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吉巷的火枪手

如果不是看了斯坦利的剧情阐述，可能真的会看不懂，比如放药的镜头就极为迅速，最开始还以为是《lonely villa》式的故事。进一步阐明了特写镜头对于突出重点的重要性，当然现在又有点滥用了。

此前多数默片受舞台剧的影响，人物的刻画多通过演员夸张的动作和肢体语言呈现。

但在这部片中每一个镜头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有关人物性格的视觉信息，譬如不同人戴的不同帽子，“除小妇人戴头巾外，所有人物戴的帽子都各有不同。基德歪戴着的帽子表明他要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作为他那个流氓帮的头子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的对手戴顶草帽，企图使自己显得有教养，成为女士们喜欢的男子汉。乐师的垂边帽表现他既粗枝大叶又傻里傻气。小妇人的女朋友戴的宽边帽使我们怀疑她的道德品质。这些当然只是外表的线索，但是它们能很快提供视觉信息，而且是同其他表征相一致的。”

这一次格里菲斯不再将角色只作为说教意义的道具，而是使用了更高明的方法来展现他的主题——通过人物的运动和交互。

平民窟的外景镜头中，人来人往，“小妇人相当快地挤了过来，独自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格里菲斯先让画幅中的运动朝一个方向进行，然后又让小妇人单独朝相反的方向运动，从而使她几乎像是英雄，至少显得突出。她穿的是旧衣服，但是她的形象是刚毅和勇敢的复杂混合体，使人肃然起敬。作为背景的环境不仅是消极的，而且几乎是怀有敌意的，使她处于孤立状态。这个镜头起先显得与叙事无关，但是到我们把它同下一段联系起来看时，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下一段的内容是小妇人发现母亲在她外出的时候死去，她哭了。如果没有她走过街道的那一段（它很短，只有一个镜头）作为过渡，那么她的性格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会产生矛盾：她的强硬（打基德的耳光）就会同她的柔弱并列在一起。

格里菲斯用一系列的镜头使她同环境联系起来，从而凸显出了性格。

乐师的性格也通过走路的步调以及几个动作呈现出来，“乱冲乱撞表现了一个性格急躁的人的思想如何杂乱无章”——一个傻傻的、为了钱命都不要的家伙。

而火枪手基德在这里被刻画为一个敏感、谨慎、颇有正义感和幽默的Ganster。

看起来他嬉笑不羁，个头也矮过手下们，但对待事情老练的处理却告诉我们他能做头头的原因。（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我突然想到《发条橙》）

这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

匪徒们的舞会上，一缕轻烟透过门帘的缝隙幽幽地飘进来，而基德有意无意地露出半个侧脸，窥视着一切。在发现流氓企图对自己的妞下手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救下美人，将其救于水火。

他那种老练的强硬姿态贴切地突出了他的外貌，这种姿态的目的是要影响他的对手。

而在火拼中，格里菲斯又使用了他惯用的交替切入；“他们的运动几乎是既对称又平行的......随着影片的进展，摄影机向他移近了很多，当他走向决斗场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紧贴墙边的一个中景镜头；我们注视着他转过街角，而且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被枪杀。他的喽啰排成单行跟在他后面。在一个巧妙的特写镜头中，他的头布满画幅右侧，而左侧只是一面砖墙。在这样极端紧张的时刻，环境显示出他的基本特征：一个孤独的人处身于绝望境地，他感到害怕，但又被迫去冒生命危险，以求保持自己手下人的尊重。“

令人印象深刻的纵深调度

在《火车大劫案》中也出现过这种“让演员朝摄影机走来，再经过摄影机走过去。”的镜头，但在格里菲斯以前，“人们并没有把活动对象的特写镜头戏剧化地纳入电影观念。”

至少没有一群人像这样走过。

这种做法的效果是使得一个人暂时离开他的环境，然后又在他继续移动时，把他同周围的活动联系起来。相反的过程是一个靠近摄影机的演员走进中近景。这部影片有效地使用了人群拥挤的或范围有限的环境的纵深，它产生的现实的立体感超过了以往的影片。

当然，在这里格里菲斯拉长了流氓集团火并的活动，以便在叙事中造成紧张，制造悬疑。但从画面上看上去（尤其是在定镜头＋景别单一的情况下），缺乏空间的交代，看上去只是两个团体在屋子里进进出出、耍酷、进进出出，在这里和其他角色的互动也是少之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