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的审判

二战后的一系列审判几乎成为了法学领域的一个命题，包含了许多在法学领域经典的争论，而导演显然有抱负将这些宝贵的内容涵盖在内。三个小时的影片大部分时间都聚焦在法庭上，却不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影片中的每一句话、控辩双方的每一次交锋都传递了许多信息，我时而是控方，时而是辩方，时而是中立的法官，时而又抽离出来审视每一个人，随着视角的转换，我不断地思考，又对刚刚的思考反思。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纷繁的思绪，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恶法亦法”or“恶法非法”

“邪恶的法律是不是法律？”是法学领域最经典的论题之一。将这个问题与本案联系起来就是“纳粹的法律是不是法律？”“德国人民应不应该遵守纳粹的法律？”“被告的法官依照纳粹的法律审判有没有错？”

这其实涉及到法的效力来源问题。实证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在这个问题上针锋相对。实证法学派认为法的效力来源于主权者的命令，所以无论善法或恶法，只要是主权者制定的人民就应该遵守。而自然法学派则认为法律的效力来源于法律本身是良好的法律，所以邪恶的法律不是法律，人民也没有义务遵守邪恶的法律。

两个学派在历史上有各自的兴盛期，二战时正是实证法学派兴盛、自然法学派式微的时期。但恰恰是二战后的一系列审判与著名的“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论断重新肯定了良心的重要性，推动了自然法学派的复兴。

其实，两个学派的观点各有道理，但将两个学派的观点推演至极端又都会出现问题。所以战后，新实证主义与新自然主义的发展都吸收了对方的观点，来弥补自己学派的弊端。

二、法不责众&平庸之恶

法不责众的观念自古就有，既是一种侥幸心理，也是法律现实的无奈。“平庸之恶”是汉娜·阿伦特在参与并研究对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的哲学概念，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作为被告的法官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一个法官应尽的职责而已，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为罪犯了？如果本案中的法官尚可以被看作国家司法政治系统中的“有权者”、“有身份的人”，那么一些更加平庸的人呢？战场上的士兵、集中营的看门人、送信人、司机、清洁工……处在纳粹统治下的成千上万的“平民”也早已卷进了旋涡中，他们可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着职责，但当他们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网络时，谁又敢说自己是真正无辜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官Haywood向他的仆人夫妇问起对希特勒的看法时，他们情绪激烈却又闪烁其词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参与政治”。是的，“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是小人物，处在自己的位置上而已，看不到全局，不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恶行，不知道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罪行。但Janning却犀利地指出“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因为“不知道”是我们最后的心安理得。

但从另一个方面想，法律可不可以要求人们去反思、去反抗、去看见、去知道？抛开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仅从性质上说（即判定这些人有罪），法律能否审判平庸之恶？

恐怕很难。

法律规定的是底线，法律不规定高尚的良心与道德。换句话说，法律不强人所难。整个国家处在纳粹的环境下，法律难以对民众苛以思考自己的行为、思考社会的义务，进而也没有对民众觉醒与反抗的期待。

“平庸之恶”是人性的一部分，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情时，我们就应该要求自己去时常跳出来审视自己，这也是这部电影传递出的价值之一。

三、国家利益vs人权正义

曾经的法官如今的被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忠实地履行国家义务，为国效忠，这也是被告的一大辩护理由。国家利益与人权正义是两个不同价值，而价值排序是无法像科学一般计算与衡量的事情。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法官Haywood的判决认为正义、真相、人权的价值是高于国家利益的。但同样另外的法官的异议意见则持相反的意见。

价值排序不仅因人而异，也因案而异。在个案中，价值排序并不总是相同的。每种价值在个案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牵涉利益的轻重都需要法官结合个案加以衡量，究竟哪种利益更值得保护。

四、法官的职业操守

影片中的主角Haywood是一位正直、有操守的法官形象，他凭借自己的良心做出他认为正确的审判，并得到了被告Janning的尊重。在庭下，他试着去了解德国、读Janning的法理学著作以更了解Janning这个人，但却不让自己的主观情感干扰自己的判断。在庭上，他最终顶着舆论的压力做出了有罪的判决。一方面，当时美国军方因为美苏对峙想要获得德国人民的支持，所以希望Haywood能做出无罪判决。另一方面，他身处德国，做出有罪判决势必招致德国人的憎恨。但他依然没有屈服，坚守法官的职业操守。

五、Haywood的判决有没有问题？

可以很明确地回答，Haywood的判决是存在问题的。

首先，他没有说明被告究竟所犯何罪、法院判定的是什么罪行。如果说这一点瑕疵是因为电影艺术化处理所丧失的一部分严谨，不可深究的话，下面指出的问题却是的的确确无可辩驳。

法官丹最后的判词主要分有两点，回应了之前的争议焦点。上述国家利益与人权正义的价值判断（不能用对错来评判）是第二点，那么关于第一点，他说了什么呢？他首先肯定了“这样的罪行是全局的责任”、“在那样的法环境下人人都会犯罪”，因为他认为处于犯罪环节任何一环的人都是犯罪，到此为止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上面也有分析到。问题出在“主谋责任人更要负责”，而立法者、法官、执法者就属于“主谋责任人”。可“主谋责任人”的认定是相当主观暧昧的，如果说主谋责任人是“极端之恶”，非主谋责任人是“平庸之恶”的话，这两者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即使在立法者、法官、执法者团队中也有官位高低、权力大小的区别。

这样的论证是不充分的。不能解决罗尔福在辩护时说的俄国、梵蒂冈、丘吉尔、美国军火制造商是不是有罪、整个德国乃至整个世界是不是有罪的问题（看过电影的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的做法可能违反法的平等对待原则。

六、在实体正义之前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非本案讨论的重点，尽管如此，审判过程中展现出的公正的司法程序还是可圈可点：控辩双方充分辩论、法官客观中立、被告能得到充分的救济、证人作证前的发誓、最后的被告人陈述等等。但在这一切之前有一个最初被我忽略的东西，即这场审判召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程序正义的胜利、法律的胜利。

我去查阅了纽伦堡审判的有关资料后发现，关于如何处理二战后的纳粹分子问题上，当时有一种声音是直接活埋或不经审判就处决，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观点赢得了胜利，通过正当的程序维护了法律的正义。

但是，这场审判在程序上有一个致命的、饱受诟病的地方，即这是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强者对弱者的审判。那么比较不经审判直接处罚与有瑕疵的审判程序两者，究竟哪者更好呢？我个人还是比较赞成进行审判这种方式。原因有两点，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很难找到独立的第三方去审判。第二，无论对于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来讲都需要一个正式的审判来从心理上结束二战、清算这一切罪行，然后才能重建战后的秩序。法律审判程序显然是最好的选择，对双方来说，如此得到的结果都更有信服力。

电影真的太好以至于观后感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电影的内容展开，但最后的最后还是不得不夸一波演员的演技，我甚至觉得用“演技”这两个字是在侮辱这些演员，因为每个人都那么鲜活、那么真实，他们身上流露着人物本身的气质，似乎这一切都不是一场戏，而是一场真实沉重的纽伦堡审判！

开场推焦纳粹标志逐渐放大，然后爆炸升格。61年这么玩儿很前卫。13min镜头围绕发言的韦德马克一周。17min整对马克西米蓝谢尔直接用了一个邵氏镜头！因为在这个镜头中直接让谢尔从经翻译的德语改用英文致辞。

此片中虽然马克思米兰谢尔用德语口语的英语与法官曲塞对话（此情形同样见于此片中其他跨国别对话，但有意思的是，蒙蒂克利夫和兰卡斯特这两位扮演德国人的演员都并不会说德语）明明双方都能够不经由翻译而明白彼此，但却仍在戏剧动作上还原真实情况：默认二人使用语言不通而要抓起听筒通过同声传译交流。

而在另一段落传唤蒙蒂克利夫扮演的证人上庭时，美国控方韦德马克先像他询问，二人通过传译交流，此时克里夫特的表演格外突出了这种因语言不畅和翻译的略微延迟而导致的沟通卡顿和频繁思索。而在韦德马克完成询问后，谢尔代表的德籍律师接手，他建议克里夫特“拿下传译听筒直接交流”，可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两人仍用英语完成了对话，韦德马克方才也是这么做的。当然，在此片中也有特殊桥段：开庭时屈塞质询兰卡斯特是否认罪服辩，兰卡斯特不为所动，此时谢尔像庭上提出抗议，“原告对于法庭的审判权力表示怀疑”一句谢尔用德语发言，镜头给到传译员，用英语复述庭上。此后所有本应需要传译介入的对话，在视听上均无具体镜头表述，也没有让演员用除英语之外的语言发言。仅仅只有刚才所讲的戴上或摘下传译器的动作表述。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美国电影中，英语毫无疑问是占有绝对霸权地位的，导演每一次让其他语言“闯入”，都是别有用心的词语调度，在这里更像是是一种“戏剧语气”的表述，观众在熟悉的词句语调中几乎处于一种“语言的无意识”状态、此时唯一的主导是影像事件的发生，而外语的“不和谐音”的突然介入，打破了这种状态，使观众从影像语言空间中惊醒，又回到了日常的语言空间，这让观众骤然感到陌生，从而警觉地思索到“影像”这种正在发生的存在，进而，观众反应到：谢尔只不过在扮演着一个角色罢了，这是我们面前的一出好戏！但纽伦堡审判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毋庸置疑，这就形成了一种参照关系，一种互文性——影像独立于现实又再生产之。而影片持续进行，事件的推进让观众来不及思索这一表述的内涵遍被迫被其裹挟前进，他们在影像持续不断的推进力的包裹下放弃了对于实在的追求而将自身和判断力完全交给了银幕上的发生。听之任之，直到落幕，才可能从中醒来，但这一种知觉却不会因此消弥，而会不断的侵蚀我们的日常语言经验。好莱坞也正是在这样的互文性之中不断加强影像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对观众的精神控制，用另一种“语言”说教、输出、批判、缅怀…如此片中一些段落，操控了观众的情绪，用这样一种手段，一种极为高明的导演把戏，一种运用电影的自我呈现机制而达到戏剧效果的绝妙手笔。

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在电影（另一种笼罩性的语言）中几乎无关紧要，重要的则是不可说的现实经验的具象化及一种超语言逻辑的行为方法。这也即影像的存在，作为一种知觉的存在。而在今天，它几乎强大到可以和语言分庭抗礼。

出自《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

事实上，纳粹时期的法官远比电影中描述的要邪恶得多，德国司法机构对纳粹上台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其上台后更是鞍前马后、为虎作伥，所谓的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由主义法学的争论更是伪命题，德国法官们不仅完完全全忠实的遵守了纳粹的法律，他们在对政治犯的迫害上鼓足干劲，积极地运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理由对政治犯进行量刑，一位购买了一份共产党报纸的工人就被视为要参与颠覆纳粹政权的行动，在种族问题方面，司法实践中将接吻、交谈等行为都通通上升为了《保护德意志血统法》中的性行为，更是主动积极地提出了许多理论以帮助实现纳粹的统治，《恐怖的法官》一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算是把德国法学界底裤都拔掉了，值得各位阅读以加深对影片的理解。

德国法律界公开宣称应当摈弃实证主义思维

Judge Haywood: The trial conducted before this Tribunal began over eight months ago. The record of evidence is more than ten thousand pages long, and final arguments of counsel have been concluded.

Simple murders and atrocities do not constitute the gravamen of the charges in this indictment. Rather, the charge is that of conscious participation in a nationwide, government organized system of cruelty and injustice in violation of every moral and legal principle known to all civilized nations. The Tribunal has carefully studied the record and found therein abundant evidence to suppor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charges against these defendants.

Heir Rolfe, in his very skillful defense, has asserted that there are others who must share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ppened here in Germany. There is truth in this. The real complaining party at the bar in this courtroom is civilization. But the Tribunal does say that the men in the dock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men who sat in black robes in judgment on other men, men who took part in the enactment of laws and decrees, the purpose of which was the extermination of human beings, men who in executive position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enforcement of these laws -- illegal even under German law.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in every civilized society has this in common: Any person who sways another to commit murder, any person who furnishes the lethal weapon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rime, any person who is an accessory to the crime -- is guilty.

Heir Rolfe further asserts that the defendant, Janning, was an extraordinary jurist and acted in what he thought was the best interest of this country. There is truth in this also. Janning, to be sure, is a tragic figure. We believe he loathed the evil he did. But compassion for the present torture of his soul must not beget forgetfulness of the torture and the death of millions by the Government of which he was a part. Janning's record and his fate illuminate the most shattering truth that has emerged from this trial: If he and all of the other defendants had been degraded perverts, if all of the leaders of the Third Reich had been sadistic monsters and maniacs, then these events would have no more moral significance than an earthquake, or any other natural catastrophe. But this trial has shown that under a national crisis, ordinary -- even able and extraordinary -- men can delude themselves into the commission of crimes so vast and heinous that they beggar the imagination. No one who has sat through the trial can ever forget them: men sterilized because of political belief; a mockery made of friendship and faith; the murder of children. How easily it can happen.

There are those in our own country too who today speak of the "protection of country" -- of "survival." A decision must be made in the life of every nation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the grasp of the enemy is at its throat. Then, it seems that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is to use the means of the enemy, to rest survival upon what is expedient -- to look the other way.

Well, the answer to that is "survival as what?" A country isn't a rock. It's not an extension of one's self. It's what it stands for. It's what it stands for when standing for something is the most difficult!

Before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let it now be noted that here, in our decision, this is what we stand for: justice, truth, and the value of a single human be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