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迷宫

德国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民族，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德国和德国人引起着他们的着蜜汁好感，纳粹礼在中国是可以被日常用来开玩笑的，“高于一切”和“希特勒万岁”也是可以当众喊的，虽然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更不要说《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曾经被用作列队进行曲。如果要追溯一切，也许要从1970年12月7日的勃兰特算起。

然后在最初的最初，一切都不是这样。电影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勃兰特下跪之前的联邦共和国的样子。

现在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是，在电影开始时的1958年，没有什么德国人知道大屠杀，甚至没有人听说过奥斯维辛，有关第三帝国的一切都被人为的忘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1945年以前，纳粹已经侵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人的父母、长辈、老师、上司都可能曾经是纳粹，你不可能让孩子问自己的父亲：嘿，你以前是纳粹吗？那你为什么不去自杀呢？

这就是阿登纳政府的核心思想。

事实上，确实有太多的纳粹隐藏在阿登纳政府的高层里，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为数不少的中高层逃往南美，剩下的几乎全部都改头换面脱下军装在新的BRD和DDR里生活，他们是构成着BRD和DDR的社会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第三帝国的延续。

直到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辞职以后，德国民间对纳粹的反思才逐步开始，整场内卷行为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是一种对德意志民族的净化，但遗憾的是，这些行为始终都是法律行为，所谓法律行为，即要有明确的被害人和明确的犯罪手段，这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其实远远不够。

在电影《朗读者》中，少年米夏认识汉娜也是1958年，对汉娜的审判则是1966年，两部电影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其实正好说明了那段德国的历史。

电影里由格尔特·沃斯扮演的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他策划了对艾希曼的抓捕，并最初由他联系了以色列的摩萨德组织，按照摩萨德局长哈雷尔的回忆录记载，当时摩萨德的目标是艾希曼和门格勒，但是抓捕时情况紧急，只抓获了艾希曼，就迫于国际压力不得不马上离开阿根廷。然而，无论是西德还是以色列，甚至艾希曼和门格勒，都知道所谓抓捕就此结束了，阿登纳政府以2.5亿美元的军火为代价换取以色列不再审判时让艾希曼咬出其他纳粹高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始终都在德国，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甚至西德第三任总理基辛格，1933年时加入了纳粹党，1939年起成为戈培尔的主要助手。

对艾希曼的抓捕发生在1960年5月11日，这在电影中都有所提及。对于门格勒，历史上他的父亲卡尔·门格勒死于1959年，按照电影描述，他曾经出席父亲的葬礼，并在一年后短暂的回到德国，那正是艾希曼被捕之后，时间上也吻合门格勒认为自己安全了。

历史上门格勒在1960年离开德国后前往巴西，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1979年2月7日他溺水死亡，他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也是各种地摊儿文学中的主人公，传说中制造连体婴儿和活体染色眼球的主谋，他为整个城市留下产业，死前告诉儿子罗尔夫·门格勒，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所以说，德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一方面对纳粹深恶痛绝，甚至有些杯弓蛇影，另一方面又一直享受着纳粹带来的红利，总是觉得做的已经很好，但根本的灵魂始终没有触及。

比如发生在2021年9月30日如同闹剧一般的对96岁的集中营女秘书的审判，在开庭前夕女秘书突然逃走，4个小时以后被抓获。德国政府对96岁高龄的人的审判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想过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再回到男主的女朋友，片子里有一处情节是男主送她回家，在楼下听到楼上她父亲和战友们在唱歌，那首歌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其实到这一时刻我就已经知道对方的身份了，1945年之后这首歌被禁止，也许除了中国，没有哪真的放过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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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个相信法律正义性的检察官的成长历程，只是这个成长历程的背景是奥斯维辛审判。我始终认可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所以在奥斯维辛服役的党卫军应该按照什么法律来审判相信很久以来就是一个蛮大的课题，如果是反人类战争犯的层面应该是国际法领域，波兰和以色列特地为那些在当地被审判的纳粹军官立法，那在德国境内呢，如果党卫军是听从当时的主权指令，那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法律什么罪名来指控呢，这样来想，这场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判其实更多的不是法律意义，因为我总觉得太牵强了。 说到这里才绕回最早的那句相信法律正义性的检察官，如果他按照这个初衷去调查并起诉势必是要痛苦的，法律从来和正义性不能等同。他在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意义的同时也揭开了德国普通百姓对那场战争和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种族歧视屠杀的态度。到底谁才是盲目的？是那些自欺欺人的百姓，还是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揭伤疤的“正义”人士呢？当时加入纳粹的德国民众到底是被迫还是被洗脑还是这个民族骨子里的特性呢？就像约翰说的，你们都是被迫的，只有希特勒一个人应该被惩罚吗？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值得我们尊敬，如同最后约翰终于想通了这场审判的意义，惩罚什么人，怎样惩罚已不再重要，需要的是说出真相，让整个民族甚至人类反思。

德國人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麼順理成章。德意志民族也不是一個天然理性的民族。在這個曾經受到過戰爭創傷並崩潰的國家裡，達成社會和解之前是否需要窮盡對惡行的追究，還是整個民族在一種無意識的寬恕中完成政治上的和解情感上的彌合，這個問題對於每個德國人來說太難了。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都無法厘清士兵們在戰爭期間履行職責和犯下罪行之間的界限。人們可以輕易地說出一句“請抬高槍口一吋”，卻無法幫助當事人找到“忠誠”的邊界。

每個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似乎都背負著納粹的原罪，至少也是道德上的負擔，因為“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的那一代人被普遍視為無負擔的一代，也同樣要面對父輩們的歷史。電影裡的約翰自認為理解了正義的真諦，於是憑著一股子激情與衝動去觸碰這個全德國社會政治、歷史、道德和情感的雷區，卻無法釋懷父親曾經是納粹黨員的歷史，無法原諒朋友曾經是奧斯維辛守衛的歷史，無法面對曾經的納粹高官們如今依然逍遙法外的現實，更加茫然於整個社會對不久前才結束的納粹暴政的無知與麻木。

電影不僅僅是約翰個人的心理發展史和成長史，也是對於德國社會中歷史麻木者群體和道德潔癖者群體的批判。這兩種極端的人群撕裂了社會，破壞了社會和解。

電影的結論是歷史沒有對與錯，正義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而是讓所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裂縫不能完全修復，但總比扔進歷史的故紙堆裡要強。我們無法苛求每一個罪犯都會反思和懺悔自己的罪行，這應該是上帝的工作。人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初心，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真相並不是羞恥的，也不會撕裂一個社會。謊言與緘默才是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模式本身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它們不需要歌頌，也不需要解放，甚至不需要劊子手。在謊言和緘默模式下，所有人都是幫兇和劊子手，所有人都是被奴役者。這才是恥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

“奥斯威辛”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成为二战中纳粹恶行的代名词。一提到它，所有人都会记起历史课本中关于大屠杀的章节，人类历史上最“非人”的章节之一。因为它妇孺皆知的恶名，很难想象奥斯威辛曾在战后的十几年中被人们遗忘。一九四五到四六年间的纽伦堡审判只触及盟军眼中最主要的战犯，波兰当局于奥斯威辛当地进行的审判也只处理了不过几十人，而当年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官兵共有七千余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审判不是盟军控制下的政治表演，就是外国权威（如波兰）的清算，没有在德国人的心里掀起任何涟漪，没有揭露、没有反思。在奥斯威辛作恶无数的党卫军成员，战后都悄悄隐匿在人群中，干着普通人的职业，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六十年代初由黑森州总检察长、前犹太逃亡人士弗里茨•鲍尔主导的法兰克福审判，二战战犯才第一次受到德国法律制裁，集中营的历史才开始拷问德国人的灵魂，奥斯威辛才进入史册，成为德国乃至全人类记忆中永远隐痛的一块伤疤。 影片《沉默迷宫》讲述的便是这段“揭伤疤”的历史。一九五八年的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幸存者西门•科尔什（约翰内斯•科尔什饰）无意间发现当年折磨他的集中营看守不但逍遥法外，还在一所学校教书。在记者托马斯•格尼尔卡的帮助下，他向州司法部揭发求助，但没有人愿意接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案子。出于好奇，新入职的年轻检察官约翰•拉德曼（亚历山大•斐林饰）接过科尔什的线索着手调查。没曾想，调查过程面对层层阻力，从司法部同僚的不解到警方的不配合。昔日的刽子手如今过着太平日子，他们的资料静静地堆积在美军档案中心，人们看到的只是战后经济腾飞、歌舞生平——对历史的冷漠筑成诡黠的迷宫，把探求真相的人困在其中。 意大利裔德国导演里奇亚莱利没有把《沉默迷宫》拍成弗里茨•鲍尔的传记片，关于以色列摩萨德的内容也只是一个背景。影片并不完全忠实于历史，虚构出了略带浪漫色彩的人物约翰•拉德曼，而把这个金发帅哥放在叙事中心，并不仅仅是戏剧化的需要，也是一种历史观的角度微调。主流叙事一般比较关注鲍尔与摩萨德合作擒获“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的史实，而片中主角苦苦追捕的则是另一大战犯“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他在奥斯威辛主导的医学“研究”以犹太囚犯的身体为试验品，堪称大屠杀史中最恐怖的一页。拉德曼并没有成功，他只好将注意力放在其他次级战犯身上。片尾的字幕告诉我们，历史上的门格勒始终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是在南美度过余生，死于意外。正义并非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始终被伸张，罪恶有时真能逍遥法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沉默迷宫》的历史观实际上更加残酷、现实、冷静，艺术手法或许浪漫而戏剧化，传递出来的信息却令人不寒而栗。 里奇亚莱利揭示出，法兰克福审判的最大意义，不是复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于战后繁荣的德国社会惊醒。调查中顺藤摸瓜牵连出来的每一个党卫军中级军官都是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而将其公之于众，便是用洪亮、清晰、不容质疑的声音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让整个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宫。 作为去年多伦多电影节的竞赛片，《沉默迷宫》于今年五月才在德国之外的欧洲各国陆续上映，无疑是踩着纳粹德国投降七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不是一部直接反思战争和屠杀的影片，而是对于反思的反思。它让我们看到，关于暴力和罪行的记忆一直在不断被修改和重塑，而对这些记忆的话语争夺，也是一个险恶的战场，敌人的武器是谎言、拖延、隐藏。每一个努力找出真相、留住记忆的人，都是这场战斗中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狡猾的战犯，而是我们的沉默和遗忘。 或许是巧合，男主角亚历山大•斐林八年前的一部旧作也许是《沉默迷宫》的最佳注脚：《过客》中的斐林饰演一位当代德国青年，在奥斯威辛进行公共服务的时候遇到一位集中营幸存者。今天的奥斯威辛，正如该片片面原文所说，战事过后、游人如织，历史似乎决绝地翻过了一页、不再回头。所幸的是，这些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也将那段历史一锥一斧地刻在了德意志的记忆中，在每一次反思时拷问每一个灵魂。所以，历史不再沉默，我们不再遗忘。 （刊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8月14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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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反思做得真好，电影从主角约翰的视角出发，其实也经历了从迷惑到震惊再到愤怒以至于迷茫的心路历程，他作为3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对于那场战争以及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参与，也一无所知。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也曾加入过纳粹；与他一同奋斗的记者好友，也曾在奥斯维辛中旁观，他崩溃了，于是有了他在街上醉醺醺地痛骂路人的场景，那段拍摄的光影效果犹如戏剧，又似梦一场，实在令人可怜又心痛。他的呐喊又何尝不是那段时间德国年轻人的心声呢？他们的父辈、他们的兄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确实参与到了那一场战争中，他们是否有极其恶劣的罪行？他们是否还是自己所认识的亲人？他们是否像门格勒一样、像拜尔一样残忍？又是否面对这样的恶行无动于衷？这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是无可理喻的，或许他们也会如主人公约翰一般，在发现真相后陷入无尽的怀疑、质问与谩骂。

十余年的沉默，维护的是战后信仰已摇摇欲坠的德国人们敏感的、脆弱的心，人们对那段时间的历史三缄其口，除却那17名毫无悔意的纳粹高官，小卒们或因羞愧或因惧怕沉默不语，而受害者们承受着无尽的痛苦，在十几年后生活都步入正轨之时，也不愿意再回忆起那段惨烈的过往，正是影片中主角一行的检察官和记者们通过日日夜夜的寻访追溯和调查才使得奥斯维辛没有沦为仅仅一个地图上的地标，那些受害者的故事也得以被铭记、被倾听。当他们吐露出于奥斯维辛埋葬的真相，人们再也不能当作无事发生。

而于我而言，检察长鲍尔与年轻检察官约翰的对话作为影片另一条线，也十分出彩，约翰可以说是在鲍尔的引导下逐渐成长的，在这个层面上鲍尔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同时又是战后的法兰克福的检察长，他看待事物的深度令人钦佩和敬仰。如鲍尔所言，他们并不是为了“判决谁有罪，谁有一半罪，谁无罪”，这一场世纪大审判更是为了让年青一代的德国人能够认识奥斯维辛，铭记奥斯维辛，那些发生在奥斯维辛的恶行非希特勒所为，亦非军令所胁，与战争无关，而是普通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疯狂。人人都曾是纳粹，人人都曾有份，人人都曾旁观。

当主人公在前往奥斯维辛后，当他真正见识到了这一片草场、一处围栏，我想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奥斯维辛这个名字所蕴含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