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喜剧

看彭浩翔的电影总会有大量的粗口对白，还有浓浓的港式味道，而镜头也总是对准繁华都市里的小人物。这部用12天的时间炮制出来的《低俗喜剧》，同样粗口、港味、小人物，跟华丽、炫目、大制作一点都占不上边，然而观众却偏好这口，票房累计超3000万。
杜汶泽在电影里面的角色杜惠彰，他既是一个卑微的电影监制，也是一个无用的丈夫，还是一个温柔的慈父，更是一个喜欢年轻女孩的猥琐老男人。这个监制，其实并非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体面——市场竞争激烈，没钱开戏，被迫北上找老板投资，喝酒赔笑，牺牲色相——这个监制当得还真是能人所不能，简直要把自己逼成超人；这个丈夫，为了自己的梦想，“砸锅卖铁”都要去拍电影，很“自私”也够“幼稚”，连赡养费也要一拖再拖；这个父亲，是女儿心目中的偶像，努力实现女儿“希望在电视上看到爸爸”的小小愿望；这个猥琐老男人，三四十岁还老牛吃嫩草，“潜规则”女演员，拍的还是三级片。
“鸠毛”理论、咸酸菜炒牛欢喜、爆炸糖口交、人兽交……各种离奇，各种荒诞，各种重口味。整部影片，充满了各式各样成人话题。我很喜欢杜汶泽sell“桥”的那段对白，看得我捏了一把汗，最终被那句“我真系作唔落去喇。”引爆笑声。也很欣赏郑中基那一个关于拍《官人我要》续集《官人我又要》和续续集《官人我仲要》，还要找回儿时女神邵音音来当三级片女主角的good idea，够大胆。也觉得爆炸糖这个玩意儿实在太有创意，值得一试。也认同杜汶泽去见女儿的校长时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育儿理论，何必要孩子在名校里牺牲了只有一次的快乐童年——很多父母总是用“我认为”去思考，却忽略了孩子们“想要什么”的自由。
虽然这部电影被拍成为一部喜剧，同时也拍出了我们平头百姓的百味人生，在一波又一波笑声之间，停顿处满是辛酸与无奈，又是那句老话：现实是残酷的。监制没钱吃饭没钱付赡养费，导演要开麻将赌档来维持生计，想拍电影却无奈屈服在投资方的淫威下只能拍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作为父亲想跟女儿多多相处却受到前妻的阻止。
梦想总是在现实里遇上尴尬，成长就是慢慢习惯现实老爱跟你对着干。
虽然从小就知道“现实是残酷的”，然而，到底有多残酷却并没有什么概念，甚至，或许连残酷本来是什么也一无所知。直到离开了校园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终于无法忍受所有的委屈，眼泪无可抑制地爆发，在只有零星灯光的回家路上，才窥见了残酷现实的一点端倪。
原来，承受无端的谩骂，就是现实的残酷；原来，面对当下漫无目的的人生想作出改变却又无计可施，就是现实的残酷；原来，没有得到自己的理想工作，这也是现实的残酷，失恋是残酷，失业是残酷……人活着本来就是要经历残酷，然而“人生最残酷的地方也许根本不是残酷本身，而是你必须得穿越残酷本身，到达彼岸……”——这个句子是我在《最爱的男子》这本书里读到的，那时候读着觉得很厉害的句子，如今看来却是另一番滋味，犹如一抹陈香，沉淀下所有浮躁的菱菱角角，叫人安心。
电影成功地跟观众开了个高级玩笑，令人不禁会心一笑——人生也莫过于如此，笑中有泪，恨中有爱。所以说，无论如何，要学会自娱自乐。没有人哄，就自己来逗，没有人疼，就自己爱自己多点。
所以那夜，我独自在黑夜里擦干眼泪，对自己说：人生最紧要搞笑，最强的武器就是幽默。
人生就是要有这样的喜剧精神。

题记：到港唔睇三级片，自称低俗也枉然。——梁振英。

在香港看完彭浩翔的新作《低俗喜剧》，对于该作品的孰优孰劣，我发觉我没办法简单地用一句好坏来定论。

毋庸置疑的是，在电影放映的这一个半小时内，你绝对会不间歇地放声大笑，笑到脸部肌肉抽筋。它在搞笑方面绝对是有ISO质量保证，所以你如果只是单纯地想去买笑，客官我强烈推荐你去观看《低俗喜剧》。

全场我笑得超级过瘾，但等电影结束后你若问我它是不是好电影，我则不得不陷入沉思。

正如我在该电影里所学到的，“洗澡弯腰捡肥皂”这个简单寻常的动作在你家浴室里进行时，它再普通不过。但如果把场景换做“男子监狱里的洗澡房”时，这个动作便成了你屁股失去贞操的认证标签。“笑点很多”这种评价和“洗澡弯腰捡肥皂”类似，在不同的针对对象下，是会衍生出不同的含义。

这便是我显得矛盾的地方。我会说，《低俗喜剧》作为一部电影，它非常一般，甚至在彭浩翔的电影里，接近差的水准。你肯定会反驳我：可是你全场都笑得很爽啊，这部电影难道算不上成功吗？

如果它是一部栋笃笑（搞笑脱口秀），或者一部“笑料集锦剪辑”，我会毫不犹豫给它十分满分。但是，优秀的喜剧电影肯定会让你发笑，但是让你发笑的未必是优秀的喜剧电影。《低俗喜剧》在我的标准里，它算不上一部及格的电影。它最大的硬伤便是它缺少电影应该具备的“戏剧高潮”。

无论优劣，每一部电影都应该拥有自己独有的“戏剧高潮”，它未必是电影最有趣最精彩的部分，却是把气氛烘托到最炽热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V字仇杀队》的“戏剧高潮”是V怪客舍身取义，民众们戴上面具平静地往市政府大楼聚拢前行。

《肖申克的救赎》的“戏剧高潮”是安迪阴了典狱长一把，爬出肮脏阴暗的地下道，在暴风骤雨中张开双臂拥抱自由。

《死亡诗社》的”戏剧高潮“是尼尔绝望自杀，二十多个学生毅然站到了课桌上面，向黯然被辞退的基廷先生献上致意：“船长！我的船长！”

但《低俗喜剧》没有。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落魄监制如何想方设法筹备制作一部《官人我又要》的三级片的故事。但我看到的是，彭浩翔如何聪明巧妙地把很多个质量上乘的黄段子整合到这个故事里，这个场景讲完这个黄段子，就跳到下个场景继续讲另一个黄段子。整合得很出色，一点都不显生硬，不会让人产生编剧硬把这个段子生搬硬套进故事里的突兀感。但是，整个故事却因此显得毫无重点，没有故事应有的铺垫和高潮迭出。

我问和我一起去看该电影的SAM和杰克：“你们觉得该电影最高潮的部分是哪里？”他们的答案基本一致：就是电影开场不到二十分钟杜监制赴约暴龙哥的“鸿门宴”那一段。

这也验证了我以上的说法：该电影就是由各个黄段子笑话集锦剪辑而成的。否则我们不会因为“鸿门宴”这个笑话在电影里那么多个笑话里最搞笑，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觉得开头的那段是高潮——即使它根本毫无铺垫和渲染，完全不符合戏剧高潮的诞生标准。

我在观影过程中，随着剧情发展产生几个很明显的感受，也证明了该电影的故事的节奏失衡——因为上述原因造成。

第一，大概看了一个小时，我按着以往经验早就觉得铺垫情节应该完了，苦苦等待所谓的“戏剧高潮”来临。

第二，当杜监制筹备好一切，终于要开拍《官人我又要》，我摩拳擦掌以为电影的高潮迭起的部分终于要来临。结果他被叶山豪推搡倒地昏迷，醒来四个月过去，电影拍完了。我一直以为最可以发生精彩故事的“拍摄期间”被杜监制的昏倒忽悠过去了。

第三，虽然拍完电影，但是剧情又激起了新一轮的矛盾。暴龙哥对拍完的电影非常不满意，威胁要烧毁底片。我惊叹，原来彭浩翔留了一手，高潮现在才要开始。

第四，结果，看过电影的大家都知道，杜监制用了神奇的一招让电影起死回生。这个“高潮只用了仅仅两分钟。接着电影就这样结束得让我措手不及。

故事结束得如此突然和不可挽回，让满心期待的我有了狠狠一拳挥空的失落感受，就像看到擂台上的拳击手叫嚣挑衅得青筋暴起胸前凸点，结果裁判挥手示意比赛开始，拳击手只挥出了一拳就把对手解决掉。
也像用电影里的爆炸嘴去对付不举：“斋爆炸，唔射。”

监制在我大陆人听来，特别想港仔
港仔充当大陆与世界的桥梁作用，起着阴毛的作用
缓冲资本与资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并协调各方利益
港人学生问学了4年就为了做一撮阴毛，老师回答还有文凭，估计这就和有证件证明自己至少还是香港人一样
然后就是大陆学生的问题了，感觉观点大致是，港人把自己说的那么好，自己在里面又有什么损失
里面应该也隐晦的批评了在港的年轻人，觉得他们玩世不恭，不努力工作，老是钻法律公司的空子为了保障自己不努力，相应的香港教育也出现了问题。
在广西发生的那些事，夸张表达了港人与大陆之间的文化差异、金钱、利益上的纠葛

导演彭浩翔谈到开拍《低俗喜剧》的原因时表示，他最想拍的是一部纯广东话的电影，而最能表达广东话的神韵，莫过于广东话脏话。正因如此，电影由头至尾都充斥着广东话式的脏话。

戏中脏话频密度之高，真是港产电影少见，庆幸大都不是为了说而说，至少不是每位角色都是脏话琅琅上口的，戏中的脏话只是配合角色身份和剧情。当然，一定会有观众认为这电影俗不可耐，然而，这电影打正旗号叫自己低俗，所以不喜真的勿看。

不要以为戏中的脏话是平常听到的这么简单，脏话落到彭浩翔的手上(编剧还有林超荣和陆以心)，顿转化成一块块笑料，偶尔也有用来作比喻或用来衬托名词，更有配合杀观众一个措手不及的剧情。如此设计，比起单单以脏话来加重语气真是高超得多了。

电影以脏话作招徕，但并非完全没有故事性。
电影由杜汶泽饰演的监制杜惠彰出任大学讲座嘉宾开始，期间从不同的话题辗转道出了监制、导演、道具师、半红不黑的女演员、拍过三级片的男演员等等电影从业员的辛酸。虽然我较不喜欢监制和前妻那段伦理关系的处理，但也明白到加插这部份令到杜惠彰这人物更为立体，亦道出了电影人往往为了工作牺牲了家庭的现实，所以就算这部份与整体氛围不太协调，其影响也不是太大。
此外，故事不乏调侃揶揄电影圈的现象和去年一些电影话题作，还有围绕着电影圈一些光怪陆离的传言。其中一场讲述监制为求得到大陆老板的投资，硬着头皮忍受无理要求的情节，可谓全片的高潮所在。彭浩翔导演称这一幕是他听回来的真人真事，真是信不信由你。

这电影是即兴拍摄的，所以故事不是很细致完整，但是才花十二天拍成这部玩票性质的电影，笑料令大家哄堂大笑，故事也顾及到想表达的讯息，而演员如杜汶泽、郑中基、邹凯光、雷宇扬、田蕊妮、Dada陈静、薜凯琪等等的互动也是火花四溅，算是非常不错了。

于我而言，《低俗喜剧》不只是一部给观众轻轻松松数十分钟的电影，其意义在于台前幕后愿意花精神去「只」取悦香港观众。这部导演特别拍给香港观众的电影，观乎首映现场的反应，香港观众是喜欢不已。

后话 :

《低俗喜剧》里不乏一些新奇的想法、让人不知就里的名词以及年轻一辈观众不知道的电影。我相信，假如电影深受欢迎，这些名称将会成为一时潮语。


【牛欢喜】 :

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原来现实生活中真有人喜欢吃牛的这个部位的。

【官人我要】(1976) :

导演透过在戏中重拍《官人我要》，向七十年代的色情电影和邵音音小姐致敬(当然也请来她在戏中演回自己)。

【爆炸糖】 :

作为一名爆炸糖的爱好者，好应该为彭导在戏中把这种很神奇的零食广为「推广」而高兴。但又因为导演以「奇招」来「推广」，到电影上映后会否因此而断货呢，这我不敢肯定，但至少以后到便利店买爆炸糖时，就好比女孩子买安全套一样尴尬。

【俹簁】 (读yà sai) :

是广东话「乸西」的正写(意思 : 做事马虎)。
在观影期间会不时在字幕上看到这个词汇。为免剧透，我不作多谈。不过，这令我深深感受到，再低俗的电影，也有让人学习文化的机会。


祁佳仕

   《低俗喜劇》的成功毋庸置疑，僅800萬港元製作費卻賺回了3000萬港元票房，更掀起了追捧港產片中「本土性」的熱潮。但在這套電影靠「低俗」大獲全勝的同時，倘若我們不只滿足於從電影中獲得低層次的視聽刺激，便會為該片的成功所折射出的今時今日之港產片形象備感沉重——或許這部如此「低俗」的影片能做到「口碑不俗」、被香港普羅大眾認受獲得廣泛共鳴，只是「港產片」的誤入歧途。

 
以「低俗性」偷換「本土性」
 
　　作為香港中生代導演中的佼佼者，彭浩翔近年來被許多擁躉視為讓港片「枯木逢春」。然而，他摸準的這套低成本、高收益的港式小品路數，看似在為被合拍片潮流不斷蠶食的「港片身份」正名，實際上卻和這座城市生產的許多其他不負責任的文化產品一樣，鼓勵著港人愈加反智、愈加不介意低俗甚至以低俗為榮。
 
　　從《志明與春嬌》開始，彭浩翔電影的賣座法寶，就是毫不掩飾地販售和消費低俗。廣東粗口支撐起的大量對白，讓本土觀眾「爽」進內心身處—— 創作者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使得人們不必對壞品味有任何羞愧，因為這是「道地港味」。而《低俗喜劇》作為一部文藝作品的惡劣之處，正在於它把對觀眾「求爽」心態的縱容，上升為一種變本加厲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打正旗號「沒有最低俗，只有更低俗」。
 
　　低俗得義無反顧的《低俗喜劇》——它連英文名也要叫“Vulgaria”——卻連「彭浩翔電影」一貫為觀眾提供的敘事樂趣也付欠奉，它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即使忠實粉絲，也難以講明除了串聯起一個個黃色段子，該片意義何在，於是他們說，至少還有本土創作者願打造一部「只」取悅本土觀眾、「只」瞄準本土市場的電影。
 
　　但這恰恰是讓人最心驚之處——因為「只」拍給香港，所以可以臨時起意即興拍攝，交出一個東拼西湊的故事，因為「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因為要滿足港人，所以要盡情釋放這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內部人們壓抑心底的粗俗低劣，將guilty pleasure 變成guilt-free pleasure。
 
　　《低俗喜劇》的賣座，證明彭浩翔用文化垃圾娛樂普羅大眾成功，也印證港產片及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潛規則」：「低俗性」才是叫好叫座的「本土性」之主流。
 
　　男主角杜汶澤接受採訪時大言不慚：「低俗是港產片的一個核心價值。」本土創作者與受眾早已視「低俗」為理所當然，甚至理直氣壯地將其美化為「香港特色」，這種文化消費上顛倒黑白、毫無反省能力的惡性循環，才真正讓人感到悲哀。
 
　　對於文化藝術創作者而言，比創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怎樣用作品詮釋人性、關懷現實。但《低俗喜劇》卻無疑作出了一個畸形的示範。影片擺出「電影良心」的姿態，看似通片都在講電影人為本土電影的「犧牲」，但實際上是以一種毫無承擔的創作姿態去傷害電影。「純正港片」的概念被偷換成「三級片」，港式幽默被偷換成重口味、賤格與刻薄，而「電影夢」更偷樑換柱成「開工大過天」的急功近利。創作者嘲弄整個行業的玩世不恭中，並未提出思考與反省，反而以極傲慢的態度調侃業界，將電影生產的複雜狀況簡化為「資本」與「性」的交換——拍電影和「賣身」無異，而電影根本就是滿足人慾望的工具。
 
　　整套《低俗喜劇》中，創作者自認「娼妓」。他們娛樂大眾的同時，也在充分賣弄小聰明侮辱大眾的智商。戲中角色唯「搵食」至上、全無底線，而這套戲也爲迎合觀眾的惡趣味而不設下限——搞獸交噱頭、物化貶低女性、簡單粗暴地消費慾望卻不探究慾望的形成機制。一切都以最粗俗直接的方式呈現，反正人們只滿足於看過、笑過、低俗過，不必對電影本身心懷任何敬意。
 
　　《低俗喜劇》宣稱「不喜勿看」，但這種將「低俗」的選擇權直接交給觀眾的態度，也正表現出創作者的不負責任。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作用，因而生產一部提供低俗快感的作品，本身就是助長大眾的惰性。在香港這座根本不拒絕「低俗」、甚至刻意追捧「低俗」的城市，創作者更能利用人們跟風追逐本土文化身份的心態，將「壞品味」與「港味」劃上等號，讓人錯覺「三級片」才是港片救星。
 
　　港產片的魅力，源於通俗卻不該止於低俗，無的放矢地消費粗口與性，只會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的形象進一步惡化。故而，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
 

「反大陸化」背後的狹隘與恐懼
 
　　《低俗喜劇》的面目很「本土」，但它真正的戲劇衝突卻是「合拍」，是杜汶澤怎樣從大陸人身上拿到投資。正是利益的現實原因，導致香港在大陸面前愈趨被動、主體性日益模糊。大陸人由昔日的窮親戚變成今日的金主和老闆，令香港人始終意難平。《低俗喜劇》為香港人提供廉價的發洩，以極富羞辱性的方式去「污名化」大陸人形象——廣西黑老大竟野蠻、荒淫到喜歡獸交，香港觀眾則在盡情嘲笑大陸人的愚昧和不開化中享受到快感。這種醜化與奚落，其實是狹隘的「精神勝利法」，力圖表明儘管港人自認「低俗」，也絕不及大陸人的荒唐乃至變態，而香港的「文明」，卻正在遭受大陸「不文明」的玷污。正如 Facebook上，自由行遊客子女隨地大小便的新聞被瘋傳，完全符合片中傳達的主旨：大陸人是「蝗蟲」、是荒蠻之輩，任何令人髮指的低俗行為他們都做得出。
 
　　港人的「低俗」，最多是爆粗，而大陸人的低俗，根本與動物無異——《低俗喜劇》中這樣的設定，反映香港人面對大陸的焦慮，早已變得扭曲。大陸可以做香港的恩主，卻無法收服港人的心，港人臣服於大陸在經濟層面的強盛，卻又決計不肯放棄精神層面殘存的優越感，這種一邊依賴、一邊排斥的矛盾關係，令港人對大陸的心態正像片中杜汶澤那樣掙扎：表面曲意賣笑，內心卻感到在「被強姦」；既不能認同大陸人的「低質素」，又在被不斷同化與浸淫。當香港在大陸這個「他者」面前，感到尊嚴流失、底線崩塌又偏偏無力還擊時，病態的中港關係便愈演愈烈。
 
　　因而，對大陸人的形象極盡醜化之能事，成為《低俗喜劇》迎合港人心理的一種投機。彭浩翔有小聰明卻沒有大承擔，他很清楚貶低大陸人在本土有「政治正確」的效果，能讓港人「自我感覺良好」，卻也無形中展示出香港社會最狹隘、最投機與最虛偽的一面。杜汶澤之於大陸「阿燦」，不但沒表現出道德優越，且兩人的唯一區別只是「阿燦」手中掌控更多資本、話語權、和主見。
 
　　片中的大陸老闆完全按自身口味，去打造港產三級片——這個設定的吊詭在於，整套電影看似消費、戲謔、意淫了大陸人形象，但實際上就劇情而言，消費、戲謔、意淫的主導權根本就掌握在大陸人手上。香港認為大陸缺乏文明，而在大陸心目中，香港是怎樣的形象？——彭浩翔回答你，是「三級」。
 
　　當一個土大款想來港投資拍港產片，他腦海中只能想到拍「三級片」。彭浩翔用這種設定，為香港的文化形象作出令人心寒的註腳：「香港製造」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不是大陸在香港心目中地位低下，而是香港在大陸心目中太過廉價。當我們冷靜反思香港今時今日的語境時，便會發現整個環境的確如此。大陸人來港炒樓、買名牌、進戲院看三級片，香港只能滿足他們膚淺的、物質的、消費的需求，但本土文化的輸出上卻很蒼白。大陸人想看港片，當然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因為如今港片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
 
　　《低俗喜劇》中杜汶澤屈於淫威向黑老大妥協，不單是為「利」，更是出於恐懼。他的角色形象恰恰照明了當下中港矛盾中的焦慮癥候——無論是「反大陸化」的熱烈，還是反國民教育的堅定，港人作出判斷的基礎都是「恐懼」。人們恐懼「被整合」、「被洗腦」，就像片中杜汶澤恐懼被迫去和騾仔交媾，并堅信一旦「被大陸化」，隨之而來的會是天誅地滅的恐怖災難，而港府面對中央壓力，則一如杜汶澤的逢迎、怯懦、與妥協。或許這樣一則寓言，反而能令人懂得，狹隘而毫無反思精神的「恐懼」，只會令香港在中港關係中更被動不安、失卻理智、並無益於建構新主體性。
 
　　香港也好，香港電影也好，都需要以智慧去探索積極、進取的生存空間，重塑符合當今語境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港產片作為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核心資本，更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唯有如此，港產片才會再度煥發出它的生命力。
 
                                                                             转自作者：賈選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