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全世界都对《窃听风暴》交口称赞,假如一定有人跳出来唱反调,说那其实是一部失败的电影,那么,这个人多半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然而,假如没有这个馆长,《窃听风暴》这部电影最重要的意义便不会彰显。这是一部必须对照着来看的电影,唯有对照了史实与影片,才会让你在观影完毕之后仍久坐不起,无言以对,饱受震撼,才会明了真正的残酷之所在。
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4年——只要看过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会明白这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年份——忠心耿耿冷酷无情的东德秘密警察维斯勒,在观看了一出舞台剧之后,主动请缨要求监听剧作家德瑞曼。维斯勒的请求与文化部长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化部长看上了德瑞曼的妻子、美丽的女演员克丽斯塔,企图通过监听找到污点,胁迫克丽斯塔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维斯勒的心理及动机则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瑞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克丽斯塔的魅力亦令他有所动心。
维斯勒和另一名秘密警察轮流值班,24小时监听德瑞曼夫妻的生活。然而,维斯勒没有料到的是,就在窃听的过程中,他的人性逐步复苏。他带走了剧作家书桌上一本布莱西特的诗集、并被那些诗句深深打动;当他在监听器里听到德瑞曼饱含情感的钢琴弹奏时,忍不住流下热泪。就在德瑞曼开始向西德媒体秘密匿名撰写揭露东德人自杀状况的报告时,维斯勒选择牺牲自己的仕途,凭一己之力保护他们。他遣走了另一名值班警察,一个人监听德瑞曼夫妻,并杜撰监听报告,最后在危机当口,帮助剧作家躲过一场巨大的劫难。维斯勒因此被降职到地下室做拆信员,变天后,他仍生活在社会底层,做一个投递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作为今年的热门影片,《窃听风暴》横扫德国各大奖项,包揽欧洲电影最佳影片、年度男主角和年度编剧三大奖项,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确,《窃听风暴》有着奥斯卡青睐的一切元素:东德题材、悬念迭起、人性复苏、善良战胜了邪恶……总之,一个杀手动了情的故事,一个东德版的《杀手莱昂》,美国人喜欢的类型。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如此吗?当然,可以说,一开始冷酷得仿佛固若金汤的维斯勒,其人性复苏的转折太快太轻易,影片在这一点上的处理似乎不够严密,然而,缺憾仅只于此吗?
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筹备9年,于33岁推出处女作剧情长片《窃听风暴》,初试啼声,一举成名。该片正式投拍时,获得了许多前东德人的帮助,他得以在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而唯一拒绝了他拍摄请求的,就是前东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为什么?馆长说,因为这个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维斯勒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对,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因为《窃听风暴》而昭示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最强大的震惊:杀手没有动情,人性没有复苏,善良没有战胜邪恶。多纳士马克说,他想通过电影告诉当年的人们:你,是有选择的。然而事实是,没有人选择良心。电影越温情,现实越残酷。多纳士马克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他应该在影片结束后打上字幕,告诉观众:这段温情从来不曾存在过,这个愿望从来不曾实现过。这样,这部电影才完整,才,够狠。
又把《他人的生活》看了一遍,记忆中这是唯一一个我主动看第二遍的电影。重新看一遍的原因很简单:看第一遍时太囫囵吞枣了,没留心一个关键问题——那个“坏人”是怎么变成“好人”的。确切地说,我很想知道一个腐朽大厦的倒塌,是从哪个裂缝开始的。
《他人的生活》情节已经众所周知:1984年,东德秘密警察Wiesler被派去监听一个剧作家Georg,结果他不但没按计划搜集该作家的反动言行,反而被他和女友的爱情和勇气所打动,最后背叛组织暗中救助了他。
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再看第二遍,我遗憾地发现,导演其实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坏人”并没有“变好”,他简直从来就是好的。电影开始不久,在其上司Crubitz表示要通过监听搞倒谁谁谁时,他就问:“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初为什么加入组织?”一个竟然追问为什么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秘密警察。在听Georg弹贝多芬时,他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一个追问为什么的人,以及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所以该片最大的问题似乎并不是“坏人”怎么变成“好人”,而是“好人”怎么能允许自己做那么多年的“坏事”。Wiesler在成为片中的英雄之前,做了20年的秘密警察劳模。如果他可以劳模20年而不羞愧,那么他应该也可以这样劳模下去;如果他会那么轻易被监听对象所打动,那么他也不可能这样劳模20年。
电影里真正的“坏人”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部长Hempf;另一个是警察头子Crubitz。区区二人可以对这么多人的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你们”也变成了“他们”。他们以保卫国家的名义吸纳了无数秘密警察,他们发展艺术家中的内奸,他们逼迫Christa告密,他们让Georg们保持沉默……如果没有“你们”,“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小丑而已。
但“你们”又是谁呢?“你们”可能周末带孩子去父母家尽享天伦之乐,“你们”路上看到车祸可能会打911帮助呼救,“你们”可能看到电视剧里坏人欺负好人时气愤填膺,然而你们在做着这一切的同时,也会象Wiesler那样爬到别人的楼顶阁楼上——当然不仅仅阁楼,还有可疑分子家门口,单位,言论的字里行间——说:看,这个混蛋,竟然拿民主德国的自杀率来做文章,把他给抓起来!
“他们的信念是什么?”有一次我试图和一个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说服自己,一个人把一件事情诚实地说出来,就应该被‘抓起来’?”真的,他们是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事首先令人困惑,其次才令人沮丧。他们怎么能够在窃听骚扰跟踪袭击迫害诚实正直的人之后,一转身,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做一个好人。
那个朋友说:“不需要信念,就是个趋利避害的本能”。
我还以为道义感羞耻感内疚感也是人的本能呢。
可能也正是因此,Wielser这个人物太理想化了:他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拒绝被彻底机器化,羞耻感犹存。电影甚至把他描述得很可怜,一个人住冷冰冰的单身公寓,在电梯里被小孩子当面骂成“坏蛋”,招来的妓女甚至不愿意多停留半个小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变成“他们”的“你们”,可能过得比谁都好:他们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在亲友中春风得意,在生意上左右逢源。也正因此你们还在趋之若鹜地变成他们。
如果该电影展示的是1984年东德现实写照的话,那么5年之后的巨变一点都不奇怪。当电梯里的孩子都可以羞辱秘密警察而他只能哑口无言时,只能说这个社会已经变心了。事实上从故事情节来看,当时东德的控制手段已经贫乏到完全依靠胁迫:听不听话?不听我就让你没饭吃。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近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至于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变心的,那个20年的秘密警察是怎么突然从“他们”转变成“我们”的,电影没有说清,我没有找到答案,看来还得接着找下去。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
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
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
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提名。用自己的后半生成全了理想,沉默又坚定的男人,最后只得到“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有时选择坚持自己的路,是用幸福去交换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女人是靠不住的,好基友才是一辈子的!
这里每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现场加强版的《窃听风暴》;只是weibo能不能有点心,偶尔做回 HGW XX/7 。
en,1984的背景,看到1989年11月9日那段突然哭点大爆发。。。电影节奏很好,音乐大赞。。。
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 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最后一句,不,这是给我的。一语双关,瞬间落泪。这种利落的结尾,漂亮。
窃听普通人二十年都没感觉,窃听个艺术家没几天就被策反了……极权政府恐惧艺术还真是有道理啊……
“你还站在正确的一方吗?”……惊艳于“做点变通”,惊诧于“重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成败”,惊呆于口误后的抓手动作,惊愕于搜索后可获损失赔偿,惊叹于女主的悲剧,惊奇于小人物改变的大历史,惊喜于“这是给我的!”
重看仍无比感动。为什么INTJ最适合做情报人员?因为他理性近乎无情却会被艺术和梦想打动、执行毫不犹豫却勇于质疑自己不沦为机器、孤僻独行却又珍惜与他人的温情。他是最聪明的,却是最不能被掌控的。
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我们总是歌颂从未发生过的事。
结尾让人叹为观止,感慨万千。
最后一星给在“艺术家没有去与HGWXX/7跟相认”。
两条线,两个男人,两个故事,两个互相打捞的故事。丢了一个,彼此的人生都会沉入海底。当剧作家在街头,看到行走在人行道上的特工时,他本可以上前喊住他的。但是终于是没有。就像哈代所言,呼唤的人与被呼唤的很少能互相答应。他们最终选择了沉默地相互记录。
有个大漏洞,按理第一次被搜查,无论是谁都会把打字机马上处理掉
真的很赞,尤其是演员的表演!淡化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故事本身也很精彩!20191031重温了这部电影,说一个你们肯定没注意到的细节:本片结尾告诉魏斯曼柏林墙倒掉的那个拆信员,就是那个在餐厅里讲大领导笑话的军官!而耳机里播送柏林墙倒掉新闻的,是导演本人……
现实中 没有这样的人 一个也没有
你还记不记得他听歌流泪的样子,倾斜在椅子上陶醉的样子?
看到结尾到底还是忍不住泪奔了
国安局血的教训:千万别请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