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国度

       "在哪个国家，不需要思考，只要服从，只要服从就行了。一旦开始思考，脑袋就会乱的。要真说思考，我就只会想该如何活下去。然后就掐断思维，停止思考。"
       这是电影里松浩在对妹妹告别前夜时评价朝鲜时用的话。听了不禁让人不寒而栗。
       影片总共有五个主要人物。松浩一家四口和梁同志。松浩最为主人公被父亲单独送回朝鲜后25年回到日本来治疗脑瘤。但就是这样一个请求居然申请了五年，而且只批准了逗留三个月。回来的松浩开始很拘束，但渐渐的他也开始了唱小时候的歌，和妹妹逛街打闹，和以前的女友见面。但同时他也始终被人监视，而且还被迫要发展自己的妹妹为朝鲜工作。当最后只住了一周后就被召回的时候，他说出了开头这段话。这是一个怀念童年生活，但又已经不知抗争只知服从的人。从他的内心说来，他并非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是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不去思考对错，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心已经死了的人。
       松浩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爱国旅日朝鲜人。在旅日朝鲜人协会工作，家里挂着金家胖子的画像，把儿子送回朝鲜，还不许女儿和日本人、韩国人结婚，只许找朝鲜人（不知道中国人入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说到底，他对祖国的热爱值得尊敬，但当国际利益和家人亲情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他选择国家利益就是对的吗？我只能说结果是一个爱国老人的爱国热情毁了自己儿子的一生。所以国家与亲人孰轻孰重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松浩的母亲是一个慈祥母亲的典型，照顾家人，宝贝儿女，帮着他们给父亲打马虎眼。她她经营一家咖啡馆，比较理解新的思想，但同时又很传统，对于老公的决定，从不反对。一个典型的东方妇女是无力改变家庭的。
       松浩的妹妹可以说是他们家最幸运的，过着现代会的生活，有着自己的工作，不喜欢朝鲜。但他同样有着和母亲同样的特点，不会反对父亲的决定。但幸运的是哥哥的提前回国刺激了她，最终她去买了那个哥哥看重的箱子，按着哥哥走遍各个国家的愿望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梁同志的出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传统的反动势力的维护者。面无表情，不进人情，就是一个机器人。但他对松浩妹妹的一番话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你所骂的国家，就是我与你哥哥生活的地方，我们还要在那里生活到死。” 深深的无奈。所以说没有人愿意放弃自由的生活，体制的高压，亲人的负担才让他们不得不干着这样的工作直到死亡。其实宾馆里的那段最能说明问题，梁同志正在床上抓住难得的出国机会看岛国动作片，这是他难得的体现出自己还有欲望的机会。但一接起电话，他立马开始了程序化的回答，开始还想帮着那些人说说话，但在被呵斥之后立马回到了机器人的套路上。麻木，深深的麻木。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总是说电影不应该被用来刻意抹黑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哪怕你恨它。但是这个国家是个例外，它不需要被抹黑，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

对谈原文刊载于acteur2012年9月号

【关于导演】
导演梁英姬，凭借《亲爱的平壤》（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2209966/ ディア・ピョンヤン）和《再见，平壤》（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4294155/ ）两部纪录片而获举世瞩目，《家族的国度》是她首次执导的剧情类电影。影片中，因相信“世上乐园”这样的吹嘘而回到了朝鲜的哥哥松浩，和留在日本的妹妹理绘，时隔25年在日本相见。影片中，安藤樱所饰演的角色（妹妹理绘）身上有几分导演的影子，而井浦新所饰演的角色（哥哥松浩）是以导演的哥哥为原型创作的。这是一部包含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影片，不由地想到演员们在表演过程中是否也饱受精神上的煎熬。

安藤樱（以下简称樱）：之前看导演的纪录片时，我的感受是，尽管全家人没能相聚在一起，但家总归是家，这部电影讲的是关于家族的故事。

井浦新（以下简称井浦）：虽然这部电影是以朝鲜和在日朝鲜人这样的话题为契机拍摄的，但我不觉得这是影片的主题，也未曾想过电影对朝鲜和在日朝鲜人会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并非是在日朝鲜人，说是为了他们（而拍摄这样一部影片），这样的说法只能说是有点伪善的。我和小樱的看法一样，觉得这是一部以家族为主题的电影。

樱：而且，为了不负导演的期望，我们演员可是竭尽努力地拍摄，所以自己完全没时间来考虑如何让观众从政治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问题呢，真的是拍了很拼命呢。

井浦：确实如此，对于这部作品，作为演员，自己并没有抱有一种社会意识或是责任感，只是老老实实地对待作品、导演和演员们。反过来说，作为演员，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也正是因为投入的表演，小樱在拍摄期间，身体好像还出了状况……

樱 ：天气很热，拍摄现场的气氛又很热烈，不管是身体事还是心理上都是有焦虑的感觉。不光是我自己，工作人员，所有的演员都在相互传递这样的能量，（拍摄）真是非常耗费心力和体力。

【去年（注：指2011年），在拍摄现场接受采访时，梁英姬导演对于拍摄剧情类电影，这样说道，“纪录片中所拍摄的影像是真实的，但这次拍摄，还是有表达上的局限性，而且比起在摄像机前表演出来的内容，那些难以说出来的故事更为深刻、痛苦和有趣。”所以，导演把电影中没有的一些过往经历尽可能地讲给演员们听，这是在电影拍摄中追求一种现实感吧。】

樱：导演和我们说了很多，不是对话的感觉，我完全是一个倾听者。

井浦：拍摄前，拍摄中，导演一直和我有谈话交流，讲的都是她和她哥哥的一些故事。导演好像在写剧本的时候忘了一些事，在拍摄过程中回想起来了，就在现场拍摄时往剧本中加了一些内容。

樱：亲眼看到自己的记忆在拍摄现场回现，我想导演可能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和电影本身不相关的、有点疯狂的事情，不能被外人知道的话，导演也说了好多（笑）。

井浦：作为一部剧情片，其中还是有很多导演的想法融入电影中。看到导演所拍摄的纪录片，是把家庭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然后凝聚成一部作品，会让人觉得导演是一个活泼的人。但和导演碰面后，就会有“果然如此”的感觉呢（笑）。因为这是导演自己一点点写成的故事，感觉会有一估倾注自己所有的想法而形成的热情和能量。

樱：我也有导演亲自来编写剧本的经历，最初的感受是“电影就是电影”，但是导演的想法就没那么简单了。

井浦：除了樱以外，大家演的都是有人物原型的角色，可以在现场自由发挥；内心斗争最激烈的就是小樱了，被要求变成导演的分身。

樱：大家都有反抗的，不光是我（笑），没办法只能模仿导演了。总之只能直接这样演出来。

【不断成长的梁英姬组】

这是梁英姬首次执导的剧情类电影，因为在以往纪录片拍摄中没有请专业演员演出的经历，所以就不难想像，对于导演来说，拍摄这部电影是一种和以往大不相同的工作经历。井浦和安藤两人也和导演一起在试行错误之中，不断调整。

樱：感觉电影在现场拍摄时不是完全照着剧本走的，给人感觉是，剧本归剧本，现场归现场。

井浦：拍摄初期，有种作为导演就必须站在那儿的压迫感，正是因为是导演，所以就必须这样讲话的感觉，但实际上导演从这种感觉中脱离出来，每天都在成长，在导演的带动下，演职人员全都有了进步。

樱：但也有留有遗憾的时候。

井浦：对啊，有了新发现的同时，困惑也随继出现，好像和剧本反其道而行之了。剧本本身比较简单化，而一旦表演出来，就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即“这样的台词不能普普通通地念出来吧”，还会想着，按这样的状态演了之后，三天后拍要拍的那场戏该怎样演才好呢……

樱：但和当时拍摄的内容比起来，最终的成品更为简洁我是觉得那样的作品里也可以包含很多内容。剧本中所描写的一些感情表露的场景有好多，现场演出的时候则要表现得更为激烈一些，剪辑出来的电影成品，这样的戏消失了，反而变得简话化了，感觉这样出来的效果很好。

井浦：最初的感受也是简单就好。不过也希望能够把记录大家辛苦付出的makin封入特典，这样会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大家在苦恼之中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不仅感受到了拍摄电影最原始的快乐，两位也收获了自信，得到了满足感。

樱：大家在现场都是坦诚地交流，预先准备好的表演很少，有一种从当下捕捉的感觉，就好比说，某场戏可能是要拍到这个人的某个表情之后再喊cut，但是呢，自己也有自信可以不拍出那个表情却又同样传达出同样情绪。

井浦：每一场戏都耗费了许多时间与心力来拍摄，在现场经历了这样的电影拍摄过程；不管是现场的摄制人员还是演员，大家都有各自的苦恼，细细说来，也能变成一部电影。

樱：虽然很辛苦，但也很快乐，心情也是起起伏伏（笑）。

从开片“告诉儿子归来”的那一场戏开始，我就知道了，这部电影与我隔着一堵墙，虽然砖块已被清除，但厚度仍在。

为什么？

很简单。在电影中，仿真注定失败。

我们先从导演梁英姬开始了解起。但凡看过这位导演纪录片的观众，都可以很轻易地察觉到本片只能是导演在对个人生活的还原。她特殊的身份，已经使得她不再能像其它导演那般只在电影里参杂进些许个人的情思，而成为一次彻底的个人展现：无论是情感，抑或观念。即使它在何等努力地显得客观（比如晃动的镜头），它也是最主观的。

由此，电影里的一切都成为导演的绝对透射。没有一刻或是一物可以逃离这种彻底的渗透。场景仅仅成为导演还原生活的素材，情节也只不过是在对现实作一种对应，人物只是成了傀儡（而不是“模特”）。说到底，这一切都只在为导演向观众言说的一个“理念”服务。

“理念”是最本质的，原初的，宛若柏拉图所见。电影成了对它的模仿。问题就在这里，任何企图回原生活的尝试都注定是失败的。

真实不会通过丝毫不差的还原得到重复，更不在逼近中接近。真实触不可及。只有通过一个方法才能抵达它——那就是“虚构”。对情境的虚构。

当我们在观看5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时候，我们说“获得了真实的感触”。“真实”？它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给我们如此深刻的真实感，既然它——如常识所言——也是一种“把摄影机搬到大街上”的记录呢？

在此，我们得区别“记录”与我们在《家族的国度》的见到的“还原”之间的区别。“还原”意味着存在着原始的本质（不如成为“理念”），两个层次；而“记录”呢，它显得更为“共时”。这就是区别。

我们感觉到的“真实”绝不会是对现实的重复。现实无法重复，所以任何尝试注定失败。正如现代人在生活中面临的感觉失败一样，生活的“真实”并没能引起我们多大的关注。

让我们感觉“真实”的是一种情境的创造。这种情境是与现实相合的，这种相合就是我们在经历过生活之后它在记忆中的逗留，有点像普鲁斯特所言的被某些对象所唤起的“不自觉记忆”。观看电影体验到的真实也同样是不自觉的，我们无法把它将现实对应起来，它是对现实的浓缩与升华。

所以，电影中“真实”的抵达并不需要回归现实中的一人一物，它完全可以通过虚构，只要我们可以还原出“情境”，而不是还原出现实本身。还原现实本身这种尝试本身注定失败，因为还原只能通过物的回归，人物的回原……但这些作为电影表象的元素只能时时刻刻处于接近的状态，而一旦所有这么些庞杂的信息被融汇在一体成为一部电影之后，它就离现实无比之远了。

这就是为何观众无法进入这部电影的缘故。它是旋离一体的。它是导演梁英姬个人的一个创造。与现实脱离，与演员无关。这部电影企图让观众的情感透射进它的故事里的目的是失败的，我们感动也只是一种被逼迫的不舒服感觉，就如同观众在《唐山大地震》中遇到的那样，我们的眼泪不是不由自主地流出来的，而是被逼的。面对苦难，我们已经被塑造成只能如此行动。

梁英姬继续用拍纪录片的策略来构筑她的电影，看来是失败了。它让人看不下去。

       这部电影，是同学推荐的，推荐的时候就已经把剧情背景都了解了，但真正观看的时候，简单的剧情，简单的场景依旧给了我很大的感触。很久没码长文，对这部电影的感想超过了电影本身很多。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背景（基本取自wiki）：在日本的朝鲜族人，现有91万，是日本第一大外来民族，大部分是20世纪上半页，朝鲜被日本统治时期的劳工等，韩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为朝鲜与韩国，这些旅日朝鲜人面临去留的问题，近10万人选择返回朝鲜，不到5万人选择范围韩国。（插一段，韩战结束后，稍微夸张一点，朝鲜国力相比于韩国，相当于现在韩国相比于朝鲜，大家不要以为60年前的国际格局跟现在一样）同时没有返回朝鲜或者韩国的旅日朝鲜人，忠于朝鲜的成立了一个组织，官方名字是“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朝总联，朝总联现在基本担当了日朝外交功能，会长等高级领导还是朝鲜最高议会的议员。当然还有忠于韩国的成立了“在日本大韩民国民团”。50年代末，朝总联面临着很大压力，主要是日本国内的排外情绪，这么多朝鲜人为了继续传承文化，需要自己建立学校，媒体等，这些活动的主要活动经费由北朝鲜承担了（可见当时朝鲜还是很有钱的），并且向旅日朝鲜人不断宣传归国的好处，有些人也就陆陆续续的返回了朝鲜，后来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冷战结束，长期支持朝鲜的大哥没了，朝鲜的极权也极大阻碍了发展，咱们的电影故事就开始了。
       电影本身很简单，只有一条线索，松浩的父亲是朝总联东京分部的副会长，一方面是责任所在，一方面也是对祖国的信任，在1972年松浩16岁时把松浩送回了朝鲜，在20年后的1992年，松浩发现得了脑肿瘤，经过5年的申请，终于得到3个月时间去日本进行治疗，与1997年返回日本，返回后见父母，见少年时的恋人，朋友，但不到一个星期，平壤急电需要立即回国，于是带着亲人的不舍，只能啥也没进行治疗就返回了。
       电影很简单，但情感却非常的浓烈，对于描述这浓得化不开的感情，我的笔是很无力的，大家可以感受感受。我想写写从这部电影延伸开去的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建国前后几十年，有着大量的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其中大家熟悉的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军事研究方面的人才，但是还有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科学研究方面的伟大的科学家们，比如李政道，杨振宁的老师，清华物理系建立者叶企孙先生，杨振宁的同学，西南联大三剑客的黄昆先生，当然还有数学，化学等等基础学科的大师，这些人，放在国际学术界，比现在国内顶尖的学者放在现在的国际学术界，要厉害的多。（近些年有了一定的进步，不过仍然差距很大）就是这批不被大众所知，潜心最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师们，在建国后的各类政治运动中，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可以说，这方面，朝鲜都没这样，朝鲜都不会让一个没读过书的捡破烂的指着科学家，骂他们，侮辱他们。换做任何一个人，老子当年放下那么优厚的条件回来，结果现在猪狗不如，让人怎么不心寒？从这个角度，国家欠人民的，尤其这些人的太多太多了。从这个角度，邓真是伟大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政治运动，向来都是不好的。
       文革，各个角度看都是值得否定的，但离解禁还是很遥远，毕竟领导的责任怎么追究呢？难道画要从城楼上拆下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