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飞轮

如果你耐心看完这部片子，会发现导演在最后20秒埋藏了一颗绝妙的彩蛋。对，彩蛋就在片尾字幕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没有画面只是声音，先是一个拉开车门然后关上车门的声音，几秒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全片结束。

我认为，拉开车门的是尤莉亚，发动汽车的是她丈夫。如果拉开车门的是善科，那丈夫一定会发声，而不会一言不发的发动汽车，那是只有老夫老妻间才会有的习惯与默契。

电影最后是善科站在门口，从旁边拿起巨大的铁扳手，站在门外的尤莉亚一脸惊恐。而门外汽车里的丈夫听着音乐。如果没有最后20秒的声音彩蛋，这应该是个很好的开放式结尾。按照我上面的分析，那么最后画面与声音彩蛋之间的空白应该是这样的：善科手拿大扳手，站在门口怒视着尤利亚。【从全剧中善科的人物性格表现看，这应该是他所能表达出的最大愤怒了。即使在他遭到诬陷被迫做出道歉后，即使在他回到家乡遭到同事们的殴打后，我相信天性善良的善科也不会因此变成一个行凶暴徒。】受到惊吓的尤利亚在后退中把手表放在地上，匆匆离开回到丈夫的车里。

我认为，最后20秒声音彩蛋才是真正的影片结尾。这样的结尾符合影片的整体基调，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血腥暴力的场面，没有反抗的英雄。没有受到惩罚的官员。今后的善科还会每天拿着他的大扳手在铁道上巡视，还会无可奈何的看着偷油的同事，还会喂养他的兔子。今后的尤利亚还会每天在交通部忙碌而快乐的工作，还会努力人工造人。一切都不会改变。这是最精彩的结局，这是最残酷的结局。

作为“2021年中东欧国家优秀影片播映活动”的第五部影片，保加利亚社会讽刺电影《荣耀时刻》已于12月9日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

故事的主人公灿科（斯特凡·德诺利博夫 饰）是保加利亚的一位铁路工人。虽然工资不高，甚至还总是被拖欠工资，憨厚老实的灿科却兢兢业业地工作了25年，从没有和偷原料的同事同流合污。一天在执勤时，他发现了地上散落的一笔巨款，没做多想就报警交了公。当时正值交通部丑闻频传，政府公关尤莉娅（玛吉塔·戈施瓦饰）决定炒作灿科的“英雄”行为交通部洗白。然而在嘉奖仪式上她弄丢了灿科祖传的旧表，并在事后不断敷衍，也没有为此道歉，这使得灿科不计代价，和交通部对抗，以求要回他的“荣耀”手表。

本片是编剧与导演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和佩塔尔·瓦查诺夫的合作电影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获洛迦诺电影节金豹奖提名，在90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曾代表保加利亚入围最佳外语影片奖。该片延续了他们前作《教训》（2014）的社会性，全片充满黑色幽默与戏谑，剧本的构思精巧，人物塑造丰满，直击人性深处。两位保加利亚国宝级演员也凭借精湛的演技将影片中剑拔弩张的气氛渲染至高潮。

左一 导演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左二 导演佩塔尔·瓦查诺夫

斯特凡·德诺利博夫 与 玛吉塔·戈施瓦

「你的“荣耀”不是你的“荣耀”？」

故事的开始，伴随电话中标准时钟报时的滴答声，灿科在镜头前调准他的（Slava）“荣耀“手表。

现在时间是8时29分10秒，

8时29分20秒，

8时29分30秒……

现在时间是8时30分整……

两块新手表，一块电子的跑得飞快，一块赝品指针像睡着了一样，只有属于他的“荣耀”（Slava）不快不慢，笨拙地忠于标准时间，就像灿科一样忠于心中的良知底线。

当灿科丢失了心爱“荣耀”手表之后，在和记者叙述事件时，他指着手腕上手上戴着的嘉奖手表，说道：“这份‘荣耀’不是我的‘荣耀’”——这份老实人的死理儿，显得格外掷地有声。

的确，拾金不昧的行为被冠上了“英雄”的高帽子，以祖传手表换取了一块名不副实的嘉奖手表和一块顶替旧手表的冒牌手表，这个故事的走向是多么荒唐。

一个之前从未融入社会、很少与人交流、很少使用电子产品的人，本应在家养兔子，仅仅因为做了一件善事就被卷入媒体舆论的漩涡中心，过去平静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挚爱的旧物也被他人轻易丢失。这对于普通人而言是生命无法之重。

这也是为什么主人公的原型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我再碰巧找到一大笔钱，我就会走过去。让其他人找到它，让他们拿走或交给警察。我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

「报警的时候有没有片刻的犹豫？」

在影片一开始，交通部的人采访灿科并要求他回答一个问题：“你在报警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 灿科结结巴巴地说出答案，他患有口吃一事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遭到了交通部公关团队背后的嘲笑。

导演将主人公设定为身患口吃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现代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失语者”，和交通部所极力营造的英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众面前被塑造为英雄与传奇人物的灿科，在公关团队看来不过是他们维护自身形象的傀儡。无论是行政人员、记者或是主播都在向灿科不断强调“你是英雄，人们会相信你说的话”，但他们从未耐心听完磕磕绊绊说话的英雄，也从没有想要倾听他所说的话。

「我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从陈建斌的《一个勺子》到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小人物于社会之中挣扎求生的现实题材电影一直活跃在大荧幕之上。保加利亚电影《荣耀时刻》同样聚焦于小人物与社会不公对抗的故事，通过一块手表丢失引起的舆论事件将矛头直指国家交通部，探讨了媒体舆论下普通人的身不由己，“有苦说不出”的生存状态。

受保加利亚的一个真实新闻事件启发，两位导演将一位铁路工拾金不昧和一位建筑师被迫道歉的新闻故事移植于《荣耀时刻》。“和《教训》一样，新闻报道的结束正是电影开始之处。我们在新闻上读到一个铁路工人拾金不昧后被授予英勇奖的故事，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丰富，引人启发的故事情节。”佩塔尔·瓦查诺夫在采访中说道。

两位导演借灿科这一角色，将生活中可能会面临的道德拷问直白地抛向观众：你会拾金不昧吗？自尊被践踏之后，你会如何反抗？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利益还是良知？

同时，本片最精彩之处在于双线叙事之下灿科和尤莉娅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小人物的无助与铁道部的强势、国家机器代表与小人物代表两方形象的鲜明对比，使得该片戏剧张力十足。无视铁路工人个人自尊的强势公关首席，在生活中也会为人工受孕等日常琐事而烦恼。被塑造成“英雄”的灿科，最后也并没有在舆论之下成为“真正”的英雄，风光百出，依然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

本片中没有过于激烈的场景，没有打架斗殴的血腥画面，没有英雄的神话塑造，在关于平凡人的故事中融入了着贴近真实的人性冲突与张力。一番风波过后，人心早已自见。影片最后定格在灿科最终的抉择，悬念留到了片尾滚动字幕结束的小彩蛋。

属于灿科的正义到底有没有来临？让我们一起去故事里寻找答案……

作者：王霞

来源：幕味儿

2000年后随着跨国合作电影在保加利亚的兴起，新的产业环境下涌现出一波新导演。

特别是加入欧盟以后，欧洲合拍片数量增加，国家电影产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保加利亚新电影作为小国电影开始得到更多的国际关注。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与佩塔尔·瓦查诺夫这对电影人从2014年至今已创作完成《教训》（2014）、《荣耀时刻》（2016）、《父亲》（2019）三部剧情长片，部部皆为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合拍片。

从制片人到摄影、剪辑、设计、主演、音乐等一众人均为固定班底，采取低成本、现实取材、手持摄影、低照度、封闭视角、黑色风格的悲喜剧形式。

《荣耀时刻》两位导演

既习得了最近十多年流行的东欧社会电影的写实拍法，又加之这对男女编导独有的双线戏剧结构，在一次次触抵国家无休止的社会过渡期里普遍存在的系统性腐败、无知又无能的权力胁迫与无知而莫测的个体受辱时，本片比之罗马尼亚新浪潮式的严肃批判又多了一层喜剧性的调和，从而对新兴中产阶层的道德焦虑给与了更多的理解。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自刚刚在我国发行上映的《荣耀时刻》，作为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剪报三部曲”（newspaper clippings trilogy）的第二部，仅耗资26万欧元，赢得了32枚国际奖项，并代表保加利亚参加了2018年奥斯卡奖角逐。

这是二人电影创作中票房和声誉最高的一部，也是主题与结构相对严谨、悲喜交替最为均衡的一部作品。

双线叙事的反配结构

《教训》中腐败的受害者与道德的焦虑者集一身于女教师（玛吉塔·戈施瓦饰），到了《荣耀时刻》中分化为两个人茱莉亚（玛吉塔·戈施瓦饰）与特赞科（斯特凡·德诺利博夫饰），一个系统内的两个阶层——前者是国家交通部的公关主管，后者是工薪阶层里的最底层的铁道线路工。

也因此生出一个新的主题：当意外的个体遭遇被现代传播媒介疯狂吸收后，纳入到两股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叙事争夺中，作为反差巨大的两个阶层的个体，是否还有对话与交流的可能？

这个主题在叙事策略上被设计为经典的反配式喜剧结构，像极了法斯宾德在《卡斯特婆婆升天记》（1975）中的使用。

《荣耀时刻》中的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线路工特赞科是如何从底层空间（单调破落的郊外空间）经视觉媒介平台（摄影镜头、计算机与电视的屏幕）登堂入室，以将真人引入首都索菲亚政府大楼交通部的外事活动发布厅，与（脚下垫了凳子的）交通部部长齐头并肩地站在了台前。

这个一路高开的段落占了三分之一片长，奠定和支撑了影片的主要喜剧构成。

看上去是掌握视觉权力的茱莉亚在背后操控，借台前一个小人物的“拾金不昧”， 如《大理石人》（1977）中一般试图建构一段东欧国家耳熟能详的“英雄”叙事，转移公众注意力，以掩盖交通部卷入的一场系统性窃取国有资源的丑闻。

但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朴素的底层逻辑直接切入腐败的权力阶层的一次荒诞的现场直播。

反配设计不要太工整啊。

特赞科的孤独与结巴、简单与诚实；茱莉亚的众人围着她转、总是捧着电话滔滔不绝、肆意伸展各种权力触角支配他人并且以不实的谎话为职业。

特赞科世界里有嗡嗡不断的苍蝇，茱莉亚世界里是铃声不断的电话。特赞科的幸福时刻是按时撸兔子，茱莉亚的温馨一幕是随时虐老公。

进入茱莉亚的世界，出现了两个突出的喜剧段落：大街上接人与办公室换裤子，都是将代表人物习性和阶层的动静动作置于一个固定机位的定焦长镜头里，够成巨大反差，再配合喜剧的重复技巧，以丰富的动作层次展示出来。

特赞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定时定点，虽然贫穷乏味，但平安自足。

一旦进入茱莉亚的世界，就流露出无比的笨拙、迟钝且霉运不断，如片头采访前突然暴露的严重口吃，接人时突然洒了一裤子饮料，换裤子时莫名出现掉不完的硬币。

但同时这些笑料也揭示着权力顶层的谎言的社会常态化逻辑、不同阶层间的视而不见、以及高效率的价值逻辑背后的非人性和对尊严的无视。

身体叙事的社会隐喻

权力系统对无知的个体的肆意蹂躏在电影《利维坦》（2014）中是通过海边祖屋空间的物理式摧毁完成的一段家族寓言，在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的电影中，主要以身体叙事纳入日常生活细节的各种权力隐喻完成。

《教训》里女教师被年轻继母、被黑帮势力身体羞辱，还仅仅停留在语言暴力上，在《父亲》里也只是父亲单线不断遭遇骗人的预言家、腐败的医生和懒惰的警察的身体羞辱和威胁。

这一点在《荣耀时刻》中却现得非常丰富。

由于身体于日常生活的自我主体认知如此先在，往往被看作是社会交往的初始媒介。

个体的身体与外界互动中的修饰与剥夺，展示与躲闪，在场与隐匿，看与被看，都是身体的社会化过程，都能从中诊断出不同权力关系下的社会问题。

这一点也可以在特赞科与茱莉亚的反配式对比中寻迹。

特赞科的身体呈现被置于传统的空间伦理中：在家里的私人空间里可以裸露肢体、发须蓬乱、穿着破烂，工作场所收束身体毛发于色彩样式鲜明、粗笨的订制工服中，公共空间以正式的礼服、油光滑顺的头发体现自己人格上的正派、庄重与值得信任。

而茱莉亚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是交叉的，或者说是界限模糊的。她与特赞科的出场，同为裸露肢体、衣着不整，不同的是茱莉亚是于医院这个半公共空间中。并且全片里茱莉亚紧绷的着装生怕不能展示被物化的身体的纤毫轮廓，也没有介意过身体隐私的公开化。

如在开会时、在乘坐出租车时，都非常坦然地展示腋下浸着汗液的白色纸巾，不仅在医院脱换衣物不在意偶然暴露，就是在会议室的工作场所里，也不过随便地扯着欧盟旗的一角象征性地遮羞。

这其中的政治隐喻，同样表现在交通部长身上。一定要在发布会现场，在众媒体的凝视下脱掉鞋子，赤脚完成拍摄任务。用身体隐私于公共场所的暴露，来宣示权力的在场。

这是导演们对于权力泛滥的厚颜无耻的道德观察。

发生在特赞科的身体上，从强迫在众多陌生异性的围观下换裤子，到衣衫不整地被帮派势力勾结警察机关暴力执法，以至于最终被直接暴力剃光了毛发。

系统对特赞科的权力压榨就是从对身体的观看、驱赶、没收、改写与剥夺上一点一点变本加厉实现的。

而整个过程中，身体的受辱只不过因为他道德上的朴素与单纯。

滚雪球式的道德焦虑

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的电影中最迷人的部分是将道德失控的焦虑置于滚雪球式的喜剧情节中，创造了一种集合惊悚、荒诞与社会批判于一起的压迫性气氛。

有人从中看到了科恩兄弟式的怪癖风格：随着一个简单的物体或动作不断叠入更大的场景里，戏剧强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角色被卷入混乱。

在《教训》中是一张十元纸币，在《父亲》中是一通未接到的电话，在《荣耀时刻》里是特赞科的老牌机械表。这个滚雪球的楔子，在前二者中还是局部性的，在《荣耀时刻》中则是结构性的。

在双线叙事中，它不仅是特赞科的无法取消的寻回动作线不断受阻后一次强过一次的伤害，它也提示着茱莉亚一线的不得不进行的欺瞒行为在越来越难以包裹时，越发失控的道德焦虑。

茱莉亚终于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权力系统机器里的一员，无视生命的尊严会遭到反噬——如果医生也官僚主义起来，或者对她一向无视他人尊严的品性作出对等回应，哪怕就那么一瞬间，就如她无数次对待别人那样，那么已经40岁的茱莉亚可能永远丧失了拥有孩子的机会。这一瞬间的人格清醒，犹如《亲爱的同志》里女主在一场哭泣中得到的自我认知。

本片原名“Glory ”指的就是特赞科的苏联手表，在中国被命名为光荣牌，曾经是苏联最大的手表制造商，以价格合理的机械腕表闻名，现在业已停产。

但因为它古典怀旧的历史地位，仍有假货冒名生产。所以影片中出现的三块手表，无不隐喻着保加利亚当下社会并存的几种社会价值观。

一块作为被人耻笑和利用的“荣誉”奖励给特赞科的廉价电子表，总是跑慢；一块作为欺瞒糊弄特赞科的造假的光荣牌手表，总是跑快；一块被主流社会随意丢弃的传承自父辈的老旧手表，仍然守时。

在肤浅和腐败横行的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全景里，一块重新寻回的手表，是否能挽回因阶级和城乡分化而走向支离破碎的人性呢？

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的电影一向重视声音设计，特别是每部影片片头与片尾的前置声与后置声的奇妙对应。

《教训》中是女教师的板书声，但经历过一场劫难，女教师课堂里的粉笔声已经不是最初的粉笔声，虽然生活仍然继续。

《荣耀时刻》的结尾，茱莉亚丈夫的车内欢快的音乐结束，黑屏画面中传来一声车门响，丈夫在画外空间里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的中产阶层幸福生活将因片头出现的那块手表，被底层受害者丧失天真后的暴力颠覆了呢？还是他们终于懂得释放善意，以平等对话的生命态度，赢得了仍不失天真的老实人的原谅呢？

导演瓦尔查诺夫说，愿意邀请每一位观众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成为此片共同的作者。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结局，都发挥着影像媒介释放社会压力的功能。

诚然，这部电影中保国交通部官员和警方一波接一波的骚操作给人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既视感，但倘若因此就把它看作一部简单的社会现实主义批判题材，恐怕会显得有些浅薄与失之偏颇。对于没有什么宗教方面背景知识的我看来，它和许多欧洲电影所乐于呈现和探讨的相类似，通过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事件，在故事中引出一场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与辩论，最终指向一个近乎无解的道德困境。

这个困境，在这部影片里，可以被解读为如何对待诚实与虚伪，这场交锋的双方，自然是口吃的底层护路工Tzanko，以及长袖善舞的交通部女公关Julia。Tzanko所信封和秉持的价值观正如父亲传给他的那块手表：像指针一般精确，来不得半点虚伪与矫饰，以一种一以贯之的诚实对待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黑即黑，白即白。体现这种价值观最具代表性的一处细节是：尽管他被包装成了拾金不昧的英雄，但他从未否定过自己内心中的贪念（罪恶），在拾到第一张钞票时，他有过片刻的犹豫，而在面对警方的质问时，他也不讳言自己在现场拿走了150列弗据为己有。

但这种素朴到近乎可以被称为原始的价值观，在电影中却遭到了Tzanko周围众人接二连三的挑战，当与现代社会并无太多交集的Tzanko因为一场意外开始与旁人产生交集，他逐渐发现自己所信仰的诚实其实是站在了大多数人（也许仅有Julia的丈夫是个例外）的反面，基于以务实为前提的虚伪处事方式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交通部的摆拍授奖是一种欺骗（而这一欺骗恰恰来源于另一场欺骗，交通部的舞弊案），电视台的曝光也是一种欺骗（如果说交通部将Tzanko打造成一个并非见钱眼开的道德模范是一场欺骗，那么电视台为了所谓的正义和真相进行的引导式爆料，何尝不是另一种欺骗？Tzanko的本义只是说出自己的想法与看到的事实，并非要成为模范或英雄），交通部为了平息舆论，联合警方对Tzanko的陷害，还是一场欺骗。影片中主线外的另一条情节线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女主角Julia在开展各种公关同时，也在忙于保留胚胎人工受孕。如果说，故事的一边是Tzanko父子通过一块手表将一种人类天然的素朴价值观传承下来，另一边则是Julia夫妇以科技之名对造物主所设定的人类约定俗成繁衍规则的欺骗与背叛。

但是，Tzanko所信奉的价值观又真的是白璧无瑕，无懈可击的吗？Tzanko在电视上被Kolev别有用心引导后的发言看似可以被定义为所谓的“不屈强权”“敢于直言”“坚守正义”，但事实又是怎样呢？那个出现在报纸上的卧轨铁路工人是否源于真相曝光后的巨大压力？那些在影片最后对Tzanko大打出手的工友，会不会因为他对坚持个人道德观念的偏执，无法继续揩油收入锐减甚至面临牢狱之灾？基于一种道德评判层面正义所作出的选择，所收获的又一定全都是善良的果实吗？

这个无解的难题也许正对应了影片开放式的结尾，Tzanko与Julia，两种价值观的碰撞，谁对谁错永远分不出结果，但我们知道的是，在这场交锋中，两败俱伤才是几乎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

真心不能在看完《哦！文姬》之后看这个片子，看完会更辗转更难过。比起文姬里满满的温暖，这个片子里的冷漠无情和小人嘴脸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开头铺垫了挺久的铁道工人的生活。他不停调节的手表，他极度简陋的饭食，家中苍蝇飞舞的噪音。他虽然邋里邋遢，满脸络腮胡，也看着脏兮兮。

但，在晃的让人头晕的镜头下，还是能看到他的双眼纯净、坚定。

终于，镜头晃到不能再晃时，在他捡起了一两张钱后，突然发现前方又出现了一大堆钱，散落在地上的钱。他冷静了一会儿，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故事开始进入正题

“拾金不昧的英雄为了掩盖丑闻而被着力打造，却因为一块手表终变悲剧”。

没人关心哪里来的钱，做什么的，‘英雄’只是为了掩盖公有企业的丑闻。所以在交通公关部门里，这个邋里邋遢说话还十分不利索的人一点都不被重视。尽管公关部得益于他的事迹而解决了他们焦头烂额的麻烦，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去接他。

于是，英雄他独自一个人，穿着唯一还可以的有些皱巴的衣服，坐了很久的火车，在城里迷路了。

这里对铁道工人‘英雄’性格刻画太形象生动了，现在都仿佛刻画在我脑海里。他每日生活轨迹一成不变，和同事也没交往，是个极度简单却又可悲的脱离现代社会的。他是一个只能拿两个东西，拿第三个东西就会掉的人。因为穷困，他对钱的执着但不贪念，兜里塞满了钢镚舍不得浪费，掉了也是要一个一个捡起来的。他对人的真诚，虽然说话极度不利索，但都会看着对方，凑近慢慢说，虽然对方常常表情都是厌恶或者不耐烦。闲暇的时候爱抚他养的兔子，细心照料花花草草，紧张的时候摸摸爸爸留给他的手表。日复一日不变的生活让他连手表的位置都有非常明显的黑白佩戴痕迹。实在是个看着邋遢，但内心十分简单纯粹的人。他只关注两样东西，他的手表、他的兔子。

可这样简单的人，被这次肮脏的政治事件折磨成了什么样。这真的是让人太难过了！

女主是演的很好的，好到真实的让人讨厌。要说，其实她也没有做错太多，每样都那么狂妄傲慢自我一点，每次都喜欢把别人都当做坏人一些，每回都活在自己最辛苦最累别人都不理解她的世界里。她浮躁，她焦虑，她也没什么是非观。她不在乎手段，甚至只要达到目的灰色手段也会使用。她不把他人当回事，除了部长，别人的话她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打针，忘了嘛，补上。手表不见了，找，不行就买一块。给错了？不可能，肯定是要钱讹诈！她压根不会在乎他人感受，把平庸之恶发挥的淋漓尽致

于是，她满不在乎地拿走了铁道工人的手表。然后随手乱扔，着急着处理自己小家庭的问题。她又觉得是天大恩赐般给了他荣誉，和新手表。于是对他执着的电话不理不睬，甚至辱骂对方。最终把一件应该是‘荣誉事件’推向了悲剧的悬崖边

举头无路之下，铁道工人又成了对手的棋子，彻底沦为了可悲的政治工具。两方人马架着他，不顾他真实请求，让他当出头鸟。从此，平静的生活立马翻天覆地，不再平静。

讽刺的是，可恨女主的试管胚胎发育的很好，满面春光在工作室里走动。直到她看到有不知名的铁道工人卧轨的新闻报道，她仅有的良心终于激发出来了，但她赎罪的方式也只是酗酒和翻找原来不在乎的那块表。

我很感激导演没有让这个铁道工人卧轨来做为结局，而是让知道不是他卧轨后松了一口气的女主去找他还表时，看到了浑身是伤，头发和胡子都被剪的杂乱斑驳，衣衫破烂的铁道工人。我想，这时候我们和女主内心的震撼度是一样的！

此时铁道工人眼睛里，已不再有干净纯洁，而充满愤恨。所以他拿起了门口6公斤重的扳手挥了过去，而女主的老公，在外面车里听着激昂的音乐。

画面暗了下来，开始放字幕。

这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可能让大家自己做个审判更好吧

其实字幕结尾处还有十几秒的声音

也很让人有想象力了

这，才是这个剧最高级的结尾！

在影视上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双人导演组合：罗素兄弟、达内兄弟、科恩兄弟……《荣耀时刻》也是一部由双人导演组合（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与佩塔尔·瓦查诺夫）完成的佳作。

两个电影人是如何合作共同协作，执导一部电影的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合作拍摄的模式呢？他们又是如何决定电影的主题的呢？

信息来源：4:3电影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与佩塔尔·瓦查诺夫曾作为联合导演一起合作了一系列短片，而后他们共同执导了长片三部曲。其中，《荣耀时刻》是继《教训》（2014）后的第二部长片。 这部电影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黑色喜剧，具有微妙的戏剧张力的同时，也不落于俗套。凭借独特的视觉调色，两位导演再次证明了他们的才华、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与娴熟的电影技巧。在洛迦诺电影节上，“4:3电影”采访了戈洛佐娃与瓦查诺夫，就他们两人是如何共同写作执导一部作品，以及如何决定电影主题进行讨论。

在开始前，我想先问一些关于你们上一部电影《教训》的问题。它（和《荣耀时刻》）有很相似的主题，微妙地围绕阶级、绝望和不平等这些问题展开。不过，我觉得《荣耀时刻》涉及的主题比这些更加广泛。这部影片中有涉及社会现实的讨论，但这并不是表达的核心。我想问一下，这些是你感兴趣的特定主题，还是你电影中自然而然就谈到的话题？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是的，我们对这些社会类议题，或是探讨人际关系的主题感兴趣。可以这么说，我们喜欢拍关于人类的电影，为人类拍电影，呈现这些人类如何在现实中生存。无论这是否与政治挂钩，或是……

佩塔尔·瓦查诺夫：

关于社会问题。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对的，我们的电影聚焦于人类是如何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的。

佩塔尔·瓦查诺夫：

《教训》和《荣耀时刻》的创作来源是……《教训》是我们三部曲的第一部，《荣耀时刻》是第二部。这两部的灵感都来自报纸标题，这也是我们创作的基础。前两部影片都蕴含社会元素，我们第三部影片也会有。

《教训》是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荣耀时刻》也是这样吗？

佩塔尔·瓦查诺夫：

是的，也是真实事件改编。这件事发生在很多年前，真的有一个铁路工人在铁轨上发现了几百万，然后他把这笔钱上交给警察。后来，交通部......他们也确实给了他一块新的手表。

两周后手表就坏了，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对灿科这个人物是如何被塑造的也很感兴趣。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故意的，但我觉得在观影过程中，几乎每个角色都尽可能地变现自我。我和我朋友都很喜欢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很好奇这些人物都是基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演绎，还是你们在剧本里设计的人设？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我们只是呈现出我们发现的故事，剧情非常浅显，取材于现实生活。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我们再创造、再想象，增添了故事的细节。这些细节并不是源于故事原型，是来自于生活中许多故事。

佩塔尔·瓦查诺夫：

是的。比如有个关于保加利亚建筑师的故事就和我们的原型故事相似。在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男主角向交通部长道歉。这个情节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建筑师的故事。我们融合了另一个真实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本来想放在第三部电影的，但我们后来把它放到了这部影片。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背后都有参考的原型人物。比如记者这个角色，我们是根据真实事件写的。当然影片的剧情和结构是我们虚构出来的设计。我们根据金钱、假表这些元素的启发，参考了许多资料，构建了一个新的故事。和我们上一部电影《教训》一样，学生和孩子们这些角色都是我们塑造出来的，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是的，我们尝试塑造一些复杂的人物。这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甚至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谈论、演绎、试图表现这些角色。演员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调研，他们有足够的自由和我们一起塑造故事角色。我们一起创造了这些人物，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元素一点点融入角色。

我想尤莉娅无疑是片中最有趣的一个角色。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与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演员共事的？你们是在拍摄过程中塑造出了这样一个角色，还是在开拍前就已经写好了固定的角色剧本？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给予了演员很大的表演自由度，尤莉娅这个角色也是一样的。演员本人准备非常充足，她甚至在开拍前去保加利亚时任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Rosen Plevneliev）的办公室工作了几个星期。这段工作经历使得她很好地消化了这个角色所处的团队，这对我们的拍摄很有帮助。

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作为联合导演共事了这么长时间，一起拍了两部剧情片、一部纪录片还有一些短片。在你们的电影创作生涯中，这种关系是如何延续的？

佩塔尔·瓦查诺夫：

是的。我们喜欢这种合作模式，我们一起工作很开心，我们也准备继续这样。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三部作品要拍的题材了，为什么不继续合作呢？如果这对电影有帮助，为什么不呢？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是的，为什么不呢？

佩塔尔·瓦查诺夫：

是的，我们不会觉得导演是主角，他的作品是核心。当我们与演员一起工作时，我们也很包容（欢迎不同的观点）。包括我们这次《荣耀时刻》在写剧本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加入了我们的剧本创作。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这次我们有联合编剧。

佩塔尔·瓦查诺夫：

他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饰演公关部的一个角色。是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工作模式，因为这样思想会更加开阔，并且有更多灵感。

当然，有时我们各自也会有一些，像电视剧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各干各的，但感觉完全不一样。

最后，我想知道，一旦三部曲完成，你们有想好故事的最终走向吗？

克里斯蒂娜·戈洛佐娃：

我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过这件事，我们现在还在寻找第三个故事......为了找到这个故事，我们一直在看很多文章、看报纸。我们有些初步的想法，但才刚开始做这个项目。

佩塔尔·瓦查诺夫：

因为现在我们手头还有另一个项目，但它与这三部曲无关。这个项目和这三部曲的拍摄模式一样，也是一部低成本电影，我们大概会在春天或秋天开拍，不过还在筹集资金。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剧本，因为脑子里想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正好可以借这段时间寻找更贴近我们时代的故事……毕竟《荣耀时刻》这个关于铁路工作的新闻故事的年份是2002年还是2001年来着（时间过于久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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