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

人与人之间最鲜明的区别就是思想上的差异，我们永远不能掌控或改变别人的想法，所以才会有停不了的战争。

精彩绝伦的七十分钟短剧，四位影帝级主角代表了当下最典型的四种人，波兰斯基的剧本和台词把控功力超群，精辟到让人一秒钟也不愿放过。

中产阶级们的面子功夫看上去显得那么虚假，一开始情绪还能靠理性控制，几杯酒下肚，文明不复存在，人性野蛮的一面毕现。

但那些以文明自导的人啊，以为一味的造就和忍让就是所谓的尊重，并以此来包装自己那并不真是的假想，于是，内心真实的爆发下，看似文明的且坚实的面具就此崩裂，現出最真实的原形……殊不知，若真的懂得尊重，造就和忍让便是最自然而然的一笑而过！

在这个春天的早晨，我似乎选择了一部不太合乎时宜的电影来看，它的名字叫《杀戮》，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春天早晨的明媚阳光里，我不出去散步，而是选择坐在电脑前面，看四个中年男女为了鸡毛蒜皮喋喋不休，但我就是选择了这么做，观察自己或别人，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行为和选择，有太多时候无法解释，我们就是想这么做，正如这部电影的人一样。

这部电影，符合我最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特征，演技扎实的戏骨，火花四溅的碰撞，衔接流畅的对话，狭小的场景把演员困在其中，所有情节全部都要依靠剧本功力，整场电影如同观看一场精彩的网球混合双打，有太多可以回味和分析的细节，它不像一些制作华丽的大片，它调动的不是观众的视觉刺激，而是让你的大脑也真正参与进来，如同引擎被轰然启动，开始跟随噼里啪啦的对话高速运转起来。类似这样的电影，还有《日落号列车》《与女人们的对话》等等……

剧情其实非常简单，就用AB来代替这两对夫妻好了。A夫妻的11岁的儿子用一根木棍打了B夫妻的儿子，导致B夫妻的儿子嘴唇受伤，掉了两颗门牙，于是A夫妻亲自上门道歉，试图协商一个解决方案。

既然决定要孩子，打算开始要为一个生命的成长负责，这种鸡零狗碎的事，对所有父母来说就在所难免。显然谁都不想处理这些破事，但我们的一生常常就是被无数的破事牵着走，好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不停转圈的瞎驴，我们有时也巴不得像个孩子一样，抄起木棍痛痛快快的把生活揍一顿，然后一走了之，让别人来收拾烂摊子。但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会不停告诉自己，我们是成年人，是文明人，所以我们有责任，必须一件一件处理好这些生活塞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哪怕珍贵的生命就在这些不情愿中一点点的流失。

所以，A夫妻硬着头皮来给儿子登门道歉了，他们谦逊而充满诚意，把自己的儿子骂的狗血淋头，说他是个疯子，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提出要给B夫妻的儿子找最好的牙医，本来协商到这里应该可以完美结束了。

但有时，就是某个细节出错了，甚至不能说是出错，只能算得上是有点不对劲。在这件事里，那个细节就是A先生在协商过程中接了几个电话，因为他是个律师，而他最重要的客户是一家制药公司，在这个早晨爆发了公关危机，他本来应该去处理这件事，却被妻子硬拉来为儿子道歉。

于是，一些情绪开始酝酿起来，B太太开始认为A先生并不尊重这个事件，认为他们需要更有诚意的道歉，于是四人又再次回到室内，寒暄，协商，但情况并没有变的好转，而是越来越失控，最后已经和孩子无关，而是开始互相控诉，控诉婚姻，控诉社会，文明的外衣就这样被一件件剥掉，人们最终都说出了心里真正的想法，互相指责对方是骗子，懦夫，神经病。

这部电影名为《carnage》，意为屠杀，这名字似乎太过严重，毕竟电影里并没有人真正死掉。但太平盛世，我们所能经历的兵荒马乱也大多就是如此了，观念的交锋，道德的歉疚，价值观的互相屠戮，对彼此生活方式的贬低，试图在相处中争夺道德高地和更大的话语权，战争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变的看不到硝烟，却未必不带来伤害。耶稣曾经说，你若恨一个人，就是杀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人之间所经历的这种互相捅刀子的过程，也无异于一场杀戮，而且不像真正的杀戮那样一刀毙命，就此结束，它会一直发生，每天重复的发生，发生在校园里，发生在婚姻里，发生在每一次的交谈里，那被杀戮的也许是一些无形而珍贵的东西，我们甚至都未曾意识到它是如何在我们心中死去的。

其实我很同情B太太，她看起来是这四个人里面心理素质最差的一个，最先稳不住阵脚的就是她，最先开始哭泣和崩溃的也是她，当她的丈夫告诉别人，她是个作家，她接过话来，努力表现得像个专业的作家。但很快，她一转脸就愠怒的责备丈夫，不应该告诉别人她是作家。她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她写过一本关于非洲大屠杀的作品，这表现出她有强烈的道德感和世界公民意识，但同时这本书大概并不成功或评价不高，所以她现在只在书店里卖书的小职员。

她坚持的很辛苦，她试图活的鹤立鸡群，她收藏和保存着绝版画册来表现自己的品味，并把它们放在茶几上最显眼的地方，她有着顽固而脆弱的自尊心。她反对草草和解，反复强调A夫妻的孩子必须真正认错，否则这事没完，她强调她并不关心利益本身，而是在坚持纯粹的公正和普世价值，是在维护社会正义与和平。

朱迪福斯特在这个人物身上确实是用了心的，几乎贡献了她演技的巅峰水准，她并没有整容，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她为了演这样的一个女人，几乎连气质都改变了。那紧张的笑容，那强烈压抑着不满，却又想表现出放松状态的矛盾的肢体语言，让这个女人显得很纠结。

她身上有一种倔强的东西，她的理想主义气质，她固执的想要教训别人，她对何为公正几乎是洁癖般的坚持，她对文艺作品的推崇和珍惜，她的得理不饶人，在交锋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几乎达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有一些小细节其实值得玩味，比如A太太呕吐在画册中，我个人觉得那其实是一个隐喻，隐喻着A太太对画册，或对B太太所代表的那一套文化价值的贬低甚至羞辱，虽然A太太一直试图表现的很尊重人，但她其实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非真看的起B夫妻。她的呕吐当然不是有意为之，只能说是导演的黑色幽默，这背后想要表现得，大概是每一个被称为“文艺青年”的人都曾体验过的羞辱。B太太固执的想要扮演人民教师，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人民公敌，最后连自己的丈夫都站在了对方一边，和他们把酒言欢，躺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讥讽自己的妻子。她不可能不生气，但越生气越显得自己像个玻璃心，显得自己像个笑话，AB先生开始联手嘲笑她所信仰的那些高大上的价值观，他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的残酷。是的，其实很残酷，对这样一个敏感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霸凌。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A太太其实早在评论培根的画作时就说的很准确了：“残酷，华丽，混乱，平衡”，这部电影也正是如此，人们彼此伤害，也在彼此寻求和解，试图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却把世界搞的残酷而混乱，这样的剧情，只要还有人类活着，大概就会永远继续上演下去。

在经历了A先生和B先生的轮番嘲笑批判，到最后，貌似温和明理的A太太似乎也得了某种鼓励，她借着酒劲，抓起那把郁金香砸的稀烂，也同样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价值的彻底否定。

不记得是谁的著作中曾谈到过，在每一个家庭中，或每一场争端中，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成为“被归罪者”，他会成为众矢之的，大家愿意把所有责任和罪过都推给他，把对生活的不满推给他，而B太太最后就沦为了这一角色。本来只是协商孩子打架的事，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价值观的高下之争，最后三个人几乎站在了同一边，来攻击B太太的不合时宜与理想主义，攻击她的挑剔和认真，她成为了那个“被归罪者”。

也许，甚至在观影时，你都会被影响，在心里开始归罪给B太太，觉得她真是一个事儿妈。但你是否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每当我们试图谈论优美，谈论文化，谈论和平，谈论一些高贵的价值时，就经常不知为何会引来莫名其妙的敌意，说你装逼啦，说你虚伪啦，说你不合时宜，说你只会空谈其实是个弱者，又或是说你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而这些指责和嘲笑，你甚至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它们来自实用主义者，来自权力的拥护者，甚至来自什么都无所谓的简单粗暴者，那一刻他们似乎都有了开始向你扔石头的权力，最后，可能连你自己都开始为这一切感到羞愧，你会哭泣，会觉得孤独，最后你也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甚至慢慢走入他们的一边。

林奕含曾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我对这句话的理解，从来不只局限在性侵之上，我理解，她说的是权力，性有时也只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权力和霸凌是会以各种方式反复出现的。当你生活在某种畸形的文化里，被这种文化压迫着，伤害着，还要被这种文化无声嘲笑着，正如林奕含，她明明是受害者却也承受着某种微妙的污名化，比如荡妇羞辱又或是矫情等等，这些话也许并不总是被直接说出来，但它们一直存在，它们一直在屠杀。

所以我想，真正的和平并不只是收起刀枪吧，而是努力去呼唤一种真正善良的文化，它让我们学会控制内心的权利欲，看清自己也从来不完美，它将带来一种退后，一种谦卑的自省，不要轻易拿起你手中的石头去砸人，因为那石头从高天落下，最终可能砸到的就是你自己。

从齐泽克的意义上讲，波兰斯基就是遭遇过“实在界的入侵”的人——无论是曼森家族杀人案还是其后的性侵事件——其坎坷起伏的人生轨迹正如一次次“创伤性回归”，破坏颠覆又浸入支撑着他的象征秩序与符号宇宙。

这是一部发生在室内空间的高密度电影。所谓密度之高，就在于在这仅八十多分钟的时间里，电影内容充满了各种极具矛盾与张力符号性象征（且是以影片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为象征载体的），同时在情节推进过程中，各个象征的势力阵营归属又几度发生转换甚至“洗牌”。最终呈现出了极具辩证性的局面：一方面是错综复杂的符号网络；另一方面，其错综复杂就意味着其脆弱不堪。

首先从符号性象征来讲，在《杀戮》所呈现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背景之下，波兰斯基对四种符号性象征逐步予以展开并进行解构：

首先，作为精英阶层代表的律师，实则是一刻也离不开手机的现代资本奴隶，在逐利的流动表层深处——也就是在价值层面上——却陷入了深深的虚无主义，毫无崇高与庄重可言；

然后，律师的妻子，那位兼顾着事业与家庭的成熟女性，其表面四处周旋且对妥善解决问题满是诚意，然而其内心深处却从来没有正视过问题并尝试诚恳地认识对错，一而往之的只是虚伪的和谐面具，面具之下便是再也抑制掩盖不住的最不体面的肉体与精神龌龊；

再者，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关心达尔富尔大屠杀的女作家，却惯常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以西方惯有的普遍主义思想道德性地、怀有优越感地去强迫他者，接受自己的“伪崇高”原则。讽刺的是，如此关心遥远地方的人，却做不到对身边的人予以宽容，更做不到以此来约束自己；

最后，女作家的老公，那个老是一幅乐呵呵模样的男商人，则代表了小市民们享乐主义的普遍姿态。在自得其乐的同时又时刻不忘自己狭隘可怜的自尊心，其捍卫方式也是某种粗暴的抗拒与低陋的“幽默稀释”。

至于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各个符号性象征进行了数次势力阵营的变换，乃至几度洗牌：从最开始的家庭符号秩序，演进到观念符号秩序，后变为性别符号秩序，最后完全破解掉。我们目睹了象征势力不断离合、符号秩序不断重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便是：整个符号秩序倒塌了，象征界最后在那座房间中不复存在。余下的全是实在界的“原质”，即“一小块的实在界”——两个男孩的打斗。后续一切皆触发于这一原质之上。

这一切当然非常极具讽刺意义。“杀戮”乃是一种彻底的破坏符号秩序、创伤象征宇宙中的符号性个体的实在界方式。同时，“杀戮”也是波兰斯基对现代人类文明的道貌岸然的一次活生生的剥开。

最后，波兰斯基把希望投给了电影结尾：在公园里重归于好的两个小男孩，便是对成人世界的家长视角与社会符号予以最无情的嘲讽。而对小男孩的拍摄始终使用远景，对成年父母的拍摄始终是中景，也通过这样的对比距离暗示并提醒着每一个观众：我们正在靠近哪一边。（靠近被嘲讽的象征，远离作为原质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