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台湾导演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杨德昌,广东梅县人。1969年毕业于台北交大控制工程系,1972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电脑硕士学位,又去南加州大学电影研究所学习一年。这又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而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这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60年代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那一年杨德昌14岁……
多年以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全片因拍片需要,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一大批十三四岁的年轻演员,还有上百个角色绵密交织的复杂网络,资金从预算的1300万扩充到2700万,影片更是长达4个小时。在杨德昌的创作生涯中,很少有如此庞大的制作架构。尤其是对年代写实性微小细节的雕琢,都处处流露着创作者对自身成长经验的虔敬感情。而且这部作品在保持他一贯的内省风格同时,同从前作品相当不一样地弥漫着一股特殊的有着些许温暖意味的情感,虽然这种情感表现得很克制……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怖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杨德昌是那种有野心勃勃的艺术家,抒情短诗式的作品是没法满足他的艺术野心的。而他身兼的社会分析学家的身份,更是让他在这部表现少年成长的电影中,勾勒出了当时台北社会众生的群像,使之成为了一部拥有巴尔扎克式宏大视角的台湾60年代的哀伤史诗——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电影中的主要角色小四由台湾演员张震饰演,有趣的是,片中小四这个角色的名字也是叫张震。类似情形我们在王家卫的《春光乍泻》中也曾见过,张国荣和梁朝伟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的名字,竟是电影剧组中的两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当电影结束后的字幕泄露这一秘密时,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关于张震,大多数人知道他,或许是因为他在我们熟悉的《春光乍泻》、《卧虎藏龙》等影片中饰演过角色。在十年前的1991年,他还是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有着淋漓尽致的出色表演,他将那个沉默倔强的,有着绝望纯美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少年角色塑造得极具表现力。
先谈一下关于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民党来到这个孤岛上。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影片中还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小四无疑是属于这其中的好学生,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反倒时常需要她的照顾。小明和她的母亲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每每此时她们只能搬到小明的舅父家,却要忍受境况同样艰难的舅父的冷言冷语。而小明的母亲更是早早将希望寄托于还在念初中的小明的身上,让她快快长大。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我们该如何定义一个女人呢?忘记叔本华的那些刻薄的关于女人的言说,我们亦可得知女人不同于女孩儿的另一种生物,她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知道靠什么技巧或什么样的面目来攫取那些东西。人们常会迷恋这样一位风情万种的女人,虽然她们的心冷若冰霜甚至狠如蛇蝎。可那些尝遍人生苦痛的男人还是希望遇见这样一个女人,来拯救他们平淡无奇或肮脏猥琐的命运。就像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提到自己的诗《自惩者》时说的如下这段话所描述的女人:
“让我在爱情中休息。——可是,不行——爱情是不会让我休息的。——天真和善良是令人厌恶的。如果你要使我欢喜,恢复我的情欲,那就残酷吧,谎骗吧,放荡吧,荒淫吧,偷窃吧!如果你不愿如此,我就要毫不发怒地痛打你。因为我是冷嘲的真正代表,我的病是绝对治不好的。”
如果小四读过这段话,读过《恶之花》中的那些邪恶的情诗,也许他就不会去杀死自己心爱的小明了?我知道这样的假设着实让人厌恶,因为在少年小四的纯美内心里,波德莱尔的教诲无异于魔鬼的诅咒。
和《坏孩子的天空》中的新志一样,少年小四也是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
说回到小明的话题,小明就这样早早丧失了纯真,而选择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正如无论我们做什么总要为之付出代价一样,少女小明过早成熟的代价是本该属于她的那些欢乐。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虽然他在电影中戏不多,但却是杨德昌电影中不多见的,一个同样被附上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这在下面的这段台词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印证。
“……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它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而后,他同那个俄罗斯“老包”一样,孤身一人去和“217”眷村帮的老大“山东”谈判。却在一片铁轨旁的黑暗树林中,被“山东”暗算而死……
可以说Honey是一个对小四影响至深的一个人,而某种意义上Honey也并没有死。因为小四已默默将Honey的精神继承下来,并像Honey一样,继续同这个丑陋世界争夺着小明。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的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这时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和Honey,这两个电影里的少年,都有着理想化了的纯美内心世界。虽然电影都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可这些理想化的艺术勾勒,却没有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这或许是由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少年有着天然的优美品质,虽然这些品质在日后可能会在时间中消失。那些品质正如 Eric Burdon 在《在我年少的时候》中所唱的:“……在我年少的时候,信念是如此的强大。对朋友的友情充满坚定,我是如此的成熟,在我年少的时候。”
我想这首歌词中少年的成熟,完全不同于成人世界的那种所谓的成熟。后者更擅长的是一种压抑的经验,并将冷漠当作保护衣。
而少年的成熟品质就像尼采所说的精神的三次变形中的最后一种,他们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很多成年人更了解幸福,也更能体验到幸福。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那些有着天然优美品质的少年,那些另一个美丽世界的美丽生物,正像尼采所说的这些美丽好动的小灵魂一样,只会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他们是人类完美类型的一种,可完美本身就意味着疯狂,就像爱也意味着疯狂一样,在完美的瞬间他们只能是在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就像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
王尔德曾说使孩子品行好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他们愉快。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年人在让孩子愉快这点上,都显得出奇的吝啬。
而就在他们或是粗暴,或是和蔼,或是歇斯底里,或是语重心长地夺走那些让我们愉快的事物时,他们总会不忘附加这样一句:这样做是为了你好。而这真的是一句带有说服性的辩词,它会在最后使我们也同意毁灭自己。
当然他们可能还会说自己更有经验,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吃的米还多,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而且他们总会把他们自己思考很久的东西就当作正确的,而有些东西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就是对他们那么说的,只是因为电视里是那样演的,报纸上也是那样写的。
而对于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少年时代里,曾困扰他们的难题,他们从未真正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们只是生存得比那些问题更久一些,这给了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的一种假象,就像那些不可能恢复性能力的人,不会再为性而苦恼一样。
而对于那么多的来自成人经验世界的限制,我们能做的或是默默顺从,或是去做那些他们认为不正确的事。于是我们第一次逃课;我们第一次在街上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我们第一次燃起一支香烟然后学会吐第一个烟圈;我们第一次爱上某一个人;我们第一次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手淫……
而在日后当人们尝尽人生的悲喜和冷暖,这些记忆似乎都变得那样珍贵而迷人,而其它那些曾苦苦追求的东西则变成可怕的虚妄。就像某位法国作家所说:“我在临终时,会对来访的客人说: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只是希望你能说一些粗俗的往事使我快乐……”
(几年前写的东东,其中的一部分发表在一份电影杂志中。刚刚在电脑里看到它,就贴到这里了,很长的一坨,那时真能写。同时也缅怀一下永远的大师...)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
有人说,青春的躁动来源于荷尔蒙,迷茫的眼神,蒙胧的情愫,不安、犹豫、鲁莽、激烈...《牯岭街少年杀人案》,故事源自一个真实事件。再看这部老片子,心中不由泛起几分尘封的“荷尔蒙”的回忆...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http://www.cinepedia.cn/w/%E7%89%AF%E5%B2%AD%E8%A1%97%E5%B0%91%E5%B9%B4%E6%9D%80%E4%BA%BA%E4%BA%8B%E4%BB%B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那一霎那我什么也没做,只是捅了你一刀。“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从那一刻起,我爱上所有类似张震的男子。
手电筒无法把黑暗照亮,收音机传来滋滋回响,短刀终于刺向所爱之人的胸膛。曾经喜欢过两个遭受男友暴力的女生,才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或许会变,但人是不会变的,永远不要妄想去改变别人,别人未必痛苦,未必需要你所谓的帮助和救赎。小明和汪狗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现实主义者,不论是非,只讲利弊,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交换和利用一切资源;而小四和哈尼是一类人,他们是极端理想主义者,他们信奉自己的原则,不愿屈服和妥协。可是面对父亲形象的崩塌,友情和爱情的叛离,小四的世界终于轰然倒塌,正如尼采说的:“把理想主义者拖出他的天堂,他会再造出一个理想的地狱”,这不仅仅是几个年轻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期台湾社会的伤瘀。
很多电影里都会杀人。只有在杨德昌的电影里,那不是杀人,那是整个世界的崩毁。他要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用两个多小时创造的世界,在少年捅下去的那一刀里,灰飞烟灭。
太讲究了,红楼梦式的电影,巨细无遗,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真是天才
海那边六十年代的生活跟海这边八、九十年代差不太多,但tmd海南边的学生凭什么人手一双converse?凭tm什么?
杨德昌最好的作品,长镜与叙事完美相结合的力作。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一本。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咧,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
当某一个夏日你伸出手想去拥抱她的时候,结果只抱住了风,青春就这样散场。白衫黑裙的少女笑靥如花,却无声无息地倒下,校服沾染了一个时代的迷惘惆怅。曲终人散,那些年少曾路过的台球桌、小公园、棒球场,会否记得外文的歌、懵懂的吻,还有无所事事的下午我们许过的诺。终于你改变不了的,才叫人生。
四小时冒油。五十年代台北群像。十四岁的张震。发力的杨德昌。成长编年史。黑暗中闪光。再回首,青春的轨迹依然明晰到深深嵌入地表,但那种鲜明和深刻是根本由不得人再走一遍。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悲哀和伟大,卑微的人弯着脊背,聆听风雷,勇敢而纯洁的人拿身体和理想叩问苍天,从内部上升或陨落。
如果小四最后听从姐姐而去了教堂,也许结局不是那么悲怆……
四儿的爸爸说,我们读这么多书,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个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头来,还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话,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嘛。honey说,妈的,我还真想写本小说嘞。干,给以后像我这种人看。太晚了,书又读的不够多。小明说,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对我好,就是想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四儿那么相信爸爸的话,却被各种人和事捶打到崩塌。妈啦!杨德昌到底要把这个世界讲多透啊!ps,下次要好好看看牯岭街~
片子长 长到以为杀人的是自己 被捅的也是自己
外国人一定觉得中国人长得都差不多。
弱者送给弱者的一刀
近四个小时的长片,我一直不入戏,张震也青涩得让我无感,直到Honey的出现,我才静了下来。这个小混混里的前老大,竟然穿着海军服,又帅又温和,席地而坐说起他看过的最厚的一本武侠书,叫《战争与和平》,英雄主义浪漫至极致的悲壮。
这不是我的青春,也不觉得这是青春片,刀上是他的父辈、整个台湾、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债务。依然惊叹于杨德昌的解释力,他对于一桩犯罪的理解程度,可以达到史诗的厚度。有些电影就是希望它长一点再长一点,它替代并超过了你的人生。在改变世界的赤子之心被杀死之后,现代社会开始了。最爱的导演。
4个小时的片,中途睡着了
「我就像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选择接受的;另一小部分人,则掏出了刀子,然后,从此沉默于黑暗
我警告你们别再欺负小四了,你信不信他拿刀捅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