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2019

1.战后的法国需要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为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服务和转嫁阶级矛盾，德雷福斯作为犹太人就很不幸的被牺牲了。要批判既得利益者，不要去指责民众（民众也分好几派，而且许多民众后来意识到不也为德雷福斯的真相摇旗呐喊了不是吗？德雷福斯最后不也是平冤昭雪得到补偿了不是吗？），民众也很无辜，他们的生活被多重剥削已经很辛苦了，哪有时间去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被统治阶级操纵他们也是受害者。 “民主的暴政”理论完全是一摊狗屎！民众（工具化）被控制，被利用，被当做靶子被伤害，而背后的人呢？是谁操纵起民粹而牟利，那些声讨人民群众的精英们或小知识分子是眼瞎了吗？他们看不见也不会去看见，他们就指望着“老大哥”时不时的施舍苟且偷生，他们是最卑鄙的投降派、机会主义家，甚至还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左拉的《我控诉》写的很好。关于民族主义后面更深层次的阶级问题，中国也曾经被东边的军国国家既日本民族深深伤害过，一个湖南人说道：“中国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 “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2.怎么不谈谈巴黎公社的影响，哦，原来一个个都tmd是小剥削阶级，害怕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哪怕只是意识形态。 3.文艺作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与人的存在是具有统一性的。电影中的意识与波兰斯基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将两者进行脱开才是无比愚昧的蠢货（奉劝看点书吧），就是说那些个极端的“艺术爱好家”们。我们当然允许导演利用历史性文件进行控诉，但现实意义则必然由现实来审判，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有时候矫枉过正不是一件坏事。

舆论就像洪水，汹涌来袭的时候，分不得方向，只能被其裹挟前进。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任由洪水泛滥，要竖起一道围墙，不能向舆论低头，要分清楚方向。我很佩服法国凯撒和美国奥斯卡，好电影就是好电影，不能因为舆论和抗议就去改变对于艺术、对于好的定位，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大奖都向舆论妥协了，那这个世界有多荒唐！21世纪最可怕的就是“民粹”。电影应该是艺术的，让人遐想、向往、触动，电影人也应该有所坚持。我不了解罗曼.波兰斯基，也不为他说什么。但是我想说当年那个被他QJ的13岁美国女孩已经50多岁了，但现在为止，她仍然受到舆论的伤害，生活也受到巨大的影响，一片片雪花不仅仅是波兰斯基的艺术创作的肩上，而且也要压垮那个女孩。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并参与到为波兰斯基的辩护中去。 理智在什么时候显得都尤为的重要。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公审别人，那是神和法律的权力。 很多男性的公众人物也有参与到女权运动中去，就像韩国演员刘亚仁说过的“他很支持女权运动，因为女权运动是人权运动一部分”。我也很尊重女权，不管男权女权都是人权的一部分，男女平等，人权高于一切。 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雪花和组成洪水。

我控诉 (2019)

7.4

2019 / 法国 意大利 / 剧情 / 罗曼·波兰斯基 / 让·杜雅尔丹 路易·加瑞尔

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2008)

7.6

2008 / 美国 英国 / 纪录片 犯罪 / 玛琳娜·泽诺维奇 / 米娅·法罗 佩德罗·阿莫多瓦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电影开头场景

如果电影都能根据个人口味提炼主题的话，我认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众暴寡。

电影开篇的大场面，恢宏、大气、庄重，像极了盛世帝国的阅兵式，可它只是一场破败的梦，作为背景的芸芸众生，都在欺负那个叫 德雷福斯的可怜虫。

之后，影片出现大量的群众镜头，群众始终给人一种压迫，压到喘不过气来：

主角皮卡尔遵从了自己的良知，他似乎轻而易举决定站在正义的一面，这一方面是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也要归功于还不算太过紧张的政治环境。

皮卡尔转身离开将军那一幕，像极了库布里克《光荣之路》里的那一幕。

《我控诉》皮卡尔离开将军时反驳了一句

《光荣之路》达克斯转身离开

《光荣之路》达克斯反驳将军

影片的光影很像凝重的油画，这种布置很像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或者说，用油画感给历史盖棺论定，但有趣的是，这些画面里总是能隐隐地嗅出一些滑稽来：

一张张煞有介事的脸

这似乎又在反驳“盖棺论定”本身，看似板上钉钉的历史，其实无非是群众情绪的投射。

影片结尾是对整部电影的扭转，似乎在告诉观众——你们所看到的，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

德雷福斯被集体情绪投射成了坏蛋，皮卡尔又被今天的群众投射成英雄，天知道哪一天德雷福斯不会再次变成坏蛋，皮卡尔变成为虎作伥的反动派。就像崔永元的母亲教育他的话：“不要觉得老百姓都喜欢你，你就很了不起，就是这群人，刘少奇都被他们打倒过。”

我不想联想到波兰斯基此时的窘境，我只记得波兰斯基曾经评价过《窃听风暴》，他说在那种政治环境下，是不会有任何一个监视者会良心发现，在《我控诉》里，之所以皮卡尔能良心发现，不过是因为“还不算恶劣“的政治环境，事实上，他的“正义感”终于成为他步入官僚集团的资本……

也许，“正义”本身也像是色拉叙马霍斯所描述的那样——不过是强者的利益。

在大多数时代，强者，就是“众”。

才华，非人私有，乃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这是我们要保卫艺术家的原因。

无论人性的善恶，他都成为了天选之子。

天才，是那些将常人无法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的人物。

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他们表达不出。

这个任务于是交到了天才手上。

艺术家变成了稀有之人，他以非人的方式存在于作品中。

他是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而不是所有者。

所有者是整个人类。

但这丝毫没有言及另一个问题：艺术家也是活生生的人。

人，有喜怒、有善恶……

他也会做出违背道德与逆反人性的事情。

不是因为他是天选之子，便有了豁免恶罪的权利。

分开来看：艺术品的作者，一个符号化的抽象人物，一个普遍意义上的选子。

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喜怒哀乐。

能因为前者的贡献，弱化后者的道德审量吗？

不能，艺术家同样首先是人，活在群体社会中。

于是，他也得遵循内心的道德法则。

然后才是创作出作品、为全人类共享的艺术家。

艺术作品甫一诞生，便进入全人类共有的虚拟档案馆。

实质上不为艺术家所有。

因为艺术家的身份，从而享有道德豁免权。

这是自古以来的叙事建立起的神话，无法分开。

只是一点，当我们评判一件艺术品时，忘掉它的创作者。

把它当做人类共享的财产来看待。

如此，才是欣赏艺术的正确方式。

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在俾斯麦的精明部署之下围攻巴黎4个月之久。短命的巴黎公社倒台之后，在当时看似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摇摇晃晃地上台，其共和制统治却出人意料地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直到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才结束。

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由中间派勉强统治，国内激增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得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正如同一时期的其他欧洲大国，民族主义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自称拿破仑三世堂弟的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得到了保皇派、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的狂热追捧，部分是因为普法战争中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损失，这两个区域是共和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一时期从自由主义左派向右派的过度一度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乔治·布朗热将军的幻灭之后，政府蓄意的德雷福斯冤案成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矛盾的导火索。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

波兰斯基在18年#MeToo 运动中因其曾经的恋童癖污点备受指责，后来他责备整个运动是一场“歇斯底里”。波兰斯基幼年时从集中营侥幸逃离，因其波兰犹太裔的身份倍受折磨。在亲身经历了反犹太主义热潮之后，他最清楚类似的集体癔症能导致怎样的可怕后果，因此他作出上述指控当然也不足为奇。波兰斯基对于狂热情绪的厌恶在《我控诉》中也能体现，他没有使用煽情的配乐、情节和表演来博得观众对历史或者导演本人的同情，反而用冷静的叙事将历史归于历史。在此不再多谈波兰斯基是否有在本片中影射自身经历或为自己正名的倾向，只谈电影对历史的皈依。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89年晋升为上校，1893年成为唯一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犹太人。按照传统，他是已经归化的犹太人，在心理层面上认为自己是法国公民，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举家从阿尔萨斯来到巴黎。1894年秋天共和国情报人员发现送往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密军事信件，透露了法军的一系列二级机密。尽管证据不足，在草率的秘密审判和指控后，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不光彩地公开解雇和降级，正如电影开头所显示的一般。在自己的条纹被撕、佩剑被折断后德雷福斯向围观的群众高呼：“士兵们，他们正在侮辱一个无辜的人！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可这时的法国群众并不买账，在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和右翼反犹组织爱国者联盟的联合煽动下，大多数法国人已经陷入了对共和国内8万犹太人的极端仇恨。德雷福斯被流放到南美洲法属圭亚那海岸附近的恶魔岛。

《自由言论报》

德雷福斯的弟弟马修·德雷福斯从未停止伸冤，新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乔治·皮夸特也找到了新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法国少校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但上级拒绝重新审判德雷福斯案，并将皮夸特临时发配法兰西被保护国突尼斯。与此同时，参议员奥古斯特·舍勒·凯斯特纳在参议院力争德雷福斯的清白。在各界人士的联络下，经日后的共和国总理乔治·克里蒙梭（此时是社会主义日报《晨报》的专栏作家）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磋商后，左拉1898年1月在日报头版发表题为《我控诉》（“ J'accuse！”）的公开信致信总统菲利克斯·福雷，谴责军方与政府掩盖案情真相。左拉因此遭到军事法庭起诉，随即流亡英国，直到1899年的大赦。

法国政界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会、军队和右翼组成反德雷福斯派利用反犹主义维持原判；社会主义者、温和派共和党以及激进派组成德雷福斯派，部分势力意欲利用此案改组政府。1898年夏天，军事法庭重申德雷福斯案，公众舆论倒向德雷福斯。9月，军事法庭仍然认为德雷福斯有罪，但”情有可原“。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特赦免了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仍不满足，他说：“共和国政府把我的自由还给了我。没有我的荣誉，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直到 1906 年 7 月 12 日，军事委员会才正式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他重新入伍，晋升为少校。一周后，他被授予荣誉军团骑士称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重返法国军队服役，并在战争结束时被提升为中校。德雷福斯于 1935 年 7 月 12 日在巴黎去世，享年 75 岁。

德雷福斯案件直接导致了激进派和右翼的矛盾激化，并在大选胜利后颁布了《世俗法》（1905），确立了法国政教分离的原则。该事件也同样震撼了锡安主义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使犹太复国主义提上日程。激进派的当选也决定了法国政府日后的侵略性民族主义路线，德雷福斯事件实在可以算是一场成功的”大众歇斯底里“，正如波兰斯基本人所多次经历的那样。

但不管法国政局如何动荡、条例能不能通过，正义得到了伸张。正如片中皮夸特质问德雷福斯时他本人的回复：“因为这是对的事情。”

在黑暗与疯狂的时代，“我控诉！”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思近日饭局上和一位开封老乡的交谈，此人在北京任职，他说，“写东西，有些事就算不说，也别跪舔！”

沉默也可以是控诉，但麻痹绝不是。

我没有一刻感到绝望，我知道真理会取得胜利。我深信——我重复——我较以前更深信真理正在向前迈进，没有什么事物能阻挡它。这起事件刚刚开始，因为现在的情况如水晶般澄清：一方面犯罪者不想透露真理，而另一方面捍卫正义者将用他们的生命见证正义。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现在我在此重复：真理若被埋藏在地下，将会发芽生长；一旦有一天爆发，一切都会被炸开。时间会证明一切，而我们便会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为未来的大祸做好准备。——《我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