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素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4年的拍摄时间、250多小时的影片素材、1年零8个月的后期剪辑……使得这部即将登陆全国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其他院线影片的独特气质，然而如果你热爱生活、相信真情，就会发现任何对这部纪录片的溢美之词都实至名归。

一、对生活的真诚凝视：“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众多优秀的电影导演如伊文思、安东尼奥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小川绅介都曾强调在影片创作实践中对生命的凝视和倾听的重要性，只有用心灵去观察生活、摒弃虚伪空洞的陈词滥调才能拍摄出真正的艺术影像。《四个春天》无疑就是一部用真诚的眼睛去凝视故乡的人和风景的影片，正是由于这样的创作理念，才使得影片可以透过深情质朴的镜头捕捉到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和自然风物的美好变幻。

（一）切近平视的拍摄视角和客观的人间观察

由于是拍摄自己的父母和熟悉的故乡，《四个春天》获得了纪录片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拍摄视角，儿子目光的深情凝视使得观众可以最近距离地走近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而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也使得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镜头前毫无压力，自由本真地呈现原初的生活状态。

深情切近的拍摄姿态使得影片成功捕捉到了一家人四年间在小镇生活中的无数美好细节和暖心时刻。摄影机镜头自由欢快地游走在这个充满爱的小院里，两位老人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和故乡小镇的和谐温情被真诚的创作者如实地记录在这份家庭影像上。更难能可贵的是，导演并没有因为是拍摄熟悉的家人和生活就过多地介入自己的个人感受。相反，导演选择了冷静节制的影像处理方式，通过如实还原生活中的自然片段给观者留下由自己经验去填补的感受空间。因此，在《四个春天》里很少看到人物的特写镜头和刻意的情感渲染，即使在后半段姐姐去世的悲伤段落，导演也依然选择使用中近景镜头去记录一家人生离死别的痛心时刻。

（二）深情质朴镜头下的坚韧生命力量

导演陆庆屹对父母最崇敬的地方就是两位老人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种面对各种生活困境却依然“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在《四个春天》中最显著的体现便是一家人贯穿全片的歌声，大家时常会在饭桌旁、山间小路上随时哼唱起欢乐的山歌，擅长各种乐器的父亲更是常与母亲在庭院里开心地合奏。

音乐的力量不仅带给父母一个个明媚的春天也支撑一家人最终走过了姐姐患病、离世的艰难时光，两位老人并没有被生活的苦难所击垮，春天燕子归来时我们再次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了久违的笑容。天台上的花次第盛开，一家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歌声又开始出现在这个可爱的院落里。

“坚韧而温柔的人，会对生活怀有感恩之心。”在陆庆屹深情质朴的镜头下，父母丰裕的生命力量被一点一滴地汇聚起来，最终形成了整部影片宝贵的精神气质。陆庆屹曾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影片中的“诗意”既体现在导演父母对生活、子女、艺术和自然的热爱上，更存在于人们在面对生命易逝和人生苦厄后依然能够继续乐观坚强地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中。

（三） 时间、空间作为重要角色

除了生动可爱的人物形象，在《四个春天》中另一类重要的角色便是时间和空间。片名“四个春天”就简明地点出了影片所记录的时间切片，全片的整体叙事结构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在这四个不同春日光景中发生的故事。大地回春、柳树新枝、刺梨发芽、燕子归来、万物生长等季节轮回中的风物变幻成为了影片的重点呈现对象，在这四年间的时光流变中出现了众多反复重复的日常场景，人与时间的关系及对自然变化的依恋便无声地通过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四个春天》还使用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的“观物取象”和“赋比兴”手法来进行主题表达和电影剪辑，如姐姐在影片中的第一次出场以及孩子们过年归家的场景便与春日燕子归巢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几次“燕子归巢”与“游子返乡”不仅是串联起故乡“四个春天”的重要时间符号，也是形象表述和有效承载子女与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情感元素。

此外，位于黔南地区的故乡小镇独山也是作者镜头的深情凝视对象。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曾写道：“一部成功的电影，风景的质感必须要能够让人充满回忆和诗意联想。”在《四个春天》中，家中小院的天井、故乡的野山和平静的水塘等场景多次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出现在影片中，美丽家乡的自然风光不仅倾注着导演对这片土地和风景的情感，更是感染观众、唤起人们对故乡思念的重要因素。

将时间和空间作为重要角色，使得《四个春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回归现象学叙事的纪录片，它通过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让影像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质感，并与影片热爱自然和生命的主题完美地实现了契合。

二、现代性语境下的心灵救赎

《四个春天》对父母生活和故乡风物的本真呈现让观众暂时忘却了现代都市里的喧嚣生活，获得了一种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难得生命体验。在这个世界里，父亲、母亲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并乐在其中，劳动不再是现代社会使人异化的生存手段，而是重新成为了目的和自由、幸福的显现。燕子是“四个春天”接连到访故乡小镇的使者，使用机械钟表和数字计量时间和季节的现代方式被影片摒弃，让生命回归到了久违的自然节奏和律动之中。

因此影片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唤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共情的主要原因无疑在于成功用记录影像的方式暂时缓解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类的心灵危机。海德格尔曾说，“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的错误的危险。”在这个“欣赏和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审美教育书简》席勒）的由众多无生命部分组成的机械生活世界里，人类被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了冰冷机器上一个断片。对于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现代人的这种巨大矛盾困境，海德格尔寄希望于精神“还乡”，席勒则主张回到“审美的王国”实现心灵救赎，在那里人类摆脱了一切束缚，从各种物质和精神压力中解放出来，并恢复了遭到近代文化和技术时代割裂的人性的完整和自由。

此外，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被人为建构和操控的虚构影像，记录影像复制现实的独特能力也被格里尔逊、安德烈·巴赞、克拉考尔等众多电影理论家视为“对现代性中人类状况的一种深刻救赎”。通过复归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所言的“辛辣，珍贵和具体”的事物直接经验，记录片得以通过拍摄具体的“生活世界”而与被重新编码的拼贴、虚假的后现代拟像和媒介景观实现了成功的对抗。

因此，《四个春天》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重返自然规律的乡村生活的真实记录，对于纯洁本真的人性、充满爱的人际关系的温暖呈现，让人们重新看到了一种“完整性”和“无限的潜能”，而父亲、母亲对艺术的挚爱更是让异化、分裂的现代人重新通向自由之境，进入审美王国，并实现了内在统一。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极具象征意味，同时也是蕴含着导演最深切情感和奠定影片整体基调之处。姐姐死后，去山上的墓地陪伴女儿成为了老两口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女儿的坟边种上了土豆、辣椒等作物，让曾经荒芜哀伤的空旷之地开始出现了勃勃的绿色生机。在第四个春天的细雨中父亲、母亲撑着伞望向远山，再次携手唱起了那首熟悉的《青年友谊圆舞曲》。

同一个镜头画面中“生”与“死”两种视觉元素对比强烈地并置其中，在一个原本象征着死亡的空间场景中我们却被画面右边两位老人的身影所深深感染：在时光流逝的生命残酷中父亲和母亲互相扶持一路走过，他们维持着自己生命的尊严，并始终保有向上的力量。“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在《四个春天》娓娓道来的影像叙事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影片结尾以一组家庭影像日记的快速蒙太奇剪辑记述了父母的最新生活，他们快乐地在天台上吹着蒲公英、演奏起新的乐器……歌声再次回旋荡漾在故乡充满希望的春天里，歌颂着幸福的时光。

（本文首发于“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微信公众号，作者徐立虹）

还是要大力推荐《四个春天》，这已经是第四遍看它了。不仅仅因为它出自好朋友之手，更因为它实在是个太温柔而动人的片子，让人想重刷。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我自己的朋友里面出了一个这么棒的导演！完成了这么好的一个梦想！！

我看第一版还是两个多小时的版本。那时饭叔让我找人翻译一下法文字幕，我帮他联系了我原来的小同事，又帮他校对了一遍。后来带Enzo去饭叔的小院玩儿，听饭叔绘声绘色地讲他的童年故事，回来我又和Enzo一起重看了一遍这版。当时我们都觉得结构有点散，可是已经非常好，因为很难不深深喜欢上饭叔的爸爸妈妈。我觉得饭叔的爸妈是我知道的最可爱的中国爸妈，他们的生活里流淌着自然而然的诗意，贴近大地，艺术又融入了日常的生活，生机勃勃——这种生机，即使最艰难困顿的时刻也不能磨灭。

去年饭叔来上海，带来了这个电影的最终版，那天风老师这么七七叶行一有鹿乐天他们都来了，我们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我还把Phil也带来了。事后他埋怨我说：“下次能不能不要让我坐在导演旁边？害我一直生怕自己打瞌睡！”当然他并没有打瞌睡，我看见他在偷偷抹眼泪——这个故事虽然是贵州边远地区的一家人的生活，可它的内核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最终的版本剪得很好，神完气足，而且保留了最初我就喜欢的所有细节。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导演自己最喜欢的镜头之一，是相当长的一幕：爸爸和妈妈分别在两个房间里，爸爸对着电脑听音乐，一边指挥着假想中的乐队，妈妈在另一个屋子里踩缝纫机，微风吹动红色的窗纱。两个人被一道门隔开，却被摄影机收录到同一个画面里，那种和谐感都要满出屏幕了。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神来之笔。

还有数不清的细节我好喜欢，比如妈妈说燕子怎么飞：“哉哟，才好看哦，呜——往到底下底下的，呜又到那边去，到顶顶，一梭又下来，一刺就飞到地下，又昂到高头边去，哉哟，最好看了。”比如爸爸向大家宣告燕子又飞回来了，那眼睛闪闪发亮孩童一样的神情，比如爸爸和妈妈合交杯酒，比如妈妈在田野里情不自禁的舞步，比如爸爸和妈妈刚学会用微信交流，笑得不能自已，比如爸爸和妈妈一起吹蒲公英......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有情有趣，对话是这样鲜活自然，编都很难编出这么棒的台词啊。

影片的后半部让人难过，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沉溺在悲伤里，两个春天过去，他们在姐姐的坟前种满了鲜花和蔬菜，常常去陪她，在田埂上跳舞和唱歌。姐姐在天上，一定也喜欢看到这样的场景。人生如此艰难，可饭叔爸妈的生活态度又是这样的豁达与天真，什么困难都这么扛过去了。

第四遍看，让我流泪的部分我依然流泪，让我笑的地方我依然觉得好笑。这一遍看的过程中我一再感到，这个电影平心而论技术上并不完美，可是饭叔在记录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拍成电影，考虑到这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得到的素材，简直是惊人地好，比任何精心的排练都好。而且传达的情感是多么饱满动人，即使看了多遍也没不会消解和削弱。我看的那场没有坐满，但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等字幕打完，等大陆哥的钢琴曲声停下，才起身离开。整个晚上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那首歌，我小时候就会的歌：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四个春天》的口碑越来越好，公映后甚至比公映前的小范围评分还高了，真是为饭叔高兴。希望能在院线得到越来越好的排片，这是一个多么适合春节看的电影呀！

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活，中国并非没有。这个传统也是有的，古代的士大夫们即以一种审美视角关照生命和生活。只不过对于为数众多的百姓（屁民）来说，生活的底色依旧是“惨”，苦于讨生活。

日本文化的特异性在于它将审美关照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审美视角看待一切：自然、物、人、生命……将生活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这在日本属于普遍状况，而不是某一阶层的专属。

这种不抵抗外界强力，安心于经营日常生活的态度，是日本文化发展出来的“第三条路”。不是说别的国家没有，只是说唯有在日本，审美关照才成长为一种文化现象，浸透在社会各个意识层面。

《四个春天》所记录的家庭生活安详而富足，虽然其中仍然带有一些传统文化的渊源——父亲的教师身份，类似于古代的士大夫，从而可以借助“琴棋书画”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滋味——但已不同。

这既非“悲”也非“惨”，而是类似我们所说的日本文化发展出来的“第三条路”——以审美的方式关照生命，将日常生活过成诗。这是极为特异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电影呈现日常生活的惯用方式。

无不被一种“惨”的意识所渗透，不抗争或抗争失败后妥协，同时继续与社会体系建立合作关系——这就是绝大多数人从青年成长为中年的必由之路：丧失了活力，变成社会机器精密咬合的零件。

很少有人想到，在抗争和妥协之外，尚有“第三条路”。即拒绝卷入社会体系，与其同流合污，反而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审美的方式关照自己的生命，经营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将其过成诗。

《四个春天》是极为特殊的，它让人知道了在“悲”与“惨”之外还有另一种被遗忘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消极状态下同样可以抵抗外界的强力。这原本就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但可惜被遗忘了。

之所以被遗忘，或许是因为压迫太久了。几千年都在强权的淫威下苟活，于是生活成了“活着”，只要“活着”就是成功。但他们忘了，“活着”是因为强权乐意看到你如此，这不是一种规训的结果吗？

而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外界的强力，对权力保持不合作的态度。权力如何愿意看到普通人将生活过成了诗？这挑衅和嘲讽了它的权威，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是同个道理。

《四个春天》自然是有价值的，但可惜它只是一部纪录片。其价值不在美学层面，而在于它让无数国人看到了审美生活的可能，这是纪录片里的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对观众间接产生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而《米花之味》之所以更有价值和创造性，原因在于它是虚构的剧情片，导演通过将摄影机观察物像的视角改变为审美关照，从而让观众在观看电影时自动代入审美的观察视角，进行积极的目光规训。

它帮助观众重新获得发现生活中诗意的能力，这是《米花之味》的真正价值。《四个春天》属于激励和引导，让我们看到审美生活的可能，《米花之味》则教导我们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关照日常生活。

朴素的诗

——关于《四个春天》

2012年的时候，豆瓣ＩＤ叫“起床，吃饭”的陆庆屹（好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都叫他饭叔，饭兄，乱叫）写了篇豆瓣日志，题目叫《我妈》，我去查了下，时至今日有900多个推荐，称得上是豆瓣爆款。2013年他又写了篇《我爸》，更惊人，有6000多推荐。这两篇文章的好，不光因为写得好，更主要是因为两个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之前饭叔当过足球运动员，做过生意，当过摄影师，但从2013年前，他开始做一件事，是拍关于家人的一个纪录片，从2013到2016,他拍了四年，主要是春节回家时拍，所以这个片子，就叫《四个春天》。

这个电影2017年在北京尤伦斯中心首映，然后上影节期间在上海放过一次，看过的观众大概有三四百人，我又查了下这个片子的豆瓣评分，有230人评分，分数是9.2。在我所有的导演朋友拍的电影里，这个电影的分数竟然是最高的。——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个非常个人的作品，自己摄影，自己剪辑，技术都是边学边做。但他有一种什么都不担忧，什么都充满信心的精神，而这个精神，如果你看过《四个春天》的话，一眼就能看出这来自于他的父亲母亲。艺术的天赋，乐观的态度，劳作的习惯，感情的丰沛——这些东西混融着落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诗意，他们的生活，不是对诗意的追求，而是诗意本身。

第一个春天里，我们进入了一个贵州小城。就像所有的四五线小城，水泥马路，两三层的立面贴着瓷砖的楼房，是一种粗劣临摩的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实在谈不上什么审美可言。从一个甬道进入陆家，是一个四方天井，天井中间有个水井，绕着水井还做了一圈水池，并在池沿上砌出八卦的符号——这是个素人建筑师的奇思妙想，然后水池里还养了鱼。家里相当杂乱无章，因为总有大量的舍不得丢了的东西，而且也并没有什么收纳的意图。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上一代人自建的县城的房子，能建起房子已经是一个竭尽全力的胜利，而家居里处处有着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的痕迹。

但就在这么个最普通的家里，饭叔的爸爸妈妈实在是两个很不普通的人。

他们做香肠、采蕨菜、做小鞋子……忙碌各种事情，但“劳作”对他们来说，不是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的“工作”，而是充满乐趣与成就感的。正像这座小城四周还环绕着农田，遍布着山林，他们的“劳作”也是从农业社会中脱胎而来的，带着自然的节律。他们山行的路上，有松涛的声音，有茅草的气味，有两个人忽然唱起来的歌声。他们天真快乐，两个人都还有点孩子一样的神气，一点也没有被“时代”与“社会”摧折，这让人看着几乎觉得是这个奇迹。而他们对生活有一种不以为意的付出，有毫无抱怨的知足，并且相互之间的爱，是真正生活与灵魂的伴侣。

这种生活，是任何一个观众看了都会被打动的吧？不止是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父母家乡，勾起了亲情的思绪，而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美好的境界，让人向往。

在最普通的生活情境里，为什么有这样奇迹般的生活呢？就像是某种柏拉图的“生活”的最高理念的化身，而没有任何污损的、俗气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导演作为一个儿子的隐恶扬善，选择性的拍摄，这种生活是真实的还是矫饰的，每个人都能判断得出，就像真花与塑料花一样。他们的生活中总有音乐缭绕，爸爸会各种乐器，妈妈随时地，随口地就要唱起歌——他们都有艺术的天赋。

与艺术的天赋伴随的，还有爸爸身上的无声的道德（这道德是像康德说的的“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是个人内在的对善的追求与维护），是妈妈身上的丰沛的地母般的生命力。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当完美的结构，这结构不是他们自觉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艰苦与勤奋的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他们既无企图、也无条件，把他们的艺术的天赋用于创作，这天赋很大一部分并未得到开发与发展，甚至可以说可惜了，但是这艺术的天赋，被他们挥洒在生活里，就像露珠在草叶上一样，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的艺术的天赋，也不是突发与偶然的现象，我们看到来往的亲戚们，也张口就能唱起“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这是这一方风土的滋养，是自然造化出灵气。艺术的天赋给平常的生活打了光，当爸爸夜里在楼顶拉起小提琴时，流泄出来的旋律，让人觉得生活可以是有超越性的，人，也可以是有超越性的。

但《四个春天》的重点倒也不在于我领会或读解的这些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也不是两个人真如天作之合般的爱情，这个电影从第二个春天开始，就进入了姐姐的病与死，也进入了父母的老去。

亲情有多么深重，生老病死就有多么惨痛。如果说电影在第一部分几乎给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之后的两个部分里，这个世界在坍塌之中，然而也并不因为外在的因素，这个世界的美与好如此内敛，自给自足，它只是因为最无可奈何的时间，而只能是束手无策地看着亲人的离去，以及担忧着“如果走了一个，另一个怎么办？”失去与孤独永远徘徊在人心之上，生而为人，幸福就像天井上空的那一方蓝天，它是有限的，而有一个无限的虚空，在这个有限的幸福之外。

父母在女儿的坟前种菜，种树，把这些整饬得像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人生如此有限，必然来临的终将来临。而此时此刻，依然在父母身上没有灰暗的“丧”，他们写毛笔字，养蜜蜂，学怎么用手机微信，因为一个笑语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妈妈在电影结尾时唱了一首歌：

“在我心灵深处

开着一朵玫瑰

但愿你天长地久

永远永远把我伴随”。

有什么能留着久一点吗？爸爸在九十年代时，就用小摄影机拍视频来留下那些上山砍柴、收苞谷、去拉垄沟洗衣服这些美好时光（拍得真好，音乐也配得好），而《四个春天》是一次更有结构感和整体感的记录。也许能对抗时间的，还是唯有艺术。

陆庆屹每次回家都会带上摄影机，他当职业摄影师已有数年时间。他养成了习惯，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摄影机，拍下美好的生活瞬间。这段时间，有点拍腻照片的他，想换下新的口味，于是拍起了视频。

归家四年时间里，他为年老的父母拍下了无数简短的视频。这些视频放在他的电脑中，占据巨大的空间。每次点开重看，他都能从中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他想着，何不以这些视频为素材制作一部电影呢？

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电影的剪辑。在自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剪辑的乐趣：将不同的镜头按照一定的逻辑剪辑在一起，竟然能碰撞出崭新的意义。这是他学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他乐在其中。

后来，一部作品诞生了，它就是《四个春天》，在第十一届FIRST青年电影节拿到了“最佳纪录片”奖。在此之前，UCCA的首次放映也让这部处女作在豆瓣的评分超过9.0。可以说，它收获了感动和口碑。

电影如何感人，我们不去管它。我们想分析的是它作为纪录片，真实的水准如何。作为一位业余“电影人”的私人作品，我们也许不必过于苛刻，但既然它即将在院线上映，说明它必须接受作为电影的检验。

《四个春天》所有镜头来自于导演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美丽瞬间，并不是为完成一部作品而拍摄的。因此电影中的每个镜头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触感核心，当它们被接续在一起，不可避免产生断裂感。

再加上导演乃是摄影师出身，这导致了每个镜头都留有严重的照相痕迹：过度鲜明的构图、静态的摄影，拍摄者的意识。因此当这些视频被剪辑成电影后，镜头间的脱节更加严重，无法形成连续的感觉。

这导致影像本该具有的延续性和流动性丧失了。电影的一个美学特征是它的蒙太奇，电影因此可以通过镜头的组接创造意义。《四个春天》对此是缺失的，电影变成镜头的机械排列，没能形成一种叙述。

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将偶然间留下的视频素材转变为一部私人电影，可以介入导演个人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散文电影”的制作方式：通过画外音将分散的视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感知分配。

《四个春天》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杰作，它真挚感人，发现了一个家庭忧喜掺半的隐秘日常瞬间。但很可惜，如今我们只看到静态镜头的排列，这无疑极度削减了它的艺术价值。纪录片导演确实是个职业。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在一年内把同一部电影看上四遍，直到遇见《四个春天》。它与我的2018年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几乎重构了我的生命体验。

第一遍看是年初在27院儿，那是尤伦斯首映后的第二场试映会。那个时候电影在豆瓣上已经开出9.2的高分，饭叔在广播里说对声音做了一些调整。因为来晚了，我只能站在整个放映室的最后。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饭叔，我觉得他好像没法像其他导演一样做出强有力的个人阐述。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心思细腻，但不善言辞。而日后的交往，让我必须给他加上一个特征：特别容易动情。

后来我才得知制片人也是在这场放映中看到成片，继而引入更专业的团队对电影进行调整，再然后，就是《四个春天》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的消息。因为做志愿者，我在FIRST组委会提前看了第二遍，那时电影已经接近于现在的模样，加入了一些字幕标注，以便于让观众理解故事的时空。

第三遍看是在八月底，FIRST拿奖后，金马奖入围名单公布前，北京的一场点映。我终于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了DCP的版本，片末多了近两年饭爸饭妈的最新影像。大银幕确实会放大一些技术上的瑕疵，但依然不妨碍我对它的喜爱。我明白，《四个春天》是一部经得起重温的电影。在熟悉了人物与故事、对电影没有期待之后，它仍从情绪上牢牢抓住了我。片子反映出的生死观和朴素情感，使我不止一次回望自己的家庭，思考自己与家人的相处方式。

保利影城天安门店

在饭叔生日的后一天（也是电影开启路演的后一天），我把它看了第四遍。在片末的“天使”鸣谢名单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它依然生机盎然，一再突破我的心防。我好想在过年前，在老家的小镇电影院组织一场放映会，请来我的亲朋好友，带他们欣赏这部温暖我一整年的影像。

雪莱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太适合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剪辑、声音、配乐：从一部独立电影到院线电影

所有电影都是在剪辑台上最终诞生的。但是对于纪录片而言，剪辑的重要性和决定性更为凸显。因为它直接反映出素材的选取，进而体现电影的架构，背后是导演对拍摄对象的理解。

《四个春天》最初的版本是120分钟，后来在专业剪辑的指导下剪到105分钟。按制片人的说法，时空被压缩了，但信息量是增加的。印象中，做出的调整大约集中在非叙事空镜和人物状态，比如父亲展现才艺的蒙太奇段落，穿插院落里的自然风物，使诗意的浮现更加自然。而为姐姐特意加上的那段回溯，则更倾向于商业片构建情感的考量，我对这种方式持保留意见，但在影院环境中能感受到那个片段对声音的细腻处理。

是的，声音，对声音的加强使《四个春天》有了电影感，“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极为有效的叙事手段。导演是用一个Nikon D800随机录的，所以最多录到了一个对白，而且由于经验不足，他用的是29.97帧而非24/25帧拍摄（见赵珣文《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了，说下<四个春天>》）。除了对降帧率变调的问题进行解决，声音部门更是“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导演能够想象出来的环境声，以及加强现有的环境声”（赵珣接受D纪录采访）。《四个春天》成为了一部在声音上非常丰富的电影。

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衷，电影中始终点缀着人声歌曲或器乐演奏，因此原片中没有再加配乐。而在最终版中，陆庆松（哥哥）对《青年友谊圆舞曲》做了重新编曲与变奏，作为电影中过场的配乐与片尾曲，是对电影主题与内容的另一种呼应。

我还记得自己在七月的西宁偷看FIRST终审会议的速记，周浩在会上丝毫不掩饰对《四个春天》的喜爱。

且不说他发在微博和票圈的不点名表扬

他说自己看了前几分钟就在想如何说服大家把最佳纪录片给它，但是看到半小时觉得自己用不着说服了。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赞赏，他选择陆庆屹作为新片《一年》的剪辑。

从一个不会装剪辑软件的人，到剪出自己的处女作。每天十六个小时剪辑，饭叔坚持了二十二个月。除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剪辑奖的提名似乎是更大的肯定，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叙事与构图的空间意识：距离感带来的审美意趣

影厅里在父母登山的段落第一次爆发出持续而密集的笑声。

我首先惊讶于导演的慧眼识英，能在250多个小时里打捞出这段素材——它无限接近于花絮，又极深刻地反映出家庭的和谐。其次，在事先知晓第二个春天发生的不幸之后，我领悟到生活是最好也最残忍的编剧，也更深地理解了鲁迅那句“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导演选择把姐姐在病床上的一幕，紧接着剪在欢乐的旅行照片之后。——这是对自己的残忍，却是对观众的负责。

作为亲历者的陆庆屹，在创作（剪辑）时必须无数次重温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最终从悲痛中跳脱出来，在影像的海洋里寻找叙事的脉络。于是我发现早在姐姐出现以前，在父亲与她的电话交流中，已经隐隐透露出病情的存在，而第一次观影的观众因无法迅速解读信息而滞留在愉快的心情中——这种情绪的错位显然是一种叙事的高明，也在日后回想时给我以更沉痛的打击。

疾病和死亡，其实是《四个春天》不事张扬的隐线。从贯穿四个春天的扫墓场景，到母亲对父亲身体的担忧，导演对悲伤的克制乃至按捺，最终使其成为影片淡淡的底色，进而升华为一种朴素而博大的生命态度。父母在女儿的墓前耕种植物，甚至于一展歌喉、跳起舞步，你无法不被这种超越痛苦的生死观震撼。

我想起杨德昌《海滩的一天》的一句台词：“我们读过那么多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么重要的难题？”而《四个春天》教我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生命的衰老，如何生活。我在这部纪录片里所受的启发，不亚于两年多以前第一次观看《东京物语》。

拍摄意识的逐渐形成，让陆庆屹越来越退回到摄影机背后。这是一种自觉的距离感，但你不能否认的是，他仍是家庭生活的参与者，只不过有了一双更加温柔与敏锐的眼睛，更能体认隐藏在日常里的美。第一个春天父亲获赠的腊梅，在第四个春天再度出现。——这种俯仰皆是的细节让我感到惊叹。而那个从父母的脸转到烟花的叠画，更是包含无尽的爱意和赞美，甚至拥有了神性。

越往后拍，特写越来越少，远景越来越多，饭叔越来越爱捕捉静态构图中的动态，像侯孝贤会采取的方式。他镜头下的独山作为家庭的“陪衬”（背景），开始呈现桃花源般的美好质地。

他曾经向我解释他所理解的纪录片的空间意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诗意”：人物>电影？

第一次接受线上采访的时候，饭叔最后抛给我的金句是：“每个家庭都有它的诗意。”而当面对面交流，再谈起上面这句话，他选择用另一句话代替：“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了新的体会，正如木卫二在其影评开头所言，与《大象席地而坐》或《柔情史》中互害的原生家庭相比，哪怕是与万千观众的普通家庭相比，《四个春天》提供的都是一个太过珍贵的非典型家庭范本。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生命状态里自然流露出的处世之道令观众动容。但与其钦羡，不如反照自身，努力成为这样的人：生命充沛，亦可施与暖意。这也就印证了导演所说的凝视自我。话说回来，越是像《狗十三》这种压抑的电影，就越希望观众在观影结束后思考自己的人生，从而成为一个更阳光、正面的人吧。

我想在电影上映以后，对饭爸饭妈的赞美会越来越多，甚至可能会出现“父母的存在比电影更精彩”的言论，就像对《自行车与旧电钢》的评价那样。

连陆导本人在FIRST颁奖礼上领奖的时候都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我爸我妈获奖，因为我爸我妈比我有用板砖拍碎一切苦难和桎梏的勇气。我看到好多朋友都说好喜欢你爸你妈，这说明很多的问题，如果我想在电影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还有很大的提升和学习空间。”

但人物真的大于电影吗？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个伪命题。

哪怕是纪录片这种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也依然是由导演建构的艺术形象。它接近真实，但并不等同于真实，而这一建构过程就是电影的演绎过程。在这一点上，《四个春天》无疑是成功的，这成功无法将人物与作品整体割裂来看。

曾经跟另一位纪录片导演聊天，他提到一个创作理念：纪录片不要与人物生活或故事过于黏着，而要营造出一种大气层一般的东西，与观众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他还提到艺术的复杂性，认为《四个春天》是有些单向度的作品。我把他的话想了又想，后来觉得相较于野心和复杂，《四个春天》的简单和纯粹可能是最珍贵的， 但它并不像大家想得那么信手拈来 。

《四个春天》面向家庭，同时也面向创作者自己。它是一部“小”的电影，没有涉及国家或者民族情怀，它只是关心一个家庭，关心父母的状态。它的目的是向父母献礼，却因为真诚意外地拥有了更多观众，因为，我们都是子女。于是，它也变成了一部“大”的电影。

饭叔曾经跟我特意提到父亲在家庭录像里说的一句话。那天父母跟女儿外出游玩结束往家走，父亲看着母亲和女儿走远，感慨地说道：归家的路。这句话让他感动，也让我感动。观看《四个春天》，对我而言，好像也是一条归家的路。但它通向的一定是我自己的家，我终究要用自己的方式与父母达成和解。

电影后半程，父母走远以至于出画的镜头好像也越来越多。我不断回想起龙应台在《目送》里写的最后一段：“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又想到片中母亲与小儿子（饭叔）的那个惊人的默契时刻——母亲含泪送走大儿子和大孙子，吩咐导演去拍他们，然后转身进屋。但镜头没有动，几秒之后，母亲从忍不住从屋里走出，这时与小儿子惊讶地四目相对。无非是做母亲的舍不得，做儿子的懂得她的舍不得。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也就知道饭叔为什么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不光是他个人的努力和艺术造诣，更有家庭对他无形的影响。所以与其说“片如其人”，不如说“片如其家”吧。

第一次线上采访： 陆庆屹：“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

第一篇影评：燕子又飞回来了

第一篇线下采访：陆庆屹：“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