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女子1969

我不会因为布列松，就盲目吹这片子。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原小说，这要看导演本身是否要还原其主题，还是借其表达自己的东西。看的时候总在思考，为什么开头便给出女子的死？还是布列松的间离，防止观众过多的好奇，比如女主和男主的背景，女主出轨的具体情况，这一个死的直接交代就将观众注意力引导至男女主关系更深层次的思考。

假设两人最初都是善意的，男主看上女主，愿意给女主一定的物质生活，让其离开从前的不堪生活。然后女主发现除了物质上会好点，其余的毫无变化，她现在的出轨其实和她当初答应嫁给男主，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男主通过买床让女主单独睡，让女主知道了男主知道女主要杀他，女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男主最初用钱控制住女主（比以前物质生活要好），但女主渐渐反抗，然后通过女主出轨事件，用负罪感控制了女主，女主无力反抗，最终自杀。可见女主尝试去爱男主，却从未爱上。

但如果从男主角度出发，他看上了一位落魄的漂亮女子，想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女子更好的生活，女子最初答应了他，并且他们有不错的开始，但随着二人矛盾的加剧，女主的出轨，男主变得十分痛苦，以至于女主杀他，他都没有反抗，仍期待女主回心转意，似乎看到了一点希望，女主却自杀了。

假设女子男子最初都是善意的，最终一个死，一个活在痛苦中；但假设他们最初都是功利的了？或许就是世间的样子吧。也许这也是布列松省去的部分吧。

导演技法方面，并没有布列松其他片子突出，但我留意到转场，隐蔽而高效，这得花点时间分析，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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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世界里，声音是有的，但是即使争吵，也比不上那块绿色的肥皂掉在地上发出的沉闷声音；这是布列松的第一部彩色电影，但是在男人和女人的生活里，到处是阴郁的黑色——当物体落地的碰撞声超过了人与人之间语言和动作发生的声音，当彩色变成了一种更压抑的现实色彩，爱是不是暴力的另一种说法？温柔是不是只是一种戏谑？

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当1876年所著的小说变成1969年的电影，布列松在第一部彩色电影里，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于时间和地点的移植，他其实在丰富自己的极简主义，是在构筑自己的情感王国，而在这里，除了猜忌和嫉妒，除了冷漠和纠缠，还有关于爱之本意的探讨——当男人和女人相遇，是不是有一见钟情的情愫？当男人和女人结婚，是不是有着相守在一起的幸福？当男人和女人产生矛盾，是不是可以用宽恕弥合？而当女人纵身跳下窗户，坠落在那条街道上的时候，死亡的降临解构了一切关于爱的讨论。

爱之不存在，是一个否定性的空白，甚至就像男人和女人，只是一个他和她，布列松甚至从来没有给予他们各自属于自己的名字：他和她的感情生活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名字，她在自杀之前从来没有叫出过他的名字，他在她死后也从来没有说起过她的名字——而在他和她之外，男人和女人之外，那个总是穿着黑衣、也是沉默的仆人却被布列松命名了：安娜，他叫她安娜，她也教他安娜，安娜也告诉他：“葬礼之后，我将离开一周。”

有名字的仆人，无名的他和她，这一种倒错的命名关系是不是意味着主体的虚无？而当布列松安排安娜成为整个关于爱的主题的见证者的时候，她其实带着某种“观看者”的身份，安娜是典当店里的助手和记录者，她看见女人第一次走进店里第一次用抵押品换取了钱；安娜在两个人的生活里，目睹了他们从结婚到矛盾的过程；安娜谨慎地留意女人病后面对窗户的那一幕；而当女人坠楼而死的时候，男人又在安娜面前回忆他们的生活——当安娜成为自始至终的观看者，这个唯一被命名的角色其实正是电影最忠实的“观众”，她就是看着那一幕幕爱之悲剧上演，但从来没有可能参与进来，更不可能阻止。

就像他和她坐在剧院里，上演的是戏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比剑，王后喝下了毒药，国王的阴谋被败露，哈姆雷特用沾了毒汁的剑刺向了国王，5分钟的剧中剧把一幕悲剧呈现出来，最后说出的那句台词是：“我们相互宽恕吧。”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观众，他们在舞台之下，在阴谋之外，见证了无法宽恕的死亡。这便是观众存在的意义，他们是被隔离的，无法阻止，却承受着故事正在发生的痛苦，而安娜，而电影前面的观众，也在悲剧之外，眼睁睁看着死亡降临，而且还是无名者的死——布列松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折磨着观众，也把一个理应宽恕的主题推向了无助的深渊。

而所谓的温柔，所谓的爱，也许本来就是和观众无关的悲剧——他们初次见面，安娜在现场，正是由于她的在场，观众的在场，那一幕走向最后死亡的悲剧就已经被注定了。第一次女人走进典当店，一枚戒指拿出来，男人看了看，他们没有对话，女人走了，“我知道她会回来。”这是他对安娜说的话，也是对观众说的话，而女人果然再次走进了典当店，那根琥珀色的烟管最终被典当了，男人给了她钱，女人在安娜的本子上登记了名字；第三次，女人拿着一包东西，男人带她来到楼上，然后称重：那是一个和宗教有关的物品，他把耶稣像还给了她，留下了那个十字架，也许是从专业角度来看，值钱的是十字架，但是这一个动作却是一种分离，当耶稣离开十字架，是不是也是灵与肉的分离，是物质和精神的分离？

一种预兆，从此再无结合在一起的可能，当女人患病之后，两个人开始了长时间的分居，从此也再没有同床共枕，而在女人最终做出决定之前，打开了那个抽屉，看见了曾经典当的那个十字架，那时她或许想到了最初的场景，想到了被注解命运的分离，而当安娜进来的时候，她又关上了抽屉，像是要保守住自己唯一的秘密一样，但是分离已经发生，即使在内心深处它还是一个渴望在一起的符号，也再没能改变命运，于是在转身背过安娜之后，在不被安娜看见的一瞬间，她终于打开了窗户，从高处扑向地面，而当安娜走进房间，她听见的是阳台上桌子倒下的声音，听见的是街上汽车刹车的声音，看见的是那块在空中飘飞的淡色围巾——看见和听见，只是一个叫安娜的观众，还有什么可能阻止整个故事的发生？

安娜作为观众的存在，只是一种见证，却在故事之外，而不被命名的他和她，早就预设了命运的悲剧，都在一种封闭而必然的世界里发生。从分离的耶稣和十字架开始，两个人在所谓的爱里也在分离的状态中各自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是典当店的老板，她典当了物品，他给了她钱，这是一种交易，而他和她的故事就一直沿着交易的轨道行进着，她拿来那包东西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全部了。”一个父母双亡、被亲戚当成仆人的女人，的确已经身无分文，而他给她钱的时候说：“我也曾贫穷过。”似乎是钱让他们相遇，但是在交易的开局里，女人却说：“你的仇恨是贫穷，不是我。”

他曾经被银行解雇，他却说是自己辞职的；她想要去找工作，他拿着报纸告诉她真正的招聘信息的写法；他说起歌德的《浮士德》，感慨知识和命运，她的眼神里却是鄙视……活在交易世界里的他，其实一直活在自我中，而这种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把她也当成了商品，于是对着商品，对着物美的商品，往往有一种占有欲，一种出自私心的占有欲。“只要你同意，我将给你幸福。”而她却说：“婚姻让我生厌。”他辩驳说，女人是需要爱和婚姻的，而她指着动物园里的猴子说：“它们也需要。”但是生存的境况或许让她想要一个归宿，他送她回去，她说：“这座房子，这些人都是阴险的。”他立刻对她说：“只要你说同意，我就可以让你离开。”

她最后终于决定离开危险的家，终于决定和他在一起，但是对于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不是为了到达，而是为了离开。但是这一种离开却让他有了一种对待金钱一样的控制欲，“我抑制住了我的欣喜之情。”抑制住，其实是抑制不住，他和她结婚，他和她住在一起，在房间里在床上他们的确拥有过有笑声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就像起初被分离的宗教物品一样，评判的标准永远是有没有价值。他们去公园，他总是捕捉她看别的男人的目光；在典当店里，他总是看见她和男顾客交谈；在电影院，他为了阻止她的目光偏向左侧的男人，起身和她换了座位；当她说起自己曾被银行解雇，在辩解的同时他关心的是：谁告诉你这一切的？

终于他在夜晚的莱思特大街，看到了车上坐着的她，旁边则是另一个男人，他拉开车门一声愤怒的“滚”让她下车，然后带她回家，但是内心的猜忌无法抹去：他和她在干嘛？在说什么？她是不时从后视镜中看到了我才说那样的话？从猜忌到怀疑，男人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把枪，“我要杀死他们。”但是他没有拿出枪，在他们回到家里之后，他把枪放在了桌子上，然后睡在了床上。他没有入睡，他假装闭着眼，他看见她拿起了枪，瞄准了自己的脸——但是，她也没有开枪，她收回了手，她把枪放回了原处，而对于女人的放弃，男人的第一个想法不是走向另一种宽恕，而是继续的猜忌：她这样做证明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于是他们有了第一次争吵，有了第一次分居——一种分离已经从最初的符号变成了现实，接着她生病了，他请来了医生，在六周的时间里和护士一起照顾她，他说自己已经原谅了她，但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用以控制她，“因为我像一个真正的丈夫那样照顾她而让她感到羞耻。”但是在疾病慢慢恢复的时候，她唱起了歌却只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当他回来推开门，她便沉默。而在这样的分离关系里，他的占有欲、控制欲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关掉电视机，对她说：“我曾经只想得到，不想付出，请你原谅。”然后抱住她，“我爱你，我想要你。”她跌倒在沙发上，开始掩面，他不停地吻着她的腿，不停地说：“我爱你。”

他看她读书，听她说：“每一种鸟都有独特的歌声。”他陪她去参观骨骼博物馆，想让她高兴；他告诉她一起离开这里，过新的生活……所有这一切他只为重新占有她，而爱也变成了交易。她一开始说：“我们不会有新的开始。”但是在那天早晨他出门的时候说：“我会做一个忠贞的妻子，我尊重你。”他开始狂吻她，以为新的生活在宽容中开始了，以为爱在谅解中重新回来了，但是这只是一个假相，她拉开抽屉再看了一眼那个十字架，她披上围巾轻轻打开了窗户，她趁着安娜走开的瞬间跳下了楼——当桌子到底，当刹车声响起，当身体重重摔在地上，这一切制造了走向死亡最后的声音，而这些声音之存在，就是在解构他们曾经的冷漠，曾经的沉默。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是沉默？”从典当店里的那一眼，到电影院的嫉妒，从走进房间洗澡的沉默，到两个人分居的疏离，一切的声音都在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即使他们有过争论，也不是激烈，甚至那块肥皂掉落在地上的声音都比他们的爱和恨更有激情，而他们的沉默和冷漠不是理性主义的表现，而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没有真正有过平等的爱——他的嫉妒，他的承诺，他的痴情，都滑向了和物有关的一切，而她，没有名字，就像是另一种物，在找不到最终的归宿里，只能选择用死亡制造最后的声响。而即使在她死后，那一个尸体被放在床上，他对着安娜说起一幕幕往事，那么客观那么无动于衷，像是在看别人的演出，而当她最终被放进棺材，在被冰冷的钉子钉上之前，他说了一句：“快睁开里的眼睛啊，只需一秒！”也许是一个男人失去之后最后的呼唤，只是一秒也变成了象征，在只有观众在场的演出中，在无声的冷漠里，在灵与肉分离的现实里，棺材合上了，帷幕拉拢了，戏剧完结了——他和她也是无名的剧中人。

对这一类题材很感兴趣，看了原著《温顺的女性》，另外看过一篇名叫《肺鱼》的小说（收录在小说集《柒》里），其女主高度相似。

对原著与电影的解读，有的以一种批判的视角——自叙者的视角是狭隘的，故这可怜的温柔女子便是受害者，被一个自尊心薄弱的男人给收养，身不由己，还被摧毁自尊。但我不想采取这个看上去有点反封建的观点，没有绝对的受害者与施害者。

《温柔女子》与《肺鱼》描述的都是一种难以靠近的、在要求私密的领域依旧选择维持自我生活的状态。这种描写容易令人陷入可悲的境地，无论是“求爱”还是“保持爱的自主”这些行为在爱本身就简陋粗糙的背景之下，显得可笑而卑微。大家都攥着自己仅有的些资源，想要为自己博得爱的高位，交易却迟迟达不到平衡，谁叫我们都是这样的匮乏呢。谈何扶持救助，不过是磨蹭。

僵尸对话倒是有点间离感。印象最深刻的是女子的笑，在床上一次，在车上一次。想象一直阴云不散的僵尸笑了。双倍的间离，看的我一头雾水，这种影像语言给人的感觉就是割裂感，直来直去的，极简主义像拼拼图。

贫困中的美丽女子时常去当铺变卖一些小物件，一来二往认识了当铺的英俊小老板，二人约会、结婚，你情我愿地开始了甜蜜的生活，然后在钱的事情上有了摩擦，因为女的发了善心，多给顾客几块钱，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白。

丈夫：你怎么这等慷慨？那是我的钱。

妻子：是的，但不代表你就此拥有控制我的权利。

还有，丈夫说：“这天我们还是照样有鱼水之欢，她没有变换姿势，我只拥有了她身体的某个部位。”由此，怀疑她有了外遇，遂尾随跟踪，果然出轨了。

新浪潮运动中的导演惯常迷恋一种停滞感的叙事镜头，乍看，觉得是胶片老化，其实是在故意营造在场感，20世纪中期的审美理性被欧洲的思想界带到了事件性的高度，让电影更有嚼劲，让表达的主体和被表达的客体充分暴露瑕疵，来佐证生活的真实性。总体判断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艺术家们几乎一致地关注现代性困境，他们挑剔着，坚韧地介入残缺的人世，悲观而不颓废。所以，他们总热衷于不厌其烦地观察、解构工业化下的精致生活，想告诉人们，贫困中的苦难也许可以被物质满足所驱散，而安逸中的困顿无药可救。

电影的结局是，妻子跳楼自杀，高富帅丈夫的既往不咎和一往情深丝毫动摇不了她的决心，她其实是憋死的。

当然是一部沉闷的电影，男主一直在描述的是他从来没有理解的女子，在寻找的是他永远找不到答案；影片的镜头多为近景，压抑，人物也像是木偶道具毫无生气，而这正是男主眼中的生活，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当然不会明白为什么自己已经鼓起了巨大的勇气，她还是“想要更多”；

爱情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旁人说不清楚两个人怎么会互相喜欢，怎么会互相折磨，也说不清楚是哪一个细节，让另一半就燃起了对爱情的信心，像是片中的女佣，总是忧心忡忡又满心疑惑地观看着一切；虚妄的爱情，恐怕就是我以为我们一切都好 未来可期，对你而言却是强颜欢笑，每一条期许 每一分热情，都像最后棺材上的螺钉，逐个拧紧以至密不透风；

女主最后选择自尽还是耐人寻味，身无分文 凄风苦雨的日子都咬牙度过了，也许是她真的有幻想过两个人的幸福，真的相信过未来不会如此悲凉；一点点的温柔比天寒地冻更能成为毁灭一个人的利器，从这一点上看，分手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从男主视角回溯事件，留给观众想象的是从女主视角看到的生活，是本片留白真正的高明之处；影片中一切的事实，都是主观的事实，其实包含了更多有关现实和人是否可以被真正认识的哲学思考

（UA梅龙镇广场电影城 2019.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