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长流

1987年伊朗导演阿巴斯拍摄了《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一时间轰动国内外，里面的小演员更是因此家喻户晓。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造成5万多人丧生，200万人受伤，350万人无家可归。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小演员也住在灾区，《生生长流》讲述的正是导演来到灾区一路寻找这位小演员的下落，以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展现了灾后人们的生活。 导演带着儿子驱车前往灾区，他们的目的地是小演员所在的柯卡村。通过隧道进入山区后，巨石滑坡的公路开始格外拥堵，导演一路询问着柯卡村的方向和柯卡村的情况。这里的灾民悲伤而友善，可惜由于去柯卡村的道路被损毁，没有人知道那里的情况。山路两旁是搬运各种生活用品的村民，他们向着新的住所慢慢迁徙聚集。曾经在拍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搭建的房子，也因保存完好成了幸存村民的新居所。他们不紧不慢的，重新融入在残缺的生活里，人们以惊人的生命力愈合灾难带来的创伤。导演拿着小演员的照片寻找着，很多人都表示认识他，对话里，每个幸存者背后几乎都有着亲人遇难的悲惨，但他们耐心的回答着导演的问题，热心的指路，然后继续赶路或者忙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导演开车到不了柯卡村，但他还是执意向前开，他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通往柯卡村的路。 导演和儿子布亚一路相伴，起初导演对儿子的顽皮毫无耐性，他一心想找到柯卡村的小演员，也一路被地震后的惨状所震撼，为人们遇难的亲人感到惋惜。逐渐，布亚所表现出的适应性比父亲好得多，他与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谈起了自己对灾难的“哲学”观点，“我相信劫后重生，会更珍惜生命，我相信活下来的孩子，更能体会生活，会更好的成长，会更需要你。”这对失去一个女儿的母亲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安慰，比“被神带走”更有力量。偶遇另一个小演员后导演询问他地震那晚的情况，为何哥哥没有逃出来，布亚却和小演员谈论起了那晚苏格兰对巴西的比赛。这一路上，布亚一直惦记着远在意大利的世界杯足球赛。对足球的喜爱也为灾后的伊朗人带来了精神的避难所，他们在临时的营地调试天线信号，准备一起继续看球赛。布亚更好的适应能力让导演最终决定不再把他绑在身边，而是让他留下和小孩们一起看球赛，自己只身前往柯卡村。 这里有太多人几乎失去了全部的亲人，但生活还在继续。有时候我们觉得人一定是在处理完所有的悲痛以后才开始做别的事情，但这不是生活的节奏，生活一刻不停，人们也无法停下。生活与悲痛同行，那些站在路边失去亲人的人，他们已经踏上了新的生活，这不是什么坚强，不用刻意拔高，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电影里的那对年轻人，本要举行婚礼，地震却带走了几十位亲戚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来参加婚礼了。于是他们在地震第二天就结婚了，没有房子他们住在帐篷里，东拼西凑出生活用品，没有拿到救灾帐幕，但领到了番茄，于是就分给大家一起吃，就当办了酒席。这个新婚的年轻人说：我们应尽快重建家园，生还者本当如此，继续生活，供养家庭，下次地震，谁知生死。说完还不忘给孤寡邻居老人分了几个番茄。当导演问及地震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你们还看电视吗，调试天线的年轻人说：其实我们都是遇难者家属，我失去妹妹和三个表兄妹，但又能怎么办呢？世界杯四年一遇，地震四十年一遇。我惊异于年轻人的话，但也许正是直面过死亡，才会如此迫切的珍惜当下，这是灾难面前最朴素真实的表达。 电影里不止一次出现了山泉水，源源不断的山泉水，带着自然的力量，如同不曾停息的生命力，为灾后的人们提高了生活的保障。阿巴斯的镜头下，一切都是那么美。野花开在断壁残垣，生活的希望藏在泉水里，到处是构图精妙的油画。一家十六口葬身瓦砾的老太太，《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扮演驼背老头的老人，带着三个孩子的妇女，地震第二天结婚的年轻人，村口裹着纱布的少年，蓝眼睛的男孩，用泉水洗碗的少女们，调试天线的青年，拎着煤炉的男孩们，没有符号，没有煽情，没有英雄主义，这些平凡的人，既是最美的风景，也是生生长流的力量。 导演的车在山路上艰难爬坡，灾民们在山坡上重整家园。一瞬间感觉很像阿巴斯版的《步履不停》。阿巴斯的电影里有大量的远景，被埋葬的遇难者，痛哭的家人，也只出现在远处。阿巴斯没有给苦难特写，他有意拉开了距离，这些苦难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站，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他们还要继续生活，而怎么安置内心伤痛与思念同时好好生活，在阿巴斯看来比面对苦难更难，更值得去凝视。而导演看上去已经很旧的车，爬坡爬得那么吃力，大量的远景用山路的宏大对比汽车的渺小，用到达目的地的难以实现对比想要找到小演员的信念。当车从爬不上去的半坡倒退下来，原路返回开出画面，大家都觉得导演已经放弃，那辆旧旧的车又踩足了油门冲上了山坡。也许他也受到了村民们的鼓舞，对比他们面前生活与思念的大山，这一段山坡又算什么呢。 今年的清明节格外沉重，但《寻梦环游记》告诉我们，生的对立面不是死亡而是遗忘。心怀往事向前行走，好过今天哭唧唧明天忘光光。去看樱花，去划船，去读书，去恋爱，去体验生的美好，去思考生的意义。 今天看到新周刊的一篇文章，眼科医生陶勇受伤已经两个多月，他说自己是“重生”而不仅仅是“活过来”。他不想被立人设，也不想被神化。如果不能再拿手术刀，他就做科研、带学生，带盲童巡演，没准还会写个小说。

广受好评的《绿皮书》、《爱尔兰人》仅给我留下“还不错”的印象，于是我草率的将包含公路元素的电影纳入不符合我审美喜好的类型。理由很简单，它们的故事情节、拍摄手法都不错，但我实在不知道这些事儿到底和公路有什么强关联？

直到看过阿巴斯导演的《生生长流》后，我才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公路电影的魅力。阿巴斯说“车给人一种安全感。据我所知，它是观看和沉思的最好场所，便于无尽的对话及与自己的内心持续对话。”

1990年伊朗大地震殃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柯盖尔（剧中称柯卡村），而片中小演员也居住在这个地区。地震摧毁了一切，小演员生死未卜。于是阿巴斯在地震后重返故地，原计划拍摄小演员的灾后命运，却被沿路灾民重建新生的场景深深触动。遂改变拍摄初衷，将沿路见闻拍成了《生生长流》，并由演员法尔哈德·赫拉德曼德扮演自己（下文简称导演）

《生生长流》海报

伴随着高速收费站广播里传来红月媒体社工呼吁社会收养遗孤的声音，影片用看似随意的方式开启了公路之旅，也阐明了寻人缘由。

全片大多采用车窗框架构图，让观众的观影视角与导演的主观视角保持一致。让人轻松地陷入电影构建的环境氛围中，和导演并排坐在驾驶座上。

配图为导演透过车窗看普亚抓蟋蟀

其中，导演与儿子普亚的三次对话，深得我心。平如日常的交谈，不仅展现出普亚对前路未知的情绪变化，更道尽人生本质。

--01--

在知晓高速公路因坏损造成严重堵车后，大部分人选择拉下手刹原地等待，而导演却立刻驶向了近旁的乡道。

高度堵车长龙

驶入乡道后，普亚透过车窗一边看着高速公路的堵车长龙，一边发起了第一次对话。

--肯定这里有出口？

所有的路都有出口--

--可能这条没有

--我没有信心

--让我们问问这里的人

而第一次问路得到的回答，全是“不清楚、不知道、很抱歉、你应该走新路…”

这些对话，有没有令你觉得似曾相识呢？

在每次陷入困境时，

在每次遭遇挫折时，

在每次打破应该时，

在每次一意孤行时。

--02--

沿路行人如出一撤的否定加剧了普亚对未知前路的恐惧，当导演挥别行人再次启程后，普亚的第二次询问立刻袭来。

--爸爸现在怎么办？

有路可去，需要寻找--

于是，在穿过草地、灌木、残败村庄，与不知前路在何处的老妇人短暂交谈后，他们终于听到了第一个肯定答案。

然而，就算正确的道路，也可能变成了一条疮痍满目、无法通行的残破公路。

他们的遭遇像不像我们忍住精疲力尽、历经百转千回，终于看到前路的些许光亮。可你卯足了劲抵达后，却是空欢喜一场。 生活啊就是如此！它非但不在你迷茫、困顿时给你指引或希望，反而会再添一记重锤，逼着你承认人生就是一个反复受锤的过程。

遇到事儿千万别觉得天快塌下来了，前头还有更大的坑等着你呢。

--03--

导演下车观察道路裂缝时，过路的行人又指了一条与上个行人完全反向的路。前路再次无望，但此时的普亚已没了起初的害怕恐惧，反倒展现出一股破罐破摔的孤勇劲儿。

于是，第三次对话是这样的：

--现在走哪条路？

我们会找到出口--

--我们问人

当普亚说“我们问人”时，镜头从普亚切成了导演点头

电影至此，仅过去30多分钟而已。从“肯定这里有出口？”的质疑到“现在怎么办？”的无措，直至最后“现在走哪条路？”的从容，普亚在父亲始终如一的肯定回答和耐心劝导下，放下了对未知的恐惧，更学会了因势而动的生活哲学。

有路可去，需要寻找

大多时候，电影是一门强迫的艺术。导演们将视听技术玩转于掌心，用特写、特效、鼓点、伴奏吸引你的注意力，强迫你看他想要给你看的东西。最终侵入你的思想，让你不假思索的接受眼前的一切。跟着演员们的悲喜，体验另一种人生，以此获得某种快感。在电影结束后，或许你还会满怀知足与开心地离开，甚至就此拥有某句人生信条。

这样不好吗？当然不是，它点燃了我们被平凡生活压抑住的七情六欲，给了我们某种新生。它满足了我们对美好的幻想，用短暂的颅内高潮打破枯燥日常。

这样好吗？肯定不是。《后会无期》中那句“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一生”之所以直击人心、引发无数共鸣，是因为它道破了电影的深层谎言——电影是白日梦制造机，它迎合我们渴求，搭起特定场景，将正确且无用的道理灌进我们的大脑。

如同美味便捷的快餐，迅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随后化成肠道垃圾或是堆叠在身体的脂肪。时间久了，有害无益。

如同试卷的标准答案，它规定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命令你将思想、行动统一为“以正确答案为准“的学习机器，随之培养出一群三观一致、审美雷同的”克隆人“。在别人告诉你笑的时候笑，哭的时候哭。

仔细回想一下，这是否就是你的观影体验？

我们看电影、看影评、看评分，以此搭建起某种“集体”价值观。实际上，这不过是导演在操控你的思想、喜怒哀乐，剥夺你独立思考的权利，好让你陷入他精心搭建的白日梦中。

可一个只听大道理却不独立思考化为己用的人，如何过得好真实的人生啊？

因此，希望你看完《生生长流》后和我一样，庆幸这世间仍有努力把电影视为一种不仅仅是娱乐的导演。

《生生长流》中没有营造紧张气氛的交叉蒙太奇、没有扩大影片信息容量的平行蒙太奇，有的仅是与公路驾车实况一致的平铺直叙、如水般自由流淌的平凡日常。阿巴斯用简洁的长镜头，将坐在车里观看万物的视角不加修饰的放在你眼前，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想看的一切。

现在，和我一起再次回顾导演与儿子普亚的三次对话吧。

你或许还能这么理解：

这三次对话是普通家庭中父子对话的真实写照，只是导演这个爸爸和我爸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在回答儿子两次三番的质疑时，不是用“我是你爸，我说了算”的父权搪塞小孩或掩饰自己的心虚。而是心平气和的与孩子交谈，不急不躁的抚平孩子不安、忐忑的情绪，并坚定往前走！

在儿子提出问路的建议后，亦没有采用部分中国父亲常用的武断方式，粗暴的说“小孩子懂什么、老子还要儿子教？”等等毫无道理可言的话语。而是给予孩子正面回应（点头），采纳其建议，并付之行动。 这短短的三次谈话，提醒为人父母的人们，以更加平等、尊重的方式开展家庭教育。

当然，若你还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你还能从沿路行人的话语、受伤男子石膏手套上的爱心涂鸦，以及无微小细碎的片刻中，感受到伊朗人民面对灾难的豁达与生命活力。

……

至于后面近1小时还将发生些什么，就留给大家自行探索吧。

以上都是我的胡言乱语！

导演父子的三次交谈仅仅持续不到5分钟，也非电影的核心内涵。实际上《生生长流》是一部类纪实电影，记录了1990年伊朗大地震波后，导演与儿子驱车前往灾区沿路见闻。

一路上他们遇见的村民非但没表现家园尽毁、亲人离世的悲哀痛苦，反而感恩“神”对幸存生命的庇佑，积极地投入到家园重建中。影片通过导演与沿路遇见的各色人等的对话，表达了阿巴斯对生命的永恒思考，其开放式结局更道出了生命的不可预测与模棱两可。

电影也不是谎言而是真实的

“我们不该只消费而不思考，不该毫无质疑地接受导演强加于人的过量信息、命令或解释，试着享受自己发现事物的乐趣吧。”[i] 生生死。而死生生。 [ii].

祝愿你在生生长流中，

取到专属你的一瓢。

图/《生生长流》剧照

文/野果Xun

[i]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ii]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谈诗集》，黄灿然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

[让-吕克·南希谈到波斯细密画以引入话题]

AK: 一位博士生曾给我展示过一些图片，在其中我看到了我的电影的某些镜头和细密画的一些细节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树和蜿蜒的路。然而，我从未觉得自己跟波斯细密画很接近。看到这样一种比较的可能性，对我而言是一个奇特的发现。也许是因为细密画画家和我生活在同样一片土地、同样一处自然中，所以对于树木和之字形小路，我们产生了同样的想法？我并非在有意模仿，但相似性却很有可能是真的。

JLN: 但您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和细密画很相近？

AK: 在德黑兰美院的时候，我对波斯细密画的课一点兴趣也没有。因此，如果有相似之处，也不是出于影响。这些相似点来自我们生活并哺育我们的自然。在伊朗，仍有一些没有完全现代化的偏远地区。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和细密画上很像的路、树木、柏树。如果我去拍摄它们的话，我可以说它们会使我想到细密画。几世纪以来，这样的风景和作品出自这片自然，并找到了其意义。

JLN: 我理解这种共同的观念。虽然我不了解伊朗，我可以想象这种只有一棵孤树的风景。但关于细密画是另一回事。它是图像(l’image)。在细密画之外，有没有一种伊朗图像文化？另外，在波斯语里我们说“细密画”(miniature)吗？因为我听到您说“miniature”，这当然是较近代的一个拉丁借词。在波斯传统里我们管它怎么叫？

AK: 有可能这个词实际上就来自西方，就像很多源自伊朗的事物一样。我们一直作画，但画的名字是别人起的，然后这个词就一直沿用下来。有的时候我们能在波斯语里找到同义词，但是对于细密画，我觉得不能。我很难给出这个词进入波斯语的具体时间。但应该比较近，可能是19世纪，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找它的同义词。

对于表现面部的画也一样，我们用“肖像”(portrait)[1]这个词。当然，很久以来我们就在画人脸了，但之后我们才管它叫portrait。

JLN: 那风景画呢？

AK: 对于风景画，波斯语里叫“manzareh”，尽管我们也用“风景”(paysage)[1]这个词。“tabiat-e bidjân”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同时也说“静物”(nature morte)[1]。

JLN: 那这个怎么说？[他指着一幅女子半身像]

AK: “portrait bâdast”：同时也表现手的肖像。

JLN: 回到关于图像的问题。在波斯语里应该叫《只是生活》[2]的电影《生生长流》中间，有这样一个墙上的图像：一幅肖像，几乎是一幅也表现拿烟斗的手的肖像。这是照片还是给画拍的照片？

《生生长流》

AK: 这不是照片，而是一幅民俗画。十多年前它被做成了海报，在伊朗乡村广为流传。

JLN: 它表现了谁或者什么？

AK: 这是一个幸福的农民的标志性形象。他有他的茶杯、一块面包、一点肉、他的烟斗或更准确地说chopoq[3]。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是农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的理想形象。

JLN: 在电影里这幅画像裂了。

AK: 出于象征考虑，这是我自己干的。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农民和所有他所珍视的东西都分开了：他的面包、茶杯、肉。他的生计受到了威胁。地震在他和他的财产之间划下一道裂痕。但是他的心境是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我们用这幅画面做了《生生长流》的海报，我还在上面加了一句：“大地颤动了，但我们没有。”(La terre a tremblé, mais nous n’avons pas tremblé.)

JLN: 即使我们对于画的作者或者它的独特性一无所知，我们也能理解这层意思，更何况场面调度让这一瞬间变得非常有力：导演看着外面，看着废墟，然后转身看见画像。

电影到图像之间马上就有了联系，不仅在内容上，伊朗还在，传统还在——“我们没有颤动”——这种联系也关乎两种图像：画家所绘的画像和电影影像。

您是真的在哪里看到了这张撕裂的画，还是说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AK: 这样被裂痕撕裂的画像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在地震时，贴在墙上的海报会掉下来。只有壁画会像这样出现裂纹。所以我找了一个裂开的墙面，把画放在裂痕上面，然后用灯在后面照，以准确描出画上之字形的裂纹的位置，然后我再把画撕开。

JLN: 我之前一直想问，一张贴在墙上的画怎么能怎么能被裂缝撕开，但我最后还是相信了。

AK: 画我是在一个村子里的茶馆买的，随后我把它带到了拍摄现场。对我而言，这幅画非常接近电影想表达的意思。在地震之后，这位农民失去了一切，他的chopoq从手中掉了下来。而且，你反而还给他了一个pipe！如果我玩一下文字游戏，我会说这幅画不仅呈现了现实，而且拥有一种真理。真理就是他的chopoq变成了pipe[4]，因为他的处境变好了。我认为没有杀死我们的事，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会改善我们的生活。

JLN: 您给了“它是图像”这一事实以怎样的地位？因为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老人来展现，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其他经历了地震的人物那样。但在这儿，它恰恰是一个图像。

AK: 我觉得我不能创造一切。我在工作，而其他人也一样在工作。我有时想，我们可以仅仅选取其他人已经做好的东西。

我当时问我自己：为什么这张海报如此深受喜爱，为什么所有房子里都有它？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会明白选择和思考同样重要。我觉得这幅画，就像一本关于农村生活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著作，可以解答很多的问题。因为它是呈现了伊朗农民的终极梦想的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画。

JLN: 这就是为什么它流传如此之广。

AK: 是的，但或许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幅画代表着农民们的梦想和希望。同时，它也是一面人们从中认识自己的镜子。农民的生活可以是怎样的？他的肉、面包、茶和烟，如果这些东西在那，生活就在那，幸福就在那。这就是我们在地震中看到的，就像有一个场景，一位老妇人并没有在瓦砾堆里找她的丈夫，而是在找她做茶的水壶。

人们常说，必须先了解乡村社会学才能在那里工作和拍摄。这幅画像帮了我。当我找到它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之后会对我有用。

比如说，在所有沙漠边上的茶馆，我们都能看到这样描绘雪山的图画，雪山一边是草原，另一边有一条有鸭子游泳的河还有一座桥。这样的画面，在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葱郁的大自然的地区深受喜爱。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在沙漠拍摄的话，这种画会是绕不开的。

JLN: 《随风而逝》里，一座房子里也有一些图画，但我记不清确切的主题了。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没有专门的特写镜头）。但是在房间内部，我们能看到有图。

AK: 在每个房子里，人们都有属于他们的照片或他们自己的照片。但如果摄影机不进去，这些照片就永远不会被看到。

JLN: 我经常想，这些暗示性的图像或照片，和这整部电影是一个关于不该被拍而民族学家最后偷拍到的照片的故事这一事实之间的关系——照片或者说电影，因为既然他一开始要就葬礼上的女人拍一部片子，而最后他只拍了照片。另外在开头，一位妇女制止了他用相机。

《随风而逝》

AK: 摄影机没有给出任何图像，因为我当时不想这样做。但如果说有人阻止了他给她拍照，这是出于一个文化传统。在农村经常是这样——在非洲也是，我最近在那边拍摄，当人们，男人或女人，认出照相机的时候，他们就会制止，不想别人给他们拍照。

您关于图像和照片的解读非常有意思。我有时候觉得，照片、图像比电影更有价值。秘密封印在照片里面，因为照片没有声音，照片周围(alentour)[5]什么也没有。照片不讲故事，因此它一直在经历着变化，特别是，它有比电影更长的生命。

在多尔多涅(Dordogne)的一个关于风景的研讨会上（2000年9月），我展示了给同一处有树的风景拍的两张照片，并且没有配任何的评论。两张照片相隔15年，当我看到它们时，我被吓到了。这不过是两张在完全相同的地点、以完全相同的角度、表现完全相同的风景的照片。但与此同时，在近照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树消失了。

如今，我觉得自己更像摄影师而不是导演。我有时在想：如何拍出一部我在里面什么都不说的电影？在读了您的文章之后，这就变得很显然了。如果图像能赋予他人以如此强烈的力量，使他能读出一种我未曾想到过的意义，那么就最好什么也不说，让观众想象一切。

当我们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只讲一个故事，而每个观众都通过他自己的想象力而听到一个故事。但当我们什么都不说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了千千万万的事。权力被交到观众手上。安德烈·纪德说过，重要的不是主题(le sujet)，而是观看(le regard)。戈达尔说银幕上的东西都已死亡，是观众的观看为它们重新注入生命。

我读了很多遍您的文章，然后我想，作为导演的责任太大了，以至于我宁愿不拍电影。

JLN: 这样说有点晚了！

AK: 还没有太晚！

JLN: 我想说，我非常理解您这种想最终得到一张照片、仅仅一张照片的渴望。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关于和照片相比较之下的电影，您大体上所说的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配乐并不是必要的。电影经历了很长的默片时期，而且您的电影里——即便有对话——也总是很晚才开始有配乐。所以关于声音的一点还有待讨论。没有“周围”(alentour)、没有画外这一概念也是，因为，在每个瞬间，银幕上的就是一张照片。电影，只不过是每秒钟24帧照片。最后，关于故事。您做了很多以把故事减到最低。那几乎只是故事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真正的故事。您的电影已然在通向您所想达到的效果的路上了。我还想补充一点，想想《随风而逝》的结尾，还有《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最后一帧的定格照——即使它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笔记本——那儿总是会有一张图像。也许应该考虑到所有的结尾。《樱桃的滋味》的结尾也回到电影，总之，那是个不知道来自于哪的图像，来自坟墓里还是不在坟墓里的眼睛。总的来说，您的电影都结束于某种图像，某种静态图像。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AK: 我越来越相信图像的感召力，它给予观众的深入它、并给出自己的解读的可能性。然而，在引入了运动——一个元素在某一刻进入又在另一刻出去——的镜头里，观众不再那么专注，他们的注意力不再能始终保持在被调度起来的状态。就好比在旅行中，穿过火车站大厅的时候，我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但我唯一能记住的，是那个坐在我对面、我长时间看着的人。或许我之前就见过他了，但没能有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现在，他一动不动，让我能像定睛观看一张图像一样来看他。我理解和解释事物的能力便活跃起来了。他面部的细节，他使我想起的别的面孔，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成形。其实，当我像一架摄影机一样坐在那里时，我对面的人就成为了被拍摄的对象，固定为了一张图像。这让我想到布列松，他给我这种“定睛观看”(fixation)[6]的时间。

这就像一扇向着风景敞开的静止不动的窗户：在忧郁的时候，透过它我们看到面前唯一的一棵树。这棵树和人是一样的。你会想，你不会用它去换取世界上的其它所有树木。这棵树许诺你一种恒久的东西。你和它有约。你前去赴约，而它则交出自己(Toi, tu t’y rends, et lui, il s’est rendu.)。

我觉得，这些静止的东西能激起我们的情感。

JLN: 这让我想起两件事。作为一个西方人，特别西方的那种（我不知道您是怎样觉得自己介于东方和西方两者之间的），我对作为再现(représentation)的图像，也就是说作为复制、作为对现实的外部模仿，相关的问题特别感兴趣。然而，在您的话里，我觉得有某种完完全全是东方的东西：作为在场(présence)、作为力量的图像。这和强调线条要一笔画成的中国画也很像，石涛的论文《画语录》很典型地论述了这一点。您电影里东方/西方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使我很受震撼。确实，电影史中一直有过像这样的，布列松就很接近这一点。但我觉得，很久以来，电影更把自己当做讲故事的（有一套来自神话传统里的材料，像侦探小说、伟大的爱情故事、历史电影）、当做一个能够再现运动的艺术。现在，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不再那么强调要讲故事，要忠于运动，要忠实再现一个动态的、有声的总体，等等、等等。电影开始面对当下现实，更少与运动联系起来，相应地也就更少和画外、和故事联系起来，既然在图像之外什么也不再发生。

AK: 直到目前，我没能找到一个对电影的定义。如果有人认为电影有讲故事的义务，那么我觉得，小说在这上面做得更好，广播剧、电视剧也是。我在想另一种让我有更高要求的电影，我们把它界定为“第七艺术”。在这种电影里，有音乐、有故事、有幻想、有诗。但即使包括进所有这些，我觉得它仍是一种次等艺术。我问自己，比如说，为什么读一首诗歌能激起我们的想象，邀请我们参与其完成(achèvement)。诗歌在创作时或许是为了达到一种统一(unité)，尽管它们此时尚未完成。而当我的想象加入其中时，这首诗就成为了我的。诗歌从来不讲故事，它给人一系列的画面。如果在我的记忆里再现出这些画面，如果我拥有它们的密码，那么我就能通向这首诗的秘密。

同样地，对于一首我十年前完全不理解的诗，我现在可以很喜欢它。我想到鲁米[7]的神秘主义诗歌，我小时候父亲经常读，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忍着听。十年前我又重读了它们，当我今天重读时，能在那里发现此前没有意识到的另一层含义。我很少看别人关于一首诗说什么：我理解不了。但在电影里，一旦我们没有抓住某个关系或联系，我们经常说我看不懂这部电影。然而，“不理解”是诗歌本质里的一部分。我们就这样接受它。音乐也是一样。电影却不同。我们以情感读诗，却以思想、以智力看电影。我们并不被认为能够讲述一首好诗，然而当我们和朋友打电话时，却被期待着能讲述一部好电影。我认为，如果电影要被认作一种主要艺术的话，就应该给它这种不被理解的可能。在生命的不同时刻，一部电影可以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然而，电影越来越成为一个物品，一个要去看、去理解和评价的娱乐工具。如果我们真的把它看作一种艺术，那么其含糊、其神秘就是必不可少的。一张照片、一个图像可以有一个秘密，因为它们给我们的很少，它们几乎不描述自己。您说了，图像不去再现，而宣布其在场，邀请观众去发现它。

JLN: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这种对电影的评价仿佛来自电影和自己的内部的关系。我想说两件事。首先，从一开始，电影就有一种用运动去抓住整体、用图像和声音来讲述故事的能力。也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也与“整体艺术”观念盛行的历史时期相符。这是瓦格纳给出的一种表达，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瓦格纳式的电影。这明显也是一种很好的——指示的(déictique)，如果您愿意的话——展示工具(instrument de monstration)。且几乎从一开始，吉加·维尔托夫，或以另一种方式的爱森斯坦，以及任何一个大导（霍克斯、德莱叶，还有罗西里尼、布列松）都在这一意义上进行影像创作，即使他们从历史神话材料中取材（西部片、战争片）。就仿佛他们重新取用了某种程度上一直在电影里的东西。然而，一直在那里的，并不仅仅是照片；或者说，或许为了发现照片是什么，就需要电影，为了让照片过来，让它不仅仅就这样在那儿。

AK: 我受不了叙事电影。我会提前退场。它越是讲故事、讲得越好，我就越抵触它。构想一种新的电影的唯一方式，是更多地考虑观众的角色。应该构想一种未完成、不完整的电影，以让观众介入来填充空白和缺失。与其拍一部结构扎实、完美的电影，不如削弱结构，但同时要想着别劝退观众。解决方案也许正是促使观众有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相比创造趋同、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艺术，我更加相信一种寻求创造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的艺术。这样，能有一种思想和反应的多样性。每个人构建他自己的电影，无论他赞同、拥护还是反对我的电影。观众往里加入一些东西来为其自己的观点辩护，这一行为成为电影的明证(évidence)的一部分。只有在有一定的弱点和缺乏时才能去反对强势力量。

JLN: 关于空白，我想起《广岛之恋》里的一个全灰镜头。我当时19岁，已经有点习惯于此了——虽然我不记得这一习惯是怎样产生的了——但我当时明白那是一个图像。同时在影院里，我边上的一位老太太大叫：“啊！出故障了！”这是两种视角，一个明白那是电影里的一个缺口，另一个不明白。

AK: 正是这些缺口、这些“出故障”的时刻在构建电影。这是我的梦想。但我并不期待事情会很快发生改变。我知道习惯的力量。

JLN: 但其实有事情在发生变化的迹象，只需看看您的电影所取得的成功。我知道去看《生生长流》和看像《独立日》这样随便哪部灾难片的不是同一个群体。但您的电影看的人很多，这种成功证明了某种东西，因为这个群体20年以来一直在说电影在新现实主义之后就结束了。戈达尔经常谈到电影之死，他甚至说得过多了。从那以后，其它电影，中国的、台湾的、韩国的，都做出了别的东西。

[话题一转，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张19世纪的照片上，照片里的人物背对着我们，望向风景的无限远处]

AK: 我觉得这张照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迫使我们去猜测背对着我们的人物，它不让我们正面看她。其面孔是不可见的，其目光也是。我们因此需要借助其它元素——其衣服、发型、发卡——去猜她是谁，去猜她的社会背景。这些特征有很强的使人生发联想的力量，同时，它们不强迫我们去记下一个特定的面孔。正因没有什么是预先确定好的，一切都在不断的生成之中。

JLN: 这张图像，就像其它一些照片和油画一样，从背面呈现一张望向别处的脸。一幅在美国很为人所知的画，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展现了一位趴在草地上的女子，我们只能看见她的后背。一个从后面被看到的目光，每次都邀请我们的目光进入其中。我的目光成为了画中女子的目光。

《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AK: 我想起一幅画，画里的三个人物看向画框外。我觉得这幅画有两个功能。我们观看这些人物，而她们邀请我们的目光投向一个未知的点。这幅画表现了三位女子，我感觉她们中的每个人都能唤起一种不同的情感感受。有两位少女和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女士，可能是她们的妈妈。我想象她们在看一位男子。我们因而看到望向一个男人的三种不同目光。少女们受到吸引，带着迷恋在看他。而年长的女士则带着批评的眼光，似乎并不欣赏年轻女子的目光。这幅画的价值在于，我们观看画中人物，而人物让我们看向别处。

作为导演或摄影师，我们服务于人，但同时我们背叛了他们。我们几乎处在上帝的位置：我们选择一些东西呈现给人，但又不跟他们说什么东西被省去了，他们失去了什么。电影展现了多少东西，就也限制了多少视角。因为它自私地把世界局限在立方体的一个面，而剥夺了另外5个面。这不是因为摄影机不动。即使摄影机在运动，我们看到的也不更多，因为当我们看到一面时，我们就失去了另一面。像这幅画一样让人看到另一面的电影，更有创造性也更加诚实。

JLN: 从另一个立方体出发，我有一种与您几乎相反的解读。您谈到视野的立方体，但是即使在现实中，我们向来也只能看到这个立方体的两到三面，总有一些面是看不到的，但是由此出发我们还是能看到整体。我想谈谈影院的立方体。那儿，有3、4、5个面是全黑的，一个是亮的，即银幕。在这个平面上，导演施行其权力。而与此同时，银幕也是另一个立方体的一面，它让我们看到这个立方体的全部。在某种程度上，我所身处的影院的这一现实被悬置了。从那儿，我进入到另一种现实——现实，或像您刚才说的那样，真理。

AK: 我觉得我们限制了观众。确实，在现实中我们只能看到一面，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转头，看向别处，望向从外面传来的噪音。而在影院里，作为导演我们牢牢地把观众及其目光固定住了。

JLN: 是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可能除非我们是导演。

AK: 我觉得一个普通观众并不比导演才能更少。这同一个观众在餐厅里，相比在影院里，可能是一位更好的观众。在他家里，他甚至能隔着双层窗帘猜到邻居家发生了什么。他猜到他们是否结婚了，女孩是否担心她的父亲。而为了做到这些，他手头只有一个灰窗帘。

在这些普通的情境下，正是因为您文章中写到的原因，我们完全能够从远处看人并且很好地看到他们。因为这些人并不是被再现，他们在场。

JLN: 是的，但我想说，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观看时，我们已经有了导演、画家、摄影师或小说家的视角……导演们以及我看过的电影和照片教了我观看。如果我这么做[他转了转头]，一种景框、一种取景的态度就产生了。

AK: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好奇的，这种人类的好奇心并不是创造者特有的。任何一个表现出这种好奇心的都是一个好观众。

JLN: 他需要对人和事物有一种关注。

AK: 这让我想到关于巴尔扎克的一个趣闻。一次沙龙期间，他停留在一幅画前，这幅画展现了雪景中一个烟囱冒着烟的农舍。他问画家屋舍里住着多少人。画家回答说他不知道。巴尔扎克反驳道：“这怎么可能呢？这幅画如果是你画的，你就应该知道里面住了多少人，孩子们多大了，他们今年收成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钱给女儿置备嫁妆。如果你不了解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的一切，你就没有权力使这缕烟从他们的烟囱里冒出来。”

这种人性的目光就是一位对这间房子、对那里发生的事并不漠然的好观众的目光。只不过这个故事里的观众恰好是巴尔扎克。然而，他并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在那儿，而是以一个简单的观众的身份出现在那儿。在一切创作中，都有一部分现实是不被展现的，但必须使人感受到它。一位画家必须知道他不展现的东西。他必须知道这个属于他的小小的画框内的一切。

当我知道了像您这样的观众在看我的电影时，我感到一种更大的责任在身。这让我害怕！

JLN: 这让我想到，您电影里汽车作为“观看箱”(boîte à regard)的角色。车窗是银幕内的银幕。还有司机的目光，因为他在开车（这很正常，因为他需要集中注意力），他经常直视前面的路。您的摄影机展现了这个人看着前面，看着一个我们什么也看不到的方向，同时和邻座说话。我想再看一遍您的电影，以看看人物是否经常对视，还是他们大部分时间直视前方（就像司机那样）。即使乘客在看司机，也很少有目光交流，很少有正反打。

AK: 这是我感召观众的一种方式。两个人在一起演戏，而我们的目光呢？在他们之间有目光交流，然后轮到了观众来看，来在这种交流中找到其位置。因为他此前已看到过两人对视，他甚至会忘记他们已不再对视了。现在，是他观看的目光建立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这也是有局限的。在镜头切换时，注意力会集中到对方的反应上。镜头的切换不是随意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替。有时，拍摄过程中突然出现、需剪辑时调解的问题会迫使我们剪切。但大多时候，是在希望呈现反应，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话的反应时，我们会选择切换镜头。没有这第三个目光，另两个目光就不存在。怎么说来着，没有无造物的造物主[8]。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阿巴斯用阿拉伯语背诵了古兰经《地震》章：

当大地猛烈地震动，

抛出其重担，

人们说“大地怎么啦 ?”

在那日，大地将报告它的消息。

因为你的主已启示了它；

在那日，人们将纷纷地离散，

以便他们得见自己行为的报应。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作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9]

AK: 您是从哪儿找到的这章《古兰经》，您为什么选择引用它？对我而言，这是《古兰经》里最美的段落之一。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的。二十多年前，我想起了这一章并想拍一部有关的电影。在您的文章里读到它让我很吃惊。

JLN: 您会背整部《古兰经》吗？

AK: 不会，但我会背这一章。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神秘、很现代的维度，它甚至是对整部《古兰经》的否定。是对于世界末日的美丽描绘。

JLN: 我不怎么了解《古兰经》还有全部伊斯兰传统，但还是知道一点儿的，因而当我观看《生生长流》时，我想起《古兰经》里有一章叫《地震》。

AK: 您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了解到这一章的？

JLN: 我对各种一神论问题很感兴趣。我目前正想研究这一问题，特别是在所有西方传统中一神论和哲学的相近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我试着进一步了解《古兰经》。我想这一段对于您是影片无声的引言，尤其是当我想到这一节时：当一切尽毁时，大地开口说话，讲述故事。对我而言，这就是这部电影。

AK: 这是对我来说《古兰经》最美的章节之一，它有着很强烈的视觉语言。但当我在拍这部电影时，我没有想到它。您文章里的用典使我重新想起了它，我意识到我能背下它，并且我曾想以此拍一部电影。

JLN: 这或许就是无意识。因为您是伊朗人，所以我想到了《古兰经》，而不是伏尔泰关于里斯本地震的文章，这是一种西方的参考对象。

AK: 信教或不信教，喜欢或不喜欢细密画都完全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与之相连。

[此次对谈于2000年9月25日在巴黎进行。筹备让-吕克·南希和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此次对谈的，是译者Mojdeh Famili。文字转录由Mojdeh Famili和Térésa Faucon共同完成。]

注释：

[1] 这些词阿巴斯是用法语说的——原注

[2] 南希在此处提问里将标题直译为Rien que la vie/La vie et rien d’autre。电影的英译名Life and Nothing More应为波斯语标题的直译——译注

[3] chopoq是一种主要农民使用的长管传统烟斗——原注。“chopoq”在英译本里写作“shopoq”——译注

[4] chopoq可以象征农民的生活，而pipe则代表一种更富裕的生活——原注

[5]“周围”(alentour)可以理解成西方概念里的“画外”(hors champ)，南希在后面做了更深入的探讨——原注

[6] 这个词阿巴斯是用法语说的——原注

[7] 13世纪伊朗-伊斯兰文明著名的波斯语神秘主义诗人——原注

[8] 法语原文中为pas de créateur sans créateur(没有无创造者的创造者)，疑为口误；在英译本中译为no creator without creatures(没有无造物的造物主)，可能出自Shaykh Nazim Qibrisi书籍Mercy Oceans: Teachings of Maulana Abdullah Al-Faiza Ad-Daghestani——译注

[9] 《古兰经》，第九九章，马坚译——译注

阿巴斯始终围绕着“真实”与“虚假”的关系建构影片，以影像的形式对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展开了跨时空的探讨。于是，在现实与影像层面反复游移的《生生长流》成为了阿巴斯书写电影摹仿论的卷轴。在现实层面，《生生长流》承接了《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背景，在伊朗大地震的特殊时期下前往库克寻找前部作品中的小演员；在影像/虚构层面，出现在荧幕中的导演并不是阿巴斯本人。真实的震后场景、真实的寻觅之旅、虚构的导演与未知的路途，阿巴斯通过混淆真实与虚假竭力让我们淡忘摹仿论。

在真真假假的影像与情节中，阿巴斯以老人的对话与传统意义上的穿帮道破了自身对摹仿论的理解——

老人：这并不真是我的家，拍电影的人让我住在这里，我就说知道了，事实上我的家在地震的时候倒塌了，所以住在刚刚路边的帐篷里。

阿巴斯：这栋房子熬过地震了呢，这才是现实。

老人：你说得对，电影也不是谎言而是真实的。

阿巴斯认为，房子熬过了地震就是真实。相较于人物与情节层面上的真实与虚假，苦难才是最为真切的实在。能反映这份实在、这份不断游移于能指链条上所指的影像的，就是真实。因此，阿巴斯不断地切换纪录片与非记录片的调度方式、反复运用镜头的全知视角与主角的半知视角呈现震后伊朗人民重建家园的场景。 在多样的拍摄手法与摄影视点中，家园-生活始终是真实的。正如导演的小儿子念念不忘的足球，当灾区的信号接通，孩子们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球赛时，影片切切实实地接触到了情感的实在。

最后，影片始终是朝观者开放的，在处处未知的故事中走向了蜿蜒的伊朗山丘。当阿巴斯的旧雷诺不断尝试攀登又意外地下滑时，我们可以说这正是影片向我们传递的“生生长流”，是在挫折中不断重新站起来的“ And Life Goes on ”，是那句处变不惊的“Et la vie continue”

08 年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在电视画面的冲击下经历了一场心灵洗礼，人们一瞬间个个都变成了善人，至少在表情上行动上看上去如此。只可惜大都经不起时光，很快也就回复本来面目，原来的坏人继续使坏。

阿巴斯这部旧作《生生长流》的背景也是地震人死，展现的却是与煽情不一样的另一种面对灾难和生离死别的态度。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在影片中小孩子的纯真，看到我们成年人道貌岸然背后的丑陋。

可以让灾难重创过后的人们活得更好的一些生活态度，不知为何被人们遗忘了。只有那些充满人文感怀的人，如导演黑泽明、阿巴斯等，以其天赋，在提醒一下我等茫茫众生。

手头这张 DVD 的制作者也具菩萨心肠，他们在片尾特别加了这段字幕：

当您遇到一个伤恸的人…… 您可以这样作 1.征求对方的许可，才可以开始陪伴 2.全神耐心倾听，支持对方 3.多听少说，不判断对方 4.真诚实际的关怀态度 5.陪伴流泪也无妨 6.适度的以肢体表达关怀（如拥抱、拍肩等） 7.适当的表达自己哀伤的情绪 8.协助对方放松（如倒杯水、散步、简单运动等） 9.鼓励对方多休息与睡眠 10.舒缓对方的罪恶感与自责的想法 11.配合对方的信仰，陪伴对方祷告或诵经 12.必要时鼓励寻求专业协助 切忌以下动作 1.说：不要哭了 2.说：时间会冲淡一切 3.说：不要难过，你要坚强 4.说：我了解你的感受 5.说：节哀顺变 6.说：你还有另一个孩子 7.与对方争论，或企图改变对方的想法 8.因为好奇而发问，注意对方的隐私权 9.阻止对方重复诉说灾难状况 10.企图解决对方的痛苦与困难 11.提供药物（应介绍医师诊所开处方） 12.饮用刺激性饮料（如：酒，咖啡） （中华心理卫生协会 陈美琴、郑玉英、李天慈、叶素贞 联合撰文）

阿巴斯

2013.1.29 http://william-ho.lofter.com/post/6c3aa_ee7c1e39

戈达尔曾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黑泽明评价阿巴斯的作品“无与伦比”。赢得电影届前辈大师如此盛赞，阿巴斯的电影到底有何魔力？纵观阿巴斯的创作生涯，其实他真正知名的作品并不多，但是每一部都足够分量。借以新浪潮的作者论来看，阿巴斯是个标准意义上的作者。因为他的作品坚持着统一的风格，姑且称之为“阿巴斯式现实主义”。 阿巴斯的作品都是以现实为题材，风格朴实毫无矫饰。他的电影通常接近于纪录片的风格，影像较为稀松平常，看不出太多设计感。比如他之前两部剧情片《过客》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节奏沉缓，长镜头不少，但并不像安东尼奥尼的长镜头讲究场面调度，也不像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充满诗意，阿巴斯的长镜头自然而简约。而且阿巴斯的电影中，总有些许镜头看起来可有可无，因为从叙事的角度来说，对故事推进或人物表现贡献甚少的镜头是不应该保留，特别在剧情片中想都别想。所以乍一看阿巴斯的电影，会有种松散的感觉。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会认可阿巴斯这种降低戏剧性的做法。就像是我们拍vlog一样，虽然会重点记下印象最深刻的某件事，但是其他一些事项也会记录进去，因为这代表着一天的真实记录。阿巴斯电影中那些冗余也强调了对现实的忠诚。 如果说阿巴斯只是在再现现实，那么与拍纪录片无异，自然不会奉为大师。阿巴斯是敏锐的，能够从现实中捕捉到打动人心的东西，然后把它们打散，铺设回现实之下，表现在影片的细枝末节中，让观众去感知。回到上述两部影片，《过客》表现的是一个男孩对足球的热爱，想尽办法去德黑兰看足球比赛；《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述的是男孩为了归还朋友的作业本，找寻朋友的家，其中流露的孩童之间的纯真友谊让人动容。阿巴斯对两部影片的故事的处理颇有意思，费尽心机想看足球比赛的男孩却在睡梦中错过了比赛，找寻了一夜朋友的家的男孩徒劳无功，结局却相安无事。阿巴斯对于影片主题采取了较为中和的态度，重视了现实的复杂情况，并没有过分强调他所表现的东西，避免夸张将其现实主义的根拔离。这种敏锐而又温和的态度，才是“阿巴斯式现实主义”的核，也是他的作品中最本质的特征。看他的电影能够感受到镜头后面的眼光，略带俯视的角度看着这些人和物，关怀而不溺爱。 本片与上述两部剧情片的创作背景不一样：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点库克就在这个地区，阿巴斯驱车前往那里寻找影片中的演员，并由此启发拍摄了这部电影。刚看完本片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纯记录片，影片中的导演及其儿子都是本人出镜，后来上网查资料才发现是演员扮演的。而且影片中很多镜头都是预设机位，而没有纪录片典型的手持跟踪拍摄。所以根据影片性质分类，本片应纳入剧情片一类。但是影片中大部分场景都是灾区的真实情况，应是阿巴斯将其所见的通过镜头再现出来，而且很有可能发现和再现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即阿巴斯看到了什么，随即用演员扮演自己重现这一幕。我甚至猜测，阿巴斯有可能是将演员放置在真实环境下，记录遇到的事情。所以本片在真假之间存在强烈的暧昧性。关于灾区的情景很真，寻找的历程也像是真实的再现，但出现的人和事很难说清楚真假，台词很难分辨出是人物真实反映的还是拍之前预设的。当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困惑不明时，先回到影片看一段对话： 老人：这并不真是我的家，拍电影的人让我住在这里，我就说知道了，事实上我的家在地震的时候倒塌了，所以住在刚刚路边的帐篷里。 阿巴斯：这栋房子熬过地震了呢，这才是现实。 老人：你说得对，电影也不是谎言而是真实的…… 这段对话很有意思，恰恰是理解影片真假的题眼，它戳破了自己的谎言而完成双重否定的论述。这个房子是不是老人的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熬过地震，这是电影想要强调的真实。有时候为了凸显某些东西，改动了部分真实，但是不管真或者假，凸显的东西本质上没有变的，那么表象上的真与假就没那么重要。以这个观点理解全片，关于真假虚实的结就全都解开了。本片的重点是通过导演故地重访的一路见闻，展现灾区的状况，揭示那里的人对天灾的妥协而又乐观的态度。当观众接收了这些东西，片中出现的导演是阿巴斯本人或者演员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呈现出来的影像背后的情感和意义，这些是真的。 影史上关于电影本质的真假，多有探讨。安德烈•巴赞说过：“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这句话在阿巴斯身上展露无遗。阿巴斯的电影经常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特写》一片中也运用了特殊的手法模糊真与假的界限。正如前文关于“阿巴斯式现实主义”的探讨，阿巴斯对准的是现实，把自己从现实中感悟的东西，打散铺回到影片的细枝末节中，尊重现实的复杂性，而且多隐藏其艺术手段（比如常规构图、自然光、记录式的长镜头等），甚至于用一些刻意的手法去除影片中的人工化，使影片看起来更接近现实。全片对于灾难的表现相当克制，绝没有刻意煽情。那些倒塌的房屋，裂开的画记录着发生过的灾难，但是镜头尽量避免了特写人们悲伤的表情，而是着意表现了灾后人们继续生活，甚至于享受生活的状态。对比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等一大票苦情灾难片，真的能体会到消费苦难跟消解苦难的天壤之别。 也许是之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拍摄地，本片的视线显得格外深情。那套蓝色的房子，“之”字形的坡道，唤醒阿巴斯也唤醒观众的回忆。影片有一处变焦的镜头，远处的树木渐渐显露出清晰的模样，这是全片情感流露最直接的一个镜头，把阿巴斯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展露无遗。 本片的结尾，导演驾车去追《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演员，想要冲上山坡却滑了下来，下车后隐约看见前路山头上行走的两个人像是那个演员和演员的哥哥。车子却陷在沙土里开不动，之前跟他错身而过的路人帮忙把车推下去，车子驶下山坡，出景框，而镜头对准继续爬坡的路人。当观众觉得导演放弃去追演员，影片就此作结时，音乐突然变得雀跃，车子又爬了上来，冲上陡坡，驶过路人，在路人的前边停下，然后把路人载上车，一起朝山顶开过去……整个过程一波三折，意犹未尽，在远景镜头中完成整个过程，又是开放性的结局，个人非常之喜欢，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