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

“怀念过去要做什么，过去的东西都要淘汰了”，影片里姨婆这样说，但层累的情感的矛盾应该这样化解吗？空洞而沉默地面对过去，是最为粗暴残酷的方式。

·镜头前的不可言说

导演面对与母亲这么长时间的彼此沉默和隔阂，想通过摄像机的媒介让她有了隐身在摄影机背后的机会，在把自我对象化的时候往往会摆脱深陷其中的不自在和对话的焦虑，从而能够讲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表达的问题，看似稀松平常但在这个家庭中呈现出来的日常对话是需要鼓气多大的勇气，才能去揭开过去烙下的创伤和屈辱，“什么都不说，反而让我们记得更清晰，一直都被困在这里没有真正离开过”，相比于女儿更为自觉地迫切的有些许安全屏障的袒露，对于母亲来说是更为困难的，习惯性的要选择回避，仿佛不去面对孩子就不会存在那些问题，因此要刻意疏远从不会有情感表达，她在另一个情感空间里可以用另一个异于母亲的身份生活，她说她领养了两个小孩，她说结婚是因为和当时的女朋友赌气，这另一重自我是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亮色，这也是纪录片中很明亮快乐的一段，她在女朋友面前会变得非常多情温柔，会给女朋友用手洗衣服，会叫她们宝贝，会发自内心地笑。

这种情感诉求和表达真实而令人心酸，人怎么会生活得这么复杂，她不会选择跟女儿们说起自己这些事情，她一次次地要拒绝镜头拒绝交谈，并不是真的不爱女儿，不是她情感能力欠缺，是她缺少一种交流表达的通道，“有些话就是放在心里不想说，不想说有的没的”，她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塑造的情感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扭曲的缺失，就像导演在采访母亲家人的时候，面对母亲性向的问题都连忙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些要做什么”，然后赶快转移到下个话题，似乎想通过避而不谈彻底抹杀掉令他们无法理解的生活，而母亲在这个环境下肉身遭受着压抑，只能用一种消极性的伤害性的方式在一起生活，当然不仅是有关同性失声这一个单一特定的维度，还涉及到传统的伦理、父权制下女性身体的他者化、中国代际家庭间的沟通理解方式、身心感受的表达方式、对人和个体生活的理解这一系列社会史精神史问题，所以这个电影文本的呈现其实是一种非常具有质感的观察，细读文本的过程能碰触到很多个体之外的面向。

·以日常为通道

但人总是有过上真正幸福的崭新生活的向往，导演用长久影像追踪的方式试图呈现一种化解的方式——日常对话。以纪录片作为媒介展现出人是可以突破这样的结构，这对于导演来说是一种救赎和解脱，对于观看影片者来说也备受鼓舞。

该如何进行关怀的有温度的祛除矫饰的日常对话，如何建立一种顺畅的通道重新打开理解的空间，从而获得新的蓬勃向上的可能性，回到人与人最纯粹真挚的关系上来，这或许是对于层累附加过多符号的当下需要反思的问题。日常对话中包含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意义，包含着对身心感受的回应，包含着人与人伦理关系的建立，不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人文领域都需要培力一种坚实饱满的日常生活，而当下肉眼可见的日常感的丧失，日常对话的空洞化符号化，日常语言的尖锐对立，快速的情绪冲撞和语言快感表达，已经让人不再耐心于在日常中理解人心，而事实上多少家庭需要这样的日常对话，这其中折射的问题足以令人深思。

·民主化过程的长久努力

在导演和这一代台湾人的努力下，在纪录片中能看到一个更富含自由度的对人本身尊重的富含伦理关怀的社会，像导演和她妹妹的孩子，小时候会觉得阿婆没穿裙子就是男生，长大后阿琳在脸书上贴文章，“每个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有没有差为什么反对”，这是台湾民主化的历程，累积很多宝贵资产，四十年来民主化的过程使得今天的台湾有新的认识，社会内部的人即使族群归属、政治价值不同，都要承认对方有合法合理存在空间，这是今天台湾社会珍贵的特色，是民主化珍贵的结果，是集体学习的经验。

这种民主化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伦理上的情感上的，影片最后能够看到一种新的努力。

看这部私密性很强的纪录片时也有着自己的私密感受，交织着痛苦、感动、迷茫，也曾面对最亲密的人之间的沉默和伤害，如果真的想要解决，习惯性的逃避和转身离去是无效的，需要鼓起勇气去彼此坦诚、承受着裸露的风险，放弃已有的根基建立在脆弱之上的成见，面对代际间的人与人之间的难以跨越的隔膜和不同的价值感意义感来源，能勾连彼此的又是什么呢，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错位，在长长久久的含混吞吐中，或许最真切的是那声以感叹号结尾的“我爱你”，那些过去的属于一部分我的印记就像那些老照片一样，该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晾晒了。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齐柏林曾以航拍的方式来俯瞰台湾岛屿的美丽与疮痍，吴乙峰将信件为依托用旁观的方式纪录大地震后灾区的悲痛与重生。从土地到历史、从环境到社会，台湾纪录片的大宗似乎多在用“大切口”落脚在“大命题”上。

当导演黄惠侦以一台手持摄影机，对着她的同志母亲，展开一场又一场对谈时，盘旋在高空的镜头终被拉回平等的视角。尽管切口很小，但透过这个家庭纪录片，个体生命经验所带来的反思，却牵引出让整个台湾社会关注的力量。

脱胎于纪录短片《我和我的T妈妈》的《日常对话》，并没有满足观众对同志群体的猎奇想象，黄惠侦以题目的改变，将纪录片的焦点从同志身份转移到日常当中。试图用朴素的生活影像，还原一个只是身份看似特别的普通母亲。

每天煮完饭后，便去外面和女友们聚在一起。会在开心时亲昵地称呼对方“宝贝“，烦闷时也会忍不住骂脏话甩脸色。买菜、煮饭、聚会、打牌，除了喜欢的对象的性别不同，黄惠侦母亲和她这个年纪的阿嫲似乎并无差异。

《日常对话》呈现出的同性群体的状态也是积极和阳光的，在镜头前，她们的话语和表情都透露出台湾妇女的在地化的人情味，日常书写极力破除的是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让她们回归普通人的身份。破除了对同志的刻板印象让她们回归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视角也真真切切回归到了生活。

从1998年开始纪录母亲，用二十年的时间消除了母亲对镜头的陌生和恐惧感。因此我们才得以见到在家穿着随意，面对镜头尽管迟疑却坦诚的母亲，从而才开启了对话的可能。在《日常对话》中，黄惠侦肩负着双重身份，她既是观察对话的拍摄者，也是完成对话的被摄对象。

开篇黄惠侦便用旁白缓缓交代了母女间的陌生状态：母亲每天匆匆为自己备完饭之后便离开，不愿在家多待，在外面永远比在家开心。从幼年开始的疏远关系，让黄惠侦不止一次怀疑母亲是否爱自己。开启对话的目的，在于修复母女二人的关系，同时作为参与者，她也同母亲在完成对话的过程中，一起面对过往的伤痛，撕开伤疤后，自我疗愈。

一次次的对话和群访，逐渐追溯并建构了母亲的过往：年轻时被说媒嫁到嘉义，丈夫喝酒赌博并且经常对妻子拳打脚踢。舅舅面对镜头时曾说：“他（黄惠侦父亲）一直在骂我姐，我在场他也一直骂一直动手，夜里三点还在骂”。带着女儿们出逃之后，通过做牵亡养活一家人。

在被问及如果时间可以重来的话，还会结婚吗？母亲笃定地摇头，一个不想成为母亲的人被迫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和义务，于是以至于她向女友们用“领养的孩子”的说法来遮掩女儿们的存在，过去的婚姻对于她来说是不愿提及的羞耻，女儿对她而言是羞耻的衍生物。

但在她坦诚面对自己的取向随性生活后也自承，女儿跟着自己吃了很多苦。无法表达的埋怨和愧疚积压在心底，久而久之，便成为了母女间隔阂的屏障，让她们变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成为了母亲的黄惠侦，身份的转变让她期待着自己和母亲也能有所改变。但她知道，如果母女俩不用尽最大的勇气共同面对曾经发生的过往，伤疤只会持续溃烂。末段，餐桌前黄惠侦终于鼓起勇气发问母亲，年幼时当父亲性骚扰自己时，她为何置之不理。

母亲否认之后低下头，但在涨红的脸颊中我们已经读到一个母亲的自责和懦弱。漫长的沉默之后，黄惠侦啜泣着回答“我要你知道，那不是你的错”。日常对话，终于在这一刻迎来了解答和救赎，与其说黄惠侦原谅了母亲，不如说她希望母亲原谅和放过自我。

黄惠侦和母亲，都没有错。那二十多年来的疏离，是何者之过？《日常对话》的纪录影像对台湾女性的坎坷处境提出了发问。

台湾“后海角时代”诸多影视作品中，父亲通常是一个缺席的人物符码。《日常对话》中的“父亲”与“丈夫”等男性角色都是不在场的，但即便缺席，却始终是一个无法避谈的存在。男性权力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黄惠侦母女俩用二十年，都未能从阴影中走出。

“我和妈妈一直都被关在了那件屋子里，不曾离开过”。因为外公的暴力，外婆曾经试图自杀；惠侦母亲的女友忍受不了丈夫的欺辱最后选择离婚，《日常对话》中的女性似乎都不曾逃脱过类似的命运。台湾传统社会性别结构带来的女性悲剧，也通过对谈一幕幕浓缩在影像当中。

噤声的人只会更加沉默，《日常对话》所做的便是用自己家庭的故事来打破沉默，对台湾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满，发出声音。黄惠侦明白，也唯有如此，自己和母亲才可以从罪责与疏离中解救出来。

片末，外孙女甜甜地问黄惠侦的母亲：“阿嫲你爱我吗”，那个曾经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母亲居然不耐其烦却又害羞地答应“我爱你啊。当母女俩人撕开伤疤，鼓起勇气面对记忆中的最灰暗时刻后，长达二十年的沉重氛围，终于在此刻变得如此云淡风轻。

让人意犹未尽，引人深思的一部纪录片。不得不夸一下，wanwan的影视作品，不论是纪录片也好电影也好，在一些展现人性方面题材上的作品相对于大陆总会略胜一筹，可能是因为没有广电局的限制哈哈哈。这部剧在16年就已经上映，直到现在，说起同性恋，可能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是不认同的，不用说认同，甚至会带有歧视的眼光去看待，包括我身边的同学，每当说起同性恋这个词往往会说性取向不正常之类的评价，每当她们在公共场合脱口而出时，我还没有勇气大声地与她争论，告诉她同性恋也应当被尊重，或许也不是因为胆小，或许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地认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素质，也就没有必要与她争论。这部纪录片不带有任何色彩滤镜，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里面的每一位成员，没有一位是以演员的身份出现的，都是真情实感地去表露自己的“隐私”。使我非常佩服的是这位四十的女导演以及她的母亲，母亲在影片的最后说了一句，拍这部剧为什么没有问一问家里人愿不愿意，可能女儿没有直面地去表达询问，但是我相信所有成员都是默认同意了的，不然就不会有前面的采访。女儿四十，我猜测母亲应该是六十多吧，这样的年纪从小就对自己的性取向有一种清晰的认知，在承受社会众多舆论下，也始终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爱，我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也做不到这样，甚至能够对镜头去表达自己的私人情感，非常令人敬佩，也呼吁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不认同同性恋，也要尊重他们。同时也呼吁所有的同性恋们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不再因为自己与大众性取向不同而羞与去表达爱，也不再违背自己内心，千万不要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向家人向社会妥协去与异性结婚生子，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对方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非常推荐哈，第一次写影评，可能有些语无伦次，以后加油＾０＾~

日常对话 (2016)

8.4

2016 / 中国台湾 / 纪录片 同性 / 黄惠侦 / 黄惠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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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ry is about someone else, fiction is about me.”

“纪录片关于他人，而故事片则关于自我”

这是引自戈达尔对于故事片和纪录片的不同描述，也是多年以来纪录片在大多数人心中所成形的固有印象：它的表现对象可以是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物传记，可以是一场历史事件，也可以只是一碗挂面的制作过程。纪录片之所以留下不夹带私人感情的印象，也正是因为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定义的先入为主。而纪录片难道不可以私人化吗？从他人到自我，这中间所需要逾越的障碍是什么？

纪录片与故事片本并不是遵照真实和虚构归类的那般泾渭分明。纪录片并是简单粗暴地将真实进行拼接，故事片也并不意味着不真实。事实上，两者之间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而无论是制作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在面对素材是都需要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只是与故事片制造影像的再现和重塑，纪录片的记录方式不被容许有太多虚构的空间，这就需要制作者以与众不同的视角进入真实，在拍摄、剪辑和拼贴的过程中重新编排叙事链。于是当一部电影承载许多私人化的情感和思想之后，故事片的作者还可以遮遮掩掩将自己隐藏在浮夸想象和润色修饰的掩护之下，以一种蜿蜒曲折的方式抵达观众，和乐于将电影与导演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观众玩捉迷藏游戏，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则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无畏的态度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袒露在观众面前。

黄惠侦的《日常对话》就是这样一部私人化的纪录片，它的镜头对准创作者的母亲、对准母亲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段落。黄惠侦在一段段与母亲、家人、母亲的前女友们的对话中试图抽丝剥茧出一个在她心中成谜的母亲。

你知道妈妈是个同性恋吗？

母亲阿女在前夫、女儿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不情愿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更愿意与朋友们一起看戏、赌博和玩乐，这样一面的她似乎更加快乐自在。对于母亲，黄惠侦总是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在她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没有消散，反而越发鲜明。

阿女是一个被认为是“T”的女同性恋者。T的说法，最早来自台湾的女同志运动。在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台湾，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深入人心——阿女所出生的台南家乡就是连家族墓碑上不允许出现女性名字的传统农村。最早浮出水面的女同志，是一些举止打扮甚至思维都非常男性化的女性。这些人，自称为T。T是英文Tomboy的缩写，原意是“男子气的女人”，本来并不只是用于形容女同志，但是T被台湾同志用来指代那些男性化的，或者扮演男性角色的女同志（也就是“显性的”女同志），并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开来。

黄惠侦曾记录下这样一个片段，儿时童言无忌的外甥女因为阿女打扮过于男性化而提出性别质疑：“阿嬷到底是男还是女？”、“阿嬷从来不穿裙子，但是女孩子都穿裙子。”黄惠侦本人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她坦言小时候曾因为母亲的性取向而感到可耻，因为她所接触到的社会不理解更不包容阿女这样的人。而当她向阿女仍生活在农村的兄弟姐妹询问是否知情时，他们大多露出冷淡而麻木的表情，继而否认、回避甚至是听而不闻。现如今儿孙一辈已经可以接受并且支持性少数群体，然而阿女出身的台南传统文化对于她女同性恋身份仍然是不解和忽视。

而另一个曾经让黄惠侦感到蒙羞的是母亲的职业——她是葬礼上表演“牵亡阵”的艺人。黄惠侦和妹妹从六岁起就跟随母亲一同演出，因为无能的父亲不能给家里带来任何收入，她们从没有上过一天学而每天在送葬队伍里赚钱糊口。她在20岁时就逃离了这份职业。在传统文化中，丧葬从业者向来是中国人觉得晦气也看大不起的人群，更不用说像阿女这样在葬礼上进行表演的艺人。在丧葬习俗占据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阿女这样的“牵亡人”因为人们对于传统仪式的执念而有了经济收入和存在的理由，但却不得不处于被驱逐出主流社会所认同的话语之外。

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作为一个送葬艺人，阿女既不被传统社会所认可，也被现代社会所远远抛下，误解、歧视和贬低树立起一道无形高墙，将她阻挡在主流价值观之外，圈禁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之中。提及女同性恋，阿女在回答女儿问题时却有些满不在乎：“ 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潜台词则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背后折射出传统文化中人们面对苦难时隐忍和压抑的脾性，也透视出性少数群体在台湾曾多年被贬斥、被隐形、被边缘化的生活现状。

传统观念和主流文化在阿女周围筑起高墙，大约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生存本能，她也在自己和最亲密的家人之间筑起一道藩篱，阻隔开那个在女儿面前沉默寡言甚少感情流露的母亲和社交圈子里判若两人、容光焕发的阿女。

你记忆中的妈妈是个怎样的情人？

尽管阿女可能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传统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她不得不走入婚姻生儿育女。阿女的前夫是个无能而暴躁的酒鬼，她在这段婚姻中常常遭到殴打，因此在黄惠侦十岁时她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丈夫躲藏起来。在这之后阿女也开始交往女朋友，这是女儿们知之甚少的另一面。

在几位女朋友描述里，阿女是个喜欢漂亮的姑娘、主动大方、而且温柔体贴的伴侣，但也十分地不可靠：

“阿女心情好的时候喊我宝贝！宝贝！但没心情的时候就会不理不睬。”

“她知道我喜欢看戏，追我的时候经常带我去看歌仔戏。”

“我前夫常常打我，但阿女对我很好，甚至会帮我洗内衣。”

“她送过我一个玉镯，我曾经带在手上十几年。”

“我以前想和她一起存钱买房，但阿女总是很快就把钱给散光了。”

在与母亲前任情人们的对话中，黄惠侦更是惊讶地发现阿女竟编织出一套关于婚姻和女儿的谎言。她谎称自己结了一周的婚就受不了丈夫而离婚，谎称黄惠侦和她妹妹都不是亲生而是领养的。这套大家在孩提时经常听到大人拿来当玩笑的说辞，在成年后的黄惠侦听来却是格外的刺耳和痛心，阿女看待过去的方式将她和妹妹的出生圈划在一段被埋葬的记忆里。

这段婚姻既不能给她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也不能保障她生存的基本条件，甚至还常常受到前夫的拳脚相向。事实上阿女并没能在一周内解脱，而是忍耐了十几年才从中逃脱，她也没有以离婚为手段，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东躲西藏。因为喜欢女性和自己的“男子气概”，阿女对于前夫的家暴感到羞耻，她试图抹消掉那段失败的婚姻记忆，进而否定自己曾经的妻子身份也否定自己生下孩子的事实，而在情人面前建构起一个勇于抗争、叛逃婚姻的果敢形象。

你知道爸爸房间里发生了什么吗？

采访家庭成员和母亲的前女友是在探究他人记忆中的阿女，黄惠侦在拼凑出一个完整的母亲时还缺少最后一块关键拼图，打开她身上最后谜团的钥匙则在于母亲自己。当纪录片镜头对准餐桌旁的母女二人时，她将这些问题直接抛向阿女。她想要问她对家人为何如此冷淡疏离，她是如何看待她的家庭和子女，她又是如何面对过去的伤害。

与母亲的对话并不总是通畅，阿女并不是一个健谈的采访对象，尤其被问及关于自身的问题时，她常常沉默不语，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接说：“别拍了”、“我说不下去”，继而离开镜头的直视。然而黄惠侦明白，母亲拒绝沟通是一种自我保护，封闭感情的自卫和下意识的逃离让她可以暂时回避那些痛苦记忆，麻痹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同时也在自己和亲人之间划下深深的鸿沟。即便如此，无论是母亲还是黄惠侦自己都无法从回忆中的阴暗角落得到解脱，那些经年累月的误解和失语只会成为割裂亲情的利刃。

黄惠侦告诉母亲多年以来她的困惑和不解，以试图撬开母亲封闭外壳上的一个口子。她向阿女诉说年幼时发现自己在父亲床上醒来时的绝望和恐惧，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和母亲和妹妹睡在一起，她隐约觉得母亲是因为这件事而对她产生疏离的隔阂。黄惠侦想让母亲知道，她既是父亲家庭暴力和性侵的受害者，也因母亲对往事的回避和否定而备受煎熬。虽然她在十岁时就和妹妹一起随母亲逃离家庭，虽然父亲早就自杀身亡，但她感觉到自己和母亲灵魂里都有一部分被关在了10岁前和父亲同住的小屋里，不见天日。

黄惠侦向母亲倾诉这些往事，一方面是想得到母亲关于爱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想告诉母亲，是时候揭开遮掩伤痛的障眼法，将那段记忆进行超度。

阿嬷你爱我吗？

在电影的结尾，黄惠侦年幼的女儿与外祖母阿女嬉笑打闹，不断问她：“阿嬷你爱我吗？天真烂漫的孩童可以脱口而出的问题，在成年人那里却是如鲠在喉那般的艰难。

黄惠侦想探究的，也最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母亲是否真的爱我？她向母亲表达了她的爱，她告诉阿女因为亲情，所以她最终将母亲接到身边同住，替她偿还债务。但阿女在对话中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她依旧不声不响为家人做好早午餐，然后出门和朋友们度过一天。当黄惠侦哭泣时，已经离开房间的阿女又默默回到桌旁，镜头记录下她缓缓伸出手向黄惠侦递出一张纸巾。黄惠侦并不能从阿女口中获得想要的答案，在镜头和访谈拼凑出母亲的图像时，最后一块拼图的钥匙也许就在阿女的沉默无言中。

《日常对话》是私人化的，不仅仅在于黄惠侦对母亲长达20年的影像记录，也不仅仅在于自己童年伤害的袒露和泣诉，更在于它成为了一个探究母亲内心世界的通道，承载了她的疑惑、她的求索、她的痛心和她的爱。黄惠侦说，除了以这种方式，她不知道如何让母亲敞开心扉。也正是阿女的在对话中的缺席，与女儿在同一屋檐下的形同陌路，给母女二人之间并不顺畅的日常对话，创造了澎湃的情感张力。同时《日常对话》也打开了一个成长于旧时代的女同性恋者的家庭生活，打开了一个乡土台湾的遥远窗口，窥见更多存在于这窗后悲欢离合的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