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而起

故事实在是差强人意。忘了是几时看过了。故事也忘了。只是看的时候，每次男主角出现，就会想到刺激1995的情节。奶奶的，刺激1995实在是太经典了。

    前几天看过韩国电影《华丽的休假》，我分明地感觉到：就连我这样一个旁观者都感到伤痛和仇恨在心底涌动。那么那些运动中的当事人呢？这样的伤痛和仇恨在心里长年淤积将产生一个怎样的毁坏和苦毒的力量呢？这是我担心的，因为：韩国有光州，我们有天安门——有些东西实际上不是真就那么遥远得几乎和我们无关。我所担心甚至是害怕的就是这个，那样一个可怕的力量，有什么可以化解它呢？今天看的电影《揭竿而起》（又译作“恐怖袭击”或“引火烧身”）却似乎明白了我的担心，并且提供了一种答案。
    电影说的是南非以暴力反抗种族隔离的争议史实人物帕特里克·察莫索波澜壮阔的半生。年轻的帕特里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班的炼油厂里做到了领班，拥有自己的车，有幸福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和稳定的收入使得他很少顾及什么所谓的种族运动。一次，业余时间作为孩子们足球教练的他伪造病假条带孩子们去比赛，并且去看望自己的情人。当天晚上炼油厂发生爆炸——“恐怖袭击”。由于不能提供确凿的不在场证据，帕特里克被捕，他的一个同事被折磨致死，连他的妻子也受到残酷对待。尽管最终平安出来，但帕特里克心中的仇恨已不可遏制，他离家真正参加了“恐怖组织”来反抗白人统治，他接受任务来真正炸掉炼油厂，被之前审问他的白人警探尼克·沃斯抓住，送往了鲁班岛监狱。
    种族问题，政治阴谋，这些大东西在电影里都有反映，不过我不会随着这些去走到自己的不平与愤怒里去的——我已经过了这样的阶段了。我所关注的是主人公帕特里克在从鲁班岛回来时，述说自己内心所得的释放，他引用了纳尔逊·曼德拉的话：“我们是无法得到自由的，直到我们学会原谅。”仇恨，往往带着一种挥之不去、难以克服的惯性，它悄悄地潜入人心，等到它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不管有没有意识到，都已经很难挣脱出它的轨道了，我明白这个状况，因为我一度长时间在这里面。是的，我听到的，看到的，和经历的都让我不自觉地走进了仇恨的轨道。进入了这个轨道后，人的目光会变得很狭窄，狭窄得会只盯着自己的伤口，并铭记着肇事者，看不见其它一切，尤其看不到自己所行的。在仇恨轨道里，就算再怎么在“自由”的口号下行事，自身却已经无法自由——因为仇恨和苦毒固有的惯性让人回不了头。这个时候，只有原谅才能使人走出这个轨道，摆脱惯性。我不知道帕特里克何以可以进行原谅，但是我却从我自己的经历里可以明白：如果那个伤口不再，我也就不会再注视那里，也就可以不再铭记肇事者，那么何以让那伤口不再呢？——是那奇妙的双手。
    电影前面大半部分都让人紧张，紧张那个原本老实本分的男人会在仇恨里作出什么事情来（电影本身不是叫做“恐怖袭击”、“揭竿而起”么？那之后呢？我想起了《华丽的休假》里的街头。）然而，让唱国际歌的人失望，却是让我欣慰的是，在帕特里克最后走下轮船，看到他安然的表情和平和的眼神，听着他内心的自白时，一股温暖毫无征兆地撞进了心中，我几乎感动得要流泪，不只是为主人公自己的人身和心灵双重的释放，还有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照出了我自己曾经心里的东西，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盼望：那些时候，我也是多么渴望那样心灵的释放，渴望挣脱仇恨和苦毒的轨道啊。
    电影最后以真实的帕特里克的谈话和生活结尾：他收养了几个孩子，带着他们生活，他的神情里充满了乐观。这时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想，这不仅仅是电影，不仅仅是艺术，都是真的。心灵的释放是真的，原谅是真的，脱离仇恨的轨道是真的，自由也是真的，帕特里克是真的。
    我还有感恩和赞美，因为和帕特里克一样，我心里的释放和挣脱，也全是真的！

关于南非种族斗争历史的一部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剧情简单而平实，看的时候未免有些无趣。

想不到是《爱国者游戏》导演菲利普·诺伊斯的新作，听说他最近热衷政治题材，以后的好莱坞商业片看来就更不用期待了，因为好的商业导演都像菲利普·诺伊斯一样，有了追求。

我素来喜欢的蒂姆·罗宾斯这次是演大反派，而且是个很聪明的反派，黑心黑手。不过戏就没什么好看的。 唯一高兴的，是电影里用了很多鲍勃马力的雷鬼乐，喜欢。还有那些黑人，太厉害了，不论是婚嫁还是葬丧，还是上班或出操，张嘴就唱，全是四，五个声部的和声。 倒可以算是不错的音乐剧，呵呵。

中共的老朋友、曾3次访问中国大陆的南非共产党领袖乔•斯洛沃，作为城市游击战专家和反种族主义的人权战士，是第一位进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机构（非国大全国执委会）的白人。1981年，他叮嘱女儿肖恩•斯洛沃：“如果你将来要讲述有关我们历史上种族隔离时期的故事，千万别忘了帕特里克•查姆索，他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英雄。”

2006年，肖恩•斯洛沃在父亲去世十周年之后完成了老人家的心愿：由她编剧、菲利普•诺伊斯担任导演的美国影片《揭竿而起》（Catch a Fire），真实地再现了帕特里克•查姆索被逼上梁山，掀起反种族主义黑色风暴的历史画卷。
　　
影片采用倒叙方式，描述查姆索自幼随父亲从莫桑比克移民南非，在种族隔离、令人压抑的环境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查姆索咬紧牙关，终于在1980年代初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汽车、房子、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个人事业也节节向上，荣升塞昆达炼油厂的领班----
　　
为了这一切，他从踏上南非的土地就开始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调，工作要拼命；为了家庭的幸福，眼看非洲人兄弟在眼皮底下被枪杀，只能流下恐惧的泪水；风起云涌的人权斗争，他视若无睹，业余时间都用来训练一支少年足球队。
　　
工友偶尔使用了一次白人的专用厕所，若非查姆索说好话，几乎大难临头----工友满腔怒火：“他叫我无耻的贱货！”
　　
有人劝道：“你老婆怀了孕，要是你被抓起来丢掉工作，她怎么办？想想吧！”
　　
想想吧，仅仅因为母亲收听非国大的广播电台，查姆索便半是威胁半带讥讽地说要买张车票送母亲去莫桑比克接受“民族之矛”的军事训练，以便回来解放南非！
　　
1981年6月，查姆索为一起爆炸案蒙受冤屈，饱受警察长达半年的折磨。更糟糕的是，妻子也被连累进来，受到严刑拷打。种族主义者的残暴和无耻，激怒了查姆索，靠诚实劳动、本分为人进入中产阶层的梦想原是海市蜃楼：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一天，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就是痴人说梦。
　　
为结束2500万黑人遭受区区300多万白人残酷压迫的悲惨、屈辱的境遇，查姆索义无返顾地抛家弃子，加入“民族之矛”-----
　　
Apartheid是南非荷兰语的单词，意为区分隔离。南非白人政权使用这一名词作为种族歧视政策的正式名称：以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为开端，到荷兰裔为主的国民党1948年上台执政，种族隔离制度达到了高潮。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南非居民被正式划分为白种人、黑种人、有色种人和亚裔人，不同种族的人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受不同的教育。地位最低的黑种人被隔离居住在指定地点，不得和白人结婚、喝酒、同住一地、同处一室、同校就读、同院就医，不能使用同一公共设施和场所。
　　
从出生到坟墓，肤色决定了一切的一切。
　　
1960年3月21日，南非德兰士瓦州沙佩维尔镇的非洲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当局推行种族歧视的“通行证法”，遭到血腥镇压，70余名非洲人被打死，200多人被打伤。举世震惊的沙佩维尔惨案惊醒了奉行非暴力主义的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于1961年11月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提倡有限暴力，袭击目标主要是带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标记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目标，反对针对个人的恐怖主义活动。
　　
南非非洲人的人权抗争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联合国大会1970年发表宣言，强烈谴责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它是危害人类良心和尊严的罪行，同纳粹主义一样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南非饱遭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的孤立境地。
　　
连查姆索这样谨小慎微、与世无争、看到白人就低声下气的老实人都忍无可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种族隔离制度之邪恶可见一斑
　　
南非半数以上的汽车用油都是塞昆达炼油厂出产，顺理成章地成为“民族之矛”的首选攻击目标。在莫桑比克接受训练之后，轻车熟路的帕特里克炸毁了塞昆达炼油厂，被判24年徒刑。这起轰动南非的特大爆炸案极大地鼓舞了非洲人以暴抗暴的决心，反种族主义的黑色风暴愈演愈烈。
　　
在国内外巨大的压力之下，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被迫无条件释放曼德拉，为最终实现民族和解、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敞开了大门。
　　
《揭竿而起》摄制组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获准在塞昆达炼油厂实地拍摄。制片人罗宾就是编剧斯洛沃的妹妹。除了她们大名鼎鼎的父亲，母亲鲁思•福斯特也是反种族隔离制度活动家，死于南非特工寄来的邮件炸弹。姐妹俩把这部影片献给父辈，以及查姆索这样为自由而战的勇士。
　　
查姆索在罗本岛监狱服刑十年，于1991年重获自由。狱中，在曼德拉的教导下，他明白了宽容、谅解强于复仇，白人和黑人应携起手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南非。目前，他同妻子在南非东北部的小镇上开办了一家“两姐妹孤儿院”，酷爱足球的他正在训练一些天赋出众的少年：“我们将不断努力。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前，这些男孩中至少有一个将进入国家队。”
　　
“民族之矛”为掀翻黑暗的种族隔离制度贡献良多。甘地发端于南非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最终能在印度开花结果，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当局不可同日而语：前者的文明程度显然高于后者。用炸弹惊醒执迷不悟的种族主义者，迫使他们承认自由平等是天赋人权，未尝不是无奈和有效的一种辅助策略。
　　
2008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一则深藏记忆深处、由政府出资的公共广告仍然令学者许刚震撼、警醒与感动：充满了整个画面的，是肤色与服装各异但一概手无寸铁的平民男女，被全副武装的军警驱赶、殴打、虐杀。画外音是深沉的男低音：“在世界上的这些地方，人们为了能投票，正经历着这样的苦难与斗争——而明天，你只要穿过马路就能投票。记住：明天去投票！”
　　
明天去投票：天若有情天亦老！但愿揭竿而起、逼上梁山永远成为记忆。民主选举是保障自由平等最不坏的一种制度，也是人类政治智慧目前能够达到的顶点。
　　
为了自由，人类已经流了太多太多的血：那些不该凋零的花儿，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芬芳，是因为追求自由的生命放射出宇宙间最灿烂的光华。
　　

 
好久没写影评了：）


《揭竿而起》：一个良民的自供状


在中国，你可以叫我A；在欧洲，你可以叫我B；现在是在南非，这个和你说话的黑人叫帕特里克·察莫索。
我绝对是一个良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赛空达地区，如果你在街头说，帕特里克是一个恐怖分子——这是白人殖民者给反抗他们暴政的人所统一安插的罪名，反恐怖，多么冠冕堂皇，多么义正词严，所有的敌对者都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不管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诸神之争，皆可以顺利转化为暴力与反暴力、恐怖与反恐怖之争——只要略微熟悉我的人都会认为，你在开玩笑；或者，你喝高了；或者，你是个神经病。
我在一家大炼油厂当领班，这个工作很体面，而且有一份好收入，再加上我于公余兼职做一家少年足球队的教练，足以养活我美丽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女儿，我的母亲。奢侈的生活不是我这等人所能设想的，只是在商场瞥见那些华贵的家具，妻子的眼神陡然涌起一股火热的力量，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不安最终化作现实的瘟疫，并非因为妻子对奢靡生活的向往而引发的背叛，无论如何，她是爱我的。而是——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荒谬——那天夜里，炼油厂爆炸，我恰恰请了病假，最麻烦的是，那张病假条被查出来是假的。
我必须向你们说出真相：那天，我带领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作为教练，我理应坚持到底，谁能保证，这帮足球天赋高到能用左脚绣花的孩子中间，就不会产生又一个埃托奥或德罗巴呢？
最后，我们胜利了，而天色已经晚了。我想起附近有个朋友，就过去看望她。诶，我该更坦白一点，她是我的旧情人，只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往来，我看她更非旧情复发，而是，她毕竟在抚养我的儿子。
我承认，我的德行有污，但鸡蛋上一个蚂蚁大的缝，就能吸引成群的苍蝇？时光一个小小的错位，就能改变生命的航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牢狱之灾，刑罚之苦？是什么，促成了我从一个连母亲在夜间收听非洲国民大会的广播（相当于同时期中国人所收听的“美国-之音”）都要强加干涉的小心翼翼的良民，蜕化成一个最终悍然炸掉了炼油厂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战士或暴徒？是命运之神，还是尼克·沃斯？
尼克·沃斯，那个统治我们的白人警官，反恐怖组织的头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起初是因为对他的怨恨，到后来，则是一种困惑。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相比于那些醉鬼或清洁工一般的白人统治者，他文质彬彬，像个绅士。他还是个好父亲，我到他家吃过午餐，和我一样，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恩，他的妻子更贤惠宽和。看得出他的家庭之和睦。他抓我，拷打我，逼问我，只是尽他的工作职责。
这就是我在那个小岛监狱里面一直闷头思考的问题：对于我所遭受的迫害，对于我所造成的灾难，尼克·沃斯是否有责任，或者说，他与我一样有罪？如果有，他该如何承担，像我这样被囚禁多年？他若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坏人，那也罢了，我很容易下论断。可他不是，但判定这是制度之罪，历史之罪，将由谁来背书，谁来买单？
后来我阅读了汉娜·阿伦特女士撰写的为纳粹服务而被判处死刑的艾希曼的书，她说，极权主义的罪恶通常不是极端的，而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平淡无奇的，人们不能从艾希曼那里获得任何恶魔般的、凶残的深度。这个说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批评者认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有误。也许，作为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缺少一丝冷酷。但“平庸的恶”一说，拓宽了辽阔的诠释和适应空间：那些平庸者未必深知自己在做恶，在他们出生之时，就被泯灭了善恶观的意识形态所洗脑，从而丧失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之下的工具主义的螺丝钉，到头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专制者纷纷作鸟兽散，遗留了一堆平庸者承担历史的罪责，这样公平吗？基于此的新世界会有所好转吗？
但我坚信，哪怕平庸者对恶的涵义一无所知，视做恶与做爱一样为人的生理本能，他仍然要为此承负责任。因为我同样坚信，专制永无可能改变人性的根基，它顶多只能改变恶的形状和重量而已。所以，对那些寄生于恶的巨无霸机器之下、扮演螺丝钉角色的平庸者，请你们扪心自问：当你们在做恶——你可以辩解，这是你的工作——之时，你的心底，是否涌现出一丝羞愧，一丝悔恨？
尼克·沃斯显然没有。我直视过他的眼神，那里潜藏着一种自命为正义代言人的坚定和冷漠。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自己所服务的制度是恶的，这是那一类来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医生心头的顽疾，当他们置身于贫穷、落后、专制的语境，他们会不由自主化身正义天使，确信自己将带来善的阳光。当他把我抓进牢房，当他对我严刑逼供，当他开始软硬兼施，当他带我实地探察，当他以我的妻子、我的家庭为胁迫，迫使我高呼“那些都是我干的”，尽管我什么都没干，当……最后，他把我放了，因为他确认我无罪，他对自己的公正沾沾自喜——这些天里，他的眼神从未流露分毫犹疑。
他再次向他的同事证明了他的精明强干，他近乎先知的判断力。而我，一个无辜者，却白受了几斤罪。身上的伤已经麻木，而心上的伤却终生难以愈合，滴不尽的血像被荒废的时间一样在苦痛蔓延。晓得了真相的妻子不再信任我，家就这样毁了。我在夜里走进母亲的房间，将她正偷听的非国大广播的声音调大，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战斗宣言如冬天的海浪冲击我心中的礁石，我混沌不清的灵魂。再见，我的怯懦和谦卑。再见，我的过往。再见，我的家。
我就这样告别了良民生涯。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战士，更不是值得万众拥戴的反暴政的英雄。关于我的战斗生涯？在我拉开引爆器的一瞬间，我忆起了以前在炼油厂艰辛工作的美好时光。但我知道，时光再也回不去，我不可能再次踏进那一条幸福的河流。哪怕若干年后，我走出监狱，恢复了自由身，重新做一个良民，天空与草原依旧，世俗的叫卖声依旧，妖鼓的节点依旧，炎夏烧荒草的味道依旧，我的心性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裂痕可以消融，疼痛始难祛除。我在反抗恶的同时，亲身参与了恶的再生。恶的最大毒害，即是使那些自以为占据了正义的反抗者仍逃不了恶的侵蚀。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是在重逢尼克·沃斯之时，尽管我只远远眺到他的背影，我确信是他。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屈辱、悔恨、破损的生活之门，被扭断的光荣与梦想……我生发了一股杀死他的冲动，然而，一个声音从心底滋长：宽恕，宽恕。不是宽恕他，而是宽恕我自己。
不用我惩罚他，甚至不用法律惩罚他，命运已经做到了。他老了。风中的白发象征着过时的权威。世间一切权力最大的对手，就是时间。
这部以我为主角的电影被翻译为“揭竿而起”（《Catch a Fire》），其实是夸大了的误译。我需要再度重申，从良民到战士或暴徒，仅仅出于偶然，这种偶然性比你买彩票中了一千万还要小。我拒绝张扬所谓的大义，我只想做一个良民。
但这里还是隐藏了一种必然：暴政往往使你欲做良民而不能。
……
时辰到了，我该上路了，今年的烧烤生意真不错，嘿，小子，听说你们那的猪肉又涨价了？什么，那些吃不起猪肉的人们向我学习，开始烧公安大楼？……

2008年7月5日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