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狐

莎剧风格的历史片，也就是说，当历史片看要小心。片子的核心，隆美尔在七二零政变中的角色，其实基本无法考证——原因很简单，政变的核心策划者大多事败后被一网打尽，而既然是阴谋，那就是不留文字的。比较稳妥的猜测，隆美尔充其量只是边缘的知情人。片中出现的斯图加特市长Stroelin战后说，他开始试探隆美尔已是1944年初（而不是片中表现的，北非战役结束的1943年），而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据隆美尔遗孀说，隆美尔是明确反对的——认为会引发德国内战。所以，就像莎剧里的亨利们、理查们与历史上的亨利和理查只有遥远的关系，《沙漠之狐》与历史上的隆美尔，还是区别对待为好。

但是这完全不妨碍我们把它当作莎剧来欣赏，并当作一个有意思的文本，琢磨其中的文化心态——电影摄于1951年，全套英国演员班子；电影依据的底本，1950年出版的传记《Rommel: The Desert Fox》，作者Desmond Young，英国军官，在北非战场当过非洲军团的俘虏（如影片一开头所表现的），战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敌军主将作传抒发崇敬之情。今天在伦敦的二战历史博物馆，显要位置可以看到蒙哥马利的后代与隆美尔的后代互赠的军旗和通信。哦对了，我之所以会看到这部老片子，是因为刚刚过去的5月8日二战胜利纪念日，BBC线上播放平台放出一系列二战题材的资源，纪录片居多，而唯一的一部故事片，就是《沙漠之狐》。

这是一种，多有英国特色——或者说，在习惯于“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中国人看来，多么难以理解的操作啊。我们在抗美援朝纪念日，中央台放一个《巴顿将军》试试看？

当然，隆美尔神话在1950年代初的英国，是有一些冷战政治原因的——西德需要去纳粹化，需要重振民心和军心以担任抗苏的桥头堡之职，英美也需要和西德重建正常关系，所以需要把第三帝国的遗产切割处理，切割为“好德国人”和“坏德国人”。这样一分为二的切割，难免有很多一厢情愿与简而划之，如英国记者 Richard Crossman说：我们的想法里，“坏德国人”肯定同时是纳粹、是军国主义者、是反民主分子、是残忍的暴徒；“好德国人“则必然同时是绅士和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所以，既然战场上的隆美尔是一个骑士风度的”干净“的军人，那据此反推，他也一定同时反对纳粹、支持民主，如果活到今天会是我们抗苏的盟友……（“As a nation, we deceive ourselves into believing that there are two sorts of Germans—the Good German and the Bad German. The "Bad Germans" are Nazis, militarists, anti-democratic, and perpetrators of atrocities. The "Good Germans" are peace-loving democrats and real gentlemen. Ergo, since Rommel was a clean fighter, he must have been anti-Nazi, and men like him would make good allies of democracy against the Russians.”）

但这毕竟，比”德国人=纳粹=坏人“的简单粗暴的敌我思维好多了，不是么？

何况英国人的隆美尔崇拜，更多起源于北非战场上，一种对杰出对手的单纯敬意和惺惺相惜，与隆美尔后来在七二零政变中的角色关系实在不大。今天，BBC的工作人员挑出这部片子放上平台时，估计还是更多想到的是北非战役。

这种近乎为艺术而艺术的，去欣赏敌人才能的能力，是一种西方特色么？而中国传统中是不是特别缺乏这种能力？铺垫了这么长，这是我感到好奇的问题。一些脑洞和问号，短时间内想到和没想到的案例，迅速笔记一下。

”伟大的敌人“，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在西方古典传统里，可以说遍地都是吧。赫克托尔之于阿喀琉斯；汉尼拔之于西庇阿；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领袖Arminius、喀里多尼亚领袖Calgacus。而且为敌人画像立传不光渲染其武力与战功，也在意其人格、理念和尊严，败亡而终者，都会有一篇洋洋洒洒的临终演讲总结其立场——如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喀提林，如普鲁塔克笔下的布鲁图斯。说起来，《沙漠之狐》中扮演隆美尔的詹姆斯.梅森，两年后就在电影版莎剧《凯撒》中演了布鲁图斯（马龙白兰度演安东尼的那个版本）。我会冒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巧合。

这种历史书写中左右互博的能力绵延到近代，与高贵野蛮人的母题合流，就是高歌猛进的殖民拓张时代一股内生的反殖民的执拗低音。Carlo Ginzburg有一篇题为《Dialogic Element in Early Modern Jesuit Historiography》的文章里，就从塔西佗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传统出发，分析1700年耶稣会士Le Gobien如何在一部《马里亚纳群岛传教史（Histoire des Isles Mariannes, nouvellemen converties à la religion chrétienne）》，如何让一个南太平洋岛上率众阴谋反叛西班牙殖民者的部落首领来了一篇雄辩涛涛的捍卫原住民生活方式的檄文。

冷战背景的影视文艺中间，这种各为其主的惺惺相惜，依然是一种极常见的人物设计，无论是正能量的将心比心，如斯皮尔伯格的《间谍之桥》，”我爱我的国因而我也敬重敌方爱国者的信仰“的那种思维，还是负能量的同病相怜，如《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中，英国间谍Smiley对苏联间谍Karla的肺腑之言，“can't you see that your government is as worthless as mine？“

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文传统中，似乎真的很难想出来？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百家争鸣，应该不缺孕育这种思维方式的土壤吧？但是进入了后代的平话和戏文，因而普通人耳熟能详的，还都是赵氏孤儿或伍子胥过昭关这类的惩奸除恶、血亲复仇的故事？司马迁以汉太史为项羽作本纪，是唯一能想到的，很接近于此的案例了，但后继有谁呢？一部三国演义从头想过来，interestingly, 这种对敌人的原则、气节和才华的欣赏，其实最多是在曹操身上看到（对陈宫、对陈琳、对土山的关云长和长坂坡的赵子龙）？而曹操本人却又是以蜀汉为正统的叙事中的那个白脸。反过来，曹操本人的雄略，基本不见刘备阵营人物或“有诗云”的后人有正面的称许。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在演义中全文照录，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当然，平心而论，演义的犄角旮旯不是没有一些的跨阵营的高山流水，比如羊怙和陆抗……不过三国归晋前的一个自然段，谁记得那都是谁啊。宋辽金夏，现在史家知道那是一个China among Equals，上层有近似对等外交、礼尚往来的辞令和实践萌芽的时代，但大众文化中，也没有留下一个有名字的辽将或金人。甚至，值得尊敬的伟大敌人（而不是有魅力的邪派高手），这种形象连金庸小说中都少？（胡一刀和苗人凤算是一例，不过好像也是孤例，而且雪山飞狐也是金庸小说中不太典型的？）古龙小说中倒是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会觉得金庸比古龙要传统很多。

所以，为什么呢？我很不愿意一下子就扯上大一统、扯上儒家史学讲究笔削惩劝的传统（这种传统，基督教史学不是照样有）。但是，文化差异好像确实是存在的。所以，为，什，么，呢？

忽然发现这又是一个”苹果树上为什么长不出梨“的问题了……就此打住。

结束跑题，回到《沙漠之狐》，发一句没有文化差异的感叹： 杰西卡·坦迪好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