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1957

摘要：

 

本文将以心理分析批评的方法粗浅的对英格玛 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做以简单的分析，这其中既包括对影片中主人公的心理分析，也包括对英格玛伯格曼的一些分析。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寻求对影片的更深层次的学术性的理解，而在于通过心理分析这一工具为影片找到另一种解读方法。

 

关键词：

 

缺失的父亲，爱与冷漠，死亡，解脱，自责与宽容

 

正文：

 

 

《野草莓》是伯格曼达到艺术巅峰的标志，影片通过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老人对人生的探戈，将生存、死亡、爱情、冷酷、过去、现在等等元素结合，透过回忆、幻觉和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彻底，是一部很成功的影片，也是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代表作。

 

               一 缺失的父亲

 

“上帝”、“死亡”与“爱”是伯格曼一生钟爱的电影剧作主题,他童年时代便养成的独特心理结构及人格对此有深刻影响。而缺失的父亲则是一直影响着童年伯格曼的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理解伯格曼电影的一个突破口。

 

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玛·伯格曼诞生在瑞典的乌普萨拉。父亲埃里克是斯德哥尔摩一个教堂的副牧师，1924年，父亲埃里克被任命为索非亚皇家医院牧师。由于父亲一直处在一种神的代言人的位置上，作为伯格曼父亲的形象便缺失了。小伯格曼几乎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温暖，伯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亲之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

 

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这种难解的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

 

对父亲的怨恨，直接导致了对父亲所代表的神的怨恨，对上帝存在的否定性观点,我们的确能在伯格曼的童年生活中找到可资证实的心理依据。在《魔灯》中伯格曼回忆了在某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跟随父亲去阿姆斯堡教堂布道,在教区牧师住宅区遇上一位和他同年的小孩奥斯卡。在奥斯卡的房间,书中写道:“奥斯卡问我是要听他布道还是玩葬礼的游戏。说着从他的衣橱中拿出一具小棺材。我说我不相信上帝。奥斯卡抓了抓头,向我保证上帝确实存在,并已经过科学证明。”这段话也许是伯格曼对他童年时代关于上帝存在与否问题的最早追忆。接着在外祖母家,伯格曼叙述了他与初恋情人玛尔塔的交往,其间,又一次表达他对上帝及宗教的看法:“我憎恨上帝和耶稣,特别是耶稣那些令人厌恶的言词、通篇的废话和血淋淋的躯体。上帝不存在,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可怕的神。伯

格曼对上帝产生叛逆的心态,实在是因了他那牧师的父亲,父亲几乎便是他少年时代上帝的象征。性格的极度专横、对孩子们的过度苛求,使他成为少年伯格曼心中恐惧的代名词

，少年伯格曼在心里上产生了阉割的幻想。

 

所以说，上帝与存在，爱与孤独，艺术与宗教诸如此类具有复合性的命题均是缺失的父亲这一基本母题的衍化与复生。

 

在影片《野草莓》中，伯格曼同样表达了这一主题。

 

首先，作为主人公的医学教授埃萨克，其父亲的形象就是缺失的。在影片叙述的现在时，父亲已经不存在了，母亲虽然还在，却也借助其儿媳之口，说明母亲是一个冷漠如冰的老女人，丝毫不能弥补其渴望着的父亲的温暖和爱。在影片的过去时，即埃萨克教授的回忆中，父亲虽然存在，但也是不可见的，观众只能从家庭成员的描述中，知道父亲的存在和行为，但是这种了解是模糊的，冰冷的。

 

其次，埃萨克教授作为一个父亲，其父亲的功能，即父爱，也几乎毫无力量。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很大程度的体现在这一曾面上。而且，这种缺失的角色似乎注定要被埃萨克教授扮演下去——在影片最后，埃萨克教授经过了自责与宽恕，决定给儿子以迟来的父爱,但儿子已经习惯了没有父爱的生活，所以对父亲迟来的爱并不打算接受。

 

最后，埃萨克教授的儿子艾瓦尔德作为一个父亲，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正如父亲一辈承袭了他母亲的冷漠一样。缺失体现的就更加彻底，他不是不打算施与父爱，而是要消灭父爱施与的对象——根本不允许儿子出生。

 

不可否认，伯格曼将自己认同为埃萨克教授，在影片的结尾，埃萨克教授的梦境中，伯格曼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实际上，整个影片，也可以理解为寻找缺失的父爱的过程。

 

 

                    二 虚假的冷漠

 

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实际上是对阉割恐惧的掩饰。这种恐惧，直接来源于伯格曼童年时期的记忆。由于童年时期对父亲的怨恨和恐惧,伯格曼的阉割幻想，使他和其母亲最初的一体的融合状态产生分裂，完成了与作为造成这种分裂的肇事者的父亲的第二次认同，也就是说，通过将自己委身于父亲，而能够展开自己。

 

伯格曼对阳具缺失的恐惧和阉割的幻想，使童年的埃萨克表现为一个性格偏于幽闭、羞怯、胆小的孩子,与哥哥西格弗里德对表妹萨拉的爱的大胆表白相比,埃萨克显然是个爱情心理的残缺者。伯格曼的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影片中青年时代的埃萨克教授将自己的未婚妻拱手让给自己的堂兄，而妻子的离去，实际上是这一不幸的重演和加剧。

 

在日常生活中，埃萨克教授将自己伪装的冷漠自私无动于衷，这在本质上是潜意识在掩饰意识层面里的恐惧，不自信，孤独以及弱小。潜意识的力量大于意识，导致了人性的分裂：

 

作为受人尊敬和事业成功的医生，他将他内在的本质上的爱，施与给了世间的众生，即埃萨克教授的外部世界，也就是父亲这一角色不需要出现的场所。而他外在的，虚假的冷漠与自私，被他释放在他的个人的，内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和管家。这些人都以世俗之爱的名义屈服于他，使他能够居于这个封闭的世界的统治地位。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孱弱的掩饰才得以维持，虚假的冷漠与自私才能够在别人面前显示力量，借以实现他自居为其父亲的目的。而这，正是潜意识里他寻找父亲这一缺失形象的手段。

 

出于这样的理解，埃萨克教授的母亲这一形象则显得十分重要。她居于埃萨克教授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临界处。作为埃萨克教授内部世界的一员，埃萨克教授任其处在比自己更孤独的境遇——一所又空荡又偏僻的旧宅子里，而不是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作为埃萨克教授外部世界的一员，埃萨克教授要在母亲面前显示他温暖慈爱的一面，不定期的看望她，并且忍受她的冷漠。埃萨克教授这种摇摆模糊的行为，实际上也证明了他冷漠自私的软弱性与虚假性。

 

               三 梦境，解脱与迷失的爱

 

如果不是老人的一个梦，故事也许不会开始，埃萨克教授受勋的这一天将会是兴奋和幸福的。但是这个关于时间和死亡的梦，却开始改变老人的余生。

 

没有指针的钟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31年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出现在这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太久的时间中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都松垮下来。达利承认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感，令观众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体验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

 

相同的，埃萨克教授梦中的钟表没有指针，直指没有时间的人生。而那个表情惨白焦虑痛苦的男人，转瞬间就倒地死亡了，他昭示着生命的脆弱，微不足道和死亡的突然与麻木，以及面对死亡的无能为力。但是对于一个走进暮年的老人来说，这却是解脱的召唤。

 

因为预示死亡的梦将阳具缺失的恐惧和阉割的幻想打破了。对于将死的老人来说，他不再需要阳具了，他不再需要用阳具来证明他存在的价值了。于是老人终于走出他阴暗的假面，开始主动的施与爱。

 

影片用埃萨克教授的一天照应他的一生，使他在黄昏和晚年虔诚的皈依上帝，达到自我审判和忏悔，从而宽容别人和被别人宽容。

 

可是这种爱和宽容起初却迷失了。

 

因为埃萨克教授找不到他的爱的被施与者。

 

以他的儿子为例，埃萨克教授试图寻找某种对以往亏欠的爱的补偿。但是他之前从来就未能在家里对他的儿子和他的感情抑制表现出爱或创造某种感情的环境，所以儿子对于突然出现的父爱，是毫无准备的，是漠然的。

 

相似的，埃萨克教授企图靠近他的管家和儿媳，但他与她们之间也存在着世俗的隔阂和旧时的怨恨。

 

惟独搭便车的三个青年可以承受埃萨克教授的爱，但青年们不能留在埃萨克教授的身边，因为他们不属于他。

 

最后，伯格曼还是让埃萨克教授找到了他爱的对象，即他梦中的父母。在老人生命的尽头，他终于找到了童年中一直缺失的父母形象。

 

类似的主题也隐藏在伯格曼的其他影片中。1992年，更加温暖美好的影片《情天未老》出现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这是伯格曼晚年编剧的唯一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由他儿子丹尼尔.伯格曼执导的《星期天的孩子们》。《情天未老》讲述的是一对年轻人的婚姻故事。在这两部作品中，伯格曼把他心中的父母亲再次作为描述的主角，但是这一次他把他的父母描述成具有丰富人性的、性格坚强的人。我们看到老年的伯格曼终于找到了父母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与之和解了，而这正是他终其一生所努力的目标之一。

 

                                     

 

                            0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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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野草莓》，这是我接触伯格曼的首部片子，也是至今为止仍然最喜欢的影片之一，正是此片让我从此认识原来大师是这样的。

大概是两千年初看的吧，当时对伊萨克的梦境印象极其深刻：空无一人荒凉的街道，明明是艳阳当头，光线却被处理得如木刻画般冷峻阴冷，白处惨然森森，黑处则浓重阴郁，他独行回首，看见路灯上赫然挂着一只没有时针的钟，暗示时间在梦境和濒临死亡之时的缺失和无意义（他后来在母亲家再次看到同样钟表，再次暗示他的接近死亡），看见无面人焦虑扭曲的脸，碰则倒地破碎流血，看见无人灵车被屡屡羁绊，灵柩自动滑落，棺木打开赫然是伊萨克本人的脸，死去的伊萨克紧紧拉住正在做梦的伊萨克，于是他们越靠越近直至镜头模糊，于是就连伯格曼也又和死神近距离接触（1957年《第七封印》），他说“其实我是非常害怕死亡的”，但他在作品中的一再谈论死亡，是否可以理解为用镜头语言妄图消融恐惧？就像他从不相信上帝（1961年《犹在镜中》，1963年《冬日之光》），却反复讨论着上帝是否存在。伊萨克被惊醒了，他清楚地认识到梦境并非虚幻，于是揣着惶然与疑惑改变了行程，和儿媳开车上路了。

儿子完全是他的翻版，同样的家庭温暖缺失（1963年《沉默》，1972年《呐喊与低语》，1978年《秋日奏名曲》，1973年《婚姻生活》），同样地害怕逃避，甚至断然拒绝孩子的出世。伊萨克学问出众、医德高尚，但在生活里却自私冷酷、不敢不屑表达感情，导致女友转投其弟、妻子红杏出墙，特别是妻子与人偷情后的一番嘲弄他的言论，简直是对他鞭及入里的讽刺和挖苦，他周围所有人的情感都不是完整的，这是一个冰冷荒谬的小世界，所有人都在相互伤害，这也是伯格曼一贯擅长的描摹家庭缺少温暖的际遇；惟有路上偶遇的三个青年将他们的热情和赞美无所保留地奉献给他（1953年《不良少女莫尼卡》，1955年《夏夜的微笑》，1951年《夏日插曲》，其实这些50、60年代的黑白片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不是他余生的陪伴，毫无疑问，这三个青年是他们青年时期的影射，他不由回想起在草莓园里轻轻呼唤“Sarah……”，这呼唤在摇曳的微风中击中了往事。

尾声，他想挽回儿子的爱，但儿子已习惯没有爱的父亲，倒是儿媳用拥抱唤回了久远的亲情。他再一次回到了梦中，和片首的梦不同的是，此梦再无焦虑和恐惧（1955年的〈梦〉是处于无奈的解脱），他在Sarah带领下，在天光云影间看到父母坐在湖的对岸向他亲切招手，他终于得到解救和释放，他在睡梦中平静地微笑着，他终于静静地跟随死神而去，他在彼岸终于和父母达成谅解。

此片虽然拍摄于50年代，但我认为无论是剧本内容还是意识流的娴熟运用，都已达到伯格曼一生中最高的高度，从此片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或许伯格曼很早就想与父母和解，但一直要到1982N年几乎是他创作末期的《芬妮与亚里山大》里，我们才能真正看到温暖的曙光，才能明白在这所大房子里，装下的是我们小小的梦想和无穷的世界，即使外面风雨飘摇，我们有爱就能渡过一切艰难困厄。有趣的是，《野草莓》以行将就木老人为叙述者，而《芬妮与亚里山大》则以有清澈眼神和花朵般红晕脸庞的孩子为视角，我毫不怀疑，这两者都是伯格曼在背后述说着，从老人和孩子身上，我看到一个倔强、怀疑、思辨、不安的无神论的伯格曼，有老人的睿智和孩子的纯真，无论如何，他已真正平静。

本文译自斯德哥尔摩大学电影学系教授MAARET KOSKINEN的专题文章《英格玛•伯格曼》：http://www.sweden.cn/culture/history-traditions/famousswedes/ingmar-bergman/。

英格玛•伯格曼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瑞典人之一。他不仅是瑞典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电影人，还被誉为整个电影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事实上，他属于那一小群独特的导演——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塔可夫斯基——中的一员。他们的姓氏已享誉天下，不需要教名的陪衬：“伯格曼”已经成为一种理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品牌”。

作为一位杰出的电影大师，单是伯格曼所拍摄的电影数量就铸就了其电影生涯的独一无二。从处女作《危机》（1946）到《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他先后执导了四十多部电影，其中包括《夏夜的微笑》（1953年，英国片名为《小丑之夜》）、《第七封印》（1957）、《野草莓》（1957）、《沉默》（1963）和《假面》（1966）——都被认为是影坛的绝对经典之作。但是伯格曼的真正独特之处并助他闻名世界的是将电影这一大众媒介作为一种同样适用于描述一个有各种事件发生的有形世界和存在主义或心理学问题的极其个人的表达形式的能力——电影生来既是艺术，也是产业。

除了电影艺术生涯，伯格曼也在剧院工作过，并且在瑞典国内外执导过不计其数的戏剧作品。事实上，还是一个年轻学生时的伯格曼是在剧院开始导演生涯的。他在这方面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伯格曼曾说：“他们必须得把我先从剧院里抬出来。”

电影

生平背景
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7月14日出生于瑞典乌普萨拉。母亲是卡琳•伯格曼（婚前为卡琳•沃凯布隆），父亲艾瑞克•伯格曼是瑞典教会牧师，后来成为国王教堂牧师。大约十岁时，他拥有了一盏“魔灯”，也就是一台电影放映机。据伯格曼本人描述，这是“一个带有烟囱的会发出卡搭声的锡盒，一盏煤油灯和一卷绕了一圈又一圈的胶片”——一个“魔法机器”，它发出的闪烁灯光投射在其母亲挂着的床单上。他发现这一切奇异地“神秘而又刺激”。这台早期的电影放映机一直是伯格曼的创作源泉。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它在《魔法师》（1958年，英国片名为《面孔》）中的Vogler这个催眠师和艺术家的手中和半自传的《芬妮与亚历山大》（1982）中年轻的亚历山大的卧室中的亮相看出。伯格曼根据这个童年玩具而将他的回忆录命名为《魔灯》（1987）也绝非巧合。

伯格曼童年时还拥有一个木偶剧院。他亲手制作小木偶，绘制布景，并编写剧本。到了十来岁，这个木偶剧院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他添置了“灯光设备、旋转舞台、车台：整个屋子都塞满了又大又重的东西，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换言之，童年时的伯格曼就开始沉浸在他将毕生投入的两个职业生涯领域中。成年后，他会把戏剧比作自己“忠贞的妻子”，而把电影比作他“名贵的情妇”。

但伯格曼的童年时代也在其他方面对其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它为他的创作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儿时的景象仍然历历在目，我能再次感受那些光亮、气味、人物、房间、时刻、手势、语调和事物。”他在《魔灯》中回忆道。童年时代的重要性还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尤其是伯格曼和他父母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多年来，他曾多次表明——这种关系在他的电影主题中反复出现。这些主题包括在其聚焦艺术家问题的电影中占据突出位置的“真理与谬误”以及“羞辱”的主题。艺术家发现自己置身于社会权力等级的最底层，就像一个受到家庭严格约束的小孩。

在其他方面，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似乎也来源于一个富含个人见解和历练的宝库。他的早期传记作者Marianne Höök曾写道：“伯格曼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自传特点，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戏剧巨作，是能发出多种声音的独白。”一些研究伯格曼的学者说，他们甚至能从伯格曼的电影年表中发现一种自传性的“生命曲线”：在其早期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是一些无法被成人世界理解的脆弱的年轻人；在其20世纪50年代初创作的更为成熟的电影作品中，则出现了性和婚姻问题；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作品以宗教斗争和艺术问题为特点；在其60年代和70年代的精神分析类电影中，一些作品实际上采用了自我分析的形式，其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单一心灵或叙事者的多个侧面。在这种创作发展过程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正如研究伯格曼的学者、瑞典裔美国人Birgitta Steene所说——一种“灵魂成长”的寓言，“可以推断，也是所有现代人的灵魂成长”的寓言。

在《伯格曼论电影》(Bilder，1990年)一书中，伯格曼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些具有自传性质的关联因素。这本书是关于他所创作的电影的回忆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试图在其中“呈现自己创作的来源……内脏、心脏、大脑、神经”、经历以及回忆，这些都为作品的诞生提供了灵感。在去世前两来，伯格曼还开始了一个文学创作项目——结合小说和剧本两种形式的作品《善意的背叛》（1991）和剧本《星期天的孩子》（1992），后者由他的儿子丹尼尔•伯格曼执导——在这部作品中，他试图更为细致地描述自己的父母和童年时代。这幅肖像也可以解读为伯格曼电影所描述的寓言式自我分析的另一个表现：正如伯格曼自己曾在谈到《善意》时所说的，“我所创作的是一幅奇怪的画面……它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父亲。但或许又是我自己。”

主题、风格、艺术发展
因而，很显然，英格玛•伯格曼是一个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人。尽管如此，在以他有限的自传事实为基础解读其作品时仍需谨慎。这不仅因为有可能会陷入个人崇拜的深渊，更糟的是，伯格曼的作品——电影本身——颇为矛盾地面临沦为背景的风险，而观众则不知怎么地转而主要关注对作者（假定的）情感生活的“诊断”。瑞典作家尤其对伯格曼本人——从他电影生涯的最初阶段开始——抱有浓厚的兴趣。对此，芬兰裔瑞典作家兼文化评论家Jörn Donner曾在关于伯格曼的书中写道：“他们在这里寻找的……是他的脸庞、他的灵魂，而忘了去寻找他的电影所呈现的面孔。”

作为平衡，必须指出的是，伯格曼将其职业生涯早期所开创的这个领域描摹得非常多样化。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电影，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他的主题和风格都不断经历着转型、能量的爆发和意义的转变。事实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如此之频繁，以至于很难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直线发展趋势来处理伯格曼的作品。相反，他的艺术发展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状态，周期性地重复相似的运动，但每次都发生在不同高度上。

1. 信仰和怀疑
伯格曼最初的电影在风格和主题的选择上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的特点。这是很自然的：他的前五部电影都是根据已有的文学作品改编的。伯格曼是一个真正自学成才的导演，他曾大量借鉴别人的风格，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我只是无助地抓住一切可以帮助我的艺术形式。”这或许在《雨中情》（1946）、《开往印度的船》（1947年，英国片名为《欲望岛》）和反映工人阶级的戏剧《港口的呼唤》（1948年，英国片名为《港口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前两部作品都是受到法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电影和“诗意现实主义”的启发，而《停靠港》则是有意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致敬。事实上，伯格曼属于瑞典电影导演中相对幸运的一代——不像现在那些遭受强大压力的准电影导演——他可以利用带薪工作时间来学习技艺，并且在形成自己的风格之前有机会尝试多种风格。

尽管他的早期电影缺乏独立性，可这些作品已经显现出了日后伯格曼特征的雏形轮廓。其中包括或许为伯格曼带来最大声誉的宗教和更广泛的存在主义问题情结；特别是从国际视角来看，他的声誉无疑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那就是，他将传统意义上属于哲学和宗教领域的问题带入了电影，而在不久前，很少有人认为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有能力诠释这些问题。这正是《第七封印》据说能常年在北美某处平均每天放映两场的原因……

说到这个，必须提到一部关键的电影《监狱》（1949）——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伯格曼首次根据自己创作的剧本导演的作品。在这部电影中，他明确地阐述了在其后来的电影中反复出现的神学问题：尘世是否是人间地狱？假如果真如此，是否也存在一位上帝？他又身处何方？在这个讲述一个年轻妓女和她的殉难的看似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故事中，伯格曼明显偏向抽象的表现风格，有时纯粹是一种寓言风格。这当然是部分受到了上世纪40年代瑞典文学界的影响。正如Jörn Donner所说，“加缪、卡夫卡和萨特是当时的红人，”“人类变成了……西西弗斯、K、一群受难的人。”但事实上，这种对抽象表现的钟爱将成为伯格曼电影的特点，甚至在其职业生涯后期，因此，这一点可以说是构成了伯格曼叙事气质的一个元素。引用Marianne Höök有关伯格曼的书中的话，他的电影“缺乏‘此刻’的根基……其主题所涉范围涵盖生、死、爱、恨、上帝和魔鬼此类普遍的人类话题。”

《第七封印》（1957）自然在他具有宗教色彩的电影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凭借着简单的寓言形式和经典的高对比摄影手法，它描绘了一个中世纪骑士安东奥尼斯•布洛克（由马克斯•冯•西多饰演）如何面对死神的故事，以此来表现现代人的生存斗争和宗教怀疑。当然，伯格曼的“神之沉默三部曲”——《犹在镜中》（1961）、《冬日之光》（1963年，英国片名为《领受圣餐者》）和《沉默》（1963）——代表了他的宗教主题电影的顶点。用伯格曼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是他“摆脱”对上帝的信仰这一“束缚人的观点的宗教垃圾”的时候。这三部对比强烈的电影分三个阶段或者说用“减法”诠释了一个宗教问题，正如伯格曼在已出版的剧本前言中所写的：从“实现确定性”到“揭穿确定性的假面具”，最终到上帝的沉默——“否定的印象”。因此，三部曲中最后一部的片名《沉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片名描绘了在一个空虚和沉默的无神世界中相互依存的人们。

或许主要就是在这个三部曲中——许多人认为这是他艺术生涯的高峰——伯格曼展现了他的电影在多大程度上关联和反映20世纪艺术普遍共有的现代主义话题。这种艺术表现了现代危机的一个征兆，或者说这种艺术本身就是现代危机的一个征兆：反抗权威、瓦解绝对价值、怀疑以及否定。

然而，这个三部曲不仅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减法”，也是一种美学上的“减法”。这标志着伯格曼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电影创作风格。评论家们高兴地指出，曾经桀骜不驯的兼容并蓄者终于成为了有鉴别能力、风格低调收敛的审美家。为此，伯格曼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电影摄影师Sven Nykvist。在Nykvist的帮助下，他进一步发展了后来在其电影中出现的著名的克制的“铅笔素描色调”。伯格曼摒弃了他在早期电影中使用的明暗对照法、强烈对比法，以及过度渲染手法。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特写镜头，用它来部分取代其早期电影中的夸张对白，日后，特写镜头将会在他的电影美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特写镜头被称为伯格曼式的“签名”和名副其实的“符号”并不足为奇。

三部曲之后，伯格曼在涉及宗教或基督教主题时，都只采用间接或反讽的手法。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他偶尔重拾带有宗教色彩的风格。一个例子就是突然射出的神秘光线，异常仁慈地射向那些遭受苦难或压迫的灵魂——如《安娜的情欲》（1969年，英国片名为《激情》）中被攻击的渔民以及《呼喊与细语》（1973）中垂死的女人。

当上帝的概念从伯格曼的电影中消失时，留下的只有一种印象——堕落世界的残余或遗骸。

2. 男人和女人
成就伯格曼革新者之声誉的另一组电影主题在于他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刻画。他的表现手法常被同时代人认为不寻常地直截了当和不带一丝浪漫地现实——或许特别是从国际视角来看。

这一点其实早在《三个陌生的情人》（1949年，英国片名为《渴》）中就表现了出来。虽然电影改编自瑞典女演员兼作家Birgit Tengroth的短篇小说集，但它以看似典型的伯格曼方式刻画了一对婚姻单调而又无法分手的夫妇：它要传达的信息是，两个人一起生活在地狱里至少比一个人生活在那里要好。

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还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初伯格曼以女性为中心的系列电影（其中一些是喜剧作品）中：《女人的秘密》（1952年，英国片名为《女人的期待》）、《恋爱课程》（1954）、《夏夜的微笑》（1955）以及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种表现手法的《妇女们的梦》（1955年，英国片名为《秋日之旅》）。据伯格曼自己说，这些电影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而拍摄的。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展现自己在构建喜剧情节和对白方面的技能，这些情节和对白的设计常常用于揭露男性的虚伪和狡诈。因而，伯格曼曾让他的女主角埃娃•达尔贝克——他称其为“女性之战舰”——在其中一部电影中这样宣称：“男人只是长着成年人生殖器的孩子。”大约这一时期，伯格曼也展示出了自己在指导演员奇迹般地发挥最佳状态方面的无可超越的技能——这一才能后来使他声名大噪。这尤其体现在《女人的期待》中那场著名的戏中。在这场戏中，埃娃•达尔贝克和丈夫甘纳尔•布耶恩施特兰德被困在发生故障的电梯内，尽管两人不停地斗嘴和打哈欠，却毫不费力地流露出优雅的气质。

然而，这一系列影片的巅峰之作当数《夏夜的微笑》，这是伯格曼从自己的戏剧作品《风流寡妇》中获取灵感而创作的。这部影片被公认为是一部“精心雕琢的电影戏剧”杰作。（确实如此，伯格曼凭借此片在戛纳电影节上赢得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奖项。）在此片中，也是妇女控制着两性之间的战争，而男人常常吃亏。于是，在电影的开头，由Jarl Kulle饰演的愚昧自大的军人炫耀地用上流社会的口吻宣布，他会很乐意“容忍妻子的不忠，但如果有人敢碰我的情人，我会变成一头老虎！”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喜剧片特有的睿智而讲究策略的情节设计使他说出了相同的内容——但意思却恰好相反：“我能忍受任何人调戏我的情人，但如果有人敢碰我的妻子，我将变成一头老虎。”

《不良少女莫妮卡》（1953年，英国片名为《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也应该归为伯格曼以人物关系和女性为主题的电影。其中一闪而过的女主角（由哈里特•安德森饰演）的裸体镜头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尽管按今天的标准来说，那是相当纯洁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放映时间在阿恩•马特森的《幸福的夏天》之后，使“瑞典罪恶”的概念闻名世界。这部电影也被认为非常具有瑞典特色，因而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尤其是在法国：这包括伯格曼对自然和季节变换的敏感、极光以及作为天堂的象征的夏天，这最后一点从片名即可看出。除了《和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和《夏夜的微笑》之外，伯格曼还利用夏天这个主题创作了其他电影，如《夏日插曲》（1951）和《野草莓》（1957）。

但直至上世纪70年代，伯格曼才以更集中的形式重新描绘婚姻和家庭生活。在这十年中，他特意通过主题和发行渠道的选择，努力吸引更多观众。首部此类电影是《接触》（1971），这也是伯格曼首部并非完全瑞典班底的电影作品。男主角是享誉国际的“明星”——埃利奥特•古尔德。两年之后，他完成了迷你电视剧《婚姻生活》的拍摄，在国外以电影的形式发行。该剧有一种看似不寻常的直击观众神经的力量——至少吃惊的统计人员宣称，这部电视剧在电视上播出后，他们发现丹麦和瑞典的离婚率竟然达到了巅峰数值。

3. 艺术家和小丑
伯格曼最后一系列重要的主题围绕着艺术和艺术家而展开。这一点，不说其他，仅从他的多部电影都发生在艺术环境中就可以明显看出：《监狱》中的电影工作室、《夏日插曲》中的皇家芭蕾舞歌剧院、《裸夜》（英国片名为《小丑之夜》）中的马戏团、《第七封印》中的中世纪闹剧、《魔术师》中的“魔术催眠剧院”，当然还有像《假面》、《仪式》和《芬妮与亚历山大》这些迥异的电影中“真实的”剧院。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普遍认为是真正意义上伯格曼经典电影的《裸夜》却遭遇票房惨败。不过这也非常恰如其分，因为这是伯格曼第一部将艺术团体——一个流动的马戏团——描绘成一群被剥夺尊严的社会边缘人物的影片，他们经常被雇主和警察追赶，流落四方。在其人物塑造和“剧中剧”元素中，这部电影也表现出，伯格曼的虚构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正是被这样一个戏剧隐喻所掌控：生活就是剧院，上帝则是专横的剧院经理，而人只是被操纵的提线木偶——生活就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

类似的意象在《魔术师》一片中也出现，而这在瑞典报纸专栏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它刻画了一个像耶稣那样殉难的艺术家（马克斯•冯•西多对这一角色的诠释恰到好处）。与伯格曼的任何一部其他作品相比，这部影片更多地体现了艺术家的两面性：有时看上去是一个神圣的、受人尊敬的圣仆和魔术师，有时却又变成被人鄙视的流浪汉和巫师。

《假面》以及之后伯格曼拍摄的三部电影——《狼之时刻》（1968）、《羞耻》（1968）以及《安娜的情欲》（1969）——将以艺术家为主题的电影推向了高潮。这三部电影有时被称为伯格曼的“第二个三部曲”，因为三部电影都反映了艺术家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的地位。撇开其他不谈，从每部电影中艺术家日益被边缘化的处境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像恶梦一样的电影，讲述了一个艺术家被自己内心的恶魔所俘虏的故事。第二部的主角是一个乐器被砸碎的音乐家，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废人——从一个战争受害者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一个侩子手。在最后一部电影中，艺术家自身的形象彻底消失，尽管其苍白、扭曲的影子还在幻想破灭、愤世嫉俗的建筑师Vergerus（由厄兰•约瑟夫森饰演）身上可见。Vergerus宣称，艺术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留存，仅仅是出于感情上的缘故。

伯格曼自己在1965年领取伊拉斯谟奖时发表的著名获奖感言《蛇皮》中所说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观点：“现在，说实话，我认为艺术（不仅是电影艺术）缺乏重要性。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戏剧的生命都是由其自身赋予的。新的转变和合作涌现而又被摧毁；从外部来看，这种运动充满活力……几近疯狂；但在我看来，它很像内部装满了蚂蚁的蛇皮。蛇本身已经死去很久了，从内部被吞噬，毒性尽失；但是蛇皮仍在运动，满载着忙碌的生命……宗教和艺术之所以能够留存，是出于感情上的缘故，人们需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表达对过去的尊重。”

然而，伯格曼的研究者们常把《蛇皮》与《假面》这部作品联系起来。《假面》似乎是伯格曼电影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艺术的自我分析，还是伯格曼到目前为止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例如，影片中有一个著名的特写镜头，两位女主角——由毕比•安德森和丽芙•乌曼饰演——的脸似乎完美地合二为一了。这一形象成为整部电影的一个浓缩的、象征性的形象，其形式和主题语言对艺术和心理认同都提出了质疑。

最终，这部电影也是对斯特林堡式的梦想和室内剧美学的延续，伯格曼早在《野草莓》中就对此进行过尝试；这部电影以现代节奏的叙事结构为主导，穿插了作为主角的一个年迈老人（由瑞典默片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饰演，这是他一生中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的回忆和梦想。这部影片之后是上帝三部曲，在其中，伯格曼旨在使清醒的世界呈现梦的特点——使他的电影叙述达到他认为最接近电影本质的不受任何束缚、如梦般的启迪。伯格曼自己认为，在其电影生涯里，只有少数几次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例如在《假面》中，“在同一灵魂的大协奏曲中创作不同的声音”。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艺术家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意识的电影美学退到伯格曼电影的背景之中，他转而关注其他主题——上文提及的那些主题。但这并不妨碍1982年艺术家形象在伯格曼的最后一部电影《芳妮与亚历山大》中的回归。这是一次成功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回归。（更确切地说，《芳妮与亚历山大》是伯格曼直接为银幕创作的最后一部影片。后来，他还执导了四部自己创作的电视剧本，即1984年的《排练之后》、1995年的《最后的尖叫》、1997年的《在小丑面前》和2003年的《萨拉班德》。）在他的这部电影“绝唱”中，伯格曼在刻画Ekdahl一家时又回到了艺术家的形象——这并非是碰巧仿效了易卜生笔下的同名家族——他们喜欢角色扮演，性格天真，喜欢西洋镜似的圣诞节作品。主题当然主要是由年轻的主角亚历山大（由Bertil Guve饰演）来表现，他因为自己强大的想象力而被迫承受痛苦。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小男孩卧室里的“魔灯”——回到万物之源：充满诗意的想象力。照此，伯格曼选择由亚历山大的祖母背诵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中著名的序言来圆满结束他的电影生涯并不奇怪：

“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切皆有可能。时间和空间并不存在；在现实这个微不足道的基础上，想象旋转着，绘制出新的图案。”

戏剧生涯
尽管伯格曼的名声主要来自于他对电影的贡献，但他的创作生涯始于戏剧。在这一领域他也异常高产。相比四十多部电影作品，伯格曼的戏剧作品至少是三倍——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时一个演出季会创作多达四部作品。

1944年-1952年
甚至在伯格曼开始职业戏剧生涯之前，他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的Mäster Olofsgården剧院和学生剧院上演过许多颇具知名度的业余戏剧作品。也正是在这两个剧院，他以《潘趣之死》（1942）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家生涯。

1944年，伯格曼开始了他的职业戏剧生涯。26岁的他成为瑞典赫尔辛堡这座瑞典南部中型城市的市镇剧院最年轻的剧院经理，他的任务就是拯救一家濒临倒闭的机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成功了。伯格曼把死气沉沉的地方剧院变成了颇具争议的城市文化生活聚会地。在短短的两个演出季中，伯格曼本人导演了九部作品。其中，1944年的一部具有政治寓意的《麦克白》值得注意，作品中的主角象征了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

然而，用伯格曼自己的话说，他真正开始学习戏剧艺术是1946年至1949年期间出任哥德堡市剧院总导演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与赫尔辛堡有限的资源相比，哥德堡的舞台有着更大的舞台装置。于是，他学会了如何利用机会做出壮观的场景——比如，在他执导的爆炸性作品、加缪的《卡里古拉》中——以及根据需要按比例缩小某些场景和道具。这一点在伯格曼于哥德堡执导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他第一次将一部现代美国戏剧、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搬上舞台。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带有心理分析的倾向，可以说是伯格曼更小规模、更加以演员为中心的风格产生的标志，日后，他将这种风格发展得非常成功。

1952年-1963年
伯格曼戏剧生涯最成功的阶段莫过于他担任马尔默市剧院艺术指导的那几年（1952年至1958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建立了一支出色的演员队伍，即著名的“伯格曼团队”，这些演员也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包括碧比•安德森、凯莉•安德森、奈玛•威夫斯特兰德、英格里德•图林、马克思•冯•西多、冈内尔•林德布洛姆以及厄兰•约瑟夫森。此外，他在马尔默期间还进行了有力的艺术实验，这一点从兼收并蓄、风格多样的剧目中即可看出：从佛朗兹•莱哈尔激情澎湃的《风流寡妇》到真挚朴实的瑞典民间史诗《韦姆兰的人们》。

但更重要的是，伯格曼在这里认真地开始重新解读经典。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是他对戏剧所做的主要贡献。他以故意戏剧化和颇具讽刺意味的疏离手法制作了莫里哀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和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并对前两部作品进行了大胆的全新解读。伯格曼曾多次执导这些戏剧家们的作品，正如指挥家在艺术生涯中会对同一首交响乐给出不同的诠释一样。

伯格曼自己曾说，他对剧目的选择从不受特别喜爱的戏剧家的影响，而总是接受各种各样的任务。当然，这是事实，特别是在他艺术生涯的早期，那时他游走在加缪、美国现实主义、喜剧和新瑞典戏剧之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并未阻止伯格曼对古典剧作家——主要是斯特林堡、易卜生和莫里哀——产生青睐，他似乎从他们身上获得了灵感。例如，在伯格曼至少执导了三次的剧本中，就有莫里哀的《唐•璜》、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和易卜生的《海达•高布乐》。

1963年-2007年
1963年至1966年，伯格曼担任皇家戏剧院的掌门人。在此期间，他继续像在马尔默时那样，解读和重新解读经典作品。他1964年执导的《海达•高布乐》似乎是其职业生涯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部风格化的、极度简化的作品——抛弃了所有历史上用过的道具和传统手法——似乎像炸弹一样在欧洲戏剧界引爆。戏剧研究者认为，现在看来，这部作品是本世纪真正有革命性和影响力的易卜生作品之一。后来，伯格曼于1968年和1979年分别又在伦敦和慕尼黑将该剧搬上舞台。

如果对于伯格曼而言，上世纪60年代可以形容为由易卜生支配的年代，那么70年代则是他的斯特林堡年代。伯格曼第一次将《一出梦的戏剧》搬上舞台，再次采用异常朴素的形式，去掉了惯常使用的舞台投射、布景和道具，而将重心集中在演员身上。在他结束在马尔默的创作之后，伯格曼又以大众能普遍接受的形式，第三次将《鬼魂奏鸣曲》搬上舞台，此外他还执导了《到大马士革去》。实际上，多年来，在伯格曼执导的戏剧作品中数斯特林堡的作品最多。在慕尼黑的Residenztheater（居民剧院）期间，伯格曼还将一部叫做《诺拉—朱丽》的“三角戏”——包括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以及伯格曼改编自自己的电视剧《婚姻生活》的戏剧作品——搬上舞台。

上世纪80年代，在伯格曼从德国回到瑞典并完成了最后一部电影之后，他接受了皇家剧院的一些重要戏剧项目。1986年，他又执导了斯特林堡的《朱丽小姐》和《一出梦的戏剧》，1989年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1991年则是《培尔•金特》。此外，他还执导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多年来，他执导的莎氏作品相对而言较少（除了早期的《麦克白》，只有在上世纪70年代制作过两次《第十二夜》）。这期间，他所执导的莎氏作品包括：1984年场面宏大的《李尔王》、1986年颇具争议的现代版《哈姆雷特》，以及1994年华丽上演的《冬天的故事》。当然，这段时间，伯格曼也执导了现代戏剧，如1988年尤金•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1989年三岛由纪夫的《萨德侯爵夫人》、1993年玻透•胥拓思的《时间与房间》、1994年格奥尔格•塔博利的《哥德堡变奏曲》，以及1995年贡布洛维奇的《伊芳，勃艮地的公主》。

1991年，伯格曼抽出时间为斯德哥尔摩歌剧院执导了欧里庇得斯的名作《酒神女伴》，配乐采用的是瑞典作曲家Daniel Börtz的新作（伯格曼自己还将这一作品改编成电视版本）。1996年，伯格曼又在皇家剧院执导了缩小版的《酒神女伴》。90年代后期，伯格曼将由瑞典作家Per Olov Enquist新近创作的一部戏剧——1998年的《形象塑造者》——搬上舞台。同时，伯格曼重回经典：2000年斯特林堡的《鬼魂奏鸣曲》、2000年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玛利亚•斯图亚特》，以及2002年易卜生的《群鬼》。

总的说来，伯格曼的戏剧导演风格不受任何统一的美学原则支配，而是基本上灵活多样和实用。无论是场面宏大的剧院演出，还是小型的室内剧，伯格曼都能驾轻就熟。正如他自己所说，“将剧作搬上舞台时，我绝不会违背原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也从未刻意这样做过。我一直视自己为一名阐释者，一名再创作者。”

作为作家的伯格曼
在其艺术生涯后期，英格玛•伯格曼通过回忆录、舞台剧和以小说形式出现的剧本，开始回归纯粹的写作之路。由此，他回到了其艺术活动的源头：毕竟，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剧作家和散文家。

伯格曼本人曾在回忆录《魔灯》中写道，1942年夏天，年仅24岁的他一下子写了12（！）部剧本。他自己执导了其中的两部，即《潘趣之死》和《Tivoli》，分别于1942年和1943年在斯德哥尔摩学生剧场上演。然而，他的早期剧本中只有很少几部得到了出版。1946年，Bonniers出版了《演员中的杰克》，1948年又出版了合集《Moraliteter》，其中收录了他的三部剧作：《瑞克尔和剧院看门人》、《这一天结束得很早》和《致我的恐怖》。他的舞台剧作品的出版在上世纪50年代告一段落：《城市》被收入广播剧选集Sevenska radiopjser 1951，而《木刻画》——电影《第七封印》的雏形——则被收入广播剧选集Sevenska radiopjser 1954。其他剧本只有在他自己执导的作品中才会亮相，其中包括1952年在马默尔城市剧院上演的《Barjärna的谋杀案》。

比较他的早期剧本和电影自然会很有趣。研究伯格曼的学者已经准确地指出，这些剧本与他那个时期以及后来的电影从细枝末节到整体概念性内容都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或许最突出的就是伯格曼对戏剧、电影和狂欢节乐趣的兴趣，这在上文提到的《Tivoli》、《演员中的杰克》和《瑞克尔和剧院看门人》等作品中均有体现。当然，这一点日后也成为伯格曼电影的典型特点，其影片中的情节常常与表演艺术相联系——马戏团、电影院、剧院——且主要人物往往是舞蹈演员、演员或艺术家。

事实上，潘趣这个角色是早期艺术上的一个“第二自我”，可以由其联想到木偶和牵线木偶剧场。它不仅出现在戏剧《潘趣之死》中，伯格曼在赫尔辛堡城市剧院期间，还将它作为笔名创作了新年时事讽刺剧《Kriss Krass Filibom》。更为清晰的“第二自我”形象是杰克这个角色。他在伯格曼的第一部电影《危机》中出现。伯格曼承认，这个装腔作势、善于操控别人的角色是他直接从自己的剧本《演员中的杰克》中借用过来的。之后又出现的一个“第二自我”形象是赤裸的约阿希姆，同名剧本被Bonniers拒绝出版。然而，Bonniers Litterära Magasin（Bonnier文学杂志）却在1953年发表了这部作品的节选，名为《埃菲尔铁塔的故事》。赤裸的约阿希姆也出现在一个电影剧本中，不过它从未被搬上银幕。这个名为《鱼。闹剧电影版》的剧本发表在电影杂志Biografbladet 1950/51年第四期上。而上文提到的《城市》则在同年以广播剧的形式播出。

在其职业生涯后期，伯格曼喜欢在电影中借用自己剧本里的情节。例如，《瑞克尔和剧院看门人》剧本中的人物瑞克尔和她的前情人Kaj连同不忠这个主题都出现在了插曲式电影《女人的期待》（1952）中。这个剧本的寓言式风格，就像伯格曼所有早期剧本中所特有的道德家的口吻那样——关注人、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冲突——也是伯格曼那个时期所拍摄的电影的典型特点。这不仅体现在《监狱》——甚至当时的评论家就将其称为“40年代的电影道德剧”——或《第七封印》中，还在他后期的一些电影中有所体现，尽管人们一开始也许并没有对这些电影做过如此评论：后来的评论家称这些60和70年代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近“贝克特式的简约抽象才能”的产物。

但就像上文所指出的，伯格曼后来停止了舞台剧本的创作。主要原因是负面评论。正如评论家经常将其剧本的成功归因于伯格曼的电影叙事技巧，他们同样也常常反过来否定他的实际作家角色——同时又称赞他的实际舞台作品。例如，一个评论家在评论伯格曼的《致我的恐怖》时说：“如果不是英格玛•伯格曼自己而是其他人导演的话，剧本中所有的意义将会蒸发，剧本也将变成废纸。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天才，他作为导演的天赋总是诱使他的诗人特质将完成了一半的、充斥着未分选的突发奇想的剧本搬上舞台。”

许多年后，伯格曼自己也证实，迫使他停止创作舞台剧的原因正是类似这样的评论。正如他在采访中谈及自己的马尔默时期时所说的：“那时，我们每次演出我写的剧本时，我一定能读到这样的评论，即我不是一个好作家，却是一个好导演，将我作为作家的失败转为成功。很自然，我听腻了这样的评论。当你不必被迫去听那些侮辱之词时，你当然也不会想将自己置于那样的处境。”1993年，他创作了独幕剧《最后的尖叫》。事实上，直到这时，他才再次允许自己的剧本被搬上瑞典舞台。（不过，他曾于1981年在慕尼黑执导过改编自自己的电视剧本《婚姻生活》的舞台剧——这时距他在马尔默最后一次执导自己创作的舞台剧作品已经过去了25年。）

但是，除了写电影和舞台剧剧本，伯格曼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事实上，甚至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的作品就曾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瑞典文学旗舰杂志40-tal上：一篇名为“关于开膛手杰克的一段童年回忆的简述”的文章。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篇节选自《赤裸的约阿希姆》的荒诞主义故事《埃菲尔铁塔的故事》曾在1953年的BLM杂志上发表。

然而，伯格曼的此类文学作品并没有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事实上，这也很正常。第一，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形象塑造者伯格曼身上；第二，伯格曼本人坚称那些已经出版的剧本只是半成品，有点像指挥家手中的总谱，因而不能作为独立的研究文本。但伯格曼的早期作品无疑非常有趣，这不仅是对于我们回顾他的作品而言——作为其艺术才能刚显露时的实例，特别是在电影领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由于它们在风格和文学方面的特点。

事实上，作为作家的伯格曼与作为戏剧和电影导演的伯格曼在对主题和风格的选择上有很大相似性。因此，以20世纪50年代的《鱼。闹剧电影版》为例，其中充满了作者的评论和直接的指称，仿佛正在被公开展出，其风格特征类似其晚期的电影剧本/小说《善意的背叛》（1991）、《星期天的孩子》（1993）、《私人谈话》（1996）以及戏剧作品《在小丑面前》（1994）。不管其受众是小说读者，还是电影拍摄前研究剧本的演员，他在创作这些文本时似乎都有一群活生生的观众在场。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视觉散文”：导演着眼于舞台，似乎让读者参与到尚未完成的作品中去。或者，换句话说，伯格曼在利用电影、戏剧和文学的特定媒体特质时，往往在意图上发生重合，这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以“跨艺术”和“跨媒体”的方式弥合这些特征和差异的欲望。

同时，很明显，英格玛•伯格曼的文学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总结的努力。事实上，伯格曼电影生涯结束后的大多数内容丰富的作品都有总结的特点，如同在写收场白。他1984年的戏剧《排练之后》对于他的戏剧生涯而言，正如《芬妮与亚历山大》对于他的电影生涯的意义：梦幻剧一般的总结，一篇对于作为魔法和艺术的戏剧的斯特林堡式遗嘱。用导演Henrik Vogel（也是伯格曼自己再三重申）的话来总结，就是：“一切都是在表现，而不是客观存在本身。”

伯格曼的回忆录《魔灯：伯格曼自传》（1987年，英译版1988年）和《影像：电影中的生命》（1990年，英译版1994年）都是以类似于成长小说的形式来创作的——依次总结了他的“自我”的不同阶段和形态。但正因此，它们也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审视：一个对其而言艺术与世界是一体的男人的肖像。

这种倾向在《善意的背叛》、《星期天的孩子》和《私人谈话》中得到了加强，这三部作品都回溯了他自己家庭生活的一段历史。同时，《第五幕》中的独立文本延续了伯格曼以戏剧形式对职业生涯进行的重述。戏剧《最后的尖叫》（1993）讲述了默片导演Klercker和制片人Charles Magnusson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其电影以及无疑也是伯格曼在“这个行业”中亲身体验到的羞耻主题。《在小丑面前》则描绘了艺术人生又悲又喜的艰辛。一个失败的电影计划变成了一个业余戏剧作品——化装成白色小丑的死神在幕后徘徊。

除此之外，从伯格曼作品的标题也能明显看出他的总结意图。比如，他的文集《第五幕》的书名来自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你不能在第五幕的中间死去”，这也加了省略号印在了书的扉页上）。而《在小丑面前》的瑞典文书名的字面意思是“趾高气昂而又烦躁不快”，影射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更确切地说，是那段关于生命空虚和短暂的著名独白（第五幕第五场）：

“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火！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伯格曼的写作一直持续到新千年。2000年秋，他的新书《表演》出版。除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广播剧《灵魂的问题》和长篇剧本（从未被拍成电影）《没有恋人的爱情》，还收入一部新写的电影剧本小说《不忠》，2000年由丽芙•乌曼改编成电影。

这部电影剧本也是对往事的追忆，但这次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它讲述了一个名叫伯格曼的老作家某天工作时，突然有人来访——或者说，他想象有人来访——来访者是他昔日相识的一个女人。因而，他内心出现了一幕关于偷情、离婚和烈性毒药（伯格曼一直称之为“翻旧账吃醋”）的大戏。

简而言之，这部戏是关于一个因不敢独自直面自我、回顾往事而臆造出一位女性向导的年老男人。同时，玛丽安这个人物本身起初似乎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在“创造”自己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作家的引导。她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角色，渐渐地才有了轮廓和身躯。
 
对于伯格曼跨越电影、戏剧和文学事业的收官之作，玛丽安起到了非同一般、恰到好处的作用。套用Pirandello的话说，她是一个找到了电影导演、同时也在寻找作者的角色。

伯格曼的最后一部电影剧本是《萨拉班德》，由他本人于2003年85岁时拍摄成电视连续剧。根据媒体和瑞典电视台公关部门的宣传，《萨拉班德》是伯格曼1973年创作的闻名世界的电视剧《婚姻生活》的“继续”。然而，事实上，这两部剧仅有的相同点是30年后再度合作的两位演员丽芙•乌曼和厄兰•约瑟夫森，他们分别扮演老年版的玛丽安和约翰。

更有趣的是，在创作《萨拉班德》的时候，伯格曼正在策划他在皇家剧院的最后一部舞台剧、易卜生的《群鬼》。事实上，这两部作品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两部作品都表现乱伦与安乐死的主题，尽管后者在《萨拉班德》中只是出现了暗示性内容。然而，更重要的是，剧中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有着共同的过去，就像电影中的玛丽安和约翰那样。换句话说，时间的流逝和过去给人物带来的负担很重——就像死亡一样：一个与这两个人关系都很密切的女人不久前去世了，尽管在整部电影中都看不到她的身影，但所有人物都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感受到她身后留下的空虚感。简而言之，死亡迫近的感觉在《萨拉班德》中深深潜藏着。

2004年秋天，伯格曼又与他尚未正式公开身份的女儿玛丽亚•冯•罗森联合出版了私人日记。这本书同样谈论死亡，但更加贴近现实，因为它以时间顺序记录了与伯格曼共同生活了二十四年的妻子英格丽德的弥留之际及最终死亡的真实过程。关于这一点，让我们以伯格曼在《萨拉班德》工作手册中的原话作为结尾：“我站在一条边界上……一条边界。我听着，或许也看着，同时，转向一个我发现越来越显而易见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