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1983

一点毫无逻辑的不吐不快。作为一个同时喜欢这部电影和圣鞠的观众，观影体验真可谓精分。

波兰导演Andrzej Wajda在1983年拍过一部法革题材的电影《丹东》，讲述1794年4月前后丹东与救国委员会的冲突。电影原著是波兰戏剧作家Stanislawa Przybyszewska于1928年所著戏剧《The Danton Case》。罗伯斯庇尔是Przybyszewska笔下的悲剧主角，一个远见卓识却无能为力的卡珊德拉。在一般人看来，CSP与丹东开战，不过只是寻常派系倾轧。而在这位痛苦的哲学家眼中，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丹东的胜利将摧毁革命，而丹东的失败将摧毁革命的原则。他试图避免战争而不得，别无选择地以毁灭革命的方式拯救革命。多年以后，将剧本改编成电影时，有感于波兰时局的Wajda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Wajda并无意于表现罗伯斯庇尔的悲剧——恰恰相反，电影展现的是丹东的悲剧——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强权的抗争与被毁灭。电影给与了丹东相当的同情——就连他的缺陷，他的陨落的幕后推手之一，也被表现为有血有肉的人的真性情。为了成全丹东的悲剧，原著作者笔下的悲剧主角罗伯斯庇尔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独裁政府概念的具体化面孔。

尽管文本和电影分裂，但主要角色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电影里的丹东，只是在原著基础上加上了时代的元素，镜头下的罗伯斯庇尔，忧郁与沉思中依旧留有Przybyszewska的刻痕，德穆兰依旧孩子气又执着，吕西儿勇敢而单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圣鞠斯特。

在《The Danton Case》中，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关系极为特殊。与罗伯斯庇尔而言，丹东是政治理念的冲突者，德穆兰是私人感情的冲突者，而圣鞠斯特，是一个可以毫无保留信任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不会与德穆兰探讨革命的前途，也不会向CSP其他人吐露他对丹东的感情变化，但他会在病中和圣鞠斯特谈论灵魂不灭与前线境况，会在与丹东和解未果后向年轻人倾诉他的愤怒与忧虑。这并不是说圣鞠斯特只是一个模糊的接听器，或者对话的宾语，他有自己的独立观点，他并不避免分歧，他与罗伯斯庇尔辩论，说服对方或者被说服。

有趣的是，Przybyszewska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之间存在着某种“爱”的情感，这是精神上的，不是情欲上的。Przybyszewska并无意刻意表现“爱”，但行文中仍可窥一二：CSP里的对话剑拔弩张，业已决裂的昔日旧友间冷淡刻薄，在说每句话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措辞地时候，这两个朋友互相调侃，互相赞美，互相关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到了Wajda的镜头下，这个角色变化之丧心病狂，与角色本身的丧心病狂，都令人大跌眼镜。电影一开头，圣鞠斯特拿着一捧花冲进罗伯斯庇尔的卧室，挑拨丹东德穆兰与CSP的关系，唆使罗伯斯庇尔处死德穆兰。直到在丹东被送上法庭，圣鞠斯特都在坚持不懈且毫无动机地要求毁灭丹东派一众。丹东被处死后，圣鞠斯特兴致勃勃地来到病得神志不清的罗伯斯庇尔身边，建议他担任政府的独裁者。令人不解的是，圣鞠斯特的唆使对情节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罗伯斯庇尔最后决定逮捕丹东与圣鞠斯特并无明显关系），即使认为这个角色更多地作为某种象征——比如疯狂的国家意志——也不能自圆其说。关闭报社，逮捕记者，操纵审判，压制国民公会，都与圣鞠斯特无关，恰恰相反，圣鞠斯特在电影里表现出未开化野蛮人一般的粗鲁与暴力：例如当街撕碎指控委员会为独裁者的标语，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言时殴打议长，撕毁议长的文件，等等。此外，圣鞠斯特与罗伯斯庇尔的互动，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暧昧色彩——也许这只是Wajda所理解的Przybyszewska所言的“爱”，也许Wajda试图用homosexuality暗示某种变态与邪恶。即使Homophobia可以归结为所谓时代局限性，但以如此角度刻画人物，显然不是高明之举。导演对圣鞠斯特的刻画，很难不归结于纯粹的恶意。

诚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历史和艺术的解读方式，即使真人真事，艺术加工也不为过。但不论艺术的目的究竟如何，对于一个为共和国浴血奋战，为拯救革命与捍卫原则不惜去死的不满27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此不择手段的抹黑，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诠释。在技术角度上，《丹东》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但电影对圣鞠斯特的刻画，称之败笔也不为过。

一部电影的恐惧 不知道它从何时开始 直到我有知觉 直到它已咬破我的皮肉 直到它的毒液已刺进我的血管 渗透我全身 我开始发抖 不知是心脏、血管 还是空荡荡的胃…… 没有胃液、胆汁、胰液、血液 只有燃烧“震颤”的毒液 我体内有各种颜色 各种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味素 它还在吐红信子 喷出催眠的仪式 我如坐针毡 却困在原地 我想奔出烈焰 又想忍受这煎熬 换得燃烧殆尽后 沉入大海的宁静 可它没有给我海 也没有风 只有继续发热的灰烬 我无处躲藏 也无人倾诉 默默蜷缩在一个人的黑暗里 多么希望 有人轻抚我的背 给我三秒钟温暖 199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200周年，《南方周末》文化版一整版讨论法国大革命，当时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历史书上这章课文，我已默默看了多遍，也对那些复杂的派别关系有些着迷。疯子手里拿着那份报纸十分得瑟，让我眼馋，因为我们住校生能买到的报纸，只有校园破书店小贩手头的那几张罢了，于是我只能找他借，一直缠到他烦了，我才终于借到手去复印，看完。如今这份复印材料依然躺在我家那堆资料中，疯子早已投身哲学，而我也在跟艺术（包括文学）死磕，渐渐远离了少时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热情。 2002年，我为基斯诺夫斯基着迷，继而发现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看到他对毕希纳的剧本《丹东之死》的介绍，我第一次用具体到个人的、牵涉到内心信念的角度去看这段历史，心里沉重，我迷惑于丹东的伊壁鸠鲁主义和罗伯斯庇尔的禁欲、严苛统治这两极殊途同归的虚无之境，也怀疑毕希纳写完此剧就病亡有可能是因为遭遇信仰危机。我也有些颓丧，但还不至于恐惧。 2010年，我去一个活动看电影《丹东》。这是一个波兰导演1983年的电影，导演的立场在丹东这边，对罗伯斯庇尔也抱有一定理解，可以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部电影蕴含了多少苦涩、悲壮的寓意，也许它就是导演本人的武器。导演势必体会过类似的恐怖气氛，因此能把这种政治压力下的集体恐怖渲染得如此逼真，把我青春时代读到的文字变成了狰狞的影像，摆出这场恐怖的催眠仪式。 可这部电影为何会让我如此恐惧呢？我都恐惧到快要站起身冲出屋子了！等我精神恢复正常后，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 恐怖片迷应该知道，把声音关掉，一部恐怖片的恐怖指数会下降很多。严肃电影要制造恐怖效果，配乐及音效依然很有用。这部电影的配乐偏古典，有时用一种音阶变化不大而且拉得很长的声音来营造紧张氛围，大卫•林奇的电影就经常用这种配乐（他自己也常常参与作曲），这种声音搭配人物运动缓慢的动作（非慢动作镜头），能让人产生压力，很有代入感，再添加上有节奏的提琴声——比如公安委员会签署丹东等人的逮捕令时，这一层层声音把气氛推到顶端，也刺激出观众的情绪高潮——似乎《闪灵》的配乐也是这么玩的。 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声音也让人有恐惧感，每个人物对民众或开会人士演讲时，声音都很激动，因为大革命的政客们演讲时那种压人的气势，本来就是一种征服敌人和民众的武器。这些声音在很好的音响效果之下越发突出，连同民众呼啦啦的声音，一起创造出当时恐怖统治的气氛。 说起这些人，丹东、罗伯斯庇尔当然有许多特写镜头，他们内心的纠结，不是靠对话，更多是靠身体细节表现的，比如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始终笔直挺立，这是禁欲主义者严厉控制自我的外部形态，而他的病态内心，也是从僵硬的动作、人前冰冷人后惊恐的眼神、满身大汗流露出的。有个镜头特写，他演讲的时候，两脚踮起，这既是他色厉内荏的表现，也是他已将全部精神、力量集中到演讲——极端恐怖政策的武器——上的表现。无论是被逮捕等判刑还是准备上刑场，丹东派的人，脸都铁青发白，动作呆滞又如惊弓之鸟，这真是将死之人的神态，化妆化得好。而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委员们，要么眼睛里放出病态的激情光芒，要么妆化得妖气鬼魅，这些都会让观众不安。剧中人处于恐惧、紧张的状态，投入看戏的观众也会跟着恐惧。当被囚禁的嘉米叶•德墨林看到丹东时，我知道他一定会脆弱无助地扑向偶像的怀抱，因为我也入戏了。 这个戏还有个让人产生恐惧的方法，导演会突然给某些静景特写，比如罗伯斯庇尔在画室被画成神话人物的那场戏结束时，镜头突然从他脚下的“阿多尼斯”聚焦到前景的石像之脚，我不知道导演这是要表达什么，但这样的处理加上紧张的配乐确实会让人不安，更不用说那个老妇人擦洗断头台时拍铡刀的镜头了。当我这种敏感的观众被带入那个恐怖氛围，这些静态景物都会让我害怕。 说了这么多，估计我是当晚唯一被吓坏的观众，想起多年前自己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自然感觉幼稚。历史不是纸间的符号，是具体的血肉之躯和激烈往事。法国大革命中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抱持的两种革命理念，基本上到现今依然存在，这里不再多说。这类电影制造的逼真的历史氛围，能使观众经历一种仪式，或许会打动一些后人：当你想遵循某种理念而拿起屠刀时，请摸摸自己的脖子，看看法国大革命吧。

第一条　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第二条　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行使其自然权利，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决定之。

第五条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强制去从事法律所未要求的行为。

第六条　法律是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e）的表达。每一个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是惩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的眼里一律平等的所有公民皆能按照他们的能力平等地担任一切公共官职、职位与职务，除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以外不受任何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确定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均不受控告、逮捕与拘留。凡请求发布、传送、执行或使人执行任何专断的命令者，皆应受到惩罚；但任何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逮捕的公民则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即属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设立确实必要和明显必要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科处，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

第九条　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而即使判定逮捕系属必要者，一切为羁押人犯身体而不必要的严酷手段，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任何人不应为其意见甚至其宗教观点而遭到干涉，只要它们的表达没有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第十一条　自由交流思想与意见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言论、著作与出版，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项自由的滥用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需要公共的武装力量。这一力量因此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公共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的开支，公共赋税是不可或缺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地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决定公共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批准，知悉其用途，并决定税率、税基、征收方式和期限。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一切公务人员报告其行政工作。

第十六条　一切社会，凡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均无丝毫宪法之可言。

第十七条　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

似乎没有人提……安杰依·瓦伊达拍摄《丹东》这样一部电影有其现实意义，影片显然在暗示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由于严重的经济压力与尖锐的社会矛盾，1980年波兰政府推行通货膨胀的企图引起大规模罢工，由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迅速发展，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公开反对派。时任总理的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宣布进行军管，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丹东》的拍摄日期基本在实施军管前夕到1982年底瓦文萨获释这个时间段，那时组织松散的团结工会虽也呈现出派系争端的趋势，但还没有很激烈，因此不难看出影片中“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在暗示“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

开头关于面包短缺的争论很有象征意义。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由“那些想诽谤政府，并煽动人们反抗的人”实施；而另一人则认为是政府所为，“权力的腐化，这是老生常谈。”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波兰人对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看法。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一些特务与反动分子的蓄意破坏（毛时代中国对波兹南事件也持有此论），还是波兰官僚为了自身利益而施行党政专制、干涉企业活动，从而失去了改革现状的能力（团结工会《活动纲领》）？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紧接着就被打断，迎面走来了罗伯斯庇尔的密探与自由主义英雄乔治丹东。

与其历史形象不同，瓦伊达选择把乔治丹东塑造成一个自由主义英雄：性情率直幽默，享受生活，鼓吹仁慈和宽容，避免流血与杀戮，最终面对残暴的独裁者英勇就义。他将自己心中的瓦文萨投射到了丹东身上，他对丹东命运的同情正是对团结工会运动的同情（顺便一说，瓦伊达在2013年还拍过一部《瓦文萨：希望之人》，即便当时瓦文萨已经成了被嘲讽的对象，真实铁粉）。不同的是，瓦文萨于1982年11月获得释放，而丹东则死在1794年4月的断头台。

饰演罗伯斯庇尔的演员沃捷希奇·帕斯佐尼亚克，曾在祖拉斯基1972年的电影《魔鬼》中扮演一位效忠普鲁士的黑衣人，在该剧中他是魔鬼的化身，癫狂而残忍。这与《丹东》中那个稍显神经质的禁欲主义者形象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张力。《丹东》中的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有趣的组合：丹东乐于享受，为人随性大方，爱美食也爱美女；而罗伯斯庇尔则像个苦修者，神经质的言行举止，刻板的私生活（被丹东嘲笑是处男）。很难想象性格迥异的两人竟同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在不久前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与其支持团结工会、反对波兰当局的立场相一致，瓦伊达在电影中也是赞扬丹东、贬损罗伯斯庇尔的，这点已经表现得极为明显。丹东作为自由主义的英雄，追求民主与自由，最终殉道，而禁欲的独裁者也受到良心上的审判。他企图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颠倒为当时的波兰政治，在丹东的死亡与罗伯斯庇尔的胜利中，找到一种政治表达的方式。

与《丹东》不同，现实中的“丹东”——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最终和平接管了政权，赢得了胜利，“罗伯斯庇尔”们在苏东剧变中身败名裂。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自由主义最终击垮了万恶的专制。然而胜利之后呢？如果最终是丹东战胜了罗伯斯庇尔，那么大革命会不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呢？

回答是相当讽刺的。团结工会上台后并没有带来什么新气象，而是搞出了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干预、国营企业私有化、财政紧缩，削减职工工资与福利，跟哥穆尔卡与盖莱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两位社会主义波兰领导人均是因为推行通货膨胀引发工运而下台）。1989年波兰国会大选后仅仅4年，国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一，总统瓦文萨拒绝总理辞职并解散了弹劾他的国会，团结工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两年后瓦文萨在大选中被前共产党人击败，2000年大选时选票仅1.01%，团结工会也逐渐衰落，其如今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除去历史的反讽，在电影中，即便瓦伊达处心积虑地塑造丹东的英雄形象，事实上丹东还是沦为了罗伯斯庇尔的陪衬；瓦伊达透过丹东之口对罗伯斯庇尔的指责，更像是对罗伯斯庇尔的赞扬。与他想塑造的那个英雄相比，丹东的弱点太多：狂妄自大，视胜利为囊中之物；决策看似高明，实则没卵用；做事优柔寡断，甚至当魏特曼率领士兵出现在他面前准备攻击国民议会时，他依旧嘟囔着不想流血的说辞避而远之。与理想主义的热忱相比，丹东在政治上的表现简直像个白痴。

丹东与菲利波的对话倒是体现出瓦伊达还是比较忠于史实的。丹东向菲利波自白，说自己和罗伯斯庇尔不同，他并不贪恋权力，菲利波则回答，“我们都知道，你富得足以用不着干涉政治。”历史上的丹东并不是什么正面的英雄人物，他在革命中投机倒把，大发战争财是他被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的重要原因。这显然也是丹东的软肋，他听后立刻大发脾气，想要断绝与菲利波的合作；当后来他对德穆兰说着“回到我们平静而谦逊的生活中”的大话时，菲利波讥讽道，你的生活将是平静的，而我们的生活是谦逊的。丹东立即回击：“如果你把贫困视为一种革命的美德，那就加入罗伯斯庇尔吧。”

反观罗伯斯庇尔，虽然举止神经，但从始至终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他行动果断，思路清晰，辩才也并不逊于丹东。在与丹东会面时，丹东能够指责他的，也顶多是私生活死板地不近人情；而指责他人进行恐怖统治的丹东却有一个致命的地方，那就是如罗伯斯庇尔所言，专制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用来对付那些在革命中发财的人。他所指的正是丹东。

毫无疑问，1983年的波兰人民有足够的理由指责波兰当局。在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裂的大背景下，波兰的哥穆尔卡上台进行改革，改革内容非常资本主义：否定合作社、实行分田单干，提倡企业自治、市场决定价格，削减中央计划命令而加强物质刺激。他的继任盖莱克继续施行一些为自由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当时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所乐见的改革措施，“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大借外债以促进本国建设。两位社会主义波兰的领导人所推行的改革，其内容与瓦文萨的改革并无较大出入。

然而这些改革（其推行通常被视为某种“民主化”）却接连导致了三位领袖的下台。哥穆尔卡改革使波兰农业生产过于落后，导致食品价格飞涨，哥穆尔卡试图推行通货膨胀反而引发罢工浪潮，于1970年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继任的盖莱克实现了短暂的表面繁荣，但很快就因为外债高筑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盖莱克政府不得不冻结工资并将肉类食品价格提高至40%~60%，结果再次引发大罢工，紧随其后的就是雅鲁泽尔斯基上台与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

对社会主义波兰的历史而言，从来没有什么丹东对罗伯斯庇尔（坚持反修立场的卡齐米日·米雅尔在当时影响力不大，并于1984年被波兰当局关押），只有丹东对丹东对丹东。对波兰人民而言，无论是统一工人党的哥穆尔卡与盖莱克，还是团结工会的瓦文萨，都不能够承担瓦伊达在《丹东》中的想象。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为了革命不得不采取恐怖统治的话，丹东就是口头上叫嚷自由民主，实质上却绝不允许他人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复辟资本主义不是为着人民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复辟也没有给波兰人民带来什么更好的生活。

在丹东大声谈论没有面包就没有共和国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戳穿了这种话术的虚伪：停止促进革命，你就是在扼杀革命。一面是自由主义英雄，另一面则是趁火打劫与投机倒把；一面是对自由民主与工人自治追求，另一面则是不断扩大经理权力，将工人委员会逐渐贬抑为咨询机构。如果说面包短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从革命中大发横财的丹东们需要为此负多大责任呢？从哥穆尔卡开始，到瓦文萨结束，波兰从经济到政治逐步成为西方的附庸。在新生权贵们享受“平静”的同时，民众的生活则越来越“谦逊”。“丹东胜利之后如何”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就历史而言，一直是爱说漂亮话的丹东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片尾的男孩来到罗伯斯庇尔床前背诵《人权宣言》。罗伯斯庇尔审判了丹东，男孩又审判了罗伯斯庇尔，然而这两种“审判”仅仅存在于银幕上。波兰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不满情绪是正当的，反抗也依然是正当的，但在反抗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丹东，最终也被丹东们代表。东欧官僚困于自身的错误路线，在经济上大步走向资本主义，政治上拒绝政治民主，最终经济的改革催生出一批新的当权派，而新的当权派打着“民主化”旗帜上台后继续拒绝政治民主。无论是瓦文萨还是杜布切克，都将民主口号视为打压异己的工具，一旦民主到自己的头上，就立刻转而压制群众力量。

对安杰依·瓦伊达的理想而言，《丹东》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在他担心丹东败于极权统治会如何时，丹东早已不断地走向胜利，从上一个丹东到下一个丹东，而真正的“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则从未出现。团结工会中的左翼成员虽试图与瓦文萨等派系做切割，但在民众心中，团结工会早已与瓦文萨绑定在一起，再多的努力都无济于事。1995年时，全波兰协议工会的成员达250万，超过了团结工会成员的两倍。团结工会运动从起初的理想走向自身的反面，恰恰印证了圣茹斯特的那句格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评价小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句话或许也很适用于瓦伊达这样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