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西卡·霍兰德(蒂尔达·斯文顿 Tilda Swinton 饰)是旅居哥伦比亚的欧洲人,她来到波哥大看望她生病的姐姐(艾格尼丝·布雷克 Agnes Brekke 饰)。因为总是听到奇怪的巨响,于是她试图去找寻幻听的根源,并由此开始了一场由幻想、偶遇与重逢组成的,与记忆和历史产生回响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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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到2015年,阿彼察邦在他的祖国泰国完成了八部长片的拍摄。在上一部《幻梦墓园》“流放”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最终一无所获之后,这位前金棕榈得主就已经十分明确地向媒体表示:《幻梦墓园》可能是他在泰国拍摄的最后一部长片,而新作的故事将会在南美洲发生。
直到刚刚过去的七月,这部阿彼察邦史上“最大”的制作《记忆》总算带着哥伦比亚浓厚而潮湿的水汽在新一届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与观众见面。映后次日,它以3.4分的成绩位居国际影评人场刊的第二名,仅以0.1分之差次于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并最终同拉皮德的《阿赫德的膝盖》一起获得了本届戛纳的评审团奖。
这并不是一部临时起意的电影。在电影节的各种采访中,阿彼察邦和电影的主演蒂尔达·斯文顿都不止一次提起了他们跨越17年的友谊,这个共同合作的计划自二人初识时就已经种下种子。
而在《幻梦墓园》的拍摄期间,他同由墨西哥导演卡洛斯·雷加达斯推荐的摄影师Diego García的合作,敏感而浪漫的美洲风格似乎又给这位亚洲导演带来了新的体验。
阿彼察邦也之后在访谈里强调过,南美洲带有殖民色彩的雨林神话让他深受影响:
我对丛林的诱惑很感兴趣,所以我认为去南美可能就像回到了这个事情的源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秘鲁时感觉就像回家一样。对我来说,看到那些废墟和过去的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看到科幻小说一样,就像时间开始倒流。
南美一梦,似乎早已成竹于阿彼察邦胸中。
但在《记忆》中,导演最终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秘鲁的秘境,也并非洪都拉斯中那些流传千年的玛雅文明,而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偏远的小镇,一个被层层浓绿所藏匿的桃源。
这样的选择似乎并非刻意。虽然每每谈及这个问题时,阿彼察邦总会言简意赅地描述当地风光带是如何令他着迷,但在电影首映礼的红毯上,电影主创们展开了那面写有“S.O.S”求救信号的哥伦比亚国旗,又是如此直接地向全世界传达了响亮的政治信号。
主创们让我们望向哥伦比亚——这个南美小国,在电影节进行的同时,仍在遭受抗议活动和武装冲突带来的一系列动荡。再结合电影中那些被口述或靠听力所感知到的国族-集体/个体历史,我们仍可以确定,阿彼察邦仍然在关注人、关注社会和当下、关注历史话语和政治语境——即使他一如既往地将这一切都包装在了一个看似脱离社会与政治的“乌托邦”中。
《记忆》开始于一个漫长而黑暗的长镜头,蒂尔达·斯温顿饰演的Jessica在沉睡中被一声突如其来巨响所惊醒,巨响是如此的令人心惊肉跳,使她再也不能安睡。事实上,她近来饱受这个神秘的声音的困扰,这个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让她的生活游走在疯狂的边缘。她来到波哥大探望她生病的姐妹,也因此结识了在大学医院中负责研究人类遗骸的考古学家Agnès和帮助她找到脑海中声音的音效工程师Hernán。她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在逐渐变得抽离、神秘而失控:她看到越来越多的超自然现象,脑海中的声响也越来越频繁且剧烈;Hernán突然消失,而周围的人却说这个人并不存在……Jessica受到Agnès的邀请前往一个小镇去参观考古发掘现场,而在那里,她遇到了另一个年长的Hernán,他们在一条小溪边分享着记忆,而Jessica却逐渐醒觉到一层更惊人的事实……
阿彼察邦用他极为缓慢而沉稳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他依然在用他惯用的语法结构(大量的固定机位摄影和长镜头段落、停滞的角色动作、稀少的人物对白、被增强的环境声和缺失逻辑与因果的情节设计),而影片最令人惊喜的是,他用“脑海中的巨响”这一概念为电影设计了绝妙的麦格芬。
在那场备受称赞的调音室内戏中,我们跟随Jessica一同经历了一段妙不可言的追求真相之旅。在这场戏之前,我们仅仅在开头听过一次那个极有冲击力的音效,十多分钟过去后,我们也已不再对那个声响保持着强烈的印象,只能同Jessica一样在Hernán的操作下一遍又一遍地的听着那些模拟的声音,然后去跟自己的回忆做比对。
“是一个隆隆声……像是从地心传来的,然后它就缩小了……它像金属,但又更沉……”在这些抽象的描述中,观众也被带入到了一个极为主观的想象空间内,我们一方面感受着语言和词汇的无力,一面又只能不断地、努力地去表达到底我们是如何感受的。一时间,失效的沟通伴随着难以纾解的表达欲求,成功编织出电影文本中这层重要的孤独感和疏离感。
脑海中的巨响原是真实的疾病——“爆炸头综合症”(exploding head syndrome),它是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
阿彼察邦在采访中说:
这个病症并不是什么特别痛苦的病症,但是你会非常想和别人分享,让别人理解,但是真的很难形容……这是一种孤独的病症,毕竟这个声音只存在你的脑子里,只有你能听到。
而蒂尔达也表示,这场戏在剧本和表演方式上的设计,实际上就是在还原导演向其他人描述这个声响的过程。
正因如此,《记忆》又是一部极为私人的阿彼察邦作品。在离开了泰国后,熟悉的故土风光连带着与之捆绑的经验和记忆都不再是可以被直接挪用的素材,《记忆》的私人性不再与电影中的场景和叙事空间相关,而与更意识流层面的、更内心的精神/情感体验直接发生互动。
一方面,电影依然直接反映着导演的个体经历。除了爆炸头综合症外,电影中出现的某段音乐(影片唯二的两段配乐其中之一)其实也有现实的参照。在波哥大的大学里拍摄的某日,导演偶遇了一个校园乐队,当时他们正在排练,而导演则被那段音乐深深吸引。他于是就想让片中的Jessica也同样有经历,在电影中加入了相似的情节,还请本片的配乐Cesar Lopez专门制作了这段动听的曲子。
这些看似随意被插入电影的片段,实际上都是导演自己生活的切片。在乔瓦尼·马奇尼·卡米亚所撰写的拍摄日志中,他也直接提到《记忆》就是“基于他本人和其他人的记忆,是他遍游这个国家时记下的点点与滴滴”。
而另一方面,电影也保留着阿彼察邦的鲜明的作者印记。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作者性还体现在他对疾病、化身、梦境等文化元素和森林、医院等空间文本元素的又一次使用,它们共同构成了导演“本土的”、原初的方式和话语——那些扎根于东方文化、充满禅意而灵动的表达方式。
历数他的前作,《热带雨林》《综合症与一百年》《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幻梦墓园》中,“疾病”都曾直接作为时代症候的明喻出现在电影里,以此反照社会的顽疾与现代性的弊端。《记忆》中,爆炸头综合症则更深一层的指向了这个前殖民地在近代以来所承载的苦痛的集体记忆,那些沉重刺耳的邦邦声连接起未来过去,似在讨伐又似在追问“和平在哪里”。
而电影中那个出现又消失的Hernán、那些能够被共享的记忆也又一次重复了阿彼察邦电影中身体的无常。我们无从寻找和把握其中化身的逻辑,只能介入在影像中主动去感知这种混沌和不确定性。这些超脱于科学常识的变化在提供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消解我们对于规则的焦虑,让我们体会到:人类本无需用抽象和理性的法则去囚禁我们的身体。
如果说《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利用身体模糊“生”与“死”的边界的话,那么《记忆》在某些程度上有些像《综合征与一百年》,都在利用身体去模糊“过去”和“未来”的边界。
阿彼察邦曾把类似的超验的体会界定为“后记忆”(postmemory),并在访谈中说:
我对记忆、叙事,特别是那些关于暴力的东西,被嫁接到不同的地方(的现象)感到十分好奇。新的一代和来访者吸收了那些历史,并对此慢慢地建立起新的记忆和新的故事。
而如今,他终于得以在《记忆》中彻底实践这个非凡的构想,并用绝美且升级后的视听娓娓道来他心底的“悟”:
一如《银幕》杂志在影评最后所提到的那样,当Jessica伤感道“我觉得我疯了”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真的疯掉,反而是得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世界——阿彼察邦用“巨响”向我们“喃喃絮语”着的、也是他一直以来所编织的,正是这样一种玄妙的新境界。
参考资料: [1] 《梦的表现——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访谈》,Lily and Generoso Fierro,当代电影 [2] 《独家专访阿彼察邦:拍摄〈记忆〉,让我对疾病说再见》,顾草草,Ifeng电影 [3] 《诗与梦的影像实验:阿彼察邦电影叙事研究和文化分析》,王博,当代电影 [4]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中的化身现象研究》,张紫璇,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冲着Tilda Swinton和92%的RT评分去看了这个电影。它创下两项纪录:
1. 最快令我入睡(第三个镜头我就睡着啦)
2. 睡着次数最多(大概断断续续睡着了十几次)
通常在电影院里醒来之后,我第一秒的本能反应是,要么羞愧,要么生气。但是这个片子给了我全新的体验:因为睡得很舒服,我觉得这电影没有对不起我,我也没有对不起它。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镜头,大概有五分钟,也许十分钟,镜头里的人也躺在草地上睡觉。我一觉醒来,他还在草地上睡着。我定了定神,观察到草叶在微微晃动,才确定电影还在放着,没有卡住。环顾四周,右边和后面的观众都睡着了。前排还传来轻微的呼噜声。简直surreal。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片子下载下来,失眠的时候就看看,应该有奇效。
南美山区的小村庄风景还是很美的。我特别喜欢刮鱼鳞那段对话。Tilda Swinton的西班牙语说的也挺好,有一点口音,但是很动听。
“长片不是电影的最终目的地”,当听到阿彼察邦如此论及短片与电影之关系时,一个被当下电影工业体系遮蔽的问题再次浮现:什么是电影?抑或什么是电影精神?《记忆》是一部后劲很大的电影,虽然它场景相对单一,不依赖剪辑且镜头缓慢冗长,但它却是一部信息量非常巨大充盈的电影,我曾把这部电影视为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图集。一方面,它总是用最简洁的画面与缄默的对白,最大浓度地呈现与记忆有关的各种表征;同时,某些对话部分又过于抽象,包含对记忆主题的多重指涉与深刻思考。
电影不以长短论高下,但显然我们对于具有更大时长的电影总是抱有更大的敬意,我们称他们为:史诗巨制、恢弘制作,比如阿贝·尔冈斯1927年拍摄的长达5个半小时的《拿破仑》(333分钟),比如西贝尔伯格在1977年拍摄的442分钟的《希特勒:一部德国的电影》,比如《死灵魂》(496分钟),比如实验电影如香尔特·阿克曼的《让娜·迪尔曼》(201分钟)和安迪沃霍尔的《帝国大厦》(485分钟),当然也有像在美术馆展出的影像艺术那种挑战传统电影观影模式的《钟》和《24小时惊魂记》,这两部作品都是24小时。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电影这一门艺术形式在早期并无具体的影像时长规定。虽然是囿于电影制作技术的发展,电影诞生时的早期默片只能拍摄一卷照片所记录的最大时长,但是电影长度并不是困扰电影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后来制作技术的发展,电影制作时长不再受技术所限,但它却向电影院放映制度或者说电影工业妥协。人们似乎默认了90分钟是人类观影的最佳时段,并最终形成某种电影时长共识:90-120分钟的电影长度。不能说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受资本影响/侵蚀最大的,但至少在影像时长上,它作出了巨大的妥协。与其说90分钟是对人类感知模式的最佳调配,不如说是资本对人类观看模式的规训。黑色立方体成为资本规训大众审美的典型例证,以至于我们产生一种去电影院看一部180分钟的电影会比看一部90分钟电影更“赚到了”的感觉。一切都在“精打细算”,而艺术价值则被弃之一边。
如此来看,当下的短片属于一种“抵制美学”,它是对标准电影制式的反叛。这就是我所谓的“短片精神”,它践行了早期电影的实验传统,短片具有一种自觉意识,不要被工业体系规训,就从影片时长开始。60分钟以内的短片显然是“自绝于影院”的,可以说没有一个电影院会去放映一部60分钟以内的电影,因为它太不“经济”,对电影院来说,难道要对一部60分钟的电影收一半的票价吗?而对观众来说也不“经济”,他们整顿妆容走进电影院,还没开始打开爆米花影片就已经放映一半了,这对得起自己对镜梳妆外出社交的花费吗?一切都被规训以至于问题不再被提出。
再论及电影行业内部,多数从事电影行业的新人都因为拍摄资本限制而选择拍摄短片,从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要求时长更低,到很多导演都从广告行业开始做起而后转型到电影行业,他们都先天的认为拍摄短片是为以后能够指导一部长片做准备,短片更好掌控,适合练习。也许在操作层面上短片的确比长片更好“掌控”,但在影像内在精神上,在艺术造诣上,显然不会以长短论英雄。每一个怀揣电影梦的人都立志拍一部长片,在他们眼里,短片称不上是电影。
而阿彼察邦反诉告诉我们:“不要总试图拍摄长片,短片也可以成为探索多种表达的一种方式。”短片具有比电影院的电影“更电影”的精神。
再次回到《记忆》,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用制作短片的精神拍摄的。一方面,整部电影几乎可以均等的分为前后两部分,对应着女主人公遇到的两个不同的埃尔南,第一部分女主角始终为自己的“异响综合症”所困扰,第二部分则是借助第二位埃尔南解开病症的迷思。同时,阿比查邦镜头之间松散的连结,每一个独立的镜头段落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其中很多无对话的段落完全可以独立于整部电影之外,缺省这些段落,电影的叙事完整性丝毫不受影响。更重要的是,整部电影是通过氛围的营造,通过一种气态与气态影像之间的流溢整合在一起的,而这是一种内在的气态连贯性。电影的表面叙事的不连贯让这部电影变得难以理解,而这也使得这部电影像是由多个短片拼贴而成。而我却倾向于将之理解为一种电影与短片的共通性,在阿彼察邦眼中,电影不分长短,它们具有共同的影像气氛/气质/流动性。而只是对于观众来说,长片放大了“用短片精神拍摄的”电影的断裂感和陌异感。
于此,重提电影的短片精神,就是回归早期电影的实验精神,就是从电影工业对电影艺术的规训中逃逸出来,就是让电影回归电影让艺术回归艺术。长片不是电影的归宿,借着这句话,我们也许能更好的进入《记忆》这部作品。
总有人说我夸大毕赣电影对内地电影史的作用,但确实是毕赣的电影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电影的大门。知道阿彼察邦的电影源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而知道老塔的电影正是始于毕赣的首部长片电影《路边野餐》。
当毕赣的长镜头随着连续的时间在荡麦打转时,我也跟随陈永忠的记忆、梦境和想象打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一部剧情片里得到超越三重时间维度的观影体验,这使当时的我大受震惊。
保有这份对电影的震惊,我迅速找到《路边野餐》所谓诗电影的源头——前苏联的老塔,看他的《镜子》《潜行者》《牺牲》……又听说关于时间、记忆和梦境,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的电影是绕过不去的存在,于是又补齐了他的所有长片。
所以说我对于阿彼察邦电影的记忆始于毕赣,而塔可夫斯基在中间做了善意的桥接。
而这次移步哥伦比亚的阿彼察邦的新片干脆不偏不倚就叫做《记忆》,对于一个阿彼察邦爱好者而言,当然是第一时间找来观看。
《记忆》是一部很阿彼察邦的阿彼察邦的电影,就算是拍的异国他乡、不同人种,还是一样的阿彼察邦的味道。
说来奇怪,阿彼察邦或许是我作为影迷而言,为数不多不求他做出改变,只求他拍“一部”电影的导演。因为时间和记忆从来只会扭曲,不会改变,而阿彼察邦就是在拍它们,拍梦、记忆、现实与时间的关系,这真的很有趣,契合我对艺术片、文艺片的“恶”趣味要求。
对于《记忆》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或许是声音,关于几分之一秒“哐”的一个声响的记忆的探究。但关于这部电影我在这篇东西里暂且不多赘述(或许以后单写一篇),因为我除了对新片本身的喜爱外,却深深的陷入了对阿彼察邦过往所有电影的记忆之中。它们的画面在观看《记忆》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显现在我的脑子里,这种感觉真的异常奇妙。
所以,这次我也换一种方式,省略文字用画面调动对阿彼察邦过往电影的记忆,说来你可能不信,回忆(找)这些画面可能比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耗费更长时间。
我想说的都在以下图片里,懂的自然懂,用记忆记录《记忆》中的记忆,阿彼察邦随时在记录自己的记忆——哐!
影片叙事几乎可以从中段严格划分为前后两部分。从城市空间转移到乡野空间的几个插入段似可视作某种欲言又止的揭示:发生在深邃嘈杂隧道中的一次考古发掘,一场街头舞蹈的远距离观察,一首戛然而止的关于不眠夜的诗歌,一段有关精神药物的对谈以及对于政治冷感症(失眠则是与之相对的症候)的警告。 幽灵历史与幽灵声音彼此同构,在哥伦比亚大学考古研究所/录音工作室互文式的招魂仪式中得以交叉复现。于是这一次的阿彼察邦式悬疑被呈现为一场欧洲白人介入者对于他者记忆的追寻,并在一位富内斯式的原住民的口述中逐渐显现出后殖民地方暴力与个人创伤性经验的痕迹。创伤记忆的揭示并未将南方的神秘性祛魅,反而借由超现实和科幻段落加以承认,于是殖民、内战、灾荒、阶层斗争与自然神秘主义泛灵论以及生态未来主义幻想(飞船无疑具有仿生与植被拟态的特征)相互缠绕,与阴雨绿植一同不断滋生,酝酿霉腐的热带气氛,这无疑是阿彼察邦作者性的延续。 此外,这一对“南方气质”(或者说全球南方)的持续生产使得作为植物学家的杰西卡不仅能以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晚近继承者/反思者的形象加以理解,或许还可以将其视作游走于文明-自然二元关系之外的特例与沟通两者的向导,尽管阿彼察邦本人并不真正关心人物传记,但杰西卡在图书馆(注意,文献与考古、录音有某种相似性)中查阅有关兰花的植物学书刊的段落绝非毫无意义。 叙事性之余,有关察觉、制作、追寻声音的部分可视作对电影声学的隐喻,从而让本片具有某种元电影的气质。电影末段对于地震级数与位置的双重表述旁敲侧击地暗示现实与“声音的现实”并不吻合,相互抵触,形成差距,这是否意味着呼唤一种不同寻常的新的记忆方式(或许是残酷的),以抵抗那些细致入微的篡改与微观暴力?
杰西卡(蒂尔达·斯文顿饰)以一个苏格兰女人的身份在哥伦比亚旅行。当她在公寓睡觉时,半夜里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她被惊醒了。而这个巨响只有她自己可以听到,还有银幕前的观众。因此她向一个年轻的音乐工程师寻求帮助,将她听到的巨响以电子音轨的方式追踪下来。这声巨响“如同来自地壳一般”震撼,并快速地侵入她的生活之中。
工作室里的这些场景节奏很慢却有其自身的魅力。技术员首先从电影声音库中寻找素材,然后根据蒂尔达的描述在声音上加以完善,此时他好像一个机器人形象一样。
到了后面,如同阿彼察邦在其他电影中经常做的那样,许多场景设置是开放的或暗示的。有些场景似乎根本没有线索。最后杰西卡在乡下的一条小河边和赫尔南坐在一起,这个男人对她说他一生中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村庄。他可以完整地记住所有的事情,却没有进一步体验的能力。他自己比作一个硬盘,并向杰西卡解释说,她可能是类似于天线的东西,特别容易接受他的记忆,所有的东西。因为她一次又一次听到的 "砰 "声来自于他的记忆。 影片最后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惊喜的阿彼察邦小特效时刻,向观众展示了这个爆炸是如何产生的。 导演这里玩的记忆的游戏不仅包括声音和故事,还包括考古学、图书馆研究和人类学。Memoria成为一种跨越多种渠道的体验。一种冥想,一种练习,一种刺激。
电影中出现很多长达数分钟的静止镜头,观众可以闭上眼睛,仔细听现场的风声、树声和水声,这是独属于大银幕的享受,一种沉浸式体验。电影没有任何配乐,全部使用自然声音,观众的心态很平静,如同冥想打坐,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自己的呼吸声。
影片中还提到:萨尔瓦多·达利是唯一参透世界真相的人,之后转场马上出现了一个折叠放置在柱子上的钟表,暗含达利的名作《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在这里,柔软的时钟和枯死的树枝、蚂蚁、怪物表象中暗含了一种危机,隐喻了人本能的惶恐不安和对时间流逝的畏惧,如同平静如水的的影片中那个不定期响起的巨响,给观众和杰西卡带来紧张的情绪。
杰西卡记忆中已经死去的牙医其实还活着,调音师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说明记忆是非常模糊暧昧的,或者阿彼察邦就是想塑造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世界,寻找音乐师的事情到底发生了吗?牙医到底是死是活?我们无从知晓,但是音乐师与赫尔南一样,都是充当了一个机器人般的存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蒂尔达-斯文顿作为执行制片人外,贾樟柯、北京艺术中心、Arte、柏林-勃兰登堡传媒公司等
说出“现在,请入睡”的咒语之后,我便真的入睡了,睡去是一次小小的死去(petite mort),苍蝇竟然也将肉体辨作尸身。一声巨大的回响只留下一圈光晕,如同暧昧的记忆消散在叆叇的云雾中,天光黯淡,在雨里、在轰隆隆的鸣响里,仍有细小破碎的记忆。更值得一提的是,蒂尔达·斯文顿的星光并没有“毁掉”电影,她宇宙间独此一份的超然时间的气质,反而让飞船拥有了更大的能量,整个地球都承载着她的乡愁。
# 74 Cannes# 没看懂,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是半梦半醒的状态,然后出来一交流发现大家都没看懂,就放心了
他的画面语言下总让我感觉南北纬10°12'35″左右是人与神最接近的地带。在炙热的阳光与绿植的阴翳下,隔开了东西南北,宗教分离,黑色白色,语言樊篱,宗族隔阂,民族国家,地月银河~尘归尘,土归土,一切的一切都是大音希声的巨响和萧瑟
百万级音效和一贯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编织出一个湿漉漉的迷梦,打通前世/今生-历史/现实-真实/虚幻的联结,阿彼察邦让记忆掷地有声。“听到即看到”,他让静止的影像有了通感的魔力,也再一次的让人能用全新的视角去拥抱这个世界。
细数阿彼察邦:1.戛纳生动诠释“人们一进去就睡觉,结尾就疯狂鼓掌”2.哪部让你最看不懂,但睡得最神性完满,哪部就该是金棕榈 3.天然白噪音、雨林asmr,让前面的大爷睡得口水流满了半个口罩,醒来直喊bravo!4. 外星飞船一起飞,我和朋友大受震撼,互掐大腿疯狂憋笑
9.0/10 [NYFF2021] 声音从寂静中竦然炸裂,标识着创伤性记忆的不断回返;在那声谜样的巨响面前,静默无人中独自演奏的汽车交响乐、城市中神秘失踪的音乐家与乡间偶遇的渔人之间相同的姓名、在电脑屏幕上不断形变的声波图像都显得不那么uncanny。当因记忆幽灵不散而失眠之人(Hernán: “I don’t sleep”)与失梦之人(Jessica: “I never dream”)相遇,双手相握时的二人恰似天线接入硬盘,记忆的数据流穿透Jessica的身体,而振动的痕迹则是记忆读取的明证。记忆的信号在未来宇宙飞船引擎发动的巨响中,在云层间传输的广播讯号中,在历史的暴力与灼痛中,而抵抗健忘症的代价是失眠症,睁着双眼进入每一次睡眠,任由蝇虫爬过眼睑。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外星人的声音语言魅力
通过声音系统构建了独立于影像之外的另一个维度,并在这个维度中去叙述、挖掘和表达,而影像则延续了在现实情景中营造梦境、鬼魅般的超现实氛围(斯文顿如同外星人般的存在、梦境回忆和现实交错)当这两层维度交织重叠在一起,一切也都随之交融,界限不再,便诞生了全然沉浸且超脱的电影体验。
釜山电影节看的。说实话,没看懂。给看不懂的电影打高分不是我的风格。
脱离了南传佛教哲学母体,想象拉美的听觉神秘主义美学,说得难堪一些不过是“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脑补一切的跳大神玄学。个人觉得这是阿邦哥迄今最空洞的一部影院作品。 2.5
想给零分。影评里没有一个人能讲清这部片子的内容,全都在聊导演的经历,重述个别场景的样貌,几乎等于放屁。
这是邦哥观《降临》有感?声音像一个麦格芬,用另一种方法参与到了叙事当中,大导演对于声音的见解果然不一样。
《记忆》原来是一场大型声学实验,阿彼察邦试图用声音的材质去解释记忆的材质——一方面,记忆是可以被描述、塑造的,能够在调音台上通过不断调整而还原出来;另一方面,记忆又是不可见的,画面隐退到面孔背后,只有光怪陆离的音响提醒着人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它如影随形,却难以捉摸。但他也并没有放弃悬疑叙事的要素:沉闷的巨响,不存在的赫尔南,一切都在引领观众走向最后的顿悟。定机位长镜头固然带有某种作者性,而这一次,也是为了指引观众去听,去和演员达成同在以感受到震颤。最后丛林间飞船升空的几秒钟真是举重若轻,胜过多少科幻片里的奇观轰炸,恍惚想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那幢直冲云霄的烂尾楼。
供人「用心」感知的《记忆》记录了一套被理性创建和编辑的秩序所引起的一系列感性而神秘的连锁反应。毫无疑问,所有被称之为《记忆》的东西都与过去有关,但,具有变异性、流动性和传染性的《记忆》却不局限于过去——刚刚通过「视听」语言写入我脑海里的《暗处的女儿》就是很好的案例。当然了,较比我的私人记忆来说,阿彼察邦列举的例子更具有说服力——载入人类「共同」记忆库的「新冠」疫情。作者借微生物的感知系统观察和聆听人类:人是什么?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人的记忆十分有趣:既有催眠性,也有启发性,女主角就是一段能给人类带来启发性的记忆,她以「声音+影像+运动」形态存在,即,她以「电影」形态存在,并与那段低沉的背景音互动共存。化身为人的《记忆》似乎想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尝试将日常化的暴力用诗的言语代替。
原来电影可以这么拍。
十星也不够给,数次看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心中却被喜悦攫紧。我们有多长时间暗自渴望着这样的电影,渴望在一个黑匣子里因为吸纳了全世界而感到平静,渴望在巨大的做梦机器中发觉另一个生灵的呼吸栩栩如生。我们知道存在的单调,知道和他人心意相通是徒劳,所以在阿彼察邦这里,当你意识到自己长途跋涉,最终站在宇宙中心,和一切连接的时候,你因为终于离开了自我的果壳而颤抖。你第一次可以长久地凝视着草叶,化石和一个熟睡的人,一个要求时间在此停止的人,你不止是在看着它们,而是在要求回到它们之中,回到身外之物中,回到你曾经浸泡在其中的丰腴中。是与它们分开的事实,而不是事物本身,让他者变成了怪物,因此直面创伤并不带来痛苦,遗忘了创伤来自何处才会:唤醒“记忆”是走向痊愈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
阿彼察邦以往影像的强烈“在地性”气质在《记忆》中全然消泯。阿彼察邦似乎并未统合好两种彼此排异的文化样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强度与能量,在于其背后有着一整个强大、深邃但又如噩梦一般的二十世纪后半叶Communist与左翼流亡史作为文化资源与幽灵性的创伤记忆。而这与东南亚以佛教为基底的神秘主义与缘起轮回说有着文化质性上的根本区别。此外,阿彼察邦影像中的人物必须由那些扎根在泰国这片遍布着荒野灵道怪谈的沃地上的原住民民来饰演,并且身体上的残疾是其影片的必备要素,因为那些怪异、扭曲与痉挛的体态恰恰是一种邪灵附身的表现。好比阿彼察邦的御用演员金吉拉,其动作、语态与神情背后所蕴含的正是那些来自泰国的荒野邪灵。专业演员永远无法表现出这种超越块状情绪并向地域性血脉基因挺进的灵化状态。
如同进入《综合症与一百年》结尾之管道,虹吸般的声音不断引我们向空间之纵深,时间之纵深。是打桩,枪击还是破颅之音,所有具身的痛苦被证实为远古洪钟的回响,因而得到净化。抛弃了幽默,也没有了种兰花的闲暇,《记忆》有巨大的迫切。当巨响不再,人们在云下怅然,漠然的雨降下,不再有甜蜜的祝福。
调音那场和渔夫家院门前那场棒极了。有些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