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

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被奥地利帝国占领，人民受到压迫。

贵族青年亚瑟是秘密组织意大利青年党的成员，希望推翻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亚瑟有一教父蒙泰里尼，两人情同父子，亚瑟虽然有参加斗争的愿望，但是与对神父和天主的爱相冲突。这时神父受教皇之命去罗马，新来的神父利用，欺骗亚瑟并捣毁了地下组织，亚瑟因此被捕，出狱后他的大哥大嫂告诉他其实教父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之前与亚瑟之母不伦恋剩下亚瑟，亚瑟的父亲虽然把亚瑟留在了自己家里，但是让神父与亚瑟母亲永远不能相见。亚瑟受到巨大冲击，甚至他的爱人和神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

多年之后，他多处受伤，身体残废，化身“牛虻”，积极参与地下组织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斗争。后因故亚瑟被捕，在狱中与神父父子相认，他希望神父能够放弃天主，与自己一起参加斗争，但是神父犹豫了。亚瑟被行刑队枪杀三次牺牲。神父在亚瑟死后扑到他的尸体上痛哭流涕，双手向天悲愤地叫到：“上帝你在哪里啊。”

亚瑟的爱人收到他的绝笔，袒露了自己的身份。而山中的意大利地下组织得到亚瑟留下的武器，继续展开斗争。

生于爱尔兰的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 1864-1960）百年前著成的《牛虻》，可以无愧于“伟大”一词的称誉。她笔下那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为祖国独立奉上生命的年轻意大利烧炭党人，在革命时代的苏联与中国青年心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部左右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一整代人价值观的作品，时间已使它成为了经典。关于《牛虻》，它对理想始终不渝的殉道精神；它爱情和责任的冲突；它由人伦引发的痛苦与悲剧各有不同的理解。在这里要说的不是“一个英雄，到底要承受些什么？”的主题，而是它电影版本中的配乐。 50年代初期，苏联电影有一阵子没恢复过元气来，于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大行其道，不管是俄国的还是外国的，拿来就是，完成年度生产指标就行。当然其中也不乏佳作，比如《奥赛罗》、《堂吉诃德》和《静静的顿河》。 而《牛虻》就是其中的杰作，此片于1955年由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出品。由A·法英齐姆密尔导演，奥列格·斯特里奇诺夫主演，俩人都是都是当时苏联电影界的艺术家。相比起原著，电影中“牛虻”这一角色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影片着重刻划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为追求自由和真理，不屈地战斗并奉献生命的精神，把小说中这一人物的不完美之处（比如他对绮达的残酷，为“私人痛苦”的报复）都略去了，但它仍是公认的佳作。斯特里奇诺夫饰演的牛虻，以其充满忧郁和悲剧命运的目光及高贵傲然的气质，在人们心目中记忆鲜明，难以超越。《牛虻》不仅是革命故事，更是伦理故事。电影美化了“牛虻”身上人性的弱点，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性，但肖斯塔柯维奇的电影配乐从另一方面弥补了这一不足。 肖斯塔柯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 1906—1975），苏联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20岁便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的音乐延续着晚期浪漫主义以及本国民族乐派的创作道路，并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保持着情感论音乐美学的思想传统，很多人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在影片筹拍时，作曲家受命为影片谱曲。无疑，主人公亚瑟（牛虻）的曲折命运和深邃情感还是让作曲家动了真情。只是限于影片的篇幅和叙述节奏，音乐未能充分展开，很多写好的音乐最终也未能用上。 此后，一位苏联作曲家列冯·阿托缅（Levon Atovmyan） 根据肖氏的手稿陆续整理出一些完整的曲子并将其编为《牛虻组曲》，这部作品近年来有很高的上演率。他为《The Gadfly》所作的配乐共12首，由乌克兰国家交响乐管弦乐队演奏， 1995年2月12日至15日在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广播电台音乐厅录音完成（这一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这12支曲子正是肖斯塔柯维奇“用音乐来打动人的情感，表现人的情感”的作品。看过电影的人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配合着情节画面，音乐和谐完美地完成了剧中人物情感的映射，使牛虻作为一个“人”的心灵经历鲜活而动人。 组曲中最流行的是其中名为《浪漫曲》的一段，常出现在各种管弦乐小品的合集中。这首美得出奇的浪漫曲并不是影片的“爱情主题”，它首次是在影片开始时牛虻和蒙台利尼主教谈论热那亚的青年意大利党人的时候出现，随后在父子狱中相会时再现。真现男女主人公爱情的 古典音乐因其音响结构相对复杂丰厚， 情感内涵较为深广，用作电影配乐时，音乐的情调会随影片的故事叙述 发生变化。 　　这首《浪漫曲》在西方风行了好一阵子，成为音乐会上热门的安可曲和小品唱片上必备的招牌曲，后来还被冠以“俄罗斯冥想曲”的雅号，的确，小提琴独奏和乐队的形式和马斯奈的歌剧《泰伊丝》中的冥想曲十分相似，旋律优美之至，也决不输给马斯奈的——老肖1年后为《难忘的1919年》配乐时又写了一首浪漫曲，也是很飘逸潇洒的，可惜没有这一首流传那么广。乐曲是很简单的3段式，中间的过门可谓浓墨重彩，低沉的弦乐堆积起充满戏剧性的高潮，可别小看了这个插部，缺少了它，这首浪漫曲就缺乏了一些雄浑有力的气质，流于过分甜腻了。这个曲目的最新录音版本大概要数是夏依指挥皇家音乐厅乐团的DECCA唱片，可惜的是不明智地删去了这个插部，感觉立刻就流于平淡了！ 　　当然《牛虻》的配乐并非只有这首《浪漫曲》出跳，其他如《序曲》的大气磅礴，《民间节日》的轻快明丽和《夜曲》中浓得化不开的浪漫，都大大超越了它作为电影配乐的初衷，完全具备了独立欣赏的条件。这也许出乎当年肖氏写作的初衷吧？尤其是这部红极一时的《牛虻》，用厚积薄发来解释似乎说不过去，老肖属于多产作家；1955年的创作环境已经进入了“解冻季节”，照理作曲家应该能写出更直抒胸臆的东西？但是却写出这样一部完全是浪漫主义风格的配乐，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谜。

1953年4月19日，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之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中国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道《祖国，你的儿子在捍卫着你》。文中提到一位叫马仁的测绘员，他克服恶劣条件坚持完成任务，负伤后仍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最终不幸牺牲。马仁在众多烈士中并不显眼，但他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堪为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有“牛虻——保尔——马仁”的字样，这是他理想中的英雄谱系。英国作家艾塞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的小说《牛虻》（The Gadfly）出版于1897年，直到马仁牺牲时，中译本还没有问世。马仁将牛虻和保尔并称，说明他应是通过苏联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得知牛虻的名字。

　　从保尔那里发现牛虻，爱屋及乌，这也是当时中国读者共同的认知路径，包括《牛虻》的第一位中译者李俍民。他在晚年撰写的《关于翻译〈牛虻〉的一些回忆》（发表于1978年8月10日《解放日报》）中，自述在中学时读到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受感动，并对书中几次提及的一位名叫牛虻的人物颇为好奇。此后，李俍民开始自学俄语，立志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牛虻》译介到中国。直到1950年代初，他才有机会读到《牛虻》的俄译本和英文原版，得以着手翻译。

　　李俍民开始翻译《牛虻》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苏联这位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指明了方向，也为文艺作品提供了学习效仿的源泉。早在清末，俄国“虚无党故事”便迎合当时的革命风潮，成为翻译小说的热门题材。俄国文学名家的作品也开始陆续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自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起，俄苏文学越发受到中国知识界的青睐。随着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勃兴，“新俄文学”即苏联时期的作品在译介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抗战时期，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空前繁荣。到了1950年代初，在“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背景下，俄苏小说，特别是苏联小说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国内引进外国文学的主要来源。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契合了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歌颂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英雄人物的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当时都是家喻户晓。而这三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牛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三度提及牛虻，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战斗间隙给战友们讲述牛虻的英勇事迹，在病床上以牛虻的顽强精神忍受伤痛，并坦承自己有意模仿了牛虻对生活和恋爱的态度，“以苦行考验意志”的“革命浪漫主义”。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二岁时读到《牛虻》，从此终生喜爱。而卫国战争中的烈士卓娅在中学时代也曾为牛虻感动得泪下。被卓娅视为榜样的丹娘·索罗玛哈，一位牺牲于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同样是在儿时便被父亲推荐阅读此书。《青年近卫军》的女主角之一邬丽亚被捕入狱后，曾用《牛虻》来鼓舞狱友。在这样的语境下，《牛虻》还未正式登陆中国，便与英雄、斗争、牺牲这样的关键词捆绑在了一起。　

中译本的出版和删改

　　在马仁牺牲后的三个月，即1953年7月，《牛虻》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青社现任副社长胡守文在《能不忆〈牛虻〉》（载2000年8月30日《中华读书报》）一文中提到，1952年初，李俍民在翻译《牛虻》期间曾主动致信中青社联系出版事宜，中青社以出版计划已排满为由回绝了他。后来出版社看到读者对《牛虻》的殷切期待，方于半年后决定接受译稿。而当时的中青社编辑江晓天的回忆又是另一番面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风靡全国后，中青社总编辑李庚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将《牛虻》视为重点选题，再三催促翻译组，这时恰好收到李俍民的信，便立即安排校订出版（参见石湾著《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版）。

　　无论具体过程如何，《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最终在中青社问世。作为团中央的直属单位，中青社担负的任务是配合团中央教育青少年，出版选题无不围绕这一目的。中青社建社初期造成较大反响的主要是英雄人物的传记性作品，《牛虻》也被归入这一题材。

　　《牛虻》的组稿和校改事宜由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负责。当时中国尚无在出版物上标注责任编辑的习惯，根据江晓天的回忆，具体被安排校改《牛虻》的是覃必陶。覃必陶原是开明书店（中青社的前身之一）的老编辑，曾与叶圣陶等人合编《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编写过外国史课本，经验丰富。也许正是通过他的安排，李俍民的译稿转到了寓居上海的翻译家傅东华手中，被大幅修改，“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变成傅先生的东吴软语了”（语见胡守文的文章）。在这样的基础上，编辑室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校改整理，最终以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局的俄语版本为标准对译文进行了删节处理。编辑在“出版者的话”中将译本删节一事告知读者，并明确表示：“我们以为这种删节并不违背原著的精神，而且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

　　在编者看来，译本中删去的是“宗教气氛过浓”和“跟主要情节无关的繁琐的描写”，但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译者李俍民却始终颇有微词。直到1954年底，《牛虻》出版一年半之后，他还致信出版社表示不满，认为对古典作品应当保持完整，删节的理由也站不住脚。几个月后出版社方面回信，仍然坚持对不健康的地方必须删除，并未打算恢复（参见胡守文的文章）。

　　据笔者统计，中青社初版的《牛虻》译本对原著有五十九处删节，共四千两百四十七词，实际远非宗教内容和繁冗枝节所能概括。这些删节使人物形象和思想倾向与原始文本发生了偏差，清晰地传达了编者的价值观。比如牛虻对琼玛自述“曾经落到勇气丧尽，到头来发现自己是一个懦夫”，为了突出牛虻坚毅顽强的英雄性格，这番话便没有保留。琼玛批评牛虻过分强调斯多噶精神，以忍受肉体痛苦和冒险为自豪，在译本中也无影无踪。同样出于维护主人公高大全形象的考虑，虽然从情节上无法彻底删除牛虻与吉卜赛舞女绮达的同居关系，但也进行了弱化处理，删去了牛虻认为此种同居 “愉快”、“无害”等评论。而牛虻向琼玛叙述南美流浪经历时，几次抨击黑人和中国人、东方人的愚昧野蛮，言语间将其贬为低贱的人种。如此有种族歧视之嫌的言论更加不符合标准意识形态，自然也是被删得一干二净。

　　在粉饰主人公的同时，编者也力求让他们心目中的反派人物显得更坏，尽量淡化体现其人性一面的内容。在书前的序中（中青社第一版译本借用了苏俄国家儿童出版局的俄译本序言）被批判为虚伪、被视为反动派帮凶的蒙泰尼里几度流露出内心深重的压抑和痛苦，但大都被删减。在集市上他对教区内百姓慈爱的关怀也横遭删除。书中形象更为负面的人物，如观点永远与革命派相左的格拉西尼，琼玛也肯定了他丰富的学识。那位一心要处死牛虻的上校，也并非生性残酷，在审判后曾表示愧意。这些在译本中删去的细节说明伏尼契对角色的处理并不是概念化、扁平式的，但编者抱着大是大非的阶级立场，则要刻意使人物变得黑白分明。　

革命小说与青年读物

　　经过精心处理的《牛虻》首印二十万册，这个印数无疑是畅销书的级别。一个月后，1953年8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牛虻》中译本出版的简讯，称其为“我国广大读者想望很久的读物”。这部小说被描述为“浸透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在小说最优秀的篇幅中，就是描写牛虻为意大利人民忍受苦难和英勇牺牲的部分”。这样的评语与编辑的导向相配合，再次确立了《牛虻》作为革命小说的定位。同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十六期上发表了巴人的长篇评论《关于〈牛虻〉》，介绍了该书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概要，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局限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巴人认为牛虻对暗杀行动的肯定反映了伏尼契受到民粹派个人恐怖主义的影响，并特别指出牛虻具有“悲剧的运命”，与蒙泰尼里的关系是促使其献身革命的“宿命的力量”。这样的看法体现了巴人身为作家和批评家的敏锐，在肯定小说的成就在于“丰富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概括力量”的同时，也并未将其视为单线条的革命宣传品。

　　不久，《中国青年》前主编韦君宜也撰写了《读〈牛虻〉》（载1953年9月12日《人民日报》）一文，强调要学习牛虻坚强的革命意志，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物。韦君宜认为，牛虻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态度具有思想局限性，而作者“关于父子关系的悲剧描写，确是也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人们对于蒙泰尼里与牛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是读者阅读《牛虻》后反映出的困惑，即抱着对又一个保尔或卓娅的期待去读这部小说，结果发现牛虻与以往习惯的英雄人物不同，有明显的缺点。这样的观感实际上体现了《牛虻》被人为设计的革命文学定位与文本本身相偏离的尴尬。即使通过删节和评论引导这样的手段，也无法完全掩盖其自身的异类气质。

　　在宣传喉舌的大力推动下，《牛虻》顺理成章地流行开来。团中央将《牛虻》列入向青年推荐的书籍名单，各地纷纷举办探讨这部小说的座谈会。在1955年修订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中，《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起，被列为初中三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伏尼契曾明确表示，这本书绝非面向青年读者。

　　1897年7月，《牛虻》出版一个月后，伏尼契致信俄国友人、白银时代的名诗人明斯基，讨论《牛虻》俄译本的发表问题。明斯基的夫人齐纳依达·温格洛娃当时正着手将此书译成俄语。明斯基提出将《牛虻》俄译本刊登在《神的世界》（Божий мир）杂志上，伏尼契对这一刊物毫无了解，在信中提出了几点顾虑。她表示不愿将译文发表在二流杂志上，如果是宗教性质的刊物，当然更不合适。而引起她最大担心的，是看到有人在评论该刊时使用了“青年读者”的字样。她疑惑地问：“难道这是青年的刊物吗？我想他们未必能从《牛虻》这样的食料上得到什么好处！要知道它并不是‘为青年男女’写的。”（译文引自《外国名作家书信精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然而与作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牛虻》在苏联流行开来后，成为向七年级学生（时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体系）指定的课外读物，并先后推出多个英文简写本，作为英语教材使用（参见Lewis Bernhardt“The Gadfly in Russia”，载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60年秋季号）。小说从苏联移植到中国，仍然采用青年读物的定位。

改编与扭曲

　　无论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是否还是作者心目中的那部作品，《牛虻》在中国迅速流行开来。到1953年10月，出版仅仅三个月内，《牛虻》便已两度重印，发行量达五十万册。

　　1954年，梁羽生在他供职的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龙虎斗京华》，成为中国新派武侠小说的开端。次年，他读到了《牛虻》，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也萌发了新的灵感。随后他创作了《七剑下天山》，将牛虻化身为一男一女两个角色，故事背景移到了清朝初年的反清斗争，但仍借用原故事的人物设定和戏剧冲突，很多细节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了《牛虻》中的描写。《七剑下天山》自1956年2月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至1957年3月完稿。在连载期间，便有读者致信指出该书主人公为牛虻的化身，并恳请作者不要让其重蹈牛虻的悲剧结局。梁羽生旋即在1956年10月25日《大公报》的“三剑楼随笔”栏目中（与报馆同事金庸、陈凡共同撰写的专栏）发表《凌未风·易兰珠·牛虻》，详细解说了《七剑下天山》对《牛虻》的移植和改编。梁羽生的匠心和读者的慧眼都说明，《牛虻》的中译本不仅风靡于大陆，甚至在香港读者中亦颇有同好。

　　《牛虻》这部畅销书在出版当年便迅速被改编成了连环画，绘者是在建国初期被迫放弃山水画而改作连环画谋生的陆俨少。这套三册的连环画由小书店同康书局出版，同样大受读者欢迎。陆俨少后来回忆说，《牛虻》“挽救了即将倒闭的同康书局”，“我也因此免于失业”（引自《陆俨少自叙》，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在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这套连环画又由新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刊印，广为流传。

　　与连环画相比，电影是将文字描写具体化，满足读者想象的更直接的途径。早在默片时代的1928年，《牛虻》便被苏联人拍成了电影，编剧之一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但这一版本后来湮没无闻。1955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又将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由范齐美尔执导，肖斯塔科维奇配乐，在苏联上映时便引起了热烈反响，主演斯特里仁诺夫也因此大红大紫。同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完成了对该片的译制，三位主要配音者卫禹平、上官云珠和程之均为知名演员。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大幅改编，将牛虻塑造为坚定无畏的革命英雄，蒙泰尼里则变成了伪善甚至猥琐的对立面。无助于革命主线的情节，如牛虻在南美落魄，牛虻和吉卜赛女郎绮达的同居关系，马蒂尼对琼玛的爱慕等等均被去掉。

　　译本只能通过删节尽量修正原书面貌，电影则可以增加原著中没有的内容，直接体现编导意图。小说中除牛虻被捕一节外，并没有正面描写武装冲突，青年意大利党人主要是开会讨论，刊印宣传品，采用平和的方式进行斗争。革命党中最有见地的琼玛，便一再表示对暴力革命的警惕态度。书中也没有表现奥地利人如何压迫意大利人民。而电影却着力渲染奥地利军队的凶暴行径和革命者轰轰烈烈的武装反抗。为丑化教士的形象，编剧杜撰了主教奴颜媚骨地欢迎奥地利军队到来一节。奥地利军队受教皇之邀前来镇压反对派，对百姓作威作福，随意抓人等场景实际上也有违历史真实。《牛虻》的主要故事发生在1846年，当时教皇庇护九世刚即位不久，表现出亲自由派的倾向，舆论环境宽松。而故事发生地托斯卡纳大公国由具有奥地利血统的王室统治多年，与奥地利保持良好关系，那时候并没有发生冲突。至于庇护九世请求奥地利出兵，是1849年短暂的罗马共和国宣布废除教皇世俗权力之后的事。

　　电影编导以及译本的编辑、评论者对小说的理解在很多地方与作者意图和文本本身颇有龃龉，一个典型的歪曲是将蒙泰尼里定位为反面人物。伏尼契晚年曾被苏联学者问及这一角色是否源于当时手握重权，反对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红衣主教安东内里（Giacomo Antonelli），她惊讶地回答：“怎么可能，那是个恐怖而讨厌的人。”（语见Anne Fremantle “The Russian Best-seller”，载History Today 25卷9期，1975年9月）据伏尼契自述，她心目中蒙泰尼里的原型是曾以《一个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深深打动过她的拉梅内神父（Hugues-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拉梅内是法国天主教自由派的代表，持共和主义立场并亲近革命，后与教会决裂。他对马志尼宗教观与革命观的形成曾有较大影响，而马志尼是伏尼契少年时的偶像，也是牛虻这一形象最主要的原型。小说中的蒙泰尼里除私下阅读但丁的《帝制论》（De Monarchia，主张建立政教分离的统一国家，时为禁书）等少数暗示外，显得与拉梅内的激进态度和生平活动并不相合。《牛虻》从最初构思到动笔长达十年，人物形象相对原始设定大约会有一些变化，最后呈现出的情节明显可见作者在与俄国民粹派的接触中所受的影响。如书中人物对教会和教士的态度更接近俄国知识分子，而非马志尼时代的意大利。但至少伏尼契绝不是想把蒙泰尼里这一角色按反动派来塑造。小说的文本细节，尤其是其中化用的大量圣经典故，明确传达了作者对蒙泰尼里的怜悯。

“《牛虻》的作者还活着”

　　1955年，电影《牛虻》的公映使经过刻意加工的人物形象牢牢定格，将这个故事在中国的流行推向最高潮。颇具戏剧性的是，几乎在苏联官方和媒体出于机缘巧合“发现”伏尼契并大举报道的同时，伏尼契通过另外一个途径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伏尼契于1922年离开她自幼生活的伦敦，随丈夫到纽约定居。她没有亲生子女，1930年其夫去世后，她一直与其夫的女秘书安·尼尔生活在一起，主要以教授钢琴为生，晚年则靠尼尔的微薄收入度日，生活清苦。1955年4月，正值电影《牛虻》上映之时，苏联对伏尼契的主要研究者尤金尼娅·塔拉图塔在《星火》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述伏尼契的文章，但塔拉图塔也并不了解伏尼契的近况。这篇文章被苏联驻联合国工作人员彼得·鲍里索夫用作俄语读物，教授一位外交官夫人学习俄语。对方读后却告诉他伏尼契尚在人世，很可能就在纽约生活。在这位女士的帮助下，鲍里索夫很快获得了伏尼契的地址，并登门拜访，从此和伏尼契建立了交往（参见波列伏依《会见传奇人物——〈牛虻〉作者艾·丽·伏尼契》，载《名流侧影》，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时值《世界版权公约》于1955年9月15日起正式生效，苏联当时并未加入，但也公开表示，如外国作者本人提出要求，苏联方面可以支付版税。很可能正是通过鲍里索夫的帮助，伏尼契委托律师将请求版税的信递交苏联驻联合国大使，并很快收到了一万五千美元（参见前文所引Anne Fremantle的文章）。

　　同年11月，小说《真正的人》的作者鲍里斯·波列伏依率苏联记者代表团访问纽约，从鲍里索夫口中得知伏尼契依然健在，大为震动。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他从十二岁起便对《牛虻》爱不释手，发表第一篇文章时，甚至想使用“牛虻”为笔名。波列伏依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拜访了伏尼契。随后，苏联《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媒体大幅报道了伏尼契在纽约的消息，引起轰动。苏联崇拜者们从此源源不断地给伏尼契写信表达敬意。塔拉图塔、波列伏依等人也与伏尼契通信，在信中对其生平经历和创作过程等问题进行采访，得到了伏尼契的详细回答。次年春天，几位苏联人还特意到伏尼契家中，为她放映了范齐美尔导演的那一版《牛虻》，并拍摄了记录她住处和生活情况的短片。伏尼契对苏联人的热情深表感谢，但看完电影后她说：“不，不是这样。”（语见Наталья Клевалина 的《艾塞尔·伏尼契要塞》[Цитадель Этель Войнич]，载《环球》杂志[Вокруг света]2005年第7期）

　　同样是在1955年底，中国作家封凤子将来自友人史克（Bertha Sneck）的信转给作协。信中提到，伏尼契“现在是一无储蓄地生活着”，建议中国文化界给予版税帮助（参见前文所引胡守文的文章）。史克的丈夫是美国农业专家，以《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闻名于世的韩丁（William Hinton）。韩丁于1945年来华，随后在中国考察土地改革，帮助培训农业科技人员。1953年，他因不满苏联专家的官僚作风回到美国，妻女仍留在北京。但美国当时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尚未结束，韩丁作为亲共分子受到传讯，被没收护照，直到1971年中美关系缓解后才受邀重返中国。韩丁的胞妹寒春（Joan Hinton）也在1948年慕名来到中国，在延安同其兄的同学阳早（Erwin Engst）结合。此后寒春与阳早在中国定居，致力于革新养牛技术。而韩丁与寒春的祖母，就是伏尼契的长姊。〔伏尼契的父亲是逻辑代数的创始人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四个姐姐各有成就，后辈中亦多杰出之士。〕

韩丁（威廉·辛顿，1919-2004）

　　韩丁返回美国后去纽约看望了伏尼契，并在与史克的通信中谈及伏尼契的贫困生活。从他所描述的情形来看，当时苏联人尚未与伏尼契建立联系。作协收到封凤子的信后，于1956年初将伏尼契仍在世一事上报给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及团中央，建议付给伏尼契版税并刊发报道，使读者了解伏尼契的近况。很快，1956年2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牛虻〉的作者还活着》，公布了伏尼契生活在美国，“晚境悲惨”的消息，并提到了苏联方面对伏尼契的关注。2月8日，《中国青年报》又转载了与波列伏依一同访问伏尼契的记者萨弗隆诺夫撰写的《〈牛虻〉作者访问记》，文中配有伏尼契的近照和手迹。而195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2月16日出版）上，则刊登了记者团另一位成员阿塞拜依的报道《〈牛虻〉作者伏尼契在纽约》。两篇采访的内容相似，主要是伏尼契对青年时期与俄国革命者交往的回忆。

　　最终团中央领导决定，由中青社方面向伏尼契支付五千美元稿酬。总编辑李庚代表中青社给伏尼契写信，告知其作品在中国出版后已累计发行七十余万册，大受读者欢迎，影响广泛。伏尼契于1956年7月23日写了回信，信中对来自中国的消息表示惊喜，但婉拒了为中译本作序的请求（引自胡守文的文章）。

政治运动中的《牛虻》

　　《牛虻》以删节版一再重印。到了1957年春天的鸣放时期，批评的声音有机会见诸报端，译者李俍民终于公开发出了对出版社的异议。在1957年3月27日的《文汇报》上，李俍民撰写了《奇特的删节法——对〈牛虻〉删节本的意见之一》，以原书第二卷第九章中牛虻和琼玛关于暴力革命的对话为例，批评出版社采取一种“电影剪接式的方法”，将两段话拼接到一起，中间删除了琼玛对使用暴力可能成为危险习惯的论述。他认为这反映了对古典名著的不尊重，即使是出于保持思想正确性的目的，删除这些内容，而不删除上下文中同样不够正确的其他对话，也显得缺乏统一标准。6月12日，李俍民又发表了《阿尔卑斯山的夕照——对〈牛虻〉删节本的意见之二》，大段引述了第一卷第二章中亚瑟和蒙泰尼里同游阿尔卑斯山时，二人对山谷中落日的奇异景象发出的不同感慨。在亚瑟眼中，悬崖下的黑暗如同地狱，而蒙泰尼里则认为像是人的灵魂。李俍民分析道，这段文字不仅极具诗意和美感，也与人物的心理紧密结合，体现了蒙泰尼里内心的痛苦和沉重，并与第二、第三卷中的描写相呼应。《牛虻》写作上的特色是细节的反复暗示和呼应，作为一位认真的译者，李俍民自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译本中遭到删除的阿尔卑斯山夕照一节，以及结尾时蒙泰尼里发疯等描写，都是被错误当作糟粕的艺术瑰宝。他还希望中青社的编辑“在经过几年的研究以后能够得出结论”，将这些部分还与读者。

　　此番鸣放并没能改变《牛虻》译本的面貌。当时中青社的出版重心已从外国文学翻译转到“三红一创”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上，《牛虻》不再是编辑关注的焦点。1958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伏尼契作品全集，书后附有伏尼契与波列伏依等人的部分通信，以及根据伏尼契的回忆材料所作的传略。此前《牛虻》的俄译本均有删节，在这一版本的文集中，则首次以全本译出。1958年1月的《读书月报》刊登了伏尼契全集在苏联出版的消息，但在中国，伏尼契的作品却并未被进一步译介。

　　此时的中国，整风与反右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青社的总编辑李庚、文学编辑室的副主任吴小武（萧也牧）和陶国鉴均在1958年成为右派，主任江晓天两年后也被免职。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论伏尼契的〈牛虻〉》。编者在书前的说明中表示，某些右派分子“引用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句”，“宣扬一些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对外国古典文学有必要进行分析和批判。在这本由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撰写的小册子中，几位作者批评了牛虻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缺陷，并以严厉的措辞抨击蒙泰尼里的虚伪卑鄙，认为一些读者对他的同情是分不清敌我的糊涂立场，为资产阶级抽象的“爱”、“人性”等观点所蒙蔽。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在1958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 1870-1955》为伏尼契辟有专章，对《牛虻》主要人物的评价已不再像几年前的电影版那样简单化。文学史的作者将牛虻对蒙泰尼里的感情描述为“真诚的而被痛苦压抑着的爱”，蒙泰尼里是“相信自己在做善事的温情的利他主义者”，“在品质上善良而高尚”，结果“不仅使自己成了虚伪的宗教思想的牺牲品，而且使别人受这种思想的统治”（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译本）。评论者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宗教，而不是个人的反动或伪善。这套文学史仍是以强调革命与进步的评价标准贯穿始终，对《牛虻》的理解发生变化似乎主要是从伏尼契对苏联学者的答复中吸取的意见。但当时的中国读者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牛虻》出版后曾首先撰文分析的巴人在1957年初写过一篇题为《论人情》的文章，认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而当前的文艺作品则“缺乏人情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1960年2月，姚文元发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称巴人的多篇言论“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由此在文艺界掀起了痛斥巴人的旋风，人性和人道成为过街老鼠。而政治形势也在迅猛变化着，中国和苏联由昔日的亲密盟友转为恶言相向的敌人，曾经左右了中国欣赏趣味的苏联文艺作品越来越多地沦为修正主义毒草。《牛虻》虽然没有正式受到批判，但这样一部体现了资产阶级人性，同时打上“美帝”与“苏修”烙印的作品，无疑显得不够正确，不合时宜。

　　1960年7月27日，九十六岁高龄的伏尼契在纽约寓所病逝，这一消息在中国未见报道。从1960年起，由于“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缺乏，报刊、图书用纸的定额均被大幅削减，文艺书籍的印量尤其受到限制。《牛虻》自从1959年第九次印刷后，便没有再重印。“文革”开始后，文艺刊物纷纷停刊，绝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成为禁书，书店不再经销，从此失去了公开传播的渠道。在破“四旧”，批“封资修”的狂潮中，大量图书被收缴封存甚至焚毁，曾经的革命小说《牛虻》也在其中。无论是错误的阶级立场，还是“小资情调”的爱情描写，都足以令这本书成为毒草，不再符合新的“革命”标准。另一方面，此时宣传机构早已树立起了大批贴合当下形势的英雄典型。如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为号召学习烈士刘英俊而发表的社论《人民的好儿子》中，列举了从董存瑞到雷锋等十余位在不同情境下可供效仿的本土楷模，认为这些持有“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英雄是“历史上一切英雄豪杰无法比拟的”，并将这种革命精神的来源归结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中，牛虻显得隔膜和落伍，已不具有推广的价值。

　　但民间的流传从未停止，《牛虻》仍是青年中最热门的读物之一。许多知青写下的回忆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私下传阅《牛虻》，一本书辗转多人之手的经历，甚至常常用手抄的方式满足对精神食粮的渴求。在1977年开伤痕文学先声的小说《班主任》中，作者刘心武将《牛虻》用作“文革”禁书的代表。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与劣迹斑斑的小流氓都想当然地将《牛虻》视为黄书、坏书，作者用这一典型事例抨击“四人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不久，苏联的《牛虻》电影在中国再度上映，重现了当年观者如云的盛况。随着否定它的那个时代本身受到否定，这个曾经广泛传播的故事又重新进入了主流视野，以“拨乱反正”的姿态，被重新肯定。

再度流行

　　1978年4月，为缓解“文革”禁锢导致的严重书荒，国家出版局调拨了印制《毛泽东选集》的专用储备纸张，重印了三十五种经典文学名著，含外国古典文学十六种，《牛虻》也在其中。“文革”期间新译的外国文学均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号称供批判使用，普通读者无权购买。此次重印是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公开发行外国文学作品，反响极大，出现了读者在各大书店门前排长队等候购书的热烈场面。

　　中青社此番新印的《牛虻》以1959年的版本为底本，但与旧版差异颇多，不但更换了封面，也去掉了苏联人所作的序和插图。书前加了一篇署名“编者”的导言，对牛虻认识不清阶级冲突，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以及冒险主义的倾向做了批判，对蒙泰尼里则严厉地指责为“反动阶级的鹰犬”、“阴险狡猾”。书后附有李俍民的后记，控诉“四人帮”将《牛虻》指为毒草横加禁止，并简要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其中某些细节并不准确）。这个版本为《牛虻》的第十次印刷，也是最后一次以繁体竖排的面貌出现。1978年底再次重印时，《牛虻》改为简体横排，保持上一版的基本内容不变，加入了由中国画家新绘制的插图。1979年和1980年，这本书以二十万册的印量各重印一次，充分反映了当时畅销的程度。到了1981年12月第十四次印刷时，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李俍民撰写的语言带有时代痕迹的后记被修改，删去了毛主席和华主席的语录。此时《牛虻》的累计印数已达到一百六十三万多册。

　　重印后，无论是编者的前言还是译者的后记中都没有再提及译本有所删节，但读者却并未忘记这回事。1980年第五期《读书》发表了一位读者的来信，信中呼吁出版《牛虻》全译本，不满此前的版本“二十多年来竟然一直带着俄译本的可恶的‘胎记’”。然而这一呼声和李俍民当年的抗议一样没有得到回应。

　　1978年8月，被称为新时期第一本文学刊物的《十月》杂志创刊。主创人之一张守仁在创刊号上发表《〈牛虻〉是怎样写成的？》，较为翔实地介绍了伏尼契的生平经历。1979年夏天，王刚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牛虻》广播剧，于一年后播出。这是他演播的第一部长篇广播剧，也是中央电台在“文革”后播出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为这部小说带来了更多听众。

　　在这一时期，《牛虻》的影响持续不衰，伏尼契的其他作品也随之成为出版界的热点。1981年，描写亚瑟离开意大利十三年间经历的An Interrupted Friendship同时有了两个中译本，分别译为《牛虻在流亡中》和《流亡中的牛虻》，均根据俄文转译，书名的更改也是承袭自俄译本。次年，又出现了第三个中译本《中断的友情》。描写牛虻曾祖一辈生活的Put off Thy Shoes也被译为《牛虻世家》出版，亦是从俄语译出。Put off Thy Shoes是伏尼契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于1945年出版。在伏尼契的构思中还有两部作品，主人公分别是牛虻的祖辈和父辈。但这两部并未实际动笔，只是在Put off Thy Shoes书后附有故事梗概，原拟完成的“牛虻五部曲”最终以“牛虻三部曲”行世。随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包括五部作品的《伏尼契小说集》。其中《牛虻》直接采用了李俍民的译本，没有重新翻译。《牛虻在流亡中》和《牛虻世家》采用该社此前已出版过的单行本，其余两部小说《杰克·雷蒙德》（Jack Raymond）和《奥莉夫·拉森》（Olive Latham，该书后来又有两个中译本，书名分别译为《要塞钟声》和《苦爱》）也是由同一批译者根据苏联的俄文版全集转译（经过一道转译后不乏扭曲原意之处）。

　　1984年第一期《十月》杂志上发表了张承志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小说主人公将牛虻和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并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引为同道。打动主人公的是牛虻刚强不屈的意志。在《牛虻》走红的时代成长的作家中，不止一位在小说或回忆里谈及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史铁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他曾表示，最初使他对小说发生兴趣的就是《牛虻》（见《随笔十三》，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收获》）。在他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里，《牛虻》都作为主人公喜爱的作品反复被提及。他甚至还亲自编写了一个面向少年读者的缩写版《牛虻》。从史铁生顽强忍受肉体痛苦的体验，对生死的通达态度，乃至对神性的反复追问中，都俨然可见牛虻的回声。

红色经典及反思

　　中青社李俍民的译本还在不断重印着，而《牛虻》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迟至1991年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五人合作译出。在书前“译者的话”中，执笔者回忆，《牛虻》是其第一部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由此影响了其一生所走的道路。他们决定翻译这部小说却并非只为重温旧梦，而是怀有希望引导青年一代走上正途的责任感。时移势易，当下青年已经有了新的精神食粮，远离了曾滋养他们父辈成长的那些经典。在译者看来，“年轻的一代仍需要牛虻那种为革命忍辱负重，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对革命忠诚不渝的献身精神”。译者心目中的牛虻与三十多年前主流宣传话语中的形象别无二致。这说明1970年代末《牛虻》重新流行后，人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和定位接续了19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所谓拨乱反正，是以1950年代的源头为正。但经典在新时代可以发掘出新的意义和审美价值，被旧时代强加和误读的东西更应厘清，还以原貌。

　　无论革命英雄主义的宣传在已饱受多元化文学趣味熏陶的读者群中是否还会引发同样热烈的共鸣，1990年代中期，《牛虻》仍是以红色经典的定位受到官方推荐。从1994年3月开始，新闻出版署开始推行“书架工程”，至1995年2月已选定三百余种图书，文学类作品中包括《牛虻》。1995年8月，新闻出版署发布了第二批《常备图书目录》，《牛虻》也赫然在列，并指明为中青社的译本。借此东风，中青社推出了《牛虻》的修订版，恢复了李俍民译文中的大部分删节，由译者的遗孀撰写后记。李俍民已于1991年去世，一直没能看到他一再呼吁的全译本。事实上，这个新版仍旧辜负了译者和读者的期望。据笔者统计，其中仍有十七处共一千七百九十六词的删节，这些内容在开放已久的意识形态标准下本不该再是禁区。

　　1997年，《牛虻》问世一百周年之际，宋韵声撰写的《〈牛虻〉三部曲及其女作家》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伏尼契的专著，但内容粗浅且错误颇多（后来）。在1998年第七期《上海文学》上，刘小枫发表了《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文中以伦理关系的视角让几位主要人物从各自的立场进行讲述，试图解构已被神化的革命英雄主义叙事。这是第一篇没有将《牛虻》定位为革命小说的评论，然而其中对人物行为的解读显得自说自话，一些情节的描述也与小说的设定颇有矛盾。例如小说中用大量细节来铺陈牛虻对蒙泰尼里怀有的深厚感情，但文章作者却忽视了这些明显的线索，把牛虻的态度描述为一味的怨恨与复仇，将他参与革命简单解释成借此报复私人的痛苦，而不考虑他抱有为国为民的理想，真诚投身革命的一面。毋宁说，作者出于自己叙事的需要建构了一个与以往的革命文学面目迥异的文本，但这仍是一种扭曲，并不是《牛虻》本身。

　　1990年代，随着政治氛围的变化，俄罗斯学界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昔日虔诚膜拜的经典都进行了重新评价，将其请下神坛。书中一些维护斯大林时代正统意识形态，有歪曲历史之嫌的内容受到质疑。类似的反思也在中国出现了呼应。2000年，中国团队到乌克兰拍摄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央视上映。剧中的保尔与以往中国人熟悉的形象颇有差异，如对契卡的粗暴作风和肃反扩大化等“阴暗面”表现出怀疑和批判。剧情也突出了保尔身上人道主义的品质。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好书吗”、“新时期是否还需要保尔精神”这样的追问一时间成为热点话题。

　　随后，制作方顺势投拍了在中国语境中一直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紧密相连的《牛虻》。《牛虻》电视剧在经过两年的筹备后开机，仍旧与乌克兰杜甫仁科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杜甫仁科制片厂的厂长尼古拉·马先科1980年便曾执导过一部《牛虻》的电视电影。这一版本约三小时，与1955年版电影相比篇幅扩大了一倍。片中细腻刻画了牛虻与琼玛的爱情，也较为充分地表现了蒙泰尼里内心的痛苦，没有跟从旧版将其塑造为面目可憎的伪善者（新版中饰演蒙泰尼里的是著名演员兼导演邦达尔丘克）。这个版本在中国曾有译制，但没有广泛传播，影响甚微。中国版的电视剧《牛虻》长达二十集，据导演吴天明自述，拍摄此剧是力图在信仰缺失的时代歌颂爱与信仰，“立足于当代社会和观众的需要，以新的视角来诠释剧情和人物”（语见《为爱为信仰——在〈牛虻〉剧组主创和演员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6月）。剧本加入了大量原创情节，例如马蒂尼变成了亚瑟的大学同学，神父卡尔狄最初是从蒙泰尼里的口中探得亚瑟与青年意大利党的关系，甚至安排绮达为营救牛虻而献身。此类盲目追求戏剧冲突的编造或许是为了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口味，却损害了原作的风貌。这部电视剧通过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但至今仍未公映。

　　2003年，一部讲述“文革”中红卫兵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在美国上映，导演是韩丁之女，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卡玛（Carma Hinton）。导演选择《东方红》与《牛虻》两个代表性的意象贯穿全片，借用苏联1955年版电影的画面重温了《牛虻》的主要情节。片中接受访谈的徐友渔认为，《牛虻》这个结合了革命理想与爱情的故事对那一代青年树立革命信念起了深刻作用，身边的同学“都把牛虻作为自己理想的化身”。另一位受访者朱学勤则表示，年轻时被牛虻坚忍不屈的意志和书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氛围所感染，而当“文革”结束后重温电影《牛虻》，印象最深的却是当初忽略的，牛虻和蒙泰尼里在狱中相认，痛斥其谎言欺骗并与之决裂的一幕。朱学勤从牛虻对蒙泰尼里怀有的复杂感情中产生了共鸣，那种发觉受蒙蔽后恍然大悟又痛心疾首的体验“让我想起我的红衣主教，想起我们自己和党文化的关系”。

　　将自身经历与《牛虻》自觉联系到一起的不仅有纪录片中的几位受访者。以反革命罪被杀害的林昭在狱中曾多次借用牛虻和蒙泰尼里的关系，抒发自己对一度当作偶像来崇拜的领袖和革命理想的幻灭。另一位学生右派林希翎则称自己在反右初期因天真愚信而受骗，犯了“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引文来自钱理群《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载《今天》2006年第2期）。由此可见《牛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中是何等深入人心，无论是革命还是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他们信手拈来的都是来自这部所谓革命文学经典的同一套话语。

寒春（1921-2010）

　　1945年，伏尼契的最后一部小说刚出版时，尚在美国研究核物理的寒春曾去拜访过这位姨祖母，但对其并无深入了解，印象仅限于创作过一些小说和音乐作品。来到中国之后，她才惊讶地发现《牛虻》在中国和苏联竟如此家喻户晓，而身为亲属却一直没能意识到她的重要价值。寒春对共产主义革命倾心不已，在她看来，《牛虻》体现了伏尼契的先见之明，“抓住了当下正激荡世界的剧变的本质”（引自1964年10月24日寒春致Geoffrey Ingram Taylor的信，原档藏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泰勒是伏尼契的外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1961年，伏尼契去世后不久，美国一家书商重新发掘出版了《牛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美国知名记者，著有多部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作品）撰写的导言试图分析《牛虻》不仅在革命时期的苏联大受欢迎，如今仍旧畅销不衰的原因。他认为这个描写革命和密谋的故事体现了在现实运动中久已难觅的单纯动机和纯洁目标，对以推翻当下世界政治秩序为己任的那些国家的读者特别具有吸引力（参见Pyramid Books 1961年版The Gadfly导言）。索尔兹伯里以另一种意识形态视角做出的评论，似可为寒春这样深怀左翼革命理想的读者对《牛虻》的热情称许作一注脚。

作者王蔚

原载于《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