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三星半。分数全给技术层面,剪辑摄影灯光美服化道乃至导演和表演都无可指摘,也是华语电影最高水准。可惜——内美未充。之前在评论其他片子时也说过,精良的技术水准或者技巧,若无真正想要去表达的充实的内在,也不过只是浮浅的卖弄罢了。
这种内美未充,源于主创团队的背景与素质。许鞍华李樯的组合有先天缺陷,这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其实也能看出端倪——他们可以搞定萧红(双子座多重人格)精神世界中追寻心灵自由的那部分,也可以详述时代车轮与生活如何细腻地碾过一个女人的肉体和精神,但别的东西就实非所长。
许鞍华及其以往作品的格局受限于香港文化界的普遍状态(看看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拥有基本的常识和人文关怀,政治正确,但偶尔幼稚,偶尔眼光狭隘,感性大于理性,缺乏从宏观去分析探讨重大议题的视角,最终往往诉诸于呈现、感化、呼吁而非提出解决方案。而李樯呢,不得不说他的格局一直有点小,关注个人的生活与命运,特别是个体的精神渴望在现实中不断落空,要远远多于对大时代的叙述和剖析。在他笔下被描绘出的时代,往往带有强烈刻板印象所导致的简单化、平面化特征,始于《孔雀》止于《黄金时代》,时代都是呈现出阻碍者的面目,除了粗暴、不宽容,以及庸众们的平庸之恶外,基本给不了别的。
更何况,之前看到的主创访谈中,导演和编剧还表示,本身最有戏剧冲突也最能捎带上时代、文学观等宏大命题的萧红vs丁玲,不是不想拍,而是为了规避某机关和某制度而主动放弃与淡化掉了。这大概就真的是下个时代才能解决的结构性缺陷了。
因为种种先天病,特别是对戏剧冲突、煽情洒狗血的彻底抛弃,导致这部片子绝对无法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三个小时的片长还在其次,叙事结构上的陌生化尝试才是致命的。
《黄金时代》的剧作结构,只是一个简单的多重嵌套叙事+插段,电影中那些角色面对镜头的“旁白”,都是观察者提供的文本。因为萧红所在的圈子,编剧使用了一种“强文本”的处理方式,让萧红本人和她的作家朋友们无数次地以自己的笔而不是口来言说。
第一重叙事,是萧红的童年生活,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萧军在东兴顺旅馆的初逢时,也就是大着肚子聊天的那幕;第二重叙事,是萧红和萧军的相逢与相爱,这个部分的讲述发生在萧红和端木西安碑林确定关系的时候;第三重叙事,是萧红与萧军的告别,以及和端木的下一段婚姻,这个部分正是萧红和骆宾基在人生最后一段日子中所聊的种种。最后,囊括一生的概括,由她本人的《呼兰河传》来讲述,也就是她弥留之际,那片金黄色树冠浮现后呈现的文本。
此外穿插的, 则是作家们的印象。比如丁玲在灯下撰写纪念萧红的文章,比如其他人的回忆,比如萧红文章里记叙的与鲁迅的相处,所有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角色说”,其实都是“文章里写”。
这种手法的好坏固然可以探讨,比如某些差评所谓“电视散文”或“文配画”的讽刺尚算切题。在我看来,手法本身的技术质量是没问题的,从编剧导演甚至剪辑的交代来说(比如在第一重叙述里插入第二重的镜头,交代另一层的存在),都已足够清晰完整,技术上圆熟精致。如果对此有微词,只能说是欣赏角度未到。按照国内观众目前的主流审美,没高潮、节奏慢尚可容忍,之前也有很多文艺片用过了,间离或者布莱希特,则完全闻所未闻,就算这部电影秀给大家看,一般人也没耐性去接受。特别是同时还在玩结构呢。——在这个狂躁的年代,任何一点点周遭的不同寻常,都可以简单地被涉及智商或人品的人身攻击消解掉,许多人在他们的网络言论和现实生活中已经习惯轻易地放弃去思索和理解他人。
我觉得好的片子,别人说不好,一定是他们在装逼;我觉得不好的片子,别人说好,一定是他们收了钱。我觉得这部电影观影体验超级无聊,所以它的一切环节都该被打倒,必须一无是处,手法上的高门槛我见不及此,至少我懂得挑表演和剪辑的茬嘛……
凡此种种。甚至看到有人说这部片子“不是电影”,说许鞍华从来拍烂片,说李樯业余……说真的,拿这个罪名欺负欺负韩寒和《后会无期》也就罢了,对着许鞍华和李樯,你确定你比这俩人更有资格谈电影吗?
《黄金时代》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内在的缺失与思想的浅薄。萧红的确有追寻心灵自由的环节,这没有错,但心灵自由除了恋爱自由、迁徙自由、财务自由外就没有别的呈现层次了么?萧红的文学造诣,多数由旁人之口来评说,观众无缘介入,就算把她的作品原文搬上银幕,又有几个人真正具有专业审美的能力呢(拜中小学语文教育所赐)?萧红的结局,除了简单地归结为男人不靠谱、本人绿茶婊、左翼风气使然外,就没有别的根由应该表现么?以及,萧红的内心块垒,与许鞍华和李樯想要表达的内心块垒,真的可以共鸣、共通么?自我来看,许李二人,真的不足以谈萧红,或者说,思想层面,由真正的萧红的“大”,恰恰映出了这二人的“小”。
从观感来说,它大概是太两头不讨好了。眼光差的人,会因为看不懂而骂;眼光高的人,又会因为它不够好而批评。在目前国内电影市场,这样的夹板气一定会导致票房悲剧。以前我曾因一时兴起写过很哗众取宠的文章来抨击《王的盛宴》 ,平心而论,那部电影和其他很多电影一样,也是落入两头受气的窘境,我的骂是因为它吹破牛皮但不够好,被转发上万,却纯粹是另一端的人在推波助澜,甚或有意鼓动,只是出于不同的逻辑得到同一个结论。如今对《黄金时代》的批评也差可仿佛。如果说它对未来的电影项目有什么正面的启发,大概就是千万别做这样的“中间派”吧。
资金投入上,这部电影不可谓不大,或许也是许鞍华所能为的绝唱。由于人为提高观影门槛的那份任性,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会惨败,赔本是可以想见的结局。未来许鞍华或许将再也无法筹集这么大笔投资来做想做的项目,或者说,难得有这么大笔的投资,却最终没能在电影的思想性和宏大性更上层楼。两方面都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比起《白日焰火》或者之前的很多片子,《黄金时代》还有更深一重不幸——它甚至很难赢得欧美电影界的加冕,来堵住国内观众困惑但放肆的结论。这部电影是属于现当代中国人的,是为华语文化定制的。对它,外国人很难有公允评价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文学和历史造就的隔阂难以逾越。而中国人,包括许多萧红的读者,可能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
最近半个月,因为休假的缘故,在南京和上海的三家不同影院共看了四部电影,每一次体验都难说惬意。观众们似乎视开演时间为无物,迟至开场四十分钟还有人不断入场,偏偏他们还买了最中央的座位,必须在银幕前展示自己的剪影。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插嘴评议、自我炫示,大声聊天接电话,动辄在奇怪的地方笑场,又或是小孩子的哭泣吵闹,种种嘈杂都在展示着他们与这部电影的格格不入。这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吗?大概是,是属于《心花路放》那种片子的。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无法被正当评价,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说的。最终它等到了今天,变成了值得记住的文学经典。而《黄金时代》的命运,或许也会与此相类吧。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李樯解释说。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
“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
“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引文略)”
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大家就闲聊起来。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可以写出来,加讨论。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
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
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
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花,接一个瓜的人,那就别去看了,如果你是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花就开花,愿意结瓜就结瓜的人,如果不愿意,你也不会责备它的人,那就不妨去看看
连许大妈都来拍电视剧了。看完出来,只能很不敬的庆幸萧红只活了31岁,要是七老八十的话,我都不知道要这样熬到何时才能散场。这编剧真是婆妈。
#威尼斯电影节#看完片子,放了一周。从叙述语言来讲,Ann无非是运用了“罗生门”的手法,那个年代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无人知晓,所以他,她,他们眼中的萧红一一登场,留给了观众去判断和选择,这无形中增加了参与和思考,也是导演的一种尊重。郝蕾的丁玲,朱亚文的端木,王志文的鲁迅演得好。
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惊喜之作。题材相当棘手,能够拍出这样一部不讨巧的、如此完整、妥帖、严肃的作品,在当今华语院线片堪称一个小奇迹了,演员都算适度,很感人。批评固然需要,但影评界一片踩实在令人失望。
要看到影片做的一些不同的尝试。没有上帝视角,而是以萧军、白朗、丁玲等不同当事人的讲述,以伪访谈的方式。通过他们的作品,书信,回忆录各种方式拼出一个萧红,好像史料的汇集,让影片更有真实感。即大家说的舞台味、间离。或者也是这个原因,过度的客观让影片太陌生,观众无法代入,也就缺少触动
陌生化的尝试在现阶段的中国电影中是非常少见的,对于刚刚培养起来的院线观众而言,必定是过于先锋了。这就好像撑杆跳一样,有一个人成绩一直是两米,他跳过了两米就可以拿第一,可是他挑战两米二,失败了,于是等于没成绩,这跟那些永远跳不过两米的人是不可一概而论的。电影需要探索,而探索有风险。
看《黄金时代》,感觉像看着萧红替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走了一遭,然后,死了一次。萧红死的那一下,汤唯演的特别好,她整个人佝偻在病床上,窗外是破碎的山河,窗前是潦倒一生的女作家,她平静地等待着,看着,想着,然后突然就那么委顿下去,丧失了所有的生气。有所欲者有所迷,有所失者有所得。
这是一部很不“电影”的电影,像散文诗,像先锋话剧,像一个饱经沧桑的女人在你耳边呓语。许鞍华此次的尝试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从故事形式,结构安排,时序处理,直至赋予摄影机的意义都是格外反常规的。而最特别之处在于明明时刻运用着间离手法,却依旧让人有强烈的带入感。我给满分!
我觉得我通过这个电影爱上了冯绍峰,汤唯靠气质取胜,as always. 爱情就是两个人理直气壮的走在街上。
刚看完《黄金时代》的首映,许鞍华,汤唯,萧红萧军,鲁迅,那个时代,期待太大,反而觉得有些落空。要讲的故事太多,叙事反而让人觉得不连贯,我作为那个时代的热切爱好者尚有此感,不知道不了解时代背景的外国观众们,是否会觉得boring呢。并且一开始当萧红自己说自己享年31岁的时候,我觉得真是穿越
最好的时代,最好的那帮人,这是属于文豪们的黄金时代。许鞍华的这部先锋实验片,注定评价两极化。爱的爱煞,厌的厌炸。
正如网友调侃的“被嫌弃的萧红的一生”,电影本身在遭受同样的命运。无聊、睡着,看不懂,类似声音一直充斥在周围。昨天自己去看,却发现电影在风格手法上的主观前卫与内容上的客观平和间找到一个绝佳的平衡点。不禁感慨,有些电影,你只配错过。为什么有些人不懂什么,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无知呢?
很大胆的尝试,虽然前20分钟很不喜欢这样的叙事体,但后面情怀打开后也不免觉得适合追忆。印象最深的是丁玲跟萧红谈她从作家到革命斗士的转变:郝蕾和汤唯抬起头,从摄影机里注视着观众的眼睛。设计得最棒的一个镜头,同时演得也是最漂亮。《呼兰河传》中祖父过世后就该结束了,萧红的那段话收尾即可。
从这部戏开始,汤唯正式传承了巩俐的名分,成了中国21世纪文艺片一姐.其实这部戏的配角,也是相当出彩.细腻的袁泉,生动的郝蕾,还有如此传神的王志文.这部戏的薄弱点在剧情,劲爆点在氛围.这几个演员找得太好了,就连冯绍峰我都觉得进入了气氛.
那些说此片是探索和创新的人应该多看看“阮玲玉”:同样是不幸女性传记,李樯的剧本只敢把历史的缺页空着,最后完成的还是整本流水账。伪采访手法更加无法和“阮玲玉”使用演员视角来复述和增加人物深度相比。最后请告诉我——萧红(除得肺结核外)到底不幸在哪里?
本片所呈现的高度理性及其节制无疑是许鞍华作品最风格化的标签。这不是一部通过剧情推动、复现历史和情绪卷入来迎合观众的通俗传记片,却是一部运用间离效果、叙事视角和表演层次来捕捉微妙的实验艺术片,加上摄影、配乐、收音、服饰等各种细节的拿捏,让我在三个小时里享受到了太多乐趣。香港【the sky】广州【UA花城汇】
1. 伪纪录片的叙事手法有新意;2. 清楚表现了作为一个人的萧红是怎样的个性--固执、激烈、柔软和黑暗之痛;3. 对作为作家的萧红暧昧不明,多采取侧面评价手法,结尾的盖棺定论是大败笔;4. 汤唯的气质与萧红的激烈生命力有差异,郝蕾反而更为合拍;5. 许鞍华对复杂视角人物的把握缺乏力度,剪得涣散。
真的是一部很难评价的片子。如果是为了许鞍华的情怀、技巧和节奏把控,我愿意给五星,但是李樯这个编剧实在太掉价了。大量第三人称甚至第四人称介入故事几乎把所有希望投入进去的观众硬生生推出来,全程间离,大量叙事把影像空间压缩得不剩什么了。从这个角度上,生编都比大段史实空缺叙述填满要好。
拍成了被嫌弃的萧红的一生,汤唯就差说生而为人对不起了…感觉编剧完全放弃理解人物了,在没有想像力的同时又脑洞奇大,全程槽点。
编剧极差。对观众说话的处理(叙事与评论混杂)失当,做成伪纪录片或是更好选择。把萧红拍成了被自由的弱女子,其余人物平板无趣,惟鲁迅和锡金尚可。文学台词在电影中之违和。画外音之赘。电影语言缺失,或陈词(蜡烛灭了)。但总之,许导毕竟是有野心的失败,好过那些一心想赚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