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


为什么普通德国人，如农民、银行雇员、教师和医生都宣称，他们并不知道屠杀犹太人的惨剧？
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柏莱中学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个学生问了历史老师罗恩•琼斯这样一个问题。
二战结束后，我们很快原谅日本，因我们当时持有的逻辑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作孽，多数日本人民是无辜的。
作为受害者，我们有这种认识，而作为加害者，他们也会持有这种逻辑：像纳粹主义这么疯狂的事，是希特勒这个疯子及其一小撮党徒的事，广大德国人民是无辜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关于纳粹德国的研究不尽其数，说法也不尽其数，琼斯没有去加入研究的队伍，而是大胆地做了一个实验——在他的班上打造一个微型纳粹社会。
这个微型社会被命名为“第三浪”，从星期一开始到星期五结束，效果惊人到可怕的地步。先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学生们变得更像是好学生，接着这个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学校，从最初的30多名学生迅速发展到200多人，很多学生逃掉自己本来的课，而来上琼斯的课。
并且，这个仅诞生了几天的组织有非凡的凝聚力。一个叫尼尔的学生给最好的朋友讲了“第三浪”的笑话，第二天，琼斯老师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复述了这个笑话。显然，最好的朋友出卖了他。
持续多年的友谊在这个新生的运动前是如此不堪一击，而这种出卖朋友的事已比比皆是，这令琼斯感到害怕。
星期五，琼斯在学校大礼堂召开大会，给200多名“第三浪”的成员和支持者播放了纳粹德国的一个录像带，让大家明白，他们其实正在做同样的事。
自己竟然如此轻易地卷入纳粹主义，而且心甘情愿被琼斯控制，这令库柏莱中学的少年们感到羞耻，后来，他们再也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起这个运动，就像德国人在二战后不愿谈论纳粹一样。
琼斯老师以这种方式回答了那个学生的问题，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琼斯老师发起的这个社会实验也震惊了美国乃至世界，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显示，纳粹并非只是希特勒的事，也并非只是德国的事，实际上，它和我们大多数人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纳粹，而且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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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德国年轻的导演丹尼斯•甘赛尔将库柏莱中学的这场实验搬上了银幕，推出了电影《浪潮》。除了将地点从美国换成德国外，基本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当然也添加了一些夸张的戏剧色彩。
影片一开始，着力描绘了乏味的现实生活，每个地方都充斥着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做什么事情都既艰难又虚无，令人厌倦。
譬如，在进行话剧排练时，男主角兰迪“与时俱进地改进了歌词”，给本来挺正儿八经的故事添加了《新龙门客栈》的台词，女主角卡罗愤怒地说，她讨厌这些“三流武侠片”的调调，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譬如，在一场水球练习赛中，马尔科想展现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而不愿意把球传给锡南，结果失去了进攻良机，令他们的教练大发脾气，称他们根本不会打球。
譬如，在中学生汇聚的酒吧里，不安的青春在性、酒精和虚无中张扬，一个少年诉说：“当今的人想叛逆，却找不到叛逆的方向……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的，是一个可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目标。”另一个少年则回应说，你知道google上搜索量最多的是谁？帕丽斯•希尔顿！
生命有什么意义，如果只是这样过下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地的高中开始一个“活动周”，而赖讷•文格尔老师得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向学生们教授关于独裁政治的课。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本来赖讷准备教授的是无政府主义，但他的同事维兰德老师捷足先登，提前备了课，赖讷被迫去教他并不想教的课。
来上课的学生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来上独裁政治的课，并不是因为想上这个课，而是因为这个课好拿学分。为了让学生们活跃一些，赖讷不得不屡次对学生们说“拜托，这是你们的选择”，以求学生们能积极回答一些问题，讲一下他们对独裁政治的看法。
赖讷的逼问令一些学生表达了反感，他们不想谈独裁政治，更不想谈自己祖先所创造的第三帝国。一个学生说：“这种事反正不会再发生了。”另一个学生则说：“又不是我们做的，为什么非得没完没了地背着负罪感”
他们是在说，什么独裁政治，什么纳粹帝国，这都是过去，不会再在德国发生了，所以跟我们没关系，最多只是一个知识上的探讨罢了。
听到学生们这么说，赖讷更较真了，他问到：“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
看到学生们纷纷点头，赖讷的神情变得更为郑重，他做了一个决定，随即宣布课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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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始上课后，学生们发现，他们的座位被调整了，以前随心所欲的、混乱的教室变得整整齐齐。
前不久跳楼自杀的陈琳在她的成名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中，一遍又一遍地唱道：“爱我就要爱得清楚。”清楚，是我们的一种很常见的追求。在一个清楚的秩序下，赖讷老师开始了他的社会实验——让学生们实际体验纳粹主义。
他先问学生们，独裁专制的特征是什么，然后在班级中实现这一特征。有意思的是，实现任何一个特征时，他使用的都是选举的方式。选举是民主标志，而希特勒正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独裁政治的最明显特征是一个大权在握的领袖，谁该是这个班的领袖？富家子弟、小混混头目凯文很感兴趣，但大家选择了赖讷老师。既然是领袖了，就不能再直呼其名，所以赖讷要求学生们以后称呼他“文格尔先生”。
纪律也是独裁政治的特征之一，赖讷也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譬如端正坐姿、提问时起立……
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文格尔先生说，必须打造班集体的凝聚力，他正是出于这个考虑重新安排了座位，打破他们固有的小团体，差生和优秀生坐在一起相互帮助，甚至考试时也不例外，班集体的荣誉胜于一切。
铸造团结的一个好办法是树立一个敌人，文格尔先生让学生们起立，一齐踏步走。为了调动学生们的情绪，文格尔说，维兰德的无政府课就在我们楼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的灰去吧！”学生们大笑，踏得更整齐更用力。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细节，但这个细节中的逻辑——用敌对的方法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别开来——其实就是纳粹的逻辑，进一步发展下去，扩展到整个种族的层面，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
赖讷让学生们积极思考，一个集体如何区别于另一个集体。学生们想到了很多方面。
得有一个醒目的名称。很多学生提出了很多名称，通过选举，马尔科提出的“浪潮”得到了最多票数，成了这个集体的名称。
要有一套制服。关于制服有很多好处，利萨说：“每天早上起来，为穿什么绞尽脑汁，制服排除了这种痛苦。”制服是赖讷有意推出的，最后他没有通过选择而自己敲定了制服的标准，很简单，就是最常有的白衬衫和牛仔裤。
要有一套醒目的口号。这个也是赖讷想好的，共三句：团结铸造力量！纪律铸造力量！行动铸造力量！
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标志。一个学生创造的标志被通过了，就是一个浪花。
要有一个特别的手势。小胖子邦贝发明了一个手势，也像是一个浪花。
……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努力，浪潮班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集体，并在学生们心中掀起了巨浪，他们身上原来那种懒惰的、一盘散沙的、随心所欲的、令人厌倦的个人主义消失了，很快被积极进取的团队精神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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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会到浪潮好处的是“软脚虾”蒂姆，他性情软弱，没有朋友，总被人欺负，常用送大麻等讨好的方式与别人亲近。但浪潮改变了这种局面，当两个小混混向他索要大麻时，浪潮班的两个男生过来救了他，还留了电话给他。
但比起这种现实的好处来，更重要的好处是，他找到了归属感。在他自己家中，父亲冷酷而母亲冷漠，他与他们没有链接感，他对这个家也没有归属感。至于以前的班级，他只是形式上属于班级，但因没有人尊重他，他与班级的同学仍没有链接感，这令他对班级也一样没有归属感。但现在，他属于浪潮的一员，浪潮是平等的，浪潮是友爱的……他是这个卓越集体的一员！
找到对浪潮的归属感后，蒂姆对家庭、大众文化的微弱认同感就消失了，他爱上了白衬衫和牛仔裤，而将以前的耐克、阿迪达斯等名牌服装付之一炬。
马尔科也找到了归属感。与边缘化的蒂姆不同，他是好学生，有漂亮女友卡罗，是水球队成员，在同学中也颇有威望。但他没有家，他是寄养在卡罗家。虽然卡罗的父母很关爱他，将他视为家庭一分子而接纳他，但他仍缺乏归属感。
现在，他有了浪潮。浪潮对他意义非凡，毕竟浪潮这个名字都是他马尔科提出来的，他不仅仅是浪潮的一分子，他还是这个运动的重量级人物。所以，他和卡罗有这样一段对话：
马尔科：“浪潮对我意义深远。”
　　卡罗：“什么意义？
　　马尔科：“归属感……你也清楚，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我没有。”
土耳其裔的锡南则从浪潮中找到了价值感，他感叹说：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
“生活重新有了意义”，对于处于彷徨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而言，这真是非凡的进步。并且，不仅浪潮的成员们感受到了生命意义，家长们也发现了。一个家长对女校长说，感谢赖讷老师，他的孩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当赖讷在老师中被孤立时，女校长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归属感、意义感等等，或许是浪潮最重要的好处。心里有了这些感觉后，生命看起来就变得不大一样了。
然而，通过对一个纳粹式集体的超级认同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感等重要的生命感觉，这有巨大的副作用。
纳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排外，而浪潮这个只有几天生命力的组织，也充分展现出了它排外的一面。当文格尔先生鼓动他的学生们使劲踏步好让楼下无政府班的人去吃天花板的灰时，排外已经开始了。
影片中关于排外的经典一幕是，卡罗的弟弟和伙伴守住学校门口，如果有谁打不出浪潮的手势，他们就不让谁进学校。看到这一幕时，卡罗觉得，浪潮已经失控了。
文格尔先生创造了浪潮，但浪潮并不是总在他控制中，失控早已发生。当他用口号“行动铸造力量”鼓动学生们为浪潮这个班集体做些什么时，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校中做一些“为了浪潮”的事，他们还试图将浪潮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城市。他们用一个晚上将浪潮的标志标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角落，而“软脚虾”蒂姆更是做了非同寻常的事——他在一栋标志性的建筑上涂上了一个大大的浪潮的标志。
通过这一标志性的方式，浪潮“占据”了整个城市。更准确的说法是，浪潮的成员们占据了整个城市。
我们都想影响别人乃至世界，但假若不借助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制造影响的勇气。例如蒂姆，假若不是“为了浪潮”，他断没有勇气爬到那栋高楼上涂上超大号的浪潮标志，而他的同学们也未必有勇气将浪潮的标志涂到黑帮的标志之上。
蒂姆还喜欢枪，他随身携带着一把手枪。然而，假若没有“为了浪潮”这个说法，他喜欢枪和持有枪，就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少年，但假若蒂姆是“为了浪潮”而喜欢枪和持有枪呢？那意味儿就完全不同了，他将不再是一个家庭和社会的弃儿，也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少年，而是一个英雄。他不仅是属于浪潮，而且还是浪潮的标志性人物，浪潮的拯救者。假若再发展下去，甚至事情反过来也不是没有可能——浪潮将属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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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在他的著作《我与你》中写道，只要我们是将别人视为自己达成目标的工具和对象，那么危险就已产生，不管这目标看起来是多么美好。
蒂姆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嗅到这种危险。导演着意刻画蒂姆的戏剧性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让观众可以看到这种危险。
不过，假若导演只会使用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安排，那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二流导演，这部电影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欢虚张声势的二流电影，真正令这部电影进入一流电影行列的，是导演对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细节的刻画。
浪潮实验开展的第一天晚上，文格尔先生有些兴奋，他在家里电脑上看一些资料，想为第二天的课程做些准备。同为老师的文格尔太太回到家，一如既往地喊“宝贝”，但“宝贝”没有像以往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她有些纳罕，当进入房间看到丈夫投入地看电脑时，她说，琪琪和亚历山大都是老师，关系越来越紧张，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们那样。
这句不起眼的话中，隐藏着危险。本来，文格尔太太是对先生没有像以前那样给出热情的回应而有点不高兴，她真正关心的是这件事，但她没谈这件事，而是讲了她对别人的事的担心。
文格尔先生仍然投入在自己的事情中，她走过去，看到文格尔先生在研究青少年心理学和制服，她已知道了丈夫在做什么。这时，她诱惑丈夫说，别研究那些制服了，我也有制服可以给你研究。接着，她将电脑里的护士服调了出来。她调情成功了，令文格尔先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是两个人意志的一个小小的较量。文格尔先生此时的意志是，他想让第二天的课程更好，所以他要好好备课。文格尔太太此时的意志是，她希望先生能像以前那样用热情的方式回应她。
当然，她成功了。但我忍不住在想，当文格尔先生抱着太太走向卧室时，他心中想的到底是性爱还是他的激动人心的课程？
马尔科和卡罗有类似的故事发生，只是，那个想挑动性欲的人失败了。
卡罗的民主而开放父母当着卡罗和马尔科的面调情，热情地抚摸彼此，男人对女人说：“我们也来一个活动周。”
同处于这样一个场景，卡罗和马尔科有了不同的生命感觉和身体反应。没有父母的马尔科觉得，这对父母太恩爱了，他喜欢他们这样，而他自己的性欲也被挑起。但卡罗不同，她知道父母并不像他们表现得这么恩爱，她看到父母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做表面文章而感到反感。
等回到他们的卧室后，马尔科对卡罗说，我们也活动活动。但卡罗说，我没有兴趣，我们计划一下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事情吧。
此时，卡罗的意志是，我们计划一下去巴塞罗那的事情，而马尔科的意志是性爱。卡罗没有顺从马尔科的意志，马尔科也不想顺从卡罗的意志，他说，我要去训练，甩门离去了。
这种冲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都比比皆是。谁都有自己的意志，而谁都想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并且就算自己想顺从对方的意志，也未必能知道对方的意志是什么……所以，冲突会不断产生。怎么处理这些琐细的冲突，是决定一个亲密关系是否幸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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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怎么处理这种琐细的冲突呢？至少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就谈事情A好了。
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办法恰恰就是，假设在事情A上发生了冲突，我去谈事情B，或者，在事情B发生时，我借事情B去谈事情A。
文格尔太太是这样做的，马尔科也是这样做的。文格尔太太借性感让丈夫顺从了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她的渴望——我叫你“宝贝”时你要亲密回应。马尔科没有这么聪明，他使用的B是极具杀伤力的。
作为实验班的“元首”，文格尔先生规定的制服是白衬衫和牛仔裤。卡罗不想穿白衬衫，第二天穿着红T恤去了学校。去学校的路上，马尔科说，你之所以不穿白衬衫，是因为你正是文格尔先生所说的那种人物——自私。
也许，他最想说的是，我想和你做爱时，你拒绝了我，你真自私。但是，他当时不能理直气壮地这样说，因为他的要求缺乏正确、伟大的含义，假若那时直接说卡罗自私，那势必意味着他一样自私，为什么非得要卡罗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就不能顺从卡罗的意志呢？所以，当时他只能找一个不那么伟大的借口B——我要去训练——而表达了他在事情A上的不满。
但现在，有了浪潮，那就不一样了。浪潮不只是我和你的，浪潮是我们几十个人的，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不为我的意志做牺牲，你总可以为这个集体牺牲吧？你做不到，所以你看，卡罗，你是多么自私啊！
通过“为了浪潮”这个要正确、伟大很多的名义，马尔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卡罗，而且这种指责看起来是那么正确。
我这样分析，或许看起来未免是太琐碎了，太小肚鸡肠了，但可以看到，这正是导演的功力所在，他几乎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与其他细节串连在一起的，每一个后面的细节都有前面的细节做铺垫。
利萨是卡罗的好友，一直以来，她羡慕卡罗的美貌，羡慕卡罗有一个优秀的男友，而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但她是好人，她不能直接表达对卡罗的羡慕，也不能表达对卡罗的怨气——好人们都有的那种怨气——“我这么在乎你，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但是，借助“为了浪潮”的名义，她可以攻击卡罗了。利萨对卡罗的攻击引发了马尔科更深的怨气。他对利萨说，为什么我非得和她去西班牙，说不定去了她会再找一个新男友而把我甩了。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马尔科想亲热而卡罗当时没兴致，但这个小冲突延伸下去，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冲突。既然那时你没有尊重我的意志，那么那时你的意志我也一样不会尊重。西班牙，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呢？你不听我的，我为什么要听你？！
想一想，这种冲突的延伸，或者说，意志较量的延伸，在你的生活中是何等常见，而它又是怎样逐渐浇灭了你亲密关系中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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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种种原因，对很多人而言，为一个细腻的感情事件负细腻的责任，体会到其中模糊、温暖而柔弱的情感体验，这真的很不容易。
相比之下，我们宁愿找一些粗糙的、但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其实是借口，好让别人服从自己，好让自己相信，自己那些意志是正确的。
因为戏剧排练的事，卡罗和利萨发生了冲突。利萨不谈排练的事，而说“你发火是因为浪潮没有按照你的指挥发展”。一切都是因为浪潮，浪潮就像是一个黑洞，把一切差异吸进去抹平，最后只归结为两点——你是“为了浪潮”还是为了你自己？
这样吵架的话，会变得容易很多，但总这样说话，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粗糙，离事情本身就越来越远。国内导演极少能达到《浪潮》这种水准，或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粗糙话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
通过一次又一次共同谴责卡罗，利萨和马尔科越走越近，在一个聚会上，利萨对马尔科有了暧昧，这种暧昧，如果什么前提都没有，就意味着背叛，而一旦加上“为了浪潮”的前提，就显得义正词严多了，至于其中那些难以言说的模糊的感受，就可以不必理会了。所以，一贯做好人的利萨，也可以主动去亲吻马尔科了。
但细腻的情感终究还是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当马尔科发现自己即将失去卡罗时，他清醒了过来，去找文格尔先生，要求他终止浪潮运动。文格尔先生同样也面临着即将失去太太的危险，所以马尔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持续了一星期的浪潮运动终于结束，但代价是，已将浪潮视为一切的蒂姆自杀了。
蒂姆什么都没有，所以放不下浪潮。假若文格尔先生没有太太，而马尔科也没有卡罗，那么他们会不会和蒂姆一样放不下浪潮呢？历史的回答是“yes”，将纳粹推行到底的希特勒，以及类似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们的感情世界，的确是空白的。尽管希特勒有爱娃，但据说他从来没和爱娃做爱，爱娃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文格尔先生问马尔科：你打了卡罗？为什么？
马尔科回答：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我变了一个人。我爱卡罗，但我还是打了她。
在我看来，马尔科之所以变了一个人，是因为他太多使用“为了浪潮”的借口，而远离了自己。其实，任何一个人随意使用那些伟大的名义，都意味着会远离自己。
宣布结束浪潮运动前，文格尔先生还装成元首的样子，发表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使用了很多伟大的名义，譬如德国不能做全球化的输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源头是不公正、富人可耻等，这都是一些常见的伟大名义，也即借口。
在生活中，更常使用的伟大名义也有很多。
例如“为了孩子”，大人吵架时，不去理会彼此的细腻感受，而宣称“为了孩子”；
例如金钱，两口子吵架可能会说，一切都是因为金钱；
例如才华，一个人会认为，我这么有才华，别人不接纳我，那一定是对方的问题；
……
如果想彻底远离政治上和生活上的纳粹主义，我们必须远离这种粗糙的话语，而要回到每一起事件发生时的细腻感受。当这样做时，我们就与自己内心取得了联系，这是我们立在这个世界上的根本。

几天前看《奥运档案》讲开幕式击缶排练背后的故事，有朋友问我对于此间表现出的集体主义精神作何感想，因为是短信来往，并没有深谈。作为我来讲，自己素来是表现得更个人主义一些的，但我对集体主义也并不那么排斥。

然后突然发现了这部《浪潮》，一看简介我就窃喜，它不正是揭露了所谓极权的、集权的、集体的七七八八的主义的邪恶面么？既然来源于真实事件，那么事实胜于雄辩，让我那朋友也看看这片子，比和我磨嘴皮子不有效果得多？

等到自己把它看完，心想，这下没戏了。这电影讲故事的手法连我都说服不了，还拿去给我那位倾向认同集体主义（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专制）且有着相当理论基础的朋友看，简直是苍白无力了。

从头至尾存在于我的脑子里的仨字就是：“不至于”呀。这部电影不仅没看出“独裁”之下怎么的消磨个性怎么的泯灭人性，相反，片子里头几位主角儿（尤其是那位自杀男和那位传单女）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个性使然吗？真正的独裁社会能让你随便持枪？真正的独裁社会能让你想退课就退课？

说个较真的话儿，如果真的要做这么个实验，那就得严格保证实验环境的各种条件（而电影里在课堂之外存在很多自由的环境），以及被试人员的随机性（而最初选课的同学本身就是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不然，得出来的实验结论经不起推敲，更难被检验了。

我也粗略去了解了一下发生在美国的那个实验事件，并没有这么的戏剧性。可以说，导演在刻意追求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忽略了太多的严肃的考量。即便抛却意识形态或者心理学的视角，单从艺术本身来评价这部电影，它仍然不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一部没有说服力更缺乏张力的剧情片。

由此我想说到本片在豆瓣受到的礼遇，打分是很高的，评价基本是一边倒的。我没有更多地进行统计和观察，但一个基本印象是，在豆瓣但凡和意识形态挂钩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受到了如此礼遇。对于真的好电影我无话可说，可问题是有那么多好电影吗？我想，每一个没有观看过这部电影的用户不需要别人来灌输、暗示和诱导，更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他们的大脑思考。

其实当我们如此而讨论起意识形态的问题时，我们对于极权主义或集权主义、独裁和自由、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等等一些词汇的概念并没有学理上的明晰分辨，对于历史本身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能哗啦啦说出一堆看法来。

比方说很多人说起看到此片想到自己小时候上课如何如何，进而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结论。我个人的建议是，是不是可以在分别考察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课堂教育之后再下结论呢？这个国家，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极权专制，并不是凭空在十年八年里产生的，都有着它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流变的呀。

我们都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从小耳濡目染了各种痕迹。当我们渐渐长大，意识到自己曾经受到的压制、蒙蔽甚至欺骗的时候，当我们欣喜地开始拥抱那个由真善美构成的精神世界，恨不得把曾经的自己踩在脚下的时候，请不要忘了，你接受启蒙的那个阶段所受到的那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可能已经深入到了你的骨子里，还是先认识自己吧。

最后我还是回到电影里来，其实片子里唯一打动我的地方，是开头课堂上自由的讨论（特别是那句“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德国不可能重演？”的诘问），可以窥见德国的公民教育，他们对于过往历史的反思和对于当下社会的关注，尽管还只是高中生，也依然秉承着德国人一贯的深刻和冷峻。我对这样的民族表示敬意。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这些我都是承认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浪潮”是什么？

开始上课的时候，同学们说纳粹不会再出现了，集权消失了。德国已经失去再掀起纳粹主义的民众基础。

听摇滚，喝啤酒，玩涂鸦。这就是现在这一代，当我们吃的饱，睡的足，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制服

作为中国学生，看到这部电影颇有体会，因为我们一直在感受着集体的“温暖”。

从小学开始，每周一看升旗，不能笑，不能带帽子，对国旗行注目礼，大声唱国歌。

必须穿校服上下学，不穿不准许进校门。课间做第六套广播体操，诺大的操场上整齐划一，尘土飞扬。

“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初二二班，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昂首挺胸，他们一个个充满了蓬勃朝气，誓在本次运动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方块队大踏步行进，来到主席台面前的时候要同时扭头，面向领导——团结拼搏！奋勇争光！

不允许有差异，排斥异类，这就是团体，这就是浪潮。

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赖纳对那穿着皮夹克皮裤描粗眼线自认异类的小伙子说：“每种衣服都是制服，都代表着你认同某一类文化”。

努力的追求个性，事实上是在把自己归类，某种意识形态，看看身上的衣服好了。那是你的制服！当一群同样品味的人聚在一起，你会认出来！

 

关爱
所谓浪潮，吞并一切，席卷德国。革命让人兴奋无比！

我们在集体当中，我们温暖。对于那些缺少关爱，缺少亲情，缺少朋友的人来说，浪潮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幸福。

“软脚虾”送大麻给那几个骂他的混混，人家问他多少钱，他对那些经常欺负他，看不起他的人说：都是朋友，所以免费。

马克缺少美满的家庭。浪潮有定期的集会，有一起组织的活动，在他比赛的时候，体育馆里从未有过的爆满，去为他加油，他能感受到从未得到的关注。

 

主动性

一切都是自愿的，参加课程，起名字，设计标志，制服，手势等等。

起初，没有人强迫你，但你能感受到这种主动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激情从何而来？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在做着某种“有意义”的事，与之前的生活不一样了。像要去实现什么...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参与，都无比激情万丈，设计网页，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手枪图案。标志到处张贴，宣扬“我们”的存在，甚至冒险跑到大楼上面去喷标志涂鸦。在一个伟大的理想面前，甚至生命都不值一提，还有什么畏惧的呢？

最激进的不一定是领导者，当集体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领导者只是一个手势，这股力量就会冲上去吞并一切。

最开始的时候赖纳让同学们集体踏步，感受一下共振的力量，并告诉他们，讲着无聊乏味的无政府主义的老教师正被他们踏在脚下的时候，同学们更加兴奋了。他们的脚步把楼下熟睡的同学振醒，让其他的老师感到惊讶。同学们感受到了集体踏步产生的力量，感受到这种力量让他们与众不同，感受到了他们的力量合并了起来，听起来就像一个人，这种力量影响到了那些陈腐的事物。

主动性胜于一切。浪潮是不可能熄灭的，只能提供一个方向。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失控。

 

特权

甚至是卡罗上小学的弟弟，也学会了利用浪潮的特权——必须完成手势才能走进校门。他们只准许认同自己价值的人进入，浪潮赋予了他们特权，他们品尝到利用特权的优越感。

人们总是希望自己被赋予某些特权。坐在汽车里的人看到挤公交车的人们，感到那种生活真是太痛苦了。

站在演讲台上的人，他说的每句话都被下面的人自己记着，他感到自己说的就是真理，他给了听众思想。

没有特权的人会感到恐惧，无名的恐惧，被排斥了。卡罗穿着红色的衣服出现在穿着白衬衫的人们中间，她被无数的眼睛盯着，好像她有麻风病，这种滋味无比难受。你只能选择穿上白衬衫，或者，远离这个特权阶层。

讽刺的是，很多人加入浪潮，却正因为这里的“无差别性”。因为没有等级，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富有，没有谁比谁漂亮，在浪潮里，大家都穿白衬衫，牛仔裤，大家都一样，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一种表现？

不加入浪潮，你就是敌人；加入浪潮，你就是强大力量的一份子，没有人再敌视你，你会无比温暖。

这就是拉帮结派的理论。独裁政府无形中形成。

 

纪律

在集体中生存，必须遵循集体的纪律。

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

影片里，学校排联话剧的导演因为演员们不听自己的安排，终于发怒了，他对着所有的人大喊，他“命令”所有的人必须按照他的话行事，他要排一出有意义的话剧，不然，就彻底不干了。

结果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因为所有的人都照办了，而且他们都乖乖的奉命。

我们经常说，有些人叫“被虐狂”，事实上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人在被安排，被指使，他们习惯了，因为他自己没有方向。而且，他们大多服从强权，害怕暴力，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指令并完成，终于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

“独裁政府”上课之前，所有的人要起立。这在德国，是件相当不同寻常的事，但在中国，我们一直遵循着这种“纪律”。班主任说：“上课！”。班长说：“起立！”（他为自己能说这两个字感到无比优越，我知道，因为自己也曾经那样愚蠢。）。同学们说：“老师好！”老师说：“同学们好！”然后才能坐下。

是的，这是社会，这是纪律。我们给你画好了圈，别太玩出位。

 

水球

影片另外的隐寓，在于水球这项运动——在浪潮之中搏击。战胜对手，那是着浪潮的胜利。

马克从一开始的单打独斗，到学会了与队友配合（这也是浪潮的好处，学会与集体相处），接下来仇恨对方，甚至将敌人置于死地......

浪潮的所有支持者来看比赛，加油呐喊，都穿着制服，卡罗因为不愿穿制服而被排斥在外。卡罗因为印制大量反“浪潮”的文件，与男朋友马克发生争执，马克打了卡罗。

冷静下来的时候，马克才明白自己干了多么愚蠢的事情。

 

我相信，存在的就是有道理的。因此，认同哪种理论都无所谓，排斥相反的观点也没有意义。

德国是善于反思的民族，种族主义信息传达的也很隐蔽（课上说到东德、西德、土耳其人的差异等，又提到为什么有些运动鞋那么便宜，是不是因为是中国制造）。

电影的意义在于让人看到纳粹的精神，根植在任何人的心中。这不是德国独有的，就像光明和黑暗总是同时存在，只不过某些时候黑暗压过了光明，大多数人需要的是平衡，因为那样“显得”比较正常。

 

电影导的很青春，不枯燥，夹杂着年轻的音乐和愚蠢的冲动（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拍摄形式有些类型化）。顺带一提，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想到了两个异常优秀的电影：

一、关于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大象》；

二、关于集权回忆的《迷墙》。

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在领导者的强化带领下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集体主义的极端表现使得一场无法遏制的专制浪潮越演越烈。无论在何时何地，当这些浪潮涌入，该如何抵挡抑制翻涌而至的浪潮打击？是积极对抗，消极抵抗，抑或盲目顺从，不同方式的模式开启，都将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建立一个独裁集权的团体只要五天，但一旦建立，想要结束时就没那么容易了，对群体的归属感是难以抹去的。摄影和配乐都很棒，一群浪潮的学生在街上喷涂鸦的一段很过瘾。马克思·雷迈特的表现和颜值让人印象深刻。很能反应现实的题材。
一部讲述独裁体制产生的电影。之所以大家评分很高可能是因为它切中了东西方的一些历史现象，但平心而论个人认为它并不能说是一部佳作。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叙述的深刻性：这一事件说起来很简单，然而为了铺开剧情导演引入了许多冲突——但它们让电影的思想变得杂而不深；电影中规中矩地展现了极权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它们产生的根源没有加以探讨，最后的结尾也缺少必要的沉淀，尽管我对结局的处理比较满意，而且也不缺铺垫。除此之外，这部电影有些沉闷。

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中学生到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对此，历史教师Ron Jones给出的答案是：五天。1967年，在加州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的课堂上，他通过精密布置的“教学实验”，让超过两百名学生卷入一次纳粹化的“浪潮”，甚至欲罢不能。一切的转变，仅仅用了五天。

四十年后，德国人重新拾起了这个桥段，改拍成了电影《Welle,Die》。

改编后的剧本把情境转移到了当下的德国，Ron Jones变成了孤僻、执拗、略显神经质的“文格尔先生”——这一性格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留小胡子的大独裁者。更有意思的是，片中的文格尔原本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分子，是安那齐运动的铁杆粉丝，剧本中也与时俱进地提及了当今德国社会新纳粹与无政府主义日益激化的冲突。

在一座普通城市的一所普通中学，学生们像所有正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一样任性、各行其是、一盘散沙；水球队总是赢不了球，剧团永远在争吵，甚至连一部像样的话剧都排练不出。这种无精打采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某次“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在“独裁政治”的课堂上，莱纳·文格尔面对着几十个只想混学分的学生。

“你们认为独裁专制在当今的德国不可能重演，对不对？”文格尔先生意气风发，“那么我们试试看吧。”

很快，学生们被要求彼此信任、互相帮助、标准坐姿、统一制服，甚至用同样的语气和语速回答问题。这一切新奇而有趣，固执己见者很快就被孤立和排斥。
随着“浪潮”的成立，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效几乎立竿见影；“学生们干劲十足”——文格尔的试验得到了校方的默许和支持。可也就是在这个当口，情势已经不在任何人的控制之中……

影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转变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最先感到不适的，是聪明、漂亮、自我意识强烈的Karo和Mona，因为整齐划一的要求淡化了他们身上原有的光环，于是她们迟疑、退出，乃至变成反对派。很难说她们的初始动机有没有一点自私的心态作祟，但是她们的警醒终于成为一抹难能可贵的亮色。

与之相反，在集体运动中得势的，却是平时表现平平，不受瞩目的学生。他们之所以成为“浪潮”最忠实的拥趸，恰恰是因为集体主义的光环掩饰了自身原先的软弱无力，他们藉此得到了平时从未得到的尊重、关注与信任。这种对于群体认同的依附成为了危险的种子。当“软脚虾”Tim最后用枪指着文格尔，文格尔只是平静地说：“你杀了我，就没有人可以领导浪潮了。”一句话即让Tim彻底崩溃，因为对他而言，生存的意义已然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一个强大的集体，和一个强大的凌驭者——而他又深知自己永远不能成为这样的角色。

伏尸二人，血流五步。文格尔先生最后在警车上陷入了无尽的困惑——一次旨在揭露独裁政治危害性的课堂实验，却是如何展示出“万众一心、其利断金”的欺骗性，甚至让他自己也迷失方向？一个参与过无数次街头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却是如何在几天内变成一个一呼百应的独裁者？一个互助的、奋发向上的氛围为什么最终会被两声枪响彻底粉碎，让所有人重新陷入迷惘与不甘？回顾一切发生之前，那所涣散的、毫无朝气的学校——那未必是最好的状态，但的确是最安全的状态？

就影片本身而言，对题材的处理或许流于浅表，但其表现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仍值得尊敬。过去在一系列影视作品甚至电子游戏中——无论是《重返德军总部》、《地狱男爵》，抑或更早的《吸血纳粹僵尸》，都出现了把纳粹主义妖魔化的倾向，如此轻率的健忘令人无语。自由主义与专制之争从来就不是至善与至恶的斗争，纳粹也根本不是从天而降的政治怪兽，它是个人对“同质化”的基本诉求，它就在我们身边，出现于每一个普通人的闪念之间；根本无需特制的培养基，稍不留意，它就会茁壮成长，吞噬一切。一个失意的画家、一个平凡的教师都可以让它复活。并不是只有德国人才应给予足够的敏感。

在2008年的圣丹斯电影节，文格尔的原型Ron Jones出席了《Welle,Die》的全球首映式。在此前的一次采访中，Ron Jone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