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杀手

60年代末，东西方世界内部深刻变动，冷战在核子威胁下趋于仪式化，生产与控制模式的大转型，两套体系运转烂熟，社会浮动，人性焦躁、私欲横行。大洋另侧对于体制的批判，由私侦形象转变为正义警察，先声之作《沙比高》新坞外壳，内涵《史密斯到华府》之道德理想主义；此后风潮形成，铁幕那端是《部长轿车》和一系列苏东异端。

美帝国主义这边由吕氏两部曲拉开序幕，经《铁胆三郎》与《洛城生死》，高潮演绎则由墨菲《机械战警》完成。那部电影借助最新科技给了警谈清流以后人类装置，因此带有对于现代性话语整体批判的意思。相比来说《蝙蝠侠》对西部操守尊重得多。《御用杀手》与《机械战警》相似之处在于，不同于彻底绝望的吕美特，为了给予正义者以强力上的合理性，其都接住了超自然手段。汉密尔顿将007本领看家使出的同时，也没忘记弗莱明先生遗赠的新鲜感秘诀——东方学。此处韩国气功大师所传秘技扮演的角色与庞大的机械外骨骼别无二致——对于美国观众而言皆是“无机”的存在，观赏快感完全出于政治性无意识。轻功水上漂的花里胡哨与基于种族判断的东方的不可思议体统不二，完全是有别于常识的“非人”。见于这种“反文明/前文明”的创造可能具备的某种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倾向，好莱坞的视觉转达技术便大施拳脚。

至少在二战结束时的几年头中，东方的概念在好莱坞还是可以通过政治的指证来被观测的：《竹屋》到《中国》到《苏西黄》，由于世界战争所提供的完整的环球图景和清晰的意识形态公式（敌我联盟），好莱坞轻而易举地将东方以一种文明论姿态的普世主义方法（爱情）把握：由罗伯特·瑞安和威廉·霍登们执行。

不过在60年代以将的银幕上，我们就极少见到那种“rose rose I love you”的表述了。“东方化”的隐喻通过西部片中苏族和阿帕奇者完成了自我认证的转型，并在1974年后的大片时代以另一种难以察觉的非“文本构成”的符号元素出现。从60年代的某一时刻，与科斯特宗教史诗片的退场一样，好莱坞不再强硬地安排那种白男黄女生离死别的东方概念，也没有了《东京上空30秒》和oss系列故事短兵相接的战争描述。这一时期的东方元素甚至脱离了地域意义上的“东方”存在（从早期的《上海快车》到环球“the way to”系列到《珊瑚岛乐园》等泛太平洋殖民主义电影，对异质于西方的文化的幻想是依附于其环境和地理特殊性的）取古典东方学讲述而代之的是一种并不能被完全外部化，而在东-西方关系中被表述的oriental。它的出场以一种诗学的外表伪装而不再是文本上的尊卑关系和画面上的热岛雨林：一种文明视野下的东方文化符号被好莱坞加以利用，成为其文本的基本构成并参与再生产过程——东方的师徒关系、东方的生活礼仪甚至霸权概念，都被好莱坞以一种西方的视野所察觉：《狂欢宴》中的饮食文化、《旭日追击》中康纳利与卫斯理·斯奈普斯的师徒叙述、《玉焰》里的“房中术”描绘和《银翼》《黑雨》中发达资本主义的朋克韵味（严格来说二部仍然借用了东方的地理空间）《御用杀手》中东方道长与气功技巧的描绘也在这一系列之中。这一东方元素转型深刻影响了好莱坞乃至美国社会的精神构造和情感运作方式。

越战-日本起飞-中美建交-年鉴学派

究其转变的原因，回到第一段所述的“短20世纪”中的大转型问题。60年代的东方对于美国社会乃是一个“去外部化的外部”。它的概念不再是“非人”的弃民和被政治利益完全决断的“文明的外部”；而成为一个深刻嵌入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权的外部”。无法忽视的日韩经济崛起和中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流行促使西方在一种“东-西”关系中思考对方；同时50年代初与60年代两次与东方的军事性交手也让美国社会意识到了东方的实存性和其对于自身意识形态上的主体间性。随着中苏分裂、尼克松与北京的会面，美国社会对于完整性的东方内部的不同政治实体的划分和认识愈加明确。一种文明论与政权辨认相互渗透的东西论述由此展开，我们无法分辨在更长的前现代历史中到底是先有一种对于东方的文明认识还是先有一种对于东方政治实体的主权认知。不过对于世纪中叶年鉴学派的形成到见得其影响的亨廷顿主义的飘红的这段历史时期，也即一种新的“多元文明论”被提出的时期，我们可以说，有关“东方”新的叙述的形成，来自于东方文明-东方政权的交互认定和其概念的不断拆分，新的历史哲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明晰自身的。

对于越战的反映是穿透好莱坞东方表述的关键所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于越南场面的直接描述绝大部分都来自越战结束后（至少是白热时段结束后的拉锯时段）。也就是说，若越南雨林的环境呈现是与古典好莱坞《中国门》（棚拍）式的视觉环境建设都是试图对东方环境做一种荧幕复原的话，是不是《越战创伤》和《野战排》们都应该被称作一种古典的“东方剥削”类型呢？它们会否是符号化的东方“宗教”占领好莱坞叙事之后一次原教旨的“东方主义”回归呢？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没在除了《现代启示录》之外的任何一部越战电影中看到有关文明论述的任何设计，越南战争被好莱坞南北战争化了（甚至都没有二次大战时那样的即时的大规模好莱坞宣传动员和国会介入的影片拍摄）所以对于越南战争，或许在当时的文化状况下做一种荧幕上“外部化”的努力必然失败，而“去外部化的外部化”的宣传由必然因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浪潮而被排斥；也或许，之所以有这种反抗性的思潮存在，来源于好莱坞60年代对于东方的摇摆不定和有关东方描绘转型的自我尝试，在踌躇之中将话柄转让给了已经完全懂得自说自话的东方。

《御用杀手》的讲述，除了被归类为体制自反的“警队反叛者”类型，更应该被纳入到对整个东方主义电影序列的分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