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阳

中国电影诞生之初，人们对于泊洋品的认识还未成熟，学习借鉴了众多其他国家的电影创作观念与方法，影响较为深远的则是苏联电影借鉴，对于中国电影体制发展、电影主题思想，以及电影创作技法观念都产生了众多影响。

一、电影国有化体制的诞生

早期苏联在20、3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中国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探索并最终成功。在政治环境相一致的大背景与大历史观下，在国家政策层面，中国学习了苏联关于电影国有化的存在形式。一方面在国家支持下，促进电影发展。如中国第二代导演创作多为国营制片厂生产、发行、放映；但平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活力，创作环境局促，如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僵化环境。但在1978年，中国电影市场改革，开放了民营电影创作空间，随后包容了更加多元的创作主体。

二、电影主题情感表达的旨归

苏联在30、40年代创作了大量革命斗争与建设题材的影片如《夏伯阳》等。并且以“夏伯阳”为例，塑造公式化、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这对于中国的英雄叙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早期50年代也拍摄了大量革命英雄以及生产建设题材作品，《红旗谱》《南征北战》《我们村的年轻人》等。他们在题材选择上多为重大革命事件，在主题思想上宣教意味浓厚，在人物塑造上伟人精神与神化英雄的情感表达强烈。并且中国在1987年提出“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也受到苏联70、80年代电影创作的选择。苏联当时集中在四大题材上，分别为军事爱国主义、政治题材、生产题材、道德题材，中国主旋律电影也像此靠近。

三、电影创作技法影响

对于电影认识，苏联蒙太奇学派是较早，且具有较强实践运用的理论学派。他们对于蒙太奇冲突或叙事的尝试，影响改变了中国电影创作。

中国借鉴对于蒙太奇技术的运用，改善了“戏影观”的老套、死板的镜头与剪辑方法创作了《万家灯火》如爱森斯坦杂耍蒙太奇技巧的试听呈现，也创作了如苏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具有诗意现实风格的革命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

苏联电影为中国电影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促进中国电影在新时代更快发展。中国电影在学习探索中也掌握了属于自己的民族性与独特性电影语言，相信在不久将来中国电影将扩大对外传播交流能力，实现电影强国目标。

文/菠萝吹雪

《亮剑》的主角李云龙。作为草根人物，他是一个脾气暴躁但又有突出军事才能的干部。但是，在近几年，随着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与对“人民军队”这个概念的重新认识，对李云龙这个角色的评价也在逐步走低，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来举几个片段:

首先在《亮剑》一开始有这么一个情节，八路军129师遭日军合围，李云龙作为新一团团长率部突围，旅部命令是从俞家岭方向突围，而李云龙在战场上做出的决定却是“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最后也的确做到了。

不过这是什么行为？这合理吗？

尽管赢了，但是很不幸，我们的李团长不仅违反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也违反了我党的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在人民军队中是不允许这样擅作主张，违抗军令的人存在的，这可是抗命行为啊！有人要反驳:“李云龙最后不也成功突围，且击溃坂田连队，立下大功一件？甭管命令不命令，打赢不就行了？”对于这种看法，我只能说这是一种错误思想，毕竟战争它依靠的不是侥幸。

然后《亮剑》中还有一个桥段，就是李云龙被降职为营长。但独立团内部还是叫李云龙团长，没按照规定正确称呼他的职务。在守门的卫兵见到李云龙喊了一句“营长好”后，李云龙没按照纪律回礼，瞪了他一眼就走了，警卫员段鹏见状，上去给了卫兵同志一个耳光，还说道：“营长是你叫的？你个新兵蛋子！”。卫兵很委屈，哭着说:“你凭什么打人啊？”然后政委赵刚见状竟然也过来训斥他：“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到没有！”

这是我个人看来《亮剑》中最离谱也是最让人生气的一个桥段，这一个桥段触犯了八项注意中“不打人骂人”的条款，也违背了八路军民主治军，官兵平等的原则。他们的行为让人感觉像国军和小日本，反而不像我军。而且更离谱的是身为政工干部，赵刚看见段鹏打人不加以批评制止，反而去帮着骂卫兵。党员怎么可能是这个德行？这是彻头彻尾的军阀作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级思想在这个片段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真实历史中，像李云龙这种把部队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私人武装，天天触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组织无纪律，屡次违抗军令的指挥员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作为党员、部队政工干部的赵刚，不明事理，还动手打人，搞军阀习气，没有改造好李云龙不说，最后竟然还被李云龙“驴化”了，这也是歪曲了政工干部这个形象，也只能说是相当魔幻，都可以当武侠小说来看了……

聊完让人心悸的《亮剑》，下面就来谈谈苏联的“亮剑”——《夏伯阳》与他的两个主人公——恰巴耶夫（正确译法）和克雷奇科夫（即富尔曼诺夫本人）。《夏伯阳》原著是富尔曼诺夫根据在夏伯阳师的真实工作经历写出的，电影的情节也跟小说大同小异，讲述了夏伯阳这个粗俗但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官，如何在政委帮助下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

夏伯阳是贫农出身，文化水平极低，是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让他翻身做人。他对党和列宁充满感情，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参加了革命。夏伯阳与李云龙两人非常像，文化水平低，出口成脏，喜欢骂人，脾气暴躁，政治素养也不足，虽然没上过军校，但在实战中磨练出了优秀的军事素养。可以说，他是一个优点与缺点一样突出的人。

电影一开始，夏伯阳的部队被捷克军团击溃，丢了农场，夏伯阳正好这时乘着搭枪卡赶来支援，一听战况就火了，一马当先带着部下夺回了农场，战后检阅士兵，正规军的战士却给他整出了土匪的感觉——明显的军纪散漫，站没站样，列队都不齐，穿啥衣服的都有，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武器也在逃跑的时候丢河里了。

见状，夏伯阳气的差点投河自尽，赶忙让战士们去捞枪。而就在这时，政委克雷奇科夫带着他的部队到了。政委带来的部队，军容整洁，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与夏伯阳那群散兵游勇完全不一样。克雷奇科夫正好看见夏伯阳的士兵在捞枪，于是就问他们在干啥。夏伯阳自觉丢人，无可奈何的答道:“洗澡呢，天热。”

还有一个片段，是夏伯阳的老战友和心腹爱将日哈列夫抢了老乡的小猪仔，还说“现在是战时，小猪仔就白吃了罢！”。政委一听，毫不犹豫的让他去蹲禁闭，日哈列夫当然不乐意，大发雷霆，甚至掏枪威胁，但政委的态度非常坚决，直接给日哈列夫强制禁闭了，还把抢的东西全都还了回去。夏伯阳听说爱将被关暴跳如雷，马上就来要人，看政委坚决不放人，还生气的问:“到底谁说了算？”政委冷静又坚定的回答到——“你和我”，就在两人吵架时，农民来拜访了，他们被抢的东西，全部还回去了，都来感谢夏伯阳，抢劫的战士也被处罚了，于是便对红军有了信心。而这时夏伯阳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事后也召集百姓发表了演讲，表示若再有作奸犯科的通通都要枪毙，就连他本人也不例外。

到这里，夏伯阳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一面就开始慢慢出现了。上文也很好说明了为何一支军队要有铁的纪律，毕竟老话说的好，和一群散漫的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军事呢？

还没完，咱接着说。就在夏伯阳发表演讲后，一个老乡问道：“夏伯阳，你是支持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呢？”，老文盲夏伯阳直接愣住了，赶紧搪塞过去：“我支持共产国际”。政委看到后也笑了，问道“第二还是第三？”夏伯阳又不会了，在那里手足无措。

以上的片段都很好的说明了为何红色军队要有钢铁一般的纪律；为何军人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为何军人不光要搞好军事，也要学习文化、政治。从此之后夏伯阳有了大的转变，衣冠整洁，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狠抓部队纪律，夏伯阳的部队也变成了一支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反观白匪军队呢？电影中白匪头子的勤务兵的兄弟想投靠红军没成，被抓了个现行，本来按照军纪是要枪毙的，但就是因为勤务兵和白匪头子的关系，改成了鞭刑。而从这我们也能看出白军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裙带关系普遍、大搞人情、赏罚不当，就这样也想打胜仗？

电影的后面，政委要调去其他地方工作，夏伯阳非常舍不得他，两人拥抱在一起，依依惜别，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的见面。电影最后，夏伯阳的指挥部遭袭，夏伯阳率部突围，在强渡乌拉尔河时不幸牺牲，但如今的夏伯阳师已今非昔比，指挥部被打掉后仍然能够保持战斗力，重振旗鼓，击溃了白匪军。

之所以把《夏伯阳》和《亮剑》拿出来对比，不光是因为我们和苏联有着相同的革命历史，更是因为两部作品都有着近乎一致的情节。但不同的是，《夏伯阳》中，政委成功改造了夏伯阳，让他进步，变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革命战士、合格的指挥员，而脱胎换骨后的夏伯阳师，也展现出了人民军队真正的样子。

反观《亮剑》，政委赵刚不光没改造李云龙，反而被李云龙改造了，沾染了军阀习气，违反纪律，搞宗派主义和等级思想，完全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而李云龙的部队，也是败仗胜仗一半一半，作战毫无章法，也没有正规部队的样子。

随着网络风气的改变与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很多人意识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开始给历史上那些政工人员一个全面的评价。举个例子，苏联第一元帅伏罗希洛夫虽然军事能力欠佳，但他主打政工且小有成就，也被世人所认可。政工人员，绝不是那种只喊口号、管管生活的形象，他们是一支军队的核心，是革命军队的灵魂。

因为让政治走进军事，用思想武器来武装头脑，所以我们和苏联的军队都各自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成为了真正的人民武装。正如伟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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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城（来自豆瓣）

《夏伯阳》该片上映时，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三年。虽说是老片子，我看的东北话配音版，倒是津津有味儿，也许黑白色彩过于单调，叙事情节过于陈旧，但它依然不愧是苏联国宝级影片。《亮剑》的很多元素，包括主要人物的设定、剧情的构造、场景的置换，战争场面的拍摄角度和节奏大概都有参考这部片子。

片中人物是鲜活的，他们有血有肉，如夏伯阳是个有性格缺陷的战斗英雄，所以影片以偶尔调侃他的知识分子政委作为人物形象的补充。有爱情有胆识的警卫员小伙子，有给将要死去的兄弟钓鱼吃的白军络腮胡大叔，有美丽又勇敢的农妇，剧中人物没有扁平化，没有玛丽苏。

俄罗斯优美的民族音乐贯穿影片始终，那是苏联文化的宝藏。在战争间歇中，战士们悠扬的歌声将一日一日的苦痛融化在温情之中，每个人都在火光里，在黎明前夕，怀着期盼构建着即将醒来的梦。夏伯阳在四起的祥和静好中，看看他的勤务兵和阿娜，不禁感叹：“你们可真幸福啊。年轻，好的日子都在后头呐。等仗打完了，你们在一起结了婚，等到那个时候啊，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呀，谁都不愿意死啊。”作为一个铁打的将领，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铁血硬汉，夏伯阳的内心却对温软的生活有着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向往。他曾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为第几共产国际奋斗的人，但他始终是一个向往和平与自由的人。

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思想指南，认定“生活是连续不断的运动、变化”（高尔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卢纳察尔斯基）。因此，从革命的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及其趋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的特点。

②坚持列宁的党性原则。党性就是作家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高尔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事业”，作家必须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工作。同时，党性并不是一种附加物，不是从外面贴到作品上去的东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性是溶化在思想体系中的美学因素。法捷耶夫特别指出这一点：“工人阶级的事业应当成为作家本人的事业……只有这样才会使社会主义的艺术创作具有深度的真诚和丰富的感情。”但是作家的政治倾向性不应当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作品应当不是作为某种外来的东西，而是体现在形象里的作品的本质”。只有“当思想在作品中得到具体的、感情的体现，当智能和意志、善与恶、爱与憎、勇敢与怯懦、正直与伪善体现在活生生的、生气勃勃的形象里，当内容找到了相应的、鲜明的形象时，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完全合乎要求的、令人信服的东西”。

③肯定社会主义的现实,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高尔基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可能并有权肯定，它的批判是针对过去、反对过去的残余。而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形象描绘事实、人物及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方法来确立社会主义”。法捷耶夫也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表现并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此相联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具有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理想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高瞻远瞩”：“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它提升到现实以上。”（高尔基）

搬运百度

早在1939—1942年间就在延安公映，1951年经过配音后在大陆发行放映。具有同样属性的苏联电影还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夏伯阳，一个原型式的人物，但看起来远没有那么高大全，而像是修正后的人物（比如李云龙赵刚和尚），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有种种人格缺陷和人物弧线，有一种克制而自然的理想化，并不是那么有煽动性。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夏伯阳鲁莽不修边幅，政委不懂军事，勤务员好色，但他们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真挚平等的同志关系，一个炕上睡觉，一起上前线，仿佛只有职位而没有地位的差距，相互提携成长，最终给人留下的的是一种纯粹的同志友情而非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夏伯阳分不清“第几国际”、“布尔什维克还是共产党”，却能把握本质，只要人物有这种性格特质，影片的目的就达到了。英勇善战的战士是夏伯阳式的。起初的赵一曼没有那么多性格弧线，但后来红色娘子军有了人物的成长。政委是布尔什维克党象征。

艺术形象取代真实存在的人物进去历史

1934年的夏伯阳在人物真实性层面比1970年后的国产影视还好，可以尽可能拨去意识形态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保留草莽习气。亮剑服装应该是破破烂烂才有历史感，草莽英雄的原型更像是红高粱里面的。

夏伯阳优缺点共存，瑕瑜互见

对英雄的性有避讳，但其实警卫员有一个女人也还不错。

对死亡没有避讳。在《列宁在一九一八》等影片中，英雄死亡镜头通常一笔带过，因为不能直接对着伟大领袖开枪，避讳。

夏伯阳保留了英雄对生前死亡的恐惧，他对传令兵和女战士说你们真好啊，打仗么，总要死人的，不是敌人死，就是我死，人之常情的流露甚至是羡慕。

了不起的男人——英雄

英雄的死亡，死在河里面，悲剧色彩，《中国儿女》里抗日联军八个女战士跳江自杀不投降，冰天雪地走向滔滔江水，全部死掉，英雄气概，之后正面人物的牺牲再没有这样的镜头了。

和传令兵谈恋爱的女战士，强调是工厂来的，是因为苏联革命要在电影中表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他们从一种本能的性欲望发展成革命伴侣。战争环境中女性狼入虎口，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反映，自然本能。

这种本能，直到《一个和八个》才浮现出来，但俏丽的女兵激起的只是反面人物的人情绪反映，男女两性只在敌我关系之中，一群日本兵试图强暴女战士，老土匪解决了他。

能够从影片看出革命初期军队真实的历史面目本来面貌，袁庆丰称之为“朴素的历史观念和艺术表观念”，但同时又时刻受到党政意识形态的管束，对工农阶层的赞美，工农和自然联系起来说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革命本质和正当性。

夏伯阳打胜仗是因为政委出现，最终死掉是因为新的政委经验不足，潜在的故事逻辑是这样的。

对知识分子鄙视轻蔑，对白军军官弹钢琴的优雅与处死士兵的冷酷对照，白军军官团整起的队伍行军，“精神法？”，被夏伯阳讽刺，知识分子么。60年代后大陆称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

这不仅是夏伯阳个人的喜好，也是政党意志路线政策乃至国家价值取向的体现。49年后大陆对此现象变本加厉地呈现。

主要摘录的文献

《从夏伯阳看苏联早期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袁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