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影灯下

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生死离别，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医生用冷静果敢的心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与人体的各种病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借助医学影像对病人精细检查，以最小的伤害实施手术，并且能够各有所职、训练有素地挽救病人于危难之际。现代化的医疗救助让无数病人因此获益，而在100多年前，虽然消毒、止血与麻醉等基本的医疗技术让柳叶刀终于从人类的体表进入体腔，但是距离安全、有效的手术仍相当遥远。以切割和缝补为主旋律的大外科是如何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着现代物理学诞生的大发现，为这个时代拉开了序幕。

德国古城维尔茨堡，建于15世纪，美因河桥横跨城堡东西，从建成之日起，这里就是当地人散步的好去处。著名的维尔茨堡大学位于美因河畔，这个古老的房间曾是维尔茨堡大学物理学实验室，至今它仍保持着100年前的样子。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书里面有非常漂亮的动物X相片，还有一个小钉子，有鱼和蛇。

1895年，在这间古老的实验室，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的一个意外发现，改变了世界。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威廉·康拉德·伦琴在1895年11月8日晚上对空气放电管进行实验时，他也注意到不远处一块小水晶感应发光。

为了弄清原委，伦琴先后用黑卡纸、书本以及含铅的砝码挡在空气放电管与水晶之间，他发现水晶依然发光。伦琴敏锐地意识到，这次实验可能产生了一种可以穿透大多数固体的新型射线，他用代表未知数的符号X将其命名为X射线。

德国伦琴博物馆馆长迪博特·哈恩：对这个发现他是非常兴奋的，他先仔细研究了不同的物质，比如木头、砝码、线团等物体，然后他又决定用射线照射妻子的手。他把拍摄的所有照片向全世界展示，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则报道传遍了全世界，而且当时还没有电脑。

这种可以穿透一切生物的射线很快激起了全民的狂欢，人们用它扫描了各种动态的物体，年轻女性以拍摄X光照片作为时尚，标新立异的X光试鞋机成为鞋店试鞋的标配。除了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外，这一全新的发现同样在医学界引起了轰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这种射线如果打在一个特殊的材料表面的时候，它可以形成图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射线穿过我们人体的时候，就把人体的表面——皮肤、皮下脂肪、肌肉、骨头、内脏全部显示出来了。它就可以使得我们无损伤地获取病人内在的病变的情况，不需要把肚子剖开来再看他的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在事先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研究者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无声息地袭来。这种无色无味的射线，一旦接触过量，它所产生的电离辐射将严重破坏细胞组织，对人体产生致命的伤害。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的花园里矗立着一座1936年建立的X射线纪念碑。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教授基费·利茨：我们现在站在牺牲者纪念碑前，在前排你能看到各种名字，但这些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技术人员、实验室里的员工和护士，他们都为射线的应用而牺牲了。

碑上铭刻着350个名字，他们都是上世纪（20世纪）初期最优秀的医生和科学家，由于无防护地频繁接触这种射线，这批X射线最早的研究者几乎全军覆没，罹患癌症去世。直到33年后，在国际放射学大会上，科学家制定了X射线的操作规范，悲剧才就此终结。

德国汉堡圣乔治医院教授基费·利茨：经过很多年他们才弄明白其伴随而来的副作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挽救更多人的性命，或者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长。他们的牺牲不仅挽救了病人的生命，也保障了我们医护人员的安全。

尽管X射线曾给研究者带来灭顶之灾，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神奇的射线也掀起了一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革命，使得越来越多的疾病能够在术前得到准确诊断，为手术提供安全保障。但对于20世纪初的外科医生来说，能够看到身体内部的病灶还远远不够。想让病人能够从手术中活下来，还有很多难题等待他们去解决。

中国 上海

27岁的谯杨已经怀孕36周，快四岁的大女儿对即将诞生的小宝宝相当期待，但是家中其他人更多的似乎是担心。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位准妈妈已经在医院住了两周。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程海东：前置胎盘（的病人）要早一点入院，因为随时有可能出血的。胎儿的成熟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也没有办法来改善，只有靠宫内的准备了。

谯杨的情况在医学上叫作凶险性前置胎盘，这是产科最凶险的重症之一。

患者谯杨：之前知道自己是前置胎盘，他们说有可能就是无痛性的大出血，就是有可能睡着睡着就躺在血泊当中了。

胎盘是子宫中血液最丰富的地方，谯杨的胎盘一反常态长在了孩子出生的通路——宫颈口的位置，挡住了孩子降生的出口，自然分娩将不可避免地使得胎盘撕裂，从而引发致命的大出血。为了保障母子安全，医生决定为谯杨实施剖宫产手术。通常情况下，人的失血量一旦超过全身血量的30%就会面临生命危险，经验丰富的产科医生深知大出血将是这场手术最大的敌人。今天，面对手术中出现的血液快速流失，外科医生最常用的急救方法就是输血。但在一百多年前，这却是不可想象的。当时的医生为了挽救濒死的生命也曾尝试往人体内输入血液，但结局往往非常惨痛，大多数接受输血的病人出现发热、疼痛和酱油尿等症状后离奇死亡，只有极少数人的病症得到缓解。对此，人们迷惑不解。

直到1900年，奥地利著名医学家、生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发现了人类血型的秘密。当我们将两种不同血型的血液相互混合时，在放大400倍的微观世界中将会看到这样的景象。被侵入的血液迅速产生出大量Y字形抗体，向企图进入的血液进攻，这是不同血型混合后的排异反应。排异的结果就是，两种血液凝成血块致人死亡。当年正是通过这样的溶血实验，卡尔·兰德斯坦纳找到了那些疯狂输血失败的原因，并依此建立了血型分型系统。基于他的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输血成为可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外科学教授刘荣：我们才发现这个血型分A型、B型、AB型、O型，才知道分型的，知道血型分型了以后，外科的技术就有进步了，因为你再也不会出现输血反应了。其实血型对我们外科技术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式的标志。

然而，输血技术并没有因此很快得到推广。1914年一战爆发，新型武器的使用造成了空前的伤害，当时的人们还不知如何保存血液，输血只能采用个体对个体、现取现输的方法，难以应对战场上的巨大需求，大量受伤士兵因此得不到及时输血，失去生命。战争的惨烈促进了科学的研究，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以一战为主题的医疗与战争展览正在进行。这里保存着一台一战时期的输血设备。

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个瓶子上连接着三根导管以及两个针头，其中一个针头用于献血者，将血液收集进储存瓶中，储存瓶能够延长血液的新鲜度。当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将另一个针头插入受血者，利用抽吸泵将血液挤入导管，将血液输入需要用血的病人体内。

一战爆发后，诸多可以这样大量储藏血液的专业输血设备被开发出来战场上再无须现场采血。不仅如此，为了防止血液在体外凝固，研究人员还研究出了往血液中加入化学物质柠檬酸钠的方法来保证血液的新鲜。伤员终于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受及时有效的输血治疗，最大程度地挽回生命。

今天，作为一种急救措施，输血已经从战场走入医院，成为手术室中常见的急救方式。

胎盘上，像蚯蚓一样的动脉血管紧绷怒张，一触即破。医生根据做好的预案，用尽各种手段进行止血，令人担心的大出血情况还是发生了。如果说短时间里面出那么多血的话，可能根本血压都维持不了，现在因为一边在出血一边在补充，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出血能够停止。

这些象征生命之源的红色液体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谯杨体内，虽然100年前的输血方式沿用至今，但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情况，现代外科医生已经掌握了一种高明的辅助输血方式——自体回输血液技术。这台机器正在将谯杨流失的血液过滤、清洗后输回到她的体内，在尖端技术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无数像谯杨一样的母亲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此时，只有母亲知道这温柔凝视所带来的的喜悦和感动让所有的危险变得值得。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颖浩：外科的发展绝对不是单单一个外科技术的发展，走到今天，是一个科学的综合的发展，外科手术只是医学里面一个很小的部分，它对整个人体的情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变成一个整体，变成一个科学以后，这个手术才变得更好起来。

20世纪初，受益于无数前人的努力，医学的基础愈加坚实，医学影像和输血技术的突破性发现，让柳叶刀终于可以长驱直入，得以安全有效地治疗疾病。仿佛水到渠成一般，医学的蓬勃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乐于加入外科医生的行列，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挑选和训练人才，成为当时外科领域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东单，北京最繁华的地方，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协和医院就位于东单帅府园1号。每天清晨，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座中国最古老的医院，此时，医生的一天也从沿袭了百年的大查房开始了。对于导师日复一日地严格纠错，张铭鑫早已习惯。两年前，张铭鑫在经过五年本科、三年硕士学习后成为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的一名临床博士型住院医生。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李汉忠：查房呢，首先，因为我们是给病人治病是一种形式，比如说我是病人，我希望每天能见到大夫，那以什么形式见呢？早晨查房。当然，你是住院医生，大概不能见一次，更多地见，随时见。所以我经常问病人，我说你是哪个医生管的，如果这个病人能说出来这个医生的名字，我心里边就踏实了。这里边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医生跟病人的交流是不是好，是不是在帮助病人。

韩龙是张铭鑫刚刚接管的一名病人，今年24岁，患有一种会在全身多发肿瘤的系统疾病，这是一种会在全身频繁复发的肿瘤。两年前，医生为他切除了位于大脑和脊髓的病变，不久前，新的具有内分泌功能的肿瘤在肾上腺上出现了，在韩龙这次的肿瘤切除手术中，张铭鑫终于有机会作为第一助手参与其中。两年来，张铭鑫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从事着收治病人、记录病例等基本的医疗工作，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自建院之日起就形成的规定，所有的住院医生在正式成为一名主治医生之前都必须接受一种叫作住院医师制度的培训。

美国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是全世界医学生向往的殿堂级院校，这所改变了美国医学教育历史的医学院正是住院医师制度的起源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内科系主任马克·安德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立之前，那时的医学不能算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连详细的解剖图都没有，大部分情况下，医学学生毕业也没什么要求。

19世纪末，随着独立战争和内战的结束，以威廉·奥斯勒为首的美国医学精英决定成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医学院。在这里，威廉·奥斯勒要求所有医生在独立行医之前要系统学习医学、病理学和解剖学，还必须经过三至四年全职住院医生的临床培训。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奥斯勒医学培训项目主管桑杰·维伦德拉·德赛：之所以命名为住院医师，是因为这些实习生成为正式住院医师前常驻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照料病人，他们还不能做关键性的决定，但是他们会传达主治医师的决定，住院医师拥有对病人的看护权。一旦他们全身心投入亲身体验，他们就能真正学到东西。

20世纪初，美国的年轻医生通过大量住院医师制度的教育实践不断纠错，积累经验，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种教育制度逐渐影响了全世界的年轻医生。192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北平的协和医学院成立，住院医师制度开始在中国萌芽、发展，直到今天。

北京协和医院 泌尿外科手术室

在李汉忠主任的指导下，张铭鑫小心翼翼地进行着手术操作。由于肿瘤位于韩龙的腹腔深部，如何以最小的伤害通过腹腔镜清楚地分离显露肿瘤成为摆在张铭鑫面前最大的难题。对于从哪个角度和通路接近腹部的肿瘤，张铭鑫有些犹豫。1个小时候，手术团队将肿瘤完整切除。术后24小时内，病人仍处于高风险时期，张铭鑫必须严密监测韩龙生命体征及各项化验指标。

“有点发烧，然后心率快，然后血压低，八十几，腹胀，有点头晕”

这是一种罕见的术后症状，张铭鑫判断，由于手术切除了韩龙的双侧肾上腺肿瘤，保留的肾上腺分泌的激素不足，从而引发身体的异常反应。张铭鑫立刻采取应对措施，要求护士尽快为韩龙进行药物补充。经过整整一夜的等待，韩龙转危为安。沉睡的韩龙并不知道，自己和张铭鑫一起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考验。住院医师制度培训让年轻医生迅速成长，他们自我发现并解决问题，这些经验决定了他们将具备什么样的临床直觉，一个好的临床直觉所做出的决策往往会让患者受益终身。

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李汉忠：他已经有自己独立思考，进行一个治病、做研究的能力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外科真正的决定作用是那个决策，决策占75%，技巧占25%，多长时间一个外科大夫是可以成熟起来呢？回答得很有意思，10年。

随着现代外科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规范化的逐步建立，外科学也进入到信奉大刀口、大医生的飞速发展时代，但对病人来说，大型手术意味着更严重的创伤和更长、更艰难的恢复期，此时新一轮的变革悄然酝酿。一名来自德国的外科医生反其道而行之，再次改变了外科的面貌。

看见身体，手术刀精准切割病灶，重获生机，减少伤害，规范操作，大外科时代不断走向成熟，手术刀开始了身体各个领域的探索，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长驱直入。

德国 基尔市

基尔，德国北部港口城市，素有“帆船之都”的美誉，莉泽洛特·梅特勒已经在这座小城居住了48年。1970年，莉泽洛特来到基尔一家妇科医院工作，并和她当时的老师——基尔医院妇科主任库尔特·席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他很喜欢邀请我们来吃晚餐，舒适地听着古典音乐，作为拜仁州人，他很爱喝啤酒，晚餐时就计划一下明天的事情。

莉泽洛特一家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栋三层船型别墅里，这栋宽敞的房子曾经属于她的老师席姆。在莉泽洛特的印象中，席姆心系病人，医术精湛，时至今日，当莉泽洛特想起1980年协助席姆完成的一台秘密手术时，依然心潮澎湃。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第一例手术是周六下午，我们悄悄进行，没有任何人知道，否则这会在医院引起轩然大波，他的主任职位可能不保。到最后结束后，我们用视频给其他外科医生解释整个步骤，当时是录了视频了，但他们都不相信。

这是一台改变了整个腹腔外科的手术，始于医学天才席姆的一次异想天开。上世纪（20世纪）60年代，大开腹手术是解决腹部疾病的唯一方法，即便发现病人体内只有黄豆大小的囊肿也必须打开腹部才能将其切除。看着痛苦的病人，席姆想到了自己工作时常常用到的腹腔镜，这是一种腹部检查常用的诊断工具，通过在病人的腹部打上钥匙孔大小的孔洞，利用前端的光源和镜子，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病人的腹腔，找到病灶。席姆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够改造腹腔镜，让它承担手术功能，病患在手术中受到的创伤将被大大减轻。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我们现在去席姆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在楼下，转个弯……他在这里制作了很多器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抓钳，比如这个可以抓住确定（病变）并把它取出来，针对子宫切除术，我们有特定的切除工具，用它可以把（病变）切除。这是一个剪刀，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用的，这些全部都是席姆发明的。

这是席姆最初改造腹腔镜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位挚友，莉泽洛特让一切保留着旧日的模样。席姆拥有极高的机械天分，经过反复试验，这些细长的腹腔镜被改造成具有剪切、抓取、灼烧等功能的新型手术工具。独特的工具还带来了使用方法的改变，止血是传统手术中非常关键的步骤，但当腹腔镜取代医生的手通过微小的孔洞进入身体时，由于医生的手无法直接接触病灶和缝线，因此很难完成像止血打结这样精细的动作。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腹腔镜外科中心主任克拉斯彼得·字勒曼：当用（腹腔镜）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手来打结的，他们就必须用（腹腔镜）来打结。这样手术医生并不能直接接触腹腔，万一肠子破了一个洞，我们要怎么把它缝上呢？万一出现了出血之类的复杂情况我们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开始先打个半结，然后捏住这个结，从上面绕一圈，再绕一圈再绕到上面，再绕一遍，然后从两根绳子中间穿过来，把它系紧，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结推到下面去了。

就像是捕捉猎物的套绳，细长的手术器具将套绳送入病人体内，只要圈住束紧，就能顺利结扎止血。利用这样的止血方式以及改造后的手术工具，席姆完成了医学史上第一例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但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席姆引以为傲的发明却招来了一波波前所未有的反对声浪。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莉泽洛特·梅特勒：在德国，这种技术得不到接纳，我们的第一次工作不被公众接纳，理由是这种手术是对医学的侮辱，他也被德国外科联合会开除了，并且这群人也建议妇科联合会也把他开掉。

欧洲妇科内窥镜学会主席鲁迪·坎波：如果有传统做法，人们总是会继续坚持这种做法，为什么要改变传统呢？如果有这样一个部门的主任，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外科医生，在开腹手术中，他可以做得很干净利落，但一旦把他放到内窥镜环境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他不能像之前开腹手术一样做。

“缝合是有些困难的，因为人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

尽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席姆从未想过放弃，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腹腔镜训练系统，让医生能够提前学习手术技巧。随着手术成功案例的不断增多，最终，这位原本被视为疯子的妇产科医生获得了腹腔镜手术之父的美誉。

德国石勒苏益格大学附属医院腹腔镜外科中心主任克拉斯彼得·字勒曼：他一定会感到骄傲的，因为他使外科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用这种技术）你其实就扩展了现实世界的范围，或者说观察到了器官的内部构造，这其实是个可以无限延展的过程。

腹腔镜外科的出现使得微创的观念逐步被医学界广泛接受和肯定，今天，50%以上的手术都可以通过微创技术完成，伤口越小，意味着病人的疼痛和出血越轻，发生感染的可能性也越小。事实上，作为光电领域最新科技与现代外科学结合的产物，微创手术本身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微创手术顶级代表——微创机器人技术的出现让医学的奇迹一再发生。

美国 明尼苏达州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拥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心脏外科，24岁的胡安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畸形的心脏一反常态长在了胸腔右侧，并伴有严重的结构功能缺失。几个月前，胡安再次出现心脏衰竭的迹象，他和家人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准备接受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希望利用这种电子仪器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心胸外科的廖康雄医生是美国最早开展机器人心脏外科手术的医生之一，也是胡安这次手术的主刀医生。

美国明尼苏达医学院心脏移植中心外科主任廖康雄：这是一个3D（三维）模型，我们要找到我们需要放置仪器的电极，而且要避免伤害到心脏表面的血管。这个病人以前做过多次心脏的手术，心率失常很严重，所以这个时候手术要特别轻巧，对病人对心脏的触动要特别轻。

胡安的心脏极其孱弱，手术不允许出现任何闪失，高精度的机器人微创手术是胡安最后的选择。

患者胡安：我不怕手术，只是很激动，希望能赶紧做完。我的家人就像一个大团队，我们互相支持着对方，一旦你倒下，总有人来支撑你。

廖康雄正在通过面前的控制台操控胡安身上的机械臂，数字化的机械臂代替了人手，减少手部颤动，保证手术动作更加灵活、准确，手术中使用的内窥镜具有10倍以上的放大倍数，能为主刀医生带来患者体腔内三维立体高清影像。这是他的第五次手术，之前的几次手术给他的血管留下了很多伤。胡安的胸腔内，两只机械手互相配合，穿过复杂的手术路径，成功将起搏器送达心脏附近。在机械臂360度的旋转下，起搏器被快速安置到了心肌层上。随着起搏器规律电信号额传导，胡安衰弱的心脏终于在电刺激下恢复了有功能的正常搏动。

手术第二天

——你手术后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如果明天你感觉还行，不感觉太疼，如果你想回家的话也是可以的，没人能看到你的疤痕，疤痕都藏在后面，一共三个孔，一二三，谢谢你能来这儿，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为你顺利完成手术感到开心。

三天后，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美国青年胡安出院了，胡安有了充足的时间等待心脏移植。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所以整个外科的发展，它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断地演进的，在每一个时代，外科学都会因为有这些科技的进步赋予她新的内涵，从而导致外科理念和范式的转变。

英国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奈特：我认为在近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手术变得更加人道，它开始思考的不光是要治疗人体，还有治愈人，我认为这才是医学和手术的核心，它关乎人类健康幸福，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手术都在回归其古代哲学本原。

从19世纪X射线的发现到今天的机器人微创手术，在短短两百年间，外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术的边界在医生们的推动下不断拓展。

但改变的背后，不变的是医学的本质，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说，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这是医疗的原则，也是外科的原则。风起云涌的大外科时代还未结束，随着人类对于自身认识更加深入，手术刀也将向着前所未有的禁区挺进。

连续一个星期，我都准时搬着小板凳，坐等《手术两百年》播出，看到自己笔下的文字化作影像出现在方寸屏幕之上，还是有些小激动的。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不专业？因为我是剧组中唯一一个没有看过《手术》成片的内部人员啊啊啊啊啊啊（当然要看也能看，就是自己懒）。

纪录片的撰稿和影视剧的编剧都是写故事的人，影视剧讲虚构故事，纪录片讲真实故事，起承转合同样不能少。

这集讲什么？故事从哪里开头？转折在哪里？高潮怎么铺垫？和下一个故事怎么连接？设计这些是我的工作（写完这一段，觉得自己还是满重要的）。

在看完医学科普大咖李清晨李公子数万字的文学底稿和另外十来本书、拜访了十多位顶尖医生和科学家、断断续续写了大约一年半后，我的工作结束，具体拍摄由各位分集导演和后期导演接手完成。虽然都叫“总”，但我比总导演陈子隽的命好，在我吃喝玩乐带孩子的时候，她还在机房中继续鏖战了近两年。

我记得我们刚组队打怪时，组里一位女导演新婚不久，等到播出，人家二胎都生完了。

纪录片这个行业除了穷点以外，没啥缺点——圈子小，人单纯，还可以打着工作的旗号，拜访四海神仙满足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另外，也有很多机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中，听到掏心窝子的肺腑之言。

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在看梁浩（第四集《攻入颅内》）、晚秋阿姨（第四集《攻入颅内》）和协和老年病房宁小红医生（第七集《众病之王》）的采访时，自己在电脑屏幕前因为感动和难过哭成狗的样子。

如同人生总有缺憾一样，《手术两百年》并不完美。比如第一集中对于现代医学为什么出现在西方的追问，很多重要医生的人物性格刻画，病例的来龙去脉等，由于时间不够、画面节奏不对或者没有足够素材等原因，最终只能从成片中舍弃，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的内心怀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手术两百年》能够在少年观众的心中埋下一种子，让他们对医学或科学多一点兴趣，少年强则国强嘛。

最后，感谢你们的陪伴和喜欢，我会在b站弹幕和豆瓣、微博的评论区笑咪咪地盯着大家哒。

历时三年，《手术两百年》终于要播出了，回想起来，作为负责第六集《生死“器”约》和第七集《众病之王》前期工作的导演，粗略算下来，三年间，我见证过的“生”和“死”竟然将近十次。这个过程，初听很可怕，细想却珍贵无比。

见证“生”与“死”

还记得第一次观摩捐献手术，是在山东济南。从凌晨四点开始，我跟器官协调员一起，陪着一位阿姨与他即将捐献器官的老伴做最后的告别。我看着她一遍遍细致地抚摸老伴的身体；用最温柔的声音对老伴说“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在仔细阅读后，在器官捐献的同意书上签字；一次又一次跟儿子强调着葬礼的琐碎事宜……整个过程，没有大哭，没有情绪崩溃，平静的超出我的想象，后来我才领悟，这叫痛极无声……

凌晨六点，捐献手术即将开始。手术室里，每一位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都停下手上的准备工作，向捐献者致敬默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位“病人”能够在手术室里得到的最高礼遇，即便躺在那里的捐献者跟等在外面的家属也许毫不知情……

就在这一刻，被家属沉痛情绪感染的我，一下子涌上一种酸酸和暖暖的感觉，我想，应该让捐献者家属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幕。

捐献手术比想象中快很多，后来我才知道，一场必须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才刚刚开始。

捐献手术后，按照之前的约定，我前往无锡市人民医院拜访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到达时是晚上8点，正赶上他要进行一场肺移植手术。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看肺脏鼓起时的那种震撼，无影灯下，仿佛带着光晕的肺脏从萎缩开始逐渐膨胀，继而有力的一呼一吸，然后逐渐由白变为鲜红。那一刻，我忘掉了一整天的奔波和疲劳，忘掉了陪伴捐献者家属告别亲人的那个黑暗又冰冷的黎明，甚至忘掉了眼前其实是有点重口味的胸腔大开的画面，只觉得，这一呼一吸之间如此简单的循环往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节奏。

如今想来，正是那一天我所看到的画面，最终成为了第六集的开场，还有什么能比它更能呈现移植的魅力，由“死”而“生”。

当你越了解这个过程，就会越为之感动，创作中，包括我在内的节目主创陆陆续续地进行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没有任何人的鼓动或宣教，只是自发的想去做。

“难搞”的医生

自那天之后，我开始了跟医生的频繁接触。但是坦白的说，刚开始我觉得跟这些精英们打交道比别人要“费力”得多。

在白天，他们回复信息的速度很慢，经常隔好久才会回一个，如果等不及打电话过去，很大概率是不接；实在没办法，我提前问医生，您什么时候有空沟通，得到的最经典的回答是，早八点之前和晚九点之后。于是，为了配合医生们的时间，有段时间，我仿佛是个时差党。

后来了解的多了，才知道，医生并不是刻意的“刁难”我，而是真的很忙。他们白天有数不清的病人、手术和门诊，这些远比接受我的采访和提问重要的多。而跟其他医生相比，移植医生更是铁人，因为谁也无法准确预计什么时候会有器官捐献，于是，移植医生无论何时都要随时待命。而事实上，我所亲身经历的捐献手术，大部分都在晚上，手术结束已经凌晨，第二天，他们依然要一大早准时上班。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无锡市人民医院拍到的“小彩蛋”，那应该是2017年的大年初六，又一台奋战到凌晨的移植手术刚刚刚结束。其他人进行收尾工作，主刀医生陈静瑜一个人先走出手术室。

基于同为男性的便利条件，我们的摄影师跟随他进入了更衣室。后来，通过镜头，我看到陈医生脱下手术服，露出了胳膊上一块大大的膏药还有微微佝偻的背，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位让我又敬又怕的世界第二大肺移植中心的领头人，一年做百余台肺移植手术的权威专家，也会疲惫。

很遗憾这段我非常喜欢的小彩蛋最终因为时长的原因没能出现在片子里，但是我想说，这才是我眼中一位外科医生的全貌。

“爱哭鬼”的领悟

细数三年的创作时光，我们不断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在“生”与“死”间游走，这期间，我哭过无数次。

原本要去拍摄的癌症嘉宾，在我准备出发前突然去世了，开会汇报这个情况，刚开始还好好的，结果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起来，吓坏了在座的一众小伙伴；后来终于遇见了接受舒缓医疗的洛红阿姨，她是那样的美好与迷人，见第一面，就会忍不住喜欢她。跟拍中，我记录下了她如愿以偿的出院，拍摄了她与一家人一起过中秋节，我们约定，等她可以到楼下散步时再来拍摄，然而，三个月后再次得到她的消息，是参加她遗体告别会的通知，那天，我哭了一整个下午……

2018年春天，正在剪辑机房的我，从朋友圈里看到了曾经拍摄的肝移植小宝宝因为感染等原因，不得不接受二次肝移植，那时我已经见过了“大风大浪”，于是故作淡定的想跟同在机房的总导演说说这个消息，结果一张嘴，眼泪就掉了下来；后来，又是在朋友圈里，跟我同龄的肺移植接受者吴玥破天荒的发了一篇满满“负能量”的文章，她精心呵护的肺脏开始出现排异，这回我终于不哭了，只是从那以后，就一直忐忑着，直到看到她二次移植成功的消息……

在无数次眼泪里，我开始反复回想第一次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告诉我的“向死而生”。即便医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会有很多我们无法征服的困难，无奈总会出现，而如何面对，才是我们真正该学习的。

正如我们的片子，不是一味的呈现让人痛哭流涕的故事，我们想要克制、理性的呈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切，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的。其中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医生、科学家、病患等许多人在背后承担风险和付出努力。

早期移植的尝试者塔利亚·科齐因为帮病患修复鼻子，在死后被教廷弃尸荒野；主刀世界第一例成功的肾移植手术的莫瑞医生，为进行手术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接受者术后仅仅存活了18天……

今天，我们同样在书写着明天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试着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待疾病、医学和生命。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医生和患者，用一句很琼瑶的话，谢谢你们，允许我走进你们的生命，参与你们的喜怒哀乐。已经离开的，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健在的，我衷心地祝愿身体健康。

弹幕说“柳叶刀，顶尖论文的发源地”，本来以为是一个妙喻，跟学临床的朋友说起才知道《柳叶刀》是本权威医学杂志……

维萨里《人体的构造》，里面的人体经常摆着讽喻的姿势。

众所周知，这是双凹碟圆形的红细胞

骨小梁

这我不知道是啥，蹲一个高手

通过评论区的豆友了解到，这个大玻璃泡是早期的麻醉工具

帕多瓦大学的医学解刨室，学生们拿着蜡烛一层层转下来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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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正片截图

《人体的构造》发表同年：1543年

随性更新

刚出生一个月的依依即将接受打开心脏的手术。

——当时孩子得了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话，我们全家人都蒙了，以为孩子没救了，他说这个孩子在三个月内手术必须要完成。

据统计，今天每1000个新生儿中约有六到八个患先天性心脏病，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通过手术校正畸形。与常人不同，在依依的心脏上，两条本应分别长在左右心室的动脉大血管全部长在了右心室，现在医生要通过手术纠正这个错误。

——肺动脉扩张很严重，小孩肺动脉的压力还是很高的，主动脉弓是正常的，小的动脉导管，其他器官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他们要在依依9毫米直径的细小血管上均匀地缝上30针。

——基本上就头发丝那么细的针，如果我们最最复杂的手术算100分的话，他（这个手术）基本上可以达到90分左右。

六个小时后，医生将依依先天错位的血管重新缝合到正确位置，一场手术改写了依依的命运。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张海波：所有的先天性心脏病应该说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们现在就是心脏跟正常人结构完全纠正得一模一样，我们称为解剖性的救治。

今天的医生已经可以非常从容地救治一个复杂心脏畸形的婴儿，仅仅70年前，人们还不曾在心脏上做过手术，这样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心脏外科是所有外科专业分科中最晚才开展的领域，在心脏上做手术究竟有多难，一切都要从心脏——这个人类最神秘的器官讲起。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世界上第一例打开心脏手术的发生地，也是世界心脏基础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实验基地之一。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里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可视化心脏实验室，如你所见，我们对动物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使用高钾停跳液让心脏迅速停止跳动，把它切下来插上管，让它在这里复跳，这的确非常奇妙。

这是一颗猪的心脏，通过生化手段和电刺激，科学家们将它重新激活，得以观察到心脏的工作模式。在自然界中猪的心脏跟人类心脏不论从功能、结构还是大小上看都最为接近。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可视化心脏实验室负责人保罗·雅索：这是我们的一种视频内窥镜，随着我的推进，可以观察二号屏幕。在二号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心脏内部的样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心肌组织，当我转动它，再往前伸进，你就可以看到三尖瓣。我继续在心脏内推进内窥镜，现在我进入了右心室，在右心室内，我可以看到前乳头肌。

瓣膜此开彼合，保证血液朝一个方向不会倒流，瓣膜打开和关闭时响起的声音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心跳。跳动的心脏就像一个设计精良的泵，有着最高效率的泵血机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带动体内的5升血液在总长96000公里的血管中循环。一方面心脏有节奏地跳动是我们生命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与生俱来的跳动却成为外科医生无法逾越的障碍。

19世纪末外科学正在经历着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柳叶刀已经深入人体的四肢、腹腔，甚至大脑，但是对于胸腔内的心脏，外科医生的态度却要谨慎得多。在大量的手术实践中，医生提出了外科手术的两个前提：手术刀触及的器官必须静止、手术视野清晰无血，这两个条件是外科医生可以冷静思考，从容开展手术的前提，但在心脏上动刀恰恰是这两个原则的悖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因为你心脏停跳之后，你这个人体的氧的交换就停止，血液动力学就停止了，所以氧的交换也停止了，这样带来整个人的生命的活动就无法维系。

突破来自一位加拿大医生比奇洛，也许是受加拿大常年冰天雪地气候的灵感刺激，比奇洛做了一系列动物的低温麻醉实验。他发现体温下降，身体对血液氧气的需求减少，血流变慢，心脏有可能出现短暂停跳，在这个时间内，外科医生可以打开心脏做手术，但是时间最多只有六分钟，比奇洛的方法很快被应用到心脏手术上。丁文祥教授是中国最早做心脏手术的医生之一，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用低温方法打开心脏的场景。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小儿心胸外科创始人丁文祥：敲冰敲好之后，摆在那个洗澡盆里面，看温度降到多少了，那么出水。麻醉医生手里面有一个上海牌的那个赛跑（使用）的码表，就说把血阻断了，他就开始报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就这样报，你就晓得已经过了三分钟了，等到过五分钟心里就慌了，看看还来得及吧赶快做。就这样几分钟也只能做非常简单的手术。

在一台台失败的手术面前，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无法给予外科医生充足的手术时间，心脏外科势必只能停留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何超越心脏手术的时间极限成为困扰医生的首要难题。

2017年3月，62岁的孙凤再次来到北京。15年前，就是在这里，他幸运地闯过了鬼门关。2002年初，孙凤被确诊患有主动脉夹层瘤，这是一种并不常见的致命性疾病。

患者孙凤：做完核磁做出来是主动脉夹层瘤，做完之后问是哪里的，说是拉回去吧，哪儿都不能治，准备后事吧。

孙凤体内与心脏相连的主动脉血管出现了病变，流动的血液不断冲击越来越薄的血管壁，管壁一旦破裂，孙凤就会在几分钟内因大出血而死。在血液冲破血管壁之前用人工血管直接替换主动脉血管是救治孙凤唯一的方法。

患者孙凤：当时第一次手术完寻思不知道能维持多长时间，都15年了，回来又复查，又发现有新的病变，还得做。

手术开始了，就像水管工更换水管前要关上水闸，现代医生要完成这样的手术也要使孙凤身体的血管源头，也就是心脏，彻底停跳。孙凤体内本应流经心脏的血液被管子引入手术台旁这样一台机器当中，本应由心脏承担的工作也被这台机器完全接管。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孙立忠：这个过程从过去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呼吸、没有心跳了，这个人就等于是死了。其实没有，他所有的脏器都是在我们的保护之下。

这台机器被称为人工心肺机，是心脏外科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有了它，今天的医生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容地在心脏上做手术，甚至为孙凤这样的重症病人直接替换连接心脏的主动脉血管。实际上早在70多年前，为了突破六分钟的心脏手术时间极限，已经有医生试图设计类似的机器，但研究迟迟没有成功。人们开始怀疑，在手术中让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存在问题，甚至开始质疑心脏手术的可行性。

就在那个属于机遇与冒险的年代，一个起初被斥为异想天开的想法在黑暗之中给心脏外科带来了一线希望。韦恩·米勒是一位作家，他曾用了七年的时间，写完了他引以为傲的传记作品《心脏之王》。书中讲述的是世界心内直视手术的先驱——美国心脏外科医生克拉伦斯·沃尔特·李拉海的传奇故事。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这是一个探寻的故事，一些人认为心脏手术是不可能的，一些人称它是谋杀，它大部分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正是把第一艘飞船送入太空的时候。心内直视最好的先驱和早期的航天员有很多共同的经历，这些年轻的医生从战场回来，带着他们的雄心壮志。

今天，米勒启程去拜访一位老友，他是李拉海传奇人生的一位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73岁的迈克·肖恩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摇滚乐手。

——我把档案翻了个遍，有很多资料，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的素材。我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你的素材，但我不太清楚。

成为一名摇滚乐手是肖恩从小的梦想，但在他10岁时，这个愿望险些戛然而止。1954年，10岁的肖恩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先天心脏畸形，被送进了李拉海所在的医院。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经常能在我母亲脸上看到担忧的神情，我在那之后发现，当我母亲很担忧我的时候，她总会有些小动作，她会开始摆弄手指，或者小声嘟囔。然后我回想起在我小时候，她常常有这些担忧的表现。

当时的心脏外科还停留在六分钟的低温手术阶段，人工心肺机研发迟迟未果，没有医生敢为肖恩这样的孩子做手术，等待肖恩的只有死亡。

美国作家、《心脏之王》作者韦恩·米勒：李拉海想朝相反的方向走，他不想用复杂的机器，他想出一个主意：如果你有一个病人，你也可以有一位捐献者，用捐献者的血供应在病人体内循环，你就可以在心脏上面做手术。

明尼苏达大学是当时心脏研究的前沿阵地，学校的档案馆里完整地保存着那段时期各种成功失败的尝试记录，李拉海的另辟蹊径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惊心动魄。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档案馆负责人艾瑞克·摩尔：这是一张真实的早期用交叉循环做外科手术的照片，在照片的左上角我们看到在手术台上的捐献者，捐献者正在向病人提供含氧血。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的血从腿上的管子流出来，接着血液流进了后面的泵里。

这是堪称疯狂的想法，让患者的血液流入捐献者健康的心脏，并由之处理后再输回患者的身体。其间，患者的心脏将处于停跳状态，李拉海将这一方法称为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这位勇敢的医生打算用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赌注，在低迷的局面中杀出一条血路。

“过去几年里心脏手术快速发展，这个泵处于供体循环和病人循环之间，来自病人的血液会流入这个泵，通过管道被输送回自己的动脉循环，病人使用过的静脉血沿着管道流经这个泵，然后回到供体的循环中，或者进入再循环。”

使用活体的方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却给了绝望中的患者父母一丝曙光。1954年，在患者亲属的支持下，李拉海的想法首次在人体上付诸实践并获得成功。然而肖恩血型特殊，父母无法成为他的捐献者，幸运的是，一名叫霍华德的志愿者挺身而出。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的确还记得我进行手术的前一天，我记得我母亲请了牧师来给我进行最后的祈祷，我在当时并不明白那是干什么的。在天主教里，人们会在死前请牧师来做最后的祷告，以保佑人死后平安。

“在左边，李拉海在为生病的孩子迈克·肖恩做手术。”

改变肖恩命运的手术开始了。肖恩和霍华德的血管被连接到一起，在霍华德心脏的接管下，李拉海打开了肖恩的心脏。如术前诊断一样，李拉海看到了威胁肖恩生命的心脏缺损，并开始从容地修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我猜上帝是会眷顾你的，并为你的未来铺路，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旁人诟病这种技术的最大风险，患者和捐献者同时死亡的情况没有发生，手术成功了。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心胸外科教授莎拉·沙姆卫：我认为交叉循环的美在于它证明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可以成功的，同时所有的技术都在进化，他们的结果是合理的。

1954年，共有45个濒临绝境的患者接受了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手术，包括肖恩在内的28个病人幸运地活了下来。

早期心脏手术亲历者迈克·肖恩：这是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这是我的孙女和孙子，我基本上以健康的身体状况做完了我这一生当中想做的事情。我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拥有我想拥有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李拉海，如果不是因为陌生人的善良，如果不是因为年轻的迈克·肖恩找到了李拉海医生，让他在那时做了那样一例手术，这些孩子和孙子辈的人也不会来到这世上，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不会在这里。

李拉海的活体交叉循环技术证明了在手术中用其他设备代替心脏工作的思路是可行的，一度濒临绝境的心脏外科研究得以继续。

1958年，人工心肺机正式研制成功，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长期以来钳制着心脏外科发展的天然瓶颈终于被突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此千百万的心脏重症病人有了重生的机会。无数像孙凤这样的病人因此受益，这是医生与病人共同的胜利。

它是手术刀最后攻克的人体部位，离经叛道的惊天之举，记录着外科医生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在颠覆传统的冒险中开创新生的史诗，这就是手术两百年之打开心脏。

美国巴肯博物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猜猜看。

——机器人。

——你见过穿在身上的机器人吗？这是个奇妙的电子仪器，你的身体里也有一个，心脏。因为有电，大家的心脏才会跳动。你们可能都听过心跳的声音，就像“扑通、扑通、扑通”这样，每次起伏都是一次微弱的电脉冲，就像是“一二、一二、一二”……

心脏外科取得的突破也为认识心脏提供了更多可能，人们发现，心脏是一团强有力的肌肉，而心脏不分昼夜地跳动则是来自心肌上一些特殊的细胞。

这是起搏细胞，在心脏成形之前，这些起搏细胞就在三周大的胚胎里开始跳动。它们在心肌中产生精准排序的电波，控制心脏的收缩，心脏开始了有节律的跳动。这样的跳动一旦发生紊乱，就可以用电的刺激让它恢复正常。在心脏研究实验室，工程师们正视图将一个胶囊大小的东西放进实验动物的心脏，这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小的心脏起搏器，被命名为Micra。

无导线心脏起搏器研发团队首席科学家马修·伯尼：如果靠近看的话，你会发现微型起搏器就在这个壳子里面，当它被放置的时候，这些尖叉会伸出来紧紧抓住心壁。所以它的固定力非常强大而且稳定，一旦起搏器被放置，它会像这样站立在心脏里面。

这种电子植入装置可以通过释放电流刺激病变的衰弱心脏恢复正常跳动，今天心脏已经成为电子植入设备最多的人体器官。心脏不仅可以通过电刺激被激发跳动，作为人体血管的源头，它独特的构造也为心脏手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球规模最大的心血管病治疗中心，每天有数千名心脏病患者慕名前来求诊，面对各种复杂的心脏疾病，今天的心脏手术在方式上已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内科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医师方丕华：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告诉我，现在有没有不舒服。

方丕华医生开始了今天的第一台手术，他熟练地将一根细长的导线插入患者的静脉。在X光的指引下，他不断调整着角度直至准确抵达患者心脏内部病变位置，在这里一些心肌细胞的放电正处于异常状态，这正是让患者心脏难受的原因，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将引发心脑血管梗死。随着导线末端隐藏的球囊打开，-80℃的氧化亚氮被瞬间注入，放电的心肌细胞迅速被冷冻消融，患者的心脏也随之恢复了正常。在今天医生可以用这样看起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结合医疗器械的创新介入病人的身体进行这样的治疗，无须全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大面积伤害。介入治疗是心脏治疗历史上继人工心肺机之后第二个里程碑式的发明。同李拉海开创活体交叉循环技术一样，介入技术的开端同样也是由一个看似天马行空的鲁莽冒险开始的。

德国 汉诺威市

在80岁的医学教授乔治·福斯曼的印象中，父亲沃尔纳·福斯曼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每天和母亲一起早出晚归，在远离城市的小诊所上班，他和家人从未想过，父亲有一天会拿到诺贝尔奖。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1956年10月17日，一位先生突然来访，并告诉我们明天会有一件大事情。第二天我们照常上学，忽然从收音机传来消息，沃尔纳·福斯曼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直接跟学校说，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可以回家去了。

这一切都开始于福斯曼年轻时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试验。1929年，25岁的福斯曼在一篇论文中读到，有人曾在马身上完成了将吸导管由静脉插入心脏的实验，他立刻决定将这个实验引入人体，因为这或许是一种为心脏注射药品的安全方式。

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埃尔贝斯瓦尔德市是一个欧洲小城，1929年夏日的一天，就是在这里，年轻的福斯曼开始了自己大胆的冒险。福斯曼用手术刀切开自己的静脉，然后将一根导尿管插入静脉当中，在X射线的指引下，他缓慢地将导尿管推到了心脏位置。此前从未有人这么做过，甚至从未有人这样想过，作为一名医生，福斯曼非常清楚这种行为的危险性，导尿管在穿过身体的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出血甚至威胁生命。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他告诉过我他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他非常熟悉人体血管和心脏，知道把导管塞进体内会出现什么后果；再者是他曾在泌尿外科工作过，对这种导尿管的使用方法非常熟悉；第三个就是他熟悉解剖。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心导管影像，顺着血管回到血液的源头——心脏，这样的想法被福斯曼先后试验了九次，但当他将试验结果公开，反对的声浪却淹没了年轻的医生。人们认为福斯曼的身体试验简陋而危险，是在哗众取宠。

沃尔纳·福斯曼之子、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教授沃尔夫·乔治·福斯曼：这个是战后我们第一次住在黑森林，1950年我们搬到那里开了一家泌尿科诊所，不是医院，在那里也有手术室，他可以救治病人。

那次试验之后，福斯曼再也不曾做过任何关于心脏病学的研究，超越时代认知的行为带给他的是职业上的毁灭性的打击，终其一生，福斯曼都是一个普通的泌尿科医生。27年后，人们才重新意识到心脏导管试验的重要性。1956年，52岁的福斯曼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没有人知道这迟到的荣誉能否弥补这位开拓者心中的遗憾。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目前所有的心血管介入的诊断跟介入的治疗都是建立在他最早的操作基础上，他开创了一个介入的时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盛寿：介入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传统的只有通过开心手术才能完成的很多手术得以实现，这个技术本身最终让患者得以受益，同时也促进了心脏外科不能够严守过去的老套路，走那种创伤大的技术，所以促使着心脏外科朝着越来越微创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心脏手术技术的发展，这个时代的医生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心脏出现的各种难题，但是这个掌管生命的器官依然还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据统计，全球死亡人数中有30%是心血管病人，面对复杂的心脏疾病，人类依然步履不停。

每年8月，正值香港雨季，这几天10级强台风“天鸽”刚刚过境。21岁的叶沛霖家住香港九龙慈云山，每个月他都会抽出这样一天，横穿大半个港岛前往香港玛丽医院。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我首先由家里走到公交站，到了公交站需要乘公交到地铁站，有时候我都不敢去上坐满的车，因为都会怕，可能会有一些人下车，太过于拥挤的时候，就会扯到我的生命线，或者弄到我的机（器），所以通常我都会选空一些的车，或者有位坐的时候。

叶沛霖非常小心地保护着自己随身携带的黑色背包，旁人并不清楚包里的东西是他的生命动力。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当我入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已经确诊我有心脏衰竭，当时我已经是无力可以行走，甚至要睡在床上。

遗传性的心脏肥厚使叶沛霖的心脏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最终导致心脏衰竭。尽管被第一时间列上了等待心脏移植的名单，但为了让他能够坚持到心脏移植的那天，2016年1月，医生决定先在叶沛霖的心脏上安装一个人工心脏。这是全世界最小的人工心脏，它的内部有一个特殊的金属叶轮，在电力驱动下，叶轮的旋转可以代替心脏收缩，将血液泵到全身。这个看似简单的装置其实凝聚着几代科学家的心血。

年轻的叶沛霖无疑是幸运的，他的各项身体指标正好符合安装人工心脏严苛的标准。手术已经过去两年了，他依然要定期进行严格的复查。这根电线一头连接着人工心脏，另一头则连着提供动力支持的电池组。为了避免创口感染，叶沛霖不但需要定期复查，而且每次必须在医生严格的监督和指导下清洁创口。这次检查的结果一切正常，对于叶沛霖来说，这就是很好的消息。虽然携带不是很方便，并且每天晚间需要充电，但他年轻的生命因这个小小的装置而得以延续。如今他一边在学校担任义工，一边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心脏移植的机会到来。

心脏病患者叶沛霖：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我20岁左右的年龄会面对这样一个病，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的寿命，我不知道我可以再生存多久，当我接受到这些帮助的时候，我都会很感激，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我都是去在学校里面去了解那些学生，用回我的经验，用回我所经历的事，可以同他们一起玩，去关心他们，令他们不要灰心，甚至令他们更坚强。

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市

一年一度的全球英雄长跑比赛是全球规模最大、也是最知名的慢性病患者的体育赛事，这些参赛者体内都植入了不同的医疗器械，医疗科技的进步让曾经的心脏病患者也可以参加长跑。他们勇敢接受来自身体的挑战，也传达着健康生活的理念。

从人工心肺机的发明到介入技术的发展，再到人工心脏的直接应用，这是一个异想天开者的世界。在和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医生要与陈旧的观念对抗，要与匮乏的想象力作战，在无数的障碍、挫折和失败面前，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坚持。

在后期机房熬的时候，每天望着窗外树杈上的鸟巢，我想象过很多次，就像当年高考一般，如果要播出了（如果考完试），我在做什么。应该在给自己放大假吧？热浪海滩倒也不用，至少可以横躺在家里拍拍肚皮或者泡泡茶吧。三年了，这个项目应该是我做的最长的一个项目。没想到，呃，还在屁滚尿流。

我仔细先看了各位分集导演写的手记，我担心有什么知识点、信息点错误。没错，做医学科学类节目，任何时刻，我们写稿子、修解说词，第一件事就是，别搞错。这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难题。手术、两百年，听起来是个大片，做是个大坑……

在拍摄前的调研阶段，我们拜访医学专家、观摩手术、开研讨会，经常被人问到的问题是：你们有医学背景吗？那担心疑虑的目光啊。两百年医学历史，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主干、支线，你们要怎么破题，怎么选取，怎么讲得明白？

所谓无知无畏，年轻气盛（是的！）。那就做呗。希波克拉底、盖伦、维萨里、威廉·哈维、巴累、莫顿、塞麦尔维斯……这些名字，现在熟得像是我家隔壁老王。我能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大胡子，小胡子，没胡子的牛人。现在想来，当我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心外传奇》作者李清晨，听见他的嘴里蹦出这些名字时，我真的是两眼发蒙，如听天书般。不过，也许这就是缘分，在最初的最初，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彼此。

李清晨是《手术两百年》的第一稿，文学底稿的作者。很快，我们梳理出了8集分集，分别是：第一集《理性之光》（解剖学）、第二集《手术基石》（止血、麻醉、消毒）、第三集《长驱直入》（腹腔）、第四集《攻入颅腔》（大脑）、第五集《打开心脏》、第六集《生死“器”约》（移植）、第七集《众病之王》（癌症）和第八集《手术未来》。

这样的破题方式，在纵向上，先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手术两百年的逻辑。有了解剖学，才有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解决了止血、麻醉、消毒问题，我们才能打开腹部，攻入人体的第一个禁区。然后是大脑、是心脏，是充满异想天开的移植挑战。但手术刀不是万能的，接下来，我们用癌症来探讨手术的边界，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死。最后是总结、致敬、展望。

观摩手术的一个瞬间

破题之后，舒心没多久，难题又来。老李的东西，是抽象文字，可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而我们是做电视传播，得拍到哪里，才能写到哪里。他出的稿子，对我们而言，更像是一个医学科普稿。还是得重新做剧构，重新建立我们片子的逻辑和气质。

撰稿陈瑶，是个冷静果敢的选手。我们聊起选题来，一拍即合。我们都不太喜欢黏黏糊糊的东西。当然，不是说纪录片不可以表现、表达人情。只是因为经费和周期有限，大多数我们的人文、人物纪录片，其实更像是一个包装过的伪纪录片，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真的去观察和记录人，更多时候，是快速地“掠夺”、消费。

我们希望片子呈现的气质是理性、克制的。以医学历史发展作为主线，在历史脉络中，找寻3—4个硬核、关键点，以现实故事作为反观，用“历史+现实”的回环结构，构建片子的叙述逻辑。这是我们想要的剧构方式。按照这个思路，很快，一集样稿出来了。向上级汇报阐述完，似乎心里有底了。也正是靠着这个比较清晰的框架结构，我们和医院、专家、乃至各方合作者，都开始有了良好的互动。别人知道，你大概想要什么了。

某一稿的思维导图，最后，都改了

某一稿剪辑后的时间轴

接下来，是一边继续充实剧本，一边开始漫长的前期外联、外拍。前阵子，有一个深圳的科学论坛，我们带了一些片段过去，有人提问，请问，你们是请了国外制片团队和国外拍摄团队吗，我们看到的影像很BBC。姑且认为是一种褒奖吧。实际的拍摄过程，只有当过导演的人才能明白吧。

在正片中，各位将看到来自全球十二国的影像呈现，不只是风景空镜，更有许多扎扎实实的人物故事，包括亲历者、受益者、见证者、书写者。还有许多珍贵的第一次被中国团队拍摄的博物馆、档案馆等等，我们尽可能地找寻相关专家，以主持式样的生动讲解让历史内容鲜活起来。

历史难拍，科学难做，影像呈现更难。全本纪实拍摄，对这样一个我们自己定义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展现人类与疾病抗争的科学纪录片”，是难上加难。加入了“舞台表演式情景”、三维动画、科学实验，是我们除了剧构外，在影像表达上的创新。在这里我忍不住要cue一下我们的主创团队：柯敏、沈华、石岚、刘稳、褚金萍、陈东，王澍、晓华。还有我们能干的思捷、潘玥等，大家辛苦了。

19世纪英国老手术室，舞台表演式情景

素材在一点点采入，框架在一点点建立。采样结束，后期开始，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漩涡。其实，因为我们的剧本准确，拍摄周期是相对可控的。由剧情点，反推现实拍摄点，所有的故事、场景、基本都是带着结构指向在拍摄。但是真到了后期，还是得再来一遍。故事的精彩度、前后故事的画面气质能不能搭调，我们把房子拆了盖，盖了拆，一遍一遍地拉结构表，数心里观看的节奏点。

我们希望我们的片子不是传统历史纪录片的调性，而是更加明快、现代、甚至是时尚的。后期导演庞其钧、陈东、王文君就这样，在一遍遍推翻重来中，从美好的中壮年，熬成半残……尤记得2018年初，第一次看粗编样片时的心情。那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不只是有了胎音，还有了最初的模样。那个东西是对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再打磨、修饰、让它漂亮。

音乐和调色是成片之后，我最喜欢也看重的部分。都是显性因素，做好了加分，做不好了大大减分。作曲陈颖是第一次合作。我们在考虑给片子写主题音乐。我说，我要前进中带着曲折，回望中带着希望，快乐中带着忧伤、遗憾。这是我们片子的气质，也是人类探索真理、推动医学前进的总的调性。我相信当时的他，心里白了有一百个眼吧——什么都想要！

但是我觉得他做到了。主题音乐的录制，请了中国爱乐乐团，在现场，我拿着《手术两百年》的五线谱，听着棚那头传来的管弦乐队的声音，心里有无法言说的波动。小时候那点学钢琴的回忆，全部幻化成对音乐充满抽象意味的感动。同时接力的调色师张杰，是一个木讷、稳重的有审美的选手。清冷、灰蓝色的调子，正是片子的气质。理性、克制，当然，希望你还能从中看到一点点我们隐藏的温柔。

三年，不长，也真的不短。我经常和组里人说，也许我们在痛苦煎熬的时候，还应该感谢。不是所有选题都值得这样来付出，也不是所有选题都有这样几乎无条件的支持。真的给予我们很大的创作空间，还有鼓舞。谢谢制片人池建新老师，艺术总监张力老师。

我相信今天，我们还要发出很多短信，谢谢很多人，那些帮助过我们、支持我们拍摄的医生、患者、以及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人。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这部我们自称的国际大片。我们采访到全球顶级专家有五十余位，医院、医学院、博物馆七十余个。片中涉及人物更是众多。

接下里，麻烦，希望，各位能抽出时间，关注这部片子。导演手记都是写给自己看的，感动也好，鸣谢也罢。最终都得拿片子说话。

终于，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