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爱 Crimedamour‎

跟《孔雀》、《立春》一样，《最爱》也始于一段画外音旁白，讲起了不算久远的故事。从天堂到喜马拉雅山，看得出顾长卫喜欢旁白叙述，说它文艺腔或者艺术性加工都不为过。本来爱添旁白的电影也很常见，但是，旁白出自谁口，这个很重要。出现套拍纪录片《在一起》里的小孩，很熟悉。用小孩口吻说出一堆深沉旁白，这个真没想到。之后问题愈发严重起来，每告一段落，就来一总结陈词，听着相当突兀。顾长卫先前的作品关注不被理解的小人物，现在它产生了改变，主人公希望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认同，这跟顾长卫试图走近观众的意图是一致的。事先埋设好的旁白，它把观众引向了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这般拔高的处理手法，个人实在不喜欢。

《最爱》有好几段拍得不错，像姜文开着他的火车来，蒸气鸣笛，见证了爱情的喷发。一只好奇、贪吃又特立独行的猪，它带着人跑，患上热病的，还不如猪自在。电影摒弃了常人预设的人伦悲剧和道德灾难，努力去营造荒诞夸张的黑色氛围。在一个封闭的小村，病人们组建了一个更加封闭的村中村，偷吃偷情偷东西。苦中作乐，生死度外。然而当黑色变成了悲戚，当影像风格发生明显转变，镜头焦点游移到了主人公身上，他们的爱情被放大，《最爱》就多少变得有些一厢情愿。影片尝试用国人传统的美好愿景，达成内心的告慰，让观者和主人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这就如同那个彩蛋结尾，孤独的烟花为谁而放，意义胜过一切。

能想象《最爱》的最初面貌，在热病来袭的背景下，它应该是一个村庄的全貌、一堆人物的群像。现在，《最爱》空剩下了一份爱情的特写，余下人物支离破碎，完整性受损。他们赶场一般，陆续死亡。很多时候，《最爱》的剪辑显得有些混乱，跳着往前走，暴露出一块块的空白。不由想起去年的《碧罗雪山》，里头也是封闭村庄，危机降临，多方矛盾。一堆人物，线索穿插。一份无望的爱情，虽有挣扎却归于冷静。于是可以说，《最爱》里，爱情本应该是锦上添花的一笔，结果面对孱弱的躯壳，它现在反倒成了雪中送炭。没有苦巴巴的爱情，主人公就拿不到象征合法的婚姻证——这是男女结合的合法证明，也是热病病人身份的合法证明，他们微薄的生存权利被官方和世人认可了。最讽刺的一点则是，两个主人公都不是死于热病，一个死于受冻，一个死于心碎，这不能不说是有意的美化。

表面来看，五月档期里的《最爱》和《不再让你孤单》撞上了，二者都是苦情大戏，一段多舛爱情。然而试看《最爱》里的郭富城，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还是相当“乐天”的，老天拿他没办法。他大胆去追求身份等同的爱情，这份爱情又迅速被催化为变异的亲情，血浓于水，很是新鲜。章子怡身上的红袄袄也是标志存在，它表现为色彩上的连续，热病的血、女人穿的衣裳、结婚证的本本。既是绝症，又是爱情。一时的美好，却终归会走向残酷。

如果撩开《最爱》里的红袄袄，我们看得见正常的情欲，看得见拥有正常人情感的热病病人。那就像年轻村民看到章子怡露出一屁股，性急难耐。那也可以是死后有可埋之土的祈求，归于风俗。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红袄袄换做黑幕或者遮羞布，从中看到人性的丑恶、世俗的冰冷以及某种力量的缺席。最重要的一点，还有那些被删去的、看不见的断片残卷。我在情感上支持《最爱》，但在理性上，又必须正视被损害了的创作本身。

   进场的时候，sugar对我说，据说很虐。参考了豆瓣的评价，我很得意的说，没有关系，我带够了纸巾。

  谁知道，我猜中开头，没有猜中这结尾，我带够了纸巾，却不是用来擦眼泪，而是用来捂着嘴巴，省的恶心的呕吐出来的。
  章子怡出场的第一个镜头是相当给力的，在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学里，连最漂亮的雯丽大妈也是常年一件军绿色外衣，泼辣彪悍而土气。一身红衣、年轻貌美，打扮娇俏章子怡出现了，这是最直观的性别符号，对这些压抑绝望的男人们的刺激是赤裸裸的，我们甚至能听见那一扇扇玻璃窗子后哗哗的口水声。这是所有黄土地里的爱情故事最常见的桥断了。接下来，应该是也流着口水的郭富城上场了吧。
  故事是怎么开展的，还是一个俗气的桥段，章子怡的红袄袄丢了，老实正直的校长想了办法：让小偷半夜悄悄放回来。但是好奇害死猫，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章子怡想抓小偷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一年多没有性生活的郭富城的闲的蛋疼。于是俩人在房顶相遇了。哦，接下来呢，如果是烂漫爱情剧上演，他俩就该看月亮看星星，谈诗歌谈人生。如果是正直革命剧，俩人就该在痛斥小偷品性败坏，捎带痛斥一下濮存昕的人性泯灭和与小偷斗智斗勇的艰苦斗争中产生同志般的情谊。如果是狗血伦理剧呢，就是哭诉各自的妻子和丈夫的冷漠和命运的不公中，惺惺相惜，产生同命相怜的爱情。
  可是，顾导还是延续了你期待美好，他给你猥琐的极品路线。偏不让你猜中这结尾，接下来上演的是，日本爱情动作片。郭富城果断果敢，直抒胸臆的表达了对于妻子不和自己性生活的饥渴，还对章子怡不和丈夫性生活表示了不解。然后，直接急吼吼色狼上身，上演了霸王硬上弓，可怜的美丽的矜持的章子怡，无力抵抗，无奈就烦。让我们相信那是无奈就范吧，那绝对不是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矜持的章子怡连台词都是：不要，不...要...啊...那静谧的夜晚中想起来的绝对不是饥渴男女荷尔蒙激增的声音，而是纯洁男女心灵碰撞出的火花。
  勾搭成奸，啊不，猩猩相惜的俩人开始了美好的热烈的谈情做爱，啊不，谈情说爱中，你看，那废弃的仓库，无人的山坡，到处都是他们爱的见证，总之，就是他俩的爱，被全村人都看见了。那个凶残暴力的章子怡的丈夫蔡国庆，过去对患者不同情不怜悯，对患者实施拒绝性生活的冷暴力，后来又亲自驮着米把章子怡送进了小学这个患者集中营，在这时又对她进行了泯灭人性，野蛮低级的报复，让她游街。而郭富城呢，这时候，英勇机智的采取了战略躲藏的作战方法，对被抓奸在床的章子怡被赶回娘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事实证明，这是伟大的战略，正确的战略。因为爱美的章子怡要回来取夏天的衣服啊。于是一年之后的郭富城截住了章子怡，先是上演了一出动作片，一年多了么，你懂得，然后俩人时髦的私奔了，虽然还在本村，但是私奔的时髦本质不能变啊。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啊，私奔的俩人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走路也有劲了，光天化日下洗衣服都可以直接穿蕾丝小吊带了，连做爱都可以一天两次了啊。由此鉴定，最近颇为轰轰烈烈的二王私奔，绝对是看了最爱之后，对私奔生活激起了美好而纯洁的向往，顾导，一定要记得问王功权要版权费啊！
  物质基础有了，一天两次的俩人不饥渴了，终于开始琢磨精神层面的追求，于是俩人做了个伟大的决定，趁活着，结婚吧。郭富城这个封建社会的反叛者，为了追求真爱，毅然决然的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枷锁，把自家的小院送给了章子怡的丈夫蔡国庆，至于郭富城死了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么俗气的问题，就留给他那个对他性生活暴力的前妻好了。结了婚的俩人生活更加和谐了，除了探索一些生理知识外，也开始了对医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你看，对于发烧了降温这个问题，就不仅可以采取打针吃药冷敷的手段。聪明的章子怡探索出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泡在冷水缸里，通过把冰冻自己的身体贴上对方，来对郭富城降温。可见，我们平时老讨伐那些狗血电视剧是不对的，谁说那些电视剧没用，你敢说这个办法，不是顾导在看了狗血武侠剧里，女猪脚主动脱光衣服，用火热的身体温暖冰冷的男猪脚的办法后想出来的。不要说那些向郭富城身体上泼凉水的俗气办法，首先，美丽而柔弱的章子怡，抬得动那么沉重的水缸吗？其次，不这么办，我们这些庸俗的观众怎么会有不光看到了郭富城的裸体之外，还看到了章子怡裸体的福利？得了便宜而卖乖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办法是伟大的，正确的，当然了，科学尝试总允许出点小差错的，于是，美丽的章子怡啊，就冻死了啊。接下来我们必须相信郭富城对章子怡是真爱了，他自残了，他不是自杀了，他自残了啊，你敢说那血淋淋的镜头暴力，残忍，恶心？真是没品味，这是多么浓烈的爱情的表现形式啊，简单的殉情自杀绝对不能表达郭富城对章子怡的爱，必须要用这种血腥的自残才能表达那漫山遍野的赤裸裸的爱啊。
  综上所述，这绝对是一部感人的，深情的爱情（动作）片。来，让我们一起喊：趁活着，做爱吧~~~~~~~~~~~~~~~~
 最后，我忒真诚的希望顾长卫老老实实的当摄影师，给他老婆掌镜吧，起码蒋雯丽一部我们天上见便可以将他甩到拍马都赶不上。

        《最爱》从试映开始就一直受到极高的评价，其实这与其说是《最爱》的成功，不如说是大家对于能够以认真的创作态度贴近现实、关照民生的作品是多么的饥渴，这也是顾长卫从《孔雀》、《立春》到《最爱》一直坚守的创作理念。所谓的第五代，除了田壮壮那样的将自己作为艺术祭品而存在着的，能够不与商业同流合污的，也确实不多了。但《最爱》所触及到的敏感题材，在中国现行的审查体制下要得到充分的诠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从《魔术外传》到《最爱》，我看到的是一部有良知有野心的中国电影在妥协中被异化为艺术赝品的结果。
        艾滋病群体可以说是一种孤岛生存，与外界隔绝，与希望隔绝，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让他们每天生活在末世诅咒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遥望世界和审视自己的角度都将发生变异，在此心态下，也许更接近人性本性的东西会更多显露出来，抛却意识形态和体制约束不谈，这应该是这类电影最大的价值。
        当赵得意向商琴琴简单粗暴地示爱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个关于九男一女流落荒岛的荤段子（不知道这段子的请百度），这个联想带来的幻灭感在观影过程中始终统治着我直到最后。也许有很多理由让顾长卫将一部末世寓言改为爱情悲歌，审查上的，商业上的，但爱情的立论基础一定要扎实，否则一切都是飘的。赵得意与商琴琴的关系谈不上爱情，而是一种死亡临近时的及时行乐，是在用肉体交合快感来把握最后的生命欢愉，用互相依偎来对抗外界的隔膜，他们要求的不是爱的权力，而是生的权力。其实这也与片中四轮叔保留最后的隐私、大嘴至死坚持的“话语权”、老疙瘩想偷件红袄袄最后装扮一下自己的老婆一样，只是面对死亡的一种态度而已。这本来就是一部死亡众生相电影，却用无根的爱情来稀释生死一线间带来的窒息感，结果片中的爱情没有打动我，死亡带来的绝望感也消弱了，而诸如有关部门的无作为等体制悲剧更是没有被正面提及。这种叙事的无力感不是一场冰火九重天式的自我毁灭可以补足的，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对这个艾滋村相对于外界的整体性存在建立概念。所以说有些东西真的是无法妥协的，徒留一个敏感题材的外壳，而根本触及不到什么本质性的思考，影片的现实批判意义和普世价值都损失巨大。
        章子怡在这里回到了她出道时的乡野扮相，很美，还多了点欲女品质，不过不失的表演，但文艺范儿褪得没有蒋雯丽干净。曾经最担心郭富城的表演，居然也没露什么破绽，很大程度上是在别人那里都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的方言成全了他。其实外表颠覆性的表演难度并不高，由于观众对人物的新鲜感反而会忽略掉一些细节上的处理，而功力往往正是通过这些细节展示出来的。群星的加盟增强的影片的商业性，但由于爱情主线的不恰当扩张，导致抖包袱式的群像叙事显得有些凌乱，观众需要不断地在人物和故事之间跳来跳去，不过其中黑色幽默的部分还是显示力量的。
        以顾长卫在《孔雀》和《立春》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主题多义化的诠释功力来看，现在看到的《最爱》应该远非他创作初始所要着力呈现的文本，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部值得关注和鼓励的电影，只是作为一部具有体制性探索意义的艺术电影，本来应该做得更好，正因其弥足珍贵而愈加值得惋惜。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顾长卫，长期以来身处“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团队中，曾担任多部“第五代”电影的摄影师，堪称“第五代”阵营的中坚力量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顾长卫又开始亲执导筒，随着《孔雀》、《立春》和《最爱》三部导演作品的相继问世，顾长卫完成了跟他的同学张艺谋一样的华丽转身，成功跻身一线导演的序列。不过从作为导演的资历来看，顾长卫显然不能算作“第五代”，而他与学界通常所称的“第六代”导演在成长路径和创作背景上亦有着大相径庭的差异，因此，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指称顾长卫导演在内地导演群落中的代际身份——“新生代”。

当然，“新生代”有时会被用作“第六代”的另一个指称，不过由于“第六代”的组成者“向来都以松散的形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美学纲领”（1），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在新世纪才迈入导演行列的顾长卫归于“新生代”，亦无甚不可之处。有论者在评述新生代电影的艺术特点时曾指出：“新生代电影着力描写社会底层处于文化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世相”，“以其独树一帜的底层影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2），这一特点也贯穿在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里，尤其是2011年公映的《最爱》，更是把顾长卫电影的“底层”特质推向了某个极端。

所谓“底层”，在当代理论话语脉络中，一般认为是肇始于意大利左翼理论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将“底层”（subaltern）用作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产业无产者代名词，不过进入1980年代以来，葛兰西的这一概念逐渐被一批南亚学者所借用，（3） 随着这批南亚学者（“底层研究小组”）所撰写的《底层研究》系列著述的推出，“底层”的概念内涵业已发生根本置换：除去阶级斗争、民族独立斗争以外，妇女运动、农民起义和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都被“底层研究小组”看作是“底层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有效扩展了“底层”的人群所指。（4）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学者对于“底层”的关注与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中近年来的“底层”热潮形成了某种饶有趣味的呼应。不过在当下的本土语境里，“底层”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都非常低的阶层统称为“底层”，在职业分类上，这些人群主要由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构成。（5）应当说，“底层”概念的登场与当下本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转型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底层”正在成为内地文学、文化场域中的醒目话语符号，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中，有论者甚至直言：“90年代至今，没有哪种写作能像底层叙事这样成为众人参与、众人关注、众说纷纭的重大文学现象。”（6）如今，文学场域里的“底层”热也延烧到了电影中，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就是这一态势的典型代表——考虑到《最爱》与阎连科的“底层小说”《丁庄梦》之间的互文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该片视为当下文学场域中底层叙事的一次影像实践。

《最爱》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内地的一个贫瘠山村里，因为村民集体卖血，造成了被称为“热病”的艾滋病在村中肆虐，那些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不得不在村民、朋友乃至亲人歧视的目光中艰难求生，《最爱》的叙事主干，便聚焦在村中这一群艾滋病人里展开。

显然，无论从哪个层面定义，《最爱》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底层”电影，不仅其叙事空间集中于贫穷、封闭、落后的内地农村这一典型的底层空间中，而且其主要人物在底层空间中亦处于底层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爱》已经构成了一部极端的“双重底层”文本。

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底层人不能说话”。（7）既然被称为“底层”，这显然是一个丧失了话语权的人群，于是，在当下的文化场域中，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底层叙述抑或是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莫不是叙述主体基于自身需要的某种文化想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叙述者的道德水准，而是因为“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底层的存在正表明了底层的不合理，我们表述底层乃是为了给底层以话语关照，从而使得其组成者有可能从底层中逃逸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底层乃是一个“他者化”了的阶层，所有关于底层的表述也只能是底层的“被表述”，而“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8），也就是说，底层叙述中的他者化底层想象不可避免，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底层叙述影像文本的《最爱》。

必须强调的是，与关于城镇底层的叙述不同，内地艺术家们在叙述底层的农民生活时，往往愈发的极致化，他们常常将这些人物“置于极端的愚昧、狭隘、贪婪甚或暴烈之中，无法看到底层百姓在传统文化长期注塑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之光，更不见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价值分裂和心灵梦想。”（9）应当说，这一批评对于《最爱》也是适用的。从影片中来看，当身染“热病”的病人们在“老柱柱”的带领下，在村里废弃的小学里共同生活时，导演并没有着力表现他们的互助和友爱，而是刻意强调了病人间的种种勾心斗角甚至尔虞我诈。正是在这个“隔离病区”里，老村长视之如命的公章被偷，公共厨房里的大米失窃，甚至连年轻姑娘琴琴的棉袄也不翼而飞。如果说，这些情节的安排尚有先抑后扬的艺术考虑的话（譬如偷棉袄是“老疙瘩”为了在临死前满足妻子的愿望），那么两位病人利用“老柱柱”之子赵得意和琴琴偷情的“丑闻”，篡夺了“老柱柱”在这个“隔离病区”里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将原属学校的公共财产搬运、变卖的这一系列行为所折射出的，则只有自私和堕落，毫无善良的人性可言。而“老柱柱”的大儿子赵齐全更是贪得无厌的卑鄙之徒，作为一个组织村民集体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发生的“血头”，赵齐全几乎没有悔恨之心，眼见自己的亲人染病住进学校自我隔离，他除了象征性的拿出点食物周济以外，并无任何关心之举，反而迫不及待的做起了棺材生意，其人性之堕落，可见一斑。

事实上，整部《最爱》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极端“阴暗”的人物，对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对艾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凡艾滋病人出现之处，普通村民大都会落荒而逃。而在配角以外，影片的男女主角赵得意和琴琴身上的人性闪光点也乏善可陈。从影片中的叙述来看，赵得意跟琴琴从偷情到逐渐公开乃至最后结婚，主要的原因应当还是基于纯粹的性吸引：由于沉疴在身，二人都无法跟配偶行正常的房事，于是，在辗转难眠的夜间，二人踱出房门，遂成苟且之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父亲，赵得意自从与琴琴交好之后，便沉醉于二人世界的鱼水之欢中，不再理会妻儿，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而身处底层农村之底层的琴琴，即使罹患恶疾也无法逃脱宗族“夫权”的罗网，当其与赵得意偷情被撞破后，便被丈夫当众失暴并挂上破鞋示众，而在此一过程中，赵得意毫无保护琴琴的举动，当他面对诸多围观村民（主要是艾滋病人）时，更是面露尴尬之色，拱手说到：让大家见笑了。由此可见，赵得意完全认同琴琴丈夫的举动，此时在他的心目中，琴琴无非是一个欲望发泄对象而已，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

相对而言，倒是“老柱柱”身上些许体现出了善良的人性光彩，正是因为自己的大儿子组织卖血引来了“热病”，“老柱柱”对村民们始终心存愧疚，才组织众病人来到废弃学校里同舟共济。而赵得意和琴琴终能成秦晋之好，太半也要感谢“老柱柱”的鼎力襄助。当琴琴遭遇来自前夫和婆婆的压迫时，也是“老柱柱”苦口婆心的前往劝说琴琴的前夫。相较而言，赵得意与琴琴似乎并未做出什么自我牺牲，当琴琴的婆婆来兴师问罪时，赵得意只是无赖般的利用自己的艾滋病人身份耍“横”，便轻易吓退了她。而为了跟琴琴结婚，赵得意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房产，此时，妻儿的利益早已被他忘至九霄云外。最终大哥赵齐全利用各种手段为赵得意和琴琴办理了结婚证后，二人欣喜若狂，开始沿村逐屋散发喜糖，而在这一再婚事件中，赵的前妻一直是缺席的——显然，当她带着儿子离开赵家后，已被赵家“除名”，从而丧失了在家庭中的任何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得意虽然罹患艾滋重病，但他对前妻的夫权压迫，始终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对于赵得意和琴琴的情感刻画，导演顾长卫也表露出了某种浓烈的“第五代”情结。首先，野合成为了二人最初的情感表达方式，从学校里的苟且开始，赵得意和琴琴一直在众人不注意的角落里“恣意妄为”，铁路上狂奔，草丛间放浪，这些无不让人想起“第五代”常用的高粱地、“西北风”等意象，当赵得意和琴琴双双冲破性“枷锁”而享受鱼水之欢时，几乎让观众忘记了这是两个艾滋病人。其次，在强势的男权逻辑下，赵得意和琴琴表现出了某种畸恋的乱伦意味，两人频频以“爹”、“娘”互称，赵得意发病高烧，琴琴更是用“喂奶”等挑逗性乱伦语言来“刺激”赵得意的生命意志，这些情节仿佛都让我们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第五代”风格。

当然，在底层叙述中注入爱情叙事的成分在当下的本土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有论者就曾指出，相对于亲情、友情，时下在几乎每一篇底层作品中都包含着爱情叙事，从客观上来说，爱情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委实为充满苦难、贫困和屈辱的故事添加了一抹亮色和柔情。（10）但在《最爱》中，影片的爱情表述却更多的基于市场的逻辑而进行，基本丧失了其对于底层故事叙述的艺术价值。无疑，作为一部云集了大牌明星，在国内院线正式公映的电影，《最爱》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市场的漩涡里，于是，为了向市场献媚，我们看到顾长卫导演更多的把底层爱情表述成一种野合与乱伦的奇观，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里，故事基本上局限在赵得意和琴琴的二人世界里展开，而在这些段落里，充满性意味的床笫挑逗成为了影片叙事的主体，为了让女演员通过展示“裸体”来满足观众的窥淫癖，顾长卫导演甚至不无牵强的给琴琴加上了一场赤身露体的戏分。坦率的说，这些情色镜头极大的伤害了影片的底层叙事基调，使得《最爱》开始呈现出某种类似于都市爱情片的不伦不类气质——不过这些处理对影片的票房应该是多有裨益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最爱》的宣传海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与前不久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极为类似，而这种宣传策略无疑也映照出了《最爱》叙事重心的倾斜。

作为当下电影市场上的一部快速消费品，《最爱》在营造底层影像的同时，也着力将苦难叙事凸显了出来，从而明显的体现出影片的“苦难崇拜”倾向。在影片中，顾长卫导演不厌其烦的强调着人物的苦难境遇，而且跟许多当下本土的底层作品一样，《最爱》中的“苦难崇拜”也呈现出畸形的片面状态，人物陷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在影片中，“所有的弱势者始终处于被伤害被侮辱的地位，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他们的反抗充满绝望，他们的不幸永无止境”。（11）显然，这种对于苦难的迷恋式展演已经不再具有道德审思和权力批判的充分力量，感官刺激已成为切中观众心理的主要依托，在这一创作逻辑中，苦难叙事被希冀为能够有效的转化成电影的消费动力，从而使得影片在观众们面前幻化为了一道供“苦难消费”的怪味光影大餐。

为了进一步渲染苦难消费所引发的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导演甚至给影片添加了一层悬疑色彩，全片以赵齐全的儿子被毒杀为叙事开端，使得影片在一个充满惊悚、悬疑的氛围内展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惊悚式苦难叠加”其实是当下底层小说中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惊悚、血腥、堕落和挥之不去的绝望”（12），毫无疑问，《最爱》沿袭了底层小说中的这一叙事模式，但惊悚和悬疑只是障眼法，当导演引发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后，故事根本没有在寻找杀人凶手这一线索上展开，影片所着力营造的，还是充斥着血腥和堕落的冲击性画面。随着剧情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离世而去，利欲熏心的赵齐全依旧只手遮天，无论是道德高尚者还是道德低劣者，“热病”引发的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里，村民们既没有自救的可能，也看不到外力拯救的希望，“挥之不去的绝望”贯穿影片首尾。而在最后琴琴病发身亡的戏分里，赵得意痛苦的挥刀自残，导演让摄影机冷酷的对准汩汩流出的鲜血，特写镜头使得整个银幕成了一幅饱蘸血腥的画卷，也让影片煞费苦心给观众营造的“苦难消费”体验最终转换成了廉价的视觉感官刺激。

在笔者看来，《最爱》中的底层叙述是扭曲、片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他者的底层不应该被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们所表述，正如前文所论，绝对“纯真”的底层叙述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其想象某种独立的、纯正的、不折不扣的底层经验，不如在社会各阶层的比较、对话、互动之中测定底层的状态。底层并非事先独立地存在，底层是多重对话之中产生出来的主体。”（13）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对《最爱》中的底层叙述做出何种评价，导演顾长卫将底层视角纳入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中，并尽力的将其与市场－观众相耦合，这些努力都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只有当充分数量的底层影像登上大银幕，并尽可能的进入观众视野后，关于底层的良性多重对话才有可能在电影场域中展开。

注释：
* 本文评论的《最爱》以内地首轮公映的版本为准。
（1）聂伟：《“假领子”、底层奇观与大银幕生产——近年来第六代电影创作的几个侧面》，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第141页。
（2）朱洁：《中国新生代的电影观念、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6页。
（3）[印]查特吉：《关注底层》，载《读书》2001年第8期，第13—14页。
（4）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52—53。
（5）参阅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李运抟：《中国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义与问题》，载《广西文学》2010年第1期，第90页。
（7）[美]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陈永国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8）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天涯》2004年第2期，第47、49页。
（9）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第43页。
（10）陈棽：《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39页。
（11）杜琦慧：《浅议“底层写作”中的“苦难崇拜”倾向》，载《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第239页。
（12）黄鹄：《论“底层写作”的叙事陷阱与主题缺席》，载《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第25页。
（13）南帆：《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章子怡常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意外。她指的是自己的成名，但她本人，也的确把人搞得颇意外。她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在国际上被认可的中国漂亮女孩。但并没有一条信息指出，在“输出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这样的宏大叙事下，“少女感”也可以是组成“章子怡”这个人的重要成分。她眼神闪闪亮，说笑时声音有一种顿挫的跃动感，像一个一个音符在黑白琴键上蹦跳。

　　或许还是有线索的。“《非常 完美》里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我自己啊，除了我不是经常摔跤和喝醉酒。”她说话时，嘴角微翘。那种于无人处便耷拉下脸来形成的表情纹，她没有。电影是衡量章子怡的唯一标准——2005 年获华表奖影后以后，她说。或者，电影同样是章子怡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最重要途径。如果你有兴趣了解真相，而不仅是自己需要的真相。

　　现在是我最好的状态

　　“每一个演员塑造角色的时候，多少都有自己那时的情绪、感受留在这个角色上。拍摄《魔术外传》时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各方面压力都很大，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给琴琴了，她变成了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人物，没有我与她之间的任何差别。”

　　时光能不能倒流，说浅一些，是个物理问题，说深一点，是个哲学问题。而在章子怡，于胶片的骨碌骨碌声中，她的时光从一个个“他人”的面庞上流过来，再流过去。

　　“我很感激电影给我留下了那一段段美好的时光，这些人物完完全全地刻在了胶片上，她们是无价的，是我一生的财富。

　　如果章子怡是一个经纪人

　　觉得章子怡运气好的人很多。十二年间，仅拍摄了十来部电影，却获得了二十来个奖项；在好莱坞电影中担任女主演；成为最年轻的戛纳电影节评委；被美国人约瑟夫奈列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兼职制片人，一部中等投资的《非常完美》上映46 天，拿下了9400 万的票房佳绩。而她今年也不过32 岁， 好时光还很长。

　　而在日本NHK 制作，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电影风云》特辑中，章子怡被单独列为一个章节。在外国人的镜头里，章子怡也需要练功，想过要退学，时常感觉生活有压力，并没有拿着金柴刀上山砍柴的福分。

　　纪录片中有一个细节，刚进舞蹈学院的章子怡得知，考试不过关就会被退学。于是她需得晚上跑到教室去压腿，还不敢开灯，怕老师发现。摸黑一躺就是几十分钟，腿都麻掉。眼泪是要掉的，毕竟是小姑娘，但不肯哭出声。

“我以前在学校就知道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是拿第一名的人。但我还是要努力做到最好，很怕做那个拖后腿的人，不愿意落队。尤其是现在，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不愿意让岁月有太多遗憾，过去的时光很快就没了，你慢慢会老去。”

　　王家卫的新作《一代宗师》拍得很漫长。为了学八卦掌，章子怡每天都要练功，练得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这在她不是新鲜事。拍《卧虎藏龙》，拿真剑练武，到后来胳膊上肌肉纠结，动了两次手术；《艺伎回忆录》，从不会讲英文到拍英文电影；拍《2046》的时候，融入不了角色，每天拎着高跟鞋，去舞蹈室练舞。在片子中就两分钟不到的一段舞，她练了很长很长时间。

　　“很多人不知道演员背后要花多少气力去完成这一部分。”她并不掩饰自己对于获得肯定的需要。“争取每一部戏都做到不让自己后悔，我也想帮观众先做个筛选，希望大家都觉得章子怡演的戏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这电影是有品质的。”

　　我心里没有空场留给那些对我不好的人

　　“每一个行业都是职场……”

　　“那我也算白领是吧？”

　　“这朝九晚五的日子你能过？”

　　“能过啊。我小时候上舞蹈学校，风雨交加也要起来，室外不跑步就室内练功。规律对我来说不难，所以你要让我朝九晚五去上班下班，我也能接受，不陌生，一点也不陌生。” 章子怡清脆地笑。但凡职场必存在困扰，这是一条铁律，不管这个职业妇女是杜拉拉还是章子怡。

　　《章子怡升职记》。如果真有这样一部职场小说，就是给那些学历过硬身手敏捷、进入公司就得领导赏识、直到被空降至某分公司担任最年轻的总、才发现原来下属和同事的笑容有很多可琢磨之处的青年才俊看的。

　　“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才知道不是每个人对你笑的时候，心里也是笑着的。但我笑的时候，就是真的在笑。这种亏自己吃过很多。我经常跟自己说，矜持一点矜持一点，矜持两天又回来了。”熟悉章子怡的人评价说，她比同年纪的很多人都单纯，因为成功得很纯粹，没有掺杂等待中的焦虑、不自信和自我怀疑，相应的，对恶意的反应也不那么敏锐。

　　“我是一个不记仇的人。有时看到把我写得特别不好的文章，哇……就觉得这不是我吧？我一定要记住这个记者，恨他一辈子（笑），然后两小时后我就把人家忘了。人家对我好，我记着。” 她说，“我心里没有一个空场留给那些对我不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