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叛徒：轴心莎莉的审判

二战后因叛国罪被判刑的第一个女性

米尔德雷德·伊丽莎白·吉拉斯（Mildred Elizabeth Gillars）出生在缅因州。上大学学戏剧艺术没毕业就离开了，各处奔波打工也没在戏剧界立住脚。她去过两次其他国家。1940年，吉拉斯得到德国国家广播公司一份播音员的工作。到1941年美国国务院让国民离开德国和德占区时，她选择了留下，因未婚夫是入籍德国公民，若她回美国就不和她结婚了。结果吉拉斯的未婚夫很快被派到东部前线，战死。

1942年，反犹太支持纳粹的入籍美国公民科施维茨（Koischwitz）来到电台做对美宣传的节目主任。科施维茨和吉拉斯假冒是红十字会的代表，去医院、战俘营采访被俘士兵，把他们的讲话编辑成同情纳粹、受到优待的样子，攻击罗斯福总统，引起士兵家人的担心和害怕，贯穿着不要抗争、接受失败的宣传。最臭名昭著的是他们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播出的广播剧，吉拉斯扮演一个俄亥俄母亲，她梦见自己的儿子在参加反攻，穿越英吉利海峡时，可怕地死在船上。

被缺席指控犯叛国罪的科施维茨病死于1944年，吉拉斯的广播持续到1945年5月6日，德国投降的前两天。

美国总检察长派出检察官维克多·沃尔海德（Victor C. Woerheide）到柏林寻找并逮捕吉拉尔。沃尔海德和反情报处特工汉斯·温岑（Hans Winzen）的唯一线索是被德国人击落的一架B-17的飞行员雷蒙德·库尔兹（Raymond Kurtz）。库尔兹回忆起曾到战俘营采访过他的广播员自称某某，使用化名芭芭拉·莫美（Barbara Mome）。沃尔海德搜集到上面有吉拉斯照片的海报，张贴在柏林多处。当他获悉一个自称“芭芭拉·莫美”的女人正在城市附近的二手市场出售家具时，情况才有了突破。他们发现一个店主在出售属于吉拉斯的桌子而将其拘留，在“密集审讯”下店主说出了吉拉斯的住址。1946年3月15日吉拉斯被捕，拘留在反情报处的营地。期间曾被有条件释放。后来应司法部要求，吉拉斯于1947年被正式逮捕，一年多后被送回美国受审。

吉拉斯最后被判入狱10—30年，罚款1万美元。最后于1961年6月刑满释放。

这是一个令人心情沉重、深思深省，但结果又有一丝庆幸的庭审过程。英国审理同样的案件只用了短短三天就判了极刑，由此可见当时的M国社会还是有理可述，还是富有包容的。大规模战争或者重大人为灾难之后，对罪行进行清算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1949年M国对轴心萨利当事人的审判，经这部《M国叛徒》的诠释，清算也显得并非那么正义了。电影让观众见识到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却宣传鼓动和心理战领域。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是电影里戏份不轻的人物。这位毕业于多所名牌大学的饱学之士，加入纳粹后，其才华得以变态式施展和极其邪恶的发挥，成为纳粹体制的忽悠大师、谎言制造者，成为彻头彻尾的骗子。他有一套理论支撑，那就是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更可信的力量，谎越大就越令民众信服；宣传如同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就会成为响当当的真理；民众要比想象的蒙昧得多，宣传的实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就是让民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就是要焚书，最后发展到焚人。 电影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欺骗宣传，只聚焦于戈培尔创办的心理战电台，这个直接用英语对M国听众的广播，主要目的就是瓦解M国与盟国的关系、懈怠M国军队意志。电影的主人公就是电台的女主播吉拉斯，这位在M国成长而落得伤痕累累的女士，到德国后才寻到爱、感受到成就。祖国并没有使她感受到温暖，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国民都具有高尚的操守，普通人的思想境界只是苟活着，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战争中没有对与错的界线，只有生与死的界线，只有求生的本能反应。从吉拉斯企图用桌上的手枪向戈培尔开火那场戏可以看出，此时此刻所有人都醉生梦死般地活着，已长期处于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日子了。这需要何等的严酷环境啊，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就不要奢谈了。 当政治大潮排山倒海时，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不能让我们的损失和情感，遮避了我们的判断力。艾尔.巴西诺扮演辩护律师，庭审辩护非常精彩，他引用了罗斯福夫人和海明威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永远不要认为战争有多么的正义”。吉拉斯也是一个从人生艰难中闯过来的人，她从小就明白她自己并不漂亮、并不出色，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比别人更艰辛的努力。人性的弱点也会习惯于霸权、ZZ的淫威下，抱着自己可怜的利益而虚荣地活着。轴心萨利是一个组织，而不是吉拉斯一个人，更应该从思想上、从体制上进行清算。战后大家都需要要疗伤，我们不要再杀害一个企图活下来的女人。爱国主义的外衣，很容易遮盖私刑暴民的罪行。这个案件也是对M国社会的一次考验，案件本身不会一下子使体制变得独裁，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当时缺乏理智的话，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包容性终究会丧失。

这是一个令人心情沉重、深思深省，但结果又有一丝庆幸的庭审过程。英国审理同样的案件只用了短短三天就判了极刑，由此可见当时的M国社会还是有理可述，还是富有包容的。大规模战争或者重大人为灾难之后，对罪行进行清算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1949年M国对轴心萨利当事人的审判，经这部《M国叛徒》的诠释，清算也显得并非那么正义了。电影让观众见识到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却宣传鼓动和心理战领域。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是电影里戏份不轻的人物。这位毕业于多所名牌大学的饱学之士，加入纳粹后，其才华得以变态式施展和极其邪恶的发挥，成为纳粹体制的忽悠大师、谎言制造者，成为彻头彻尾的骗子。他有一套理论支撑，那就是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更可信的力量，谎越大就越令民众信服；宣传如同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谎言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就会成为响当当的真理；民众要比想象的蒙昧得多，宣传的实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就是让民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就是要焚书，最后发展到焚人。 电影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欺骗宣传，只聚焦于戈培尔创办的心理战电台，这个直接用英语对M国听众的广播，主要目的就是瓦解M国与盟国的关系、懈怠M国军队意志。电影的主人公就是电台的女主播吉拉斯，这位在M国成长而落得伤痕累累的女士，到德国后才寻到爱、感受到成就。祖国并没有使她感受到温暖，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国民都具有高尚的操守，普通人的思想境界只是苟活着，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战争中没有对与错的界线，只有生与死的界线，只有求生的本能反应。从吉拉斯企图用桌上的手枪向戈培尔开火那场戏可以看出，此时此刻所有人都醉生梦死般地活着，已长期处于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日子了。这需要何等的严酷环境啊，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就不要奢谈了。 当政治大潮排山倒海时，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不能让我们的损失和情感，遮避了我们的判断力。艾尔.巴西诺扮演辩护律师，庭审辩护非常精彩，他引用了罗斯福夫人和海明威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永远不要认为战争有多么的正义”。吉拉斯也是一个从人生艰难中闯过来的人，她从小就明白她自己并不漂亮、并不出色，每一次成功都意味着比别人更艰辛的努力。人性的弱点也会习惯于霸权、ZZ的淫威下，抱着自己可怜的利益而虚荣地活着。轴心萨利是一个组织，而不是吉拉斯一个人，更应该从思想上、从体制上进行清算。战后大家都需要要疗伤，我们不要再杀害一个企图活下来的女人。爱国主义的外衣，很容易遮盖私刑暴民的罪行。这个案件也是对M国社会的一次考验，案件本身不会一下子使体制变得独裁，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当时缺乏理智的话，这样发展下去，社会的包容性终究会丧失。

整片挺差的 人物塑造的差劲无比

阿尔演的律师不晓得在干啥故弄玄虚 最后那场戏试图复刻《闻香识女人》 拍的也一般

女主是不是带资进组 查了下她之前就没有啥作品 突然就挑大梁和阿尔搭戏了 演的毫无魅力装腔作势 只让人讨厌毫无同情之心 男配那律师助理最后还真人出镜了 他演的是恋母吗

原型故事本来挺好的题材 结果拍成了流水账

还有在我看来女主那如果不是叛国罪 那这世界上就没几个叛国罪可以判了

上兵伐谋 攻心为上 宣传阵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女主对盟军士气的伤害怎么可能轻飘飘的就带过去了

怕死当然没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怕死为纳粹效力情理上可以理解 但这就是叛国 也许不应该叛死刑 但叛国罪就别指望洗脱了

这种能洗白那是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被逼的然后心安理得的当奸细了 反正被抓了有理由说呗

我仔细观看了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平铺直叙但非常精彩的法庭辩解记录，这并不适合于快节奏的观看者，甚至对于战争历史毫无概念与理解的观众。

很多人也许不能理解，这里我打个比方，第三帝国就是扣押你身份证并让你996的邪恶老板地主，老板除了压榨你干活还要你陪睡，你不从就把你和你老公送去奥斯维辛，有一天你的地主死了，新地主的仆从们开始起诉你，要把你送去城门吊死，最后一位律师救了你，但像你这样事后被清算又活下来的人能有多少呢？

虽然影片的切入角度不错，但也算是有些故意吹捧美式自由。四分还是能给的，外加一分给戈培尔的演技。最后导演也留了一个十分讽刺的小心思，就是在审讯完美国的轴心莎莉后律师还要去柏林为德国的同盟莎莉辩解，这么一看是否每个国家使用的战时手段都一样呢？当然还顺带用“三天”嘲讽了一下英国的民主制度。

如果还不能理解，那么全球化的当下，抵制外货，华为式爱国，微博式爱国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我非常讨厌美式自由，就像是中式的酒桌关系一样让人讨厌，但本片作为一部还原历史的纪录式影片还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就刚开始观影而言，我就知道这个案件本身就十分荒谬。

一个在敌国做播音的本国公民，在本国战胜后被抓回进行”叛国“审判，给出的理由是动摇军心等等。如果这样的案件都可以被审理，那我想， 1. 我知道人可以为了爱、信念、希望等而死，这些人基本不会被言语所击倒。所以如果你的士兵能被对方三言两语所鼓动，那么说明本身这个战争就是不正义的。如果一个国家能因为某人的某几句话就出现了亡国的风险，那这个国家一定是建立在谎言之上，这个国家也没有必要存在下去。 2. 是否收听敌国电台的士兵也应该被判刑？敌国电台有什么好听的，我国的就那么难听吗，这不是典型的崇洋媚外，叛国吗？ 3. 那些在国内收听敌台，只为知道亲人生死的亲属、朋友们是否应该被判刑？ 4. 在战场上投降的本国士兵，是否也应该被判刑？因为他们没有为本国的胜利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能量，他们可以不被俘，可以誓死反抗殊死一搏，这些都能为我方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却投降了，这就是不够忠诚，也算叛国！ 5. 那些在国内，不在前线打仗，在后方不好好努力为战争作出贡献的人是否该被判刑？ 6. 就因为本国人为敌方点头播音，本国胜利后就要审判他。但是显然如果播音的是敌国的公民， 就根本不可能被审判。这明显是冲着身份去的，而不是冲着事去的。

所以，这样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在象征公平正义的法院进行这样的审理，本身就是对法律的一种侮辱。最后罪名还被定下来了，更是耻上加耻。

富有盛名的律师担心输掉名声，强队总担心输球，弱队总担心遇到强队。实际上，有这些荣誉是应为他们更专注于他们所做的事之中，做律师就好好研究案件，踢球就好好研究怎么提高研究怎么踢好比赛，基础做好了荣誉自然就来了，而不是陷入对名誉得失的忧虑中。

目前，能懂得这些的人越来越少，能懂得这些也就看得懂本质。正如影片中的律师，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审判根本就不公正，搞崩世界的是利益熏心的政客，群众因此受伤而怨声载道，而政客又刷了些手段把这个情绪导向了弱者，萨利不过是民众情绪的发泄者。人从来就不是理智动物，在带情绪的时候就更难讲理，所以做律师更重要的还是要想办法调整陪审团的情绪。

8项叛国罪名指控。第一项就宣判无罪，实际上代表陪审团已经完全认可了辩方律师的观点，他们也深知道萨利就该是无罪。所以1-7都无罪，但第8项要有罪。因为陪审团也是人，他们也不敢直面国内的舆情。在纳粹的萨利受到了胁迫，不得不去广播，在美国的陪审团受到本国舆论的胁迫，也不得不判萨利有罪。

如果萨利值得原谅，那陪审团当然也值得原谅。如果萨利的行为可以被批判，那陪审团的判决同样也应该被批判。

所以，可能，想救赎自己，要从原谅别人开始；想要一个好的世界，要从做好自己开始。至少从影片上看，为了活着就是一种罪（影片中除了辩方之外的所有人），置之死地而后生（敢选择死是他们的自我救赎）（完成自我救赎才有可能成为辩方律师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