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1937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日本人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

法国总统戴高乐评价日本： “日本，这是一个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这个民族非常势利，其疯狂嗜血程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吸血鬼德库拉，你一旦被他看到弱点，喉管立即会被它咬破，毫无生还可能 。”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评价日本人：“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在欧洲人看来，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卑膝，对下级凶狠残暴。日本人动不动就杀人，动不动就自杀。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心上，更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心上。所以，日本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本质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地显示，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

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留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也没有。将来会不会有？现在言之过早。中日友好，充其量只是一个虚幻的愿望。中国发展对日关系时，必须以史为鉴，而不能以虚幻的愿望为基础。

“东夷貌柔顺”的伪装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大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遣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贱众大渍”。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国民带去了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人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卧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通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计”。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崇强鄙弱的日本人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问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

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拓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馅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戚继先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企图灭亡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

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根深蒂固的恶意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抢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今天连菲律宾、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是不符合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大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一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不能以己度人看日本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

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106：105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

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大都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持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自欺欺人的善意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皇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因为受了军国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固果。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什么是日本的民意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不智之举。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他们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向日本示好，结果如何？日本人越发轻视中国，越发颐指气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桥本龙太郎敢朝拜靖国神社，敢在钓鱼岛周围陈列大批军舰，军国主义再次粉墨登场……难道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委曲术全的态度的纵容？

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而七二年之后，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事情就不断发生，这一切，与某些中国人发明、倡导所谓“中日友好”不无关系。

每当日本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中国方面必然指责这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

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殁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日本的民意如何，由此一目了然。

日本为什么不对中国道歉？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著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记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 99.4%的中间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 95%以上的人认为地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美化罪恶，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认为日本时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徽。

应看清中日关系的实质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结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

1)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

2)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

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的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

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象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就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基础。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

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它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并不存在日友好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用“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虽然动机良好，但却只是一厢情愿，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现实的方法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日本人对南京的洗劫，是一个可怕的事件。集体屠杀士兵、杀缪并强暴数十万平民，兽行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全部战争法则与惯例。南京大屠杀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作为国人我也不能例外! 但是看了这部影片我的感觉是不那么血腥，许是因为影片是黑白的缘故，知道这是作者故意处理的，因为历史比影片反映的更加残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南京陷落时弥漫在南京城空中的气氛!看完只有沉重

《南京大屠杀》的灾难，是通过中日结合的小家庭来展现的。很多抗日战争片都是讲中国家庭的遭遇。通过中国家庭的惨痛离合勾勒出日本人的暴行。而在《南京大屠杀》之中，中日结合的小家庭却更全面的表现了在国难之中，受难没有所谓的国籍的划分。其中一个细节是当日本兵到理惠子家里搜查时，恐慌的理惠子颤抖地从窗子里挂出一串千纸鹤和一小面日本太阳旗。搜查的日军见状后用日语询问她是哪里人，声音竟是温柔的。成贤被抓走以后，理惠子在一大群避难的中国难民中绝望地用日语哭诉，愤怒的难民把对日本的仇恨迁怒到这位日本妇女身上。在一连串的暴行之中，所有的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通过一个混血的小家庭来体现侵略者的复杂性，也使片子更加的立体。不过虽然它能够使片子更加全面的展现国难，但同时也淡化了中国人所受的暴行的惨绝人寰和毫无人性。 《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南京！》相比，虽说同样描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是角度却有所不同。《南京大屠杀》是通过一个混血家庭，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而《南京，南京》是从一个日本新兵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场暴行。可以说两者都是灾难的展现。《南京大屠杀》是受难的直接体现，《南京！南京！》是施暴者露出的同情来反衬暴行的惨绝人寰。两部电影也在支线当中展现了不同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展现了日本人里惠子与中国难民的纠纷。《南京！南京！》展现了日本慰安妇和日本军官的畸形的关系。 在阅读李永东老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文之后我对李永东老师论文第一部分提及到了日军暴行的命名方式与民族政治的叙事选择产生了兴趣。李永东老师在这一部分详细的阐述了中日和西方之间对这场暴行的命名方式的不同。中日将这场暴行称作南京大屠杀。西方则站在中立的立场将其称作南京强奸。两个名字虽然都不能够概括这一场暴行的泯灭人性的全部，但却也是两个最大的角度。中国和日本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是《南京血祭》《南京的陷落》从屠杀的角度来讲述历史。而西方《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则是从强奸的角度来缅怀。这样的一个区别也体现了西方人在看待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没有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区别看待。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强权对一个民族的屠戮。而南京大屠杀则是在侵入一个国家的首都之后的残忍暴行。所以在中国人看待南京大屠杀时，永远绕不开民族国家的表达，而对于强奸这一部分，则是避之不及。而日本人最初则是乐于宣传屠杀的，以树立他们的民族“英雄”。而在西方看来，中国就是一个软弱多病的国家。在国家形象上来说，描写强奸而不是屠杀则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对于这样一部通过混血家庭提现灾难历史的影片，中日西方从不同角度看待灾难会更好的表现出这部影片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