神”们，可能是更原子化、更无望的存在……

李一凡导演在“一席”的演讲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

视频里，一位杀马特说：“哪怕是吵一架，至少有个人愿意跟我吵架。”

和导演一样，我以前对杀马特的认知也来自于主流社会片面的报道，但这句话，让我突然体会到了夸张的造型背后那无边无际的孤独。这种孤独无人问津、无人关注。正如导演所说，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纪录片没有采用导演视角，而是把话筒给到了杀马特，让他们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这种弱结构听上去琐碎、没有重点，但导演用逻辑串联起了故事，让讲述变得非常顺畅。

讲述的大致顺序是：几岁出来打工？打什么工？生活是怎样的？怎么接触到杀马特的？为什么加入杀马特？杀马特为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杀马特后来遭遇了什么？如何看待那种遭遇？

这正好是我们由浅入深理解杀马特的逻辑顺序。

这部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它记录了一个存在过的边缘群体，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起和衰败。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杀马特的故事，也可以了解城乡差距背后那些被遮蔽的人的故事。

我非常认同导演的话：“关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关注社会。”只有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我们才更能理解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头发是图腾

纪录片的工厂素材来源于工人们自己的拍摄。

他们的生活令人绝望：上班路上，满是乌压压的人群，他们没有表情，如同丧尸；流水线上，工人的手高速运转，如同机器一般，一天重复无数次相同的动作，还要忍受噪音、污染、机油味；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到几乎暗无天日；他们的生活贫乏得如同一潭死水。

农村是牢笼，工厂也是牢笼。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不意味着见了世面、提高了生活质量。实际上，他们依然被困在了原地，依然对外界一无所知。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他们无关，房子和车子对他们来说望尘莫及。而比物质和阶层的悬殊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流水线上无尽的孤独感。

这时，一个比房子、车子门槛低得多的东西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他们唯一玩得起的东西——头发。

从杀马特的讲述中看，头发并非仅仅是展示自己的工具，而是上升为了一种图腾。夸张的发型，帮助个体确认自我，也帮助人们从人群中认出和确认同类。在这种图腾的指引下，杀马特们找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缓解了在工厂的孤独感，寻找到了归属感。

夸张发型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尊严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渴望脱颖而出、渴望被关注、渴望被认同、渴望融入集体、渴望摆脱孤独、渴望找到归属感。

是头发，让他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人”，而非流水线上的零部件；是头发，让他们抓住了无望的人生中唯一一点快乐。他们不被社会尊重，只好自己构筑起了一道防线，用来抵抗无望的人生。

因此，他们极力保护“头发”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哪怕打架，也不能碰对方的头发；哪怕饿得要死，也不想剪了头发重回工厂。

头发是他们最卑微的反抗，但个体渺小的反抗，终究还是抵不过资本那轰鸣的齿轮。

一位杀马特说，剪头发的时候他特别痛苦，就像是丢了自尊，因为“没人认识我了。”

资本把人异化为了逐利的工具。在充斥着规训与惩罚的社会上，个人最后一点点小小的尊严都不被允许保留，他们最终要么回到农村，要么剪掉头发、重回血汗工厂，要么徘徊在石排的小厂。

在绚丽的头发背后，是彻底无望的人生。现实的升迁和发达对他们来说遥不可及，只有虚拟的世界可以给他们一点安慰。

罗福兴在纪录片里说，他唯一能记住的数字就是父亲的电话号码，因为对他而言，那是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每当他遇到问题，电话却永远打不通。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具备抵抗世界和安顿自己生命的能力，他们与城市疏离、与亲人疏离。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杀马特几乎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几乎都在12-16岁之间外出打工。他们让我想起了蒋能杰导演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的一个情节：孩子们面对镜头，说起未来的理想，清一色地回答“打工”。打工是他们看到的全部未来，也是唯一的出路。

同一种规训

导演说，2012年他第一次知道杀马特时，特别兴奋，因为他以为中国有朋克了，有人自发地开始抵抗消费主义了。

他找到罗福兴后，发现两个人聊不到一起，因为罗福兴聊的是个人境遇，导演想的是文化抵抗。这种反差，恰好反映了我们与杀马特之间巨大的鸿沟。

杀马特从农村走了出来，却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有手机，都在分享同一个互联网，但互联网未必打开了我们的世界，反而可能更固化了我们的圈子，加深了刻板印象。

不过，虽然生活和生活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我们的生活，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无论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以拼多多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里996、007的员工，都在同一种规训下，走上了差不多的道路。

在已然白热化的剥削中，人们的时间被剥夺，尊严被践踏。人沦为了工具，而非目的。

这种激烈的竞争，甚至蔓延到了还没成年的下一代。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家长打了鸡血，一头栽在了无边无际的课程之中。

在铺天盖地的同一种规训中，人们的选择越来越少。不管愿不愿意 ，他们都被同一种价值观推入到了绞肉机中。

贫乏的杀马特背后，是少得可怜的选择。而这恰巧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不拼命工作，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就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又不善理财，资产就只能不断缩水。一个无产者辛苦工作一辈子所攒下的积蓄，可能也抵不过一个有产者几年间房产的增值。

一句轻飘飘的“为什么不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因为在一个庞大的规训系统里，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极其有限。杀马特最初只是为了抵抗极其贫乏的生活，但最终，他们在网络暴力的打压下，渐渐销声匿迹。

这个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集体规训呢？

文 | 若冰

十月底的一个周五晚上，在清华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地下教室举行了一场《杀马特我爱你》的小型观影活动。影片放映结束后是讨论环节，几个同学带头积极发言：“杀马特审美level不够，工人阶级需要被启发与解放……”场下有些哗然，同学又补充道：“当然，我是能理解他们的审美的……”

也有人提到三和大神：杀马特搞头发目的之一是求偶，仍然有主流的欲望，而三和大神则属于无欲无求的一类; 看趋势，杀马特逐渐消亡，三和大神在未来可能会变多。

前面发言的同学又站起来说了些晦涩难懂的话，有些说教姿态。大部分人只听着，没有吭声。讨论终究没结果，同学们不欢而散，结伴去买夜宵了。

自2019年12月《杀马特我爱你》第一次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上映以来，这部片子在不少学校、美术馆、机构等进行小范围放映过，也有过大大小小的讨论，但观影人数极有限。我不知道石头一个个投到汪洋大海里时，能溅起多大的涟漪。

但导演李一凡仍在不断收集石头。从2005年的《淹没》到2009年的《乡村档案》，再到今年的《杀马特我爱你》，李一凡始终聚焦在城乡矛盾，试图去记录中国从前现代踏入现代社会时产生的撕裂与痛苦。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似乎有敏锐的挖掘能力，能看到那些我们习惯的、麻木的、被遮蔽的但却极不合理的东西。但李一凡说，这种对乡村的关注与洞察，更多来源于他的成长经历。

李一凡生于文革开始那年重庆的一个高校家庭，他从小在四川美术学院长大，1991年到北京中国中央戏剧上大学后，又重返川美工作。

20世纪下半叶的重庆还是座刚刚踏入现代化进程的山城，川美则位于崇山间。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经历让李一凡天然与周围的农村、工厂生长出丰富的社会关系。那时美术界盛行画农村，俗称“乡土”，川美常带着他们去那些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地方，比如贵州最穷的前西北、川东彝族人生活的大巴山。从北京上海到贵州山区到四川大凉山至少有200年的差距，这是他十六七岁在美院上附中的时候就知道的事情。

这种“肉身体验”对人的影响由此可能延续一生。“肉身”起源于一个佛教用语，李一凡在2010年代初最早在艺术界提出这个概念，强调艺术家亲身到社会现场去观察、体验、记录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实践。那时就“肉身体验”在艺术界曾有一场大讨论，从此艺术分出了两条背道而驰的道路——一条指向后现代，前沿、先锋、脱离现实; 另一条则扎进社会现场，具体、在地甚至粗粝。李一凡选择了后者。

从2005年，和鄢雨共同制作纪录片《淹没》以来，李一凡一直拍摄独立纪录片。但他的电影从未在院线渠道大规模上映，常常以观影会的形式呈现给来自全球各地的小团块的人群，通常免费。观众数量少、免费放映所对应的是拍摄资金筹措的困难，但他总抱着自由的心态去拍摄。一部纪录片拍上两三年，是很正常的事。

《淹没》讲述的是2002年为保证三峡水库第一次蓄水成功，奉节老县城搬迁、毁灭的全程故事。后来，他又拍了《乡村档案》，讲述一个混杂着极端普及又极端世俗的宗教、缺乏威权与意义感的普通西部农耕社会。

最初在接触“杀马特”这个选题时，李一凡在广东东莞石排镇杀马特聚集地住了三个多月。他以为自己要去拍反消费主义的审美自觉，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的。2007前后，一部分以在夸张发型为特征的农村打工者在QQ上爆红，在13年以前数量达到巅峰，后来因为突然的网络舆论打压而迅速消亡。而这群人绝大部分是90后农民工二代，中小学辍学来到东南沿海打工。

杀马特代表的，比自我表达、社交货币、情感联结更多，而杀马特背后，也不仅是留守儿童问题、劳工问题与城乡矛盾。除了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还有艺术家的身份。2014年9月，他曾与葛非、葛磊、满宇等艺术家发起“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调查项目，在此区域内的任一村庄进行田野调查， 发掘都市体制中边缘地区的混乱拥挤与丰富迷人。

现在，李一凡每年在川美集中上课一段时间，其余时间能够比较自由地去拍摄、探索，扎进农村里，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他也曾拍过劳动法、猪肉等主题，有时因为“没拍够”而放弃，有时因为种种限制无法完成。就像在北京金融街的摩天大楼里所感受到的束缚一样，他强烈地感受到现在表达空间的不断收紧。

“但我总是预设自己是自由的，先去拍，拍出来再说吧。”他这样说。于是，艺术展、纪录片、活动，他选择用几十年的人生去不断验证、发现、展示，即使带来的改变可能微乎其微。“能做多少做多少“。

李一凡觉得自己有些像西西弗，抱着这样一个既悲观又乐观的心态去做事。

三明治对话李一凡

为什么要做杀马特？

三明治：在您的展览《意外的光芒》上有一个手机装置，数百部二手手机中正在播放工人自拍的短片，后面刚好是工地。是巧合还是设计过的？

李一凡：做装置肯定要根据场地具体情况来做，肯定是设计过的，如果没有工地的话，可能手机的展示方式不会是那样的。

那里以前就是一个城中村，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工厂，现在已经挖掉了，剩下一个大窟窿。所以我就把手机安在窗户上，让两个时空正好叠在一起，让那些熟悉工厂环境的人可以重新回顾当年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的现代化是怎样得来的。

手机中间所播放的血汗工厂与沿海加工企业，是这种东西带来了我们后来的城市化，带来了我们整个现代化。广东的发展是靠这些沿海加工企业，或者我们说的血汗工厂赚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是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取的。但我们通常都看不见，它是被遮蔽的。

三明治：从您之前拍摄的《淹没》，讲三峡建设背后强制被拆迁的人，到现在的杀马特，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发展，是不是都是以遮蔽那些被牺牲的群体为前提的？

李一凡：我觉得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城乡激烈冲突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付出了代价。这个代价其实我们要正视它，因为回避这个问题，它会反噬社会，还会带来最后想都想不到的问题。这是一个精英的看法。

另外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分层得这么厉害，有太多的人根本不清楚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历史中，60年代70年代是穷成什么样子的，改革开放以后是怎么开始的。我们都会去看到一些特别伟大的人，但是每个人的历史、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间付出的东西，其实才是真正的一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往往都被忽略了。

我看见他们发的一些视频。每年过年离开的时候，儿子女儿不让爸爸妈妈走，那种骨肉分离，这都是代价。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能拿一条手机充电线，几块钱，但工人在焊接的时候，电线细如发丝，有多少人眼睛出问题的时候，你觉得那条线特别容易吗？

我觉得这个社会好奇怪的。石排镇下面厂里面特别多焊电线做插座的，他们做一个东西，几分钱一毛钱。片子里边要自杀的那个女孩一天贴几万个标签，一个标签几厘钱，就这么一直贴。那么年轻的时候，所有成长、学习、玩耍的机会，整个对未来的想象等等，都得通通牺牲掉。

但这个社会就像没看过这些被遮蔽的部分。我想要做的，是要让被遮蔽的东西被看见。

三明治：很多人会带着一种比较精英的视角，认为他们虽然知道，但是这些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自己也做不了什么，自己为什么要为他们去痛苦。

李一凡：是，这其实在今天很主流，大家都自己忙自己的，不关心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其他人是什么样子。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不仅仅是一个冷漠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对于事实真相的不了解的问题，也包括了包括我们在公共领域说话有困难，去调查真相、发现真相有困难，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反正都做不成，干脆就算了”的一种惰性。

今天艺术重要也在于，它可以找到一些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创造行动的可能性。它不是一个数字一样的东西，不是告诉你有5000万人在流水线上。艺术有一种感知的力量，让你体会到那种痛苦，造成情感的重新分配。

杀马特的自由：从审美自由开始

三明治：在《杀马特我爱你》中，有一些非常有冲击性的色彩和造型。您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视角看来，是否认为杀马特也带有某种艺术性？

李一凡：艺术不是说好看不好看，夸张不夸张，艺术好不好，我认为要看表达是否准确，目的和方法之间要有一种特别准确的表达方式，看到夸张审美和内心压抑之间的关系。

杀马特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它的表层和内核是反的，这恰好是我创作中间的一个核。因为我们习惯的审美、习惯的看问题的方法、习惯以为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种惯性，让我们以为杀马特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这种惯性遮蔽了太多东西。像精神分析的一个症状一样，我们通过这个症状去发现症状背后的原因。

三明治：有人认为这种症状是需要被“医治”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李一凡：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现象。精神分析有很多的症状，并不等于这种症状是需要医治的。症状就是一个现象，有某种原因造成。

三明治：观察到很多当年的杀马特现在在发廊工作，留着在目前来看也是很新潮的发型。曾经的杀马特是否仍然在追求自己在外表、视觉上的独特性与异质性？

李一凡：我们有时候会站在特别精英的角度去看问题，觉得好像别人就不该想象这些事情。我觉得什么人都有对未来、对未知的想象的能力，每个人都有权利热爱美好。

每个人对于未来的好生活，对于自己帅不帅、时髦不时髦，都是有想象的。审美的自由是人一切自由的起点。我们经常忽略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到工厂去看着工人戴着口罩，其实是一种时尚，他是看见韩国哪个电影里面有工人戴了个口罩，口罩是黑色的，怎么戴法，也有讲究的。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它可能跟我们流行的一个LV包包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部分的。

所以我觉得包括他们选择这种奇怪也是一种权利。有些人不愿意进工厂，还热爱头发，他们能够从事的事情也非常少，理发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学会又可以养活自己的手艺。很多杀马特的小孩，确实也热爱这个东西。

其实杀马特跟广大工人相比还是有一点点特别的。我接触的杀马特，可以算工人里边有一点文艺的。他们接触到一些好看的东西，借助一些视觉元素，有一些对自由、对个性的追求。他们不完全是逆来顺受的; 他们有一点脆弱，对于社会的压榨与苦难比较敏感; 他们有点叛逆，不愿意跟父母过一样的生活。他们不光只在乎使用功能，还在乎审美。

东莞石排镇金丰溜冰场，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

三明治：但是现在很多工厂会对这些杀马特的发型赶尽杀绝，规定杀马特发型不能来工厂上班。您觉得他们以后还会有自我表达的空间吗？

李一凡：现在自我表达的空间肯定是缩小了很多。从大概2013年开始网络整顿，消除低俗，在整个网络系统包括在社会里面，这些自我表达意愿和表达情绪的空间都被堵上了。而且在整个舆论引导中间，让更多还想保持原有个性，希望宣泄情绪的人觉得自己是错的，让他们从审美上、认知上被强烈地规训。

但是这种痛苦，在流水线上的孤独感，离开父母找不着存在感，这些感受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可能会变到游戏里去，或者变成什么都不做。有好多打工小孩啥也不干，不愿意回家，也不挣钱，呆着混，就打游戏，刷视频，到年底干两个月，然后回家。这样的人也很多，只是他们宣泄的方式变了而已。

三明治：那很多互联网大厂，有的用游戏来赚钱，有的用短视频或新闻来赚钱，是不是其实都是在赚他们的钱？

李一凡：肯定的。每个打工小孩都在干这两件事情，不在快手就在抖音，而且大家都买了大王卡，用的都是腾讯的东西。他们花了大量精力耗在这个上面。前几天有个杀马特老跟我借钱，十一放假也不去聚会，就打通宵游戏消耗时间。

我觉得今天的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对人的剥削，特别隐蔽，特别分散。你感觉它好像特别政治正确，宣传的都是正确、平等、博爱、民主、尊重女性，但是它其实只是为了增多流量，把更多的人吸引进来，然后大家在这里无形地被剥削。这几十年，最赚钱的不都是这些互联网大公司，技术公司，讲特别多的政治正确，为什么钱都跑他们那去了呢？反新自由主义的人，不就是做全球化，做互联网公司，还有美国东岸那些搞国际贷款，放高利贷的，搞金融杠杆的人吗？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混乱。

前一段时间的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等，这种剥削其实都是非常隐形的。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让很多人越来越穷，让很多人变得越来越没有机会。不管怎么样，80年代90年代初进城打工的人，很多还是有一些最后发财买房的机会，到今天一点点机会都没有。甚至很好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一点机会都没有。

三明治：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好像可以在互联网上很自由地去发声，微博上也经常看到很多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也有非常多情绪化的论点，这是一种新的发泄吗？

李一凡：我觉得那是公共平台。打个比方，美国两个总统吵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往往会觉得他们素质很低。我们其实有时候忘记民主的第一个前提叫做让投票的人充分了解情况。不怕说坏话，不怕有过激，但是在这种过程里，大家会有一个充分了解情况的过程。但在公共空间里边，大家都是拍脑门乱说，反而就没有真相，大家只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一个态度、立场、站位、符号，都不能具体地来谈问题，脱离语境，脱离事实，脱离调查，在那儿一顿乱吵。

今天的互联网不就是这样的吗？说很多废话，自己的事情都搞不清楚，为川普是否当选撕破脸，但是就在眼前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却不去关心。比如黑命贵的时候，有很多人吵得很厉害，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去看真正在广州的黑人是什么样子的，该讨厌还是要讨厌，他们在具体生活里面从来没变过。

我们全部变成为一些不具体的概念而活的人，根本不了解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对我们能够了解的事情却毫无兴趣。

三明治：除了杀马特，现代社会诞生了很多新的对主流审美的反叛，或者说形成自己的独特审美。比如“土酷”“国风”“二次元”等亚文化，它们是现代的一些新可能性吗？

李一凡：在社会构成上面做这些事情，只要不妨碍别人自由，不影响整个社会，我觉得都可以做。虽然我们看着好像它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创建，但正是因为有这种自由的氛围，才会给人提供实验的勇气，会增加天花板的高度。对于各种异端、非主流的容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社会真正可以发展的可能性，只要不伤害别人的自由。

但是如果亚文化被景观化，变成一种消费社会的幌子，遮蔽真问题，造成大家没有思考能力的话，就需要警惕。社会应该容忍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自己也应该明白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们也应该自己明白，亚文化也可能成为消费主义的工具，让人变得失去自我。

三明治：但其实这种反思力正是现在很多人非常缺失的。

李一凡：现在大家很少警惕消费社会和技术给人带来的异化。我们2010年在重庆做过一个叫外省青年的活动，很多年轻艺术家对这个事情进行反思，提过一个二手经验的问题：当我们的经验都来自于网上，都是被修改过的二手经验的时候，我们其实会有特别多的误读。面对这种状况，肉身经验就特别重要。

杀马特、工人与公共表达

三明治：因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还是一种以金钱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价值观，所以那些既得利益者掌握着话语权。它们去包装自己想要的利益，所以话说得再好听，可能也只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没有人在意真正的被害者。

李一凡：是。但是它们是怎么获得这个权利的呢？它们这些权利是怎么来的呢？这一系列的事情里边，某些潜规则，某一些什么被遮蔽掉了。甚至今天当发现我们的外贸有些问题的时候，深圳会重新修改劳动法，允许工人长时间加班，这种简直是倒退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一出问题，所有的代价得让工人负担？为什么最后的祸事都落在他们头上？是因为他们钱很多吗？是因为工人过得很好吗？为什么不可以别的阶层来付这个代价？有钱的人为什么不付代价？几千亿几万亿的公司为什么不来负担一下？为什么那么怕他们受损失，就不怕工人受损失？

三明治：现代社会弥漫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个人主义，人只要关心自己的利，没有人愿意谈公共问题，没有人愿意来做这些事情。

李一凡：但是为什么这种东西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声音或者一种主流的判断呢？我觉得这个时代愿意说出这种话的人应该是很多的，也有人能够发现这种真相的。

我觉得变成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领域已经没有这种事实真相了，没有人可以在公共领域里为这些人代言，或者做出一些实质性事情的时候，只能是个人主义。

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公共话语平台，这才是很要命的。不是所有人都不愿意去做，而是你做得不到奖励，还可能带来祸事。自然会逆向选择，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没有道德，越来越个人化。

三明治：您也做了这么多观影活动，接触过这部片子的观众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李一凡：我觉得参加最多、最喜欢看这个片子的是80后和90后，95年以前出生的，到85年以后出生的这10年的人，就是25~35岁这一个阶段的人。而且有特别多的人可能根本就没见过工人，但觉得自己有各种各样自由被剥夺的那种同感。很多人都是自己曾经想过选择，没有敢做出选择。

不管哪个阶级，都有一种自己被剥夺的感觉。我觉得年轻人在不断地被正规化，比如在学校要求老师和学生不断地填表。不断规训你的行为，城市修得越来越整洁，一些阶层的人在这里活动，另一阶层的人到那里活动等等，这样的规训在有形和无形中间不断发生，它其实就是对人的一个剥夺。

比如说深圳深南大道两边，车跑得很快，根本就没有人，你会感觉深圳人很少，但是你看城中村里边人多得不行。但城中村里边的人都不到街上去，因为自己穿得也不好看，到那街上也呆不住。那么整洁那么好的地方，它没有可以供穷人呆的地方。它也都是规训。我前年到北京来，到大望路，金融街那片，在这个尺度里面，你怎么有自由？

艺术家一定要有肉身体验

三明治：从重庆下岗工人到三峡，到乡村档案、北京五六环、杀马特，您是如何挖掘和发现这些东西的？是否和您个人接受艺术教育的背景有关？

李一凡：我觉得这跟学美术学戏剧也不是真正有关。大部分艺术会做形式美，但我强调肉身体验。

我从小住在一个城乡结合部，周围有农村、工厂，有各种各样很丰富的社会关系。我知道从北京上海到贵州山区到四川大凉山，至少有200年的差距。更多城市人可能一生都不会去那里，最多只是一个观光而已。我们当年去体验生活，采风，是跟他们有一种肉身上的一种接触，一种感受。

所以这几十年我也反复地去向下看，反复找那些东西，碰见这种东西我就会感兴趣，三农问题、乡村教会、乡村的精神世界，各种各样我都会去了解，我就会一直带着一个研究的眼睛去体会他们在做什么。

我觉得实证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重要。不是文革的改造或者上山下乡，而是一种主动去研究、考察、证实的工作。

东莞的石排公园就是杀马特聚会的一个公园，每年长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几万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壮族、苗族，在公园里面唱山歌、对歌、摔跤，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活动。而且他们每年只有放长假的时间，就像赶苗村三月山一样，那么热闹，那么欢喜。这就像一块飞地，多有意思的现象，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愿意去看。那么多少数民族在一个异乡，永远不可能在这里买房子，永远不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但他们在石排公园临时地回到农耕社会，回到熟人社会，用自己的方式求偶，多有意思，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看。

三明治：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用纪录片的形式去把这些东西给纪录揭露出来的？

李一凡：我觉得不是想着去揭露，应该还是记录。我们在重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盲点，而不是去介入，我没有特别强烈的批判性。虽然批判很重要，但还有太多更基础的工作都没人去做。最普通工人的最基本情况，比如杀马特，其实都没人知道。

比如，南方人均耕地不到一亩，北方人均耕地不到两亩，这些基本上是常识，但多少人知道？比如，中国的土地都是缺钾的，我们每年得从加拿大进口大量钾肥，如果加拿大不给我们进口钾肥的话，我们的粮食产量会降低很多。

今天公共资源也是全都分配在权力中心附近，哪里有权力，哪里有公共资源。为什么大家都跑北京去？因为北京资源最多，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所有都在北京，北京怎么可能人不多？乡村在权力末梢，什么公共资源都没有，它就被忽略掉了。不光权力忽略它，实际上整个社会也忽略它，整个价值观也忽略它。

这个在今天可能比很多其他的东西更紧迫。从农耕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还没解决，后现代的毛病，比如抑郁症、空气污染又来了，我们夹在中间，首先得知道我们从前现代进入现代社会有哪些问题，有多么急迫。

三明治：很多人来看了这部电影，但还是没有您刚刚所说的那种肉身体验，还是没有去过真正的农村，没有跟这些工人有接触，短时间内好像引起了在情感上的同情或震撼，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李一凡：我觉得让任何人都去用肉身体验也不现实。艺术就是传达感性认知的，它不是一个数字，不是一堆文字描述，它就是一个感性认知。感性的改变才是根本的改变，是不带利益的情感上判断的改变。

但我觉得创作者或研究者需要直接的肉身体验。作为知识分子的几个基本要求，逻辑性、批判性、实证性。所谓肉身体验，在文科中，就是一种实证性，要去在地地做一些调查。因为我们的书本、从西方拿回来的概念等等，有太多和这些具体的表象不一样，或者具体的表象被遮盖了我们今天的书本上，在我们的大众传播中，乱说的东西太多了。它一代一代地影响所有的学生和整个社会的认知。

怎么办？就是一点点地改变，让更多的人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样子。但在这个时代，我不追求所谓的轰动，也做不到。我能做多少做多少。经常说不做白不做，做了也白做，白做也要做，保持这么一个心态在做事情。非常悲观，但是又是很积极的感觉，有点像西西弗。

三明治：您觉得现在大学生会去关心这些社会现实吗？

李一凡：很少。今天很多学校本身跟社会隔绝了，跟最正常的普通生活隔绝。然后学校大量的规定，把学生大量的时间被很多行政填表填满了。大学生其实也很难有时间或者有心思去想这些事。每个人都还有别的压力，比如奖学金、升学问题、成绩、纪律、与父母相处等等，很多实际具体的问题也存在。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不懂得社会，不清楚自身的处境，做不好艺术。我经常跟学生说，要做艺术至少不能忘记两块东西。第一，一个真实的艺术史是什么样子的，你得对照它，得知道哪些是已经做过的，哪些还存在可能性。

第二，我们自身的处境。一定要去主动回应自己的处境，才能做一个作品。如果连自身的处境都没有，就只是在前人的上面抄袭模仿，没有创造力。要知道自己的处境，你一定得是一个观察者、体验者、感知者，甚至是一个行动者、参与者，甚至就是那个主体的一部分。

三明治：听说最近在剪一个知识分子的片子，可以简单聊聊吗？

李一凡：17年到18年在深圳建筑双年展，我们自己有一个分展场在罗湖清水河的一个城中村边上，做了一个临时艺术社区，3个月，成百的艺术家在那个地方跟城中村里面的村民交往，做一些艺术和思考。

我最早是想做一个汇编，但后来发现也挺精彩的，就剪成纪录片了。我想看到我们这种希望借助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这个背景下面是怎么工作，怎么思考的。也不一定能出来。但我总先假定我是自由地去做，做了再说。

11月14日，三明治将组织一个《杀马特我爱你》小型线上观影会

观影平台 ZOOM

参与方式 扫码加入观影群

三明治短故事学院11月17日开班

在今年的末尾，我们特别开启了一期“女性书写“主题的短故事

用影像记录你的故事童言影像故事工作坊 11月14日开班

我家门前卖杂菜饭的老夫妇，见证过新加坡饮食业的风起云涌

漂流三明治第三站故事冒险 11月21日开启

如果房间里有黑胶唱机，有故事可探险，有酒，你来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