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7月28至8月1日，到西宁参加今年的第15届First青年影展，只看了20部竞赛长片中的6部电影新作，当时没有及时地在豆瓣上发表意见及打分，为的是等等影展评委的评价结果。现在影展颁奖典礼过去了，影展最后的评奖结果似乎与我的见解不大相同，对比一下，似乎可以思考一些问题。

我只看了6部竞赛长片，心里对它们的打分是：剧情片《浊水漂流》四颗星、《裙子剪刀布》三颗星、《一个人的葬礼》三颗星、《最后的告别》三颗星；纪录片《孤注》四颗星、《两颗星球》三颗星。

评委会最终把最高荣誉“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同时颁发给了影片《最后的告别》，给了《一个人的葬礼》“一种立场”荣誉；《浊水漂流》获得“特别荣誉”。这和我的判断不大相同，倒是由每场观众现场投出的1.5万张选票选出的“观众选择荣誉”最佳剧情与记录分别是《浊水漂流》、《孤注》，和我的喜爱相同。 再看看一些高校青年学者自发地在First影展中打出的影片评分表：

你看，他们里面对《浊水漂流》、《孤注》、《一江春水》（此片女主获得评委会给的最佳演员荣誉）也都打出了高分；《最后的告别》和《一个人的葬礼》只得了2.8及1.6的及格和不及格分。 最近一篇《青年导演“死于”豆瓣开分》的文章也颇引人注目。 现在在豆瓣上，《最后的告别》和《一个人的葬礼》的得分是7.0（330人次）和5.8（359人次）；《浊水漂流》达到7.8（1043人次）、《孤注》8.2（742人次）。我没有看过的《一江春水》7.1（491人次），口碑也很不错。这篇文章指出“豆瓣无罪，而在于我们的评价体系过于单一。” 对比这些，我并不是在非议本届First影展的评委们的工作。我体会他们是在坚持以“提倡青年人的创新精神和艺术探索”为原则的评价主张，这和去年评出的两部极具创新、先锋意识的最佳影片《情诗》豆瓣6.8（785人次）及“一种立场”荣誉的《艺术死了》豆瓣7.1（598人次），一脉相承。

此次观影和评价过程，使我想起了41年前，我们第四代导演刚刚出道时的一段往事，更回忆起当时张骏祥老导演的一次演讲《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

那是在1980年初春，文革结束后电影局召开的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会议上放映了被打倒、停拍电影十年的老一代电影人在1979年拍出的新作：《李四光》(凌子枫）、《归心似箭》（李俊）、《从奴隶到将军》（王炎）、《啊，摇篮》（谢晋）、《二泉映月》（严寄州）、《傲蕾一兰》（汤晓丹）、《吉鸿昌》（齐兴家、李光惠）、《北斗》（周予）等佳作，也放映了第四代青年导演当年刚刚拍出的处女作《苦恼人的笑》（杨延晋）、《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小花》（张铮）、《瞧着一家子》（王好为）等，新老导演们对它们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结合作品和当时正流行的理论文章《丢掉戏剧的拐杖》（白景晟)、《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张暖忻、李陀）的艺术大讨论，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老导演，在创作会上做了《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的长篇发言。

张骏祥导演（1910年12月—1996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研究院；解放前后创作执导过话剧《边城故事》、《万世师表》、电影《还乡日记》、《乘龙快婿》、《翠岗红旗》、《燎原》、《白求恩大夫》等。他还是一位著作盛丰的电影理论家，专著有《建筑我们的剧场》、《导演术基础》、《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等。这次的发言后来整理为文章《用电影的手段完成的文学》，在《电影文化》1980第二期上发表。

老导演在发言中对我们青年导演当时正热衷的“长镜头”、“时空自由”、“黑白彩色交错”、“视听意象”等“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给予当头一棒：电影语言“无所谓现代化及非现代化”，你们今天迷恋的各种“新”手法，都是过去许多国家的电影导演使用过的。电影，特别是故事剧情片，应该是剧作内容与电影外在形式的相互有机结合。电影的剧作技巧则是继承了人类千年的小说、百年的戏剧历史创作积累的经验及手法发展而来，因此电影不仅不应该和“戏剧离婚”，还必须与戏剧、文学永远“结婚”！这篇发言及后来发表的文章曾引起电影界长期的讨论，当时我们年轻气盛，似乎很不服气，反驳的文章、言论不少，

几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实际上早已接受并赞同了张导演的观点；我也在创作和课堂上反复重复着这一观点。所谓电影的“文学价值”就是指的电影剧作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主题提炼”三大核心。

这次西宁First影展获奖的《最后的告别》、《一个人的葬礼》的两位青年导演都在我们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过，在影像创作上很有才华，富于创造精神及追求魄力！前者突出的是视觉浅焦点、独特的诗意造型意象；后者刻意使用“狗的视角”，全片无对白、黑白影像；明显地看到他们崇拜的塔尔科夫斯基的《伊万的童年》（1962）、日本新藤兼人的《裸岛》（1960）等经典电影的影响。但是，除了精致、出色的影像创造外，两部影片的情节、人物叙述均薄弱、凌乱，主题提炼含糊，严重影响了观众的接受度。

时隔41年，我也想向今天的青年导演们再次呼吁或建议：“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尊重就是要学习、了解文学、剧作的重要性，就是要让创作站在“文学的肩膀上”！

你们看看第三代、四代、五代导演的处女作或代表作，多数都是成功的小说和戏剧改编的，如《芙蓉镇》、《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等；第四、五代代获金鸡奖最佳影片的《城南旧事》、《野山》、《红衣少女》、《人生》、《老井》、《秋菊打官司》等也是小说改编；我自己留得下去的几部作品《湘女萧萧》、《本命年》、《黑骏马》、《香魂女》等也无不是站在沈从文、张承志、刘恒、周大新等作家的肩头攀登；小说改编或原创电影剧本要有好的电影剧作家出力，《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巴山夜雨》、《邻居》、《孙中山》等，均是因为有功力成熟的剧作家做基础。

现在似乎青年导演自编自导是个时尚。但是，导演们自己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多数导演是没有独立创作剧作的能力的。”（这是我在导演教学里常说的一句话） 导演的职业造成我们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找剧本、拉资金、制片、处理合作关系等等繁杂事务活动之上；而且拍片题材不断变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聪明、再有才华的导演，也很难像作家或剧作者那样沉静下来，长久地观察、体验、分析生活中的人与事，细致、从容地构思、想象、打磨作品。所以，建议青年导演们要注意增强自己的文学、剧作素养和技能，要主动依靠小说、戏剧及专业剧作者的力量，使自己的导演创作生涯更加顺畅、长久，少走弯路。电影的内功与外功都必须具备，只想着自我表达、技艺探索，对情节叙述、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类型把控的内功不下功夫，即使可能偶尔获得赞赏、奖项，却很难走向观众及市场。First近期的一些获奖影片很难成功地走入影院或网络市场的现象，值得研究。

有的青年导演说现在好的作家及小说太少，不像你们八十年代那样繁荣，没得选。其实，现实可不是这样。不仅新时期出现的作家们一直在继续创作，如刘震云、余华、贾平凹等最近都有长篇新作问世，中篇小说的新人新作就更多了；至于网络文学中的新作者、新作品更是海量涌现，《琅琊榜》、《庆余年》、《无罪之证》、《隐秘的角落》等成功的网剧就是明证。而古代、近代、现代中国作家们的著作，如四大名著、明清小说、戏曲；鲁迅、张爱玲、沈从文等等，则更是我们影视导演们永远开掘不完的宝藏。

再说一遍老话，“尊重电影的文学价值”！

拉杂写下的一些感想，仅供拍摄自己的First影视作品的青年导演们参考。

2021-8- 9 北京

《最后的告别》英文名《a white cow》一部处于失语的剧情片，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爽感所带来的观众与荧幕的对话。当生命面对摧残时，这种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这种痛苦的撕扯，依然会在你我心中如刀绞。这是一部用电影讲述生命的故事，也是一部让你我感受生命在虚弱的时刻带来的呼吸声。

因为同预期的类型期待并不相称，前半段节奏对于会有点不适，但大概到中段先前铺设的线索开始往回收时，代入的东西便多了不少，开头的几个复杂的镜面调度初看还是会有被震撼到。

但节奏渐进，新鲜感消逝。明显可以感觉到镜头语言的系统都是源于无比熟悉的大师们，典型就是从老塔到锡兰。 不难看出导演对于欧洲大师长镜头的汲取学习，视觉设计上的风雨水火、桌子上莫名摇撼的物件、手电筒、钟表、蚂蚁、蚊虫…… 但换个庸俗的词便是“集大成者”，因为镜头语言的系统并不新鲜，从老塔的风雨水火到锡兰本土式的嫁接，甚至《伊万的童年》水井构图以及《三只猴子》里浅焦景深走出的借尸还魂的基本就是照搬。 导演自述是发小真实事件改编，但事件本身悬疑感和惊悚感十足，聋哑人与无言之牛的二位一体到对外部世界恐惧的声音通感都是亮点，但局限于视听。使得真实事件过于概念为先了，追求电影本体似乎抽象的感觉，忽略了人物情感实的存在。

个人在现场只打了三分，但应该是过于苛刻了，满分十分的话七分肯定是有，推荐适于所有艺术片的影迷。但个人始终认为创作者本身选择这样的一个创作路径，却没有走的更远更深的话，那只是大师徒子徒孙用剩菜回炉重炒所呈现的一场视听盛宴。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马孔多本是个与世隔绝的小镇，相较于吉普赛人的到来，失眠症的入侵似乎才是更大的威胁。为了抵抗随之而来的失忆，何塞·阿尔卡蒂奥会用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可是标签本身并不能使人记起它的功用，一切仍需详加解释。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在张中臣的处女作长片《最后的告别》中，影片的男主角方圆本身就是个先天聋哑人，那个靠词语维系的现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可讽刺的是他始终无法与过去的痛苦记忆作别，并且几乎享受不到言语表达所带来的情绪释放。可是这些都不算问题，就好像语言本身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透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镜头组合，导演无疑是找到了一种描述失语者世界的自由。饶有趣味的是，导演似乎又不全然信赖画面的叙事潜力，贯穿影片的浅焦摄影似乎暗示着男主方圆所能看到的那个世界本身也是残缺不全的，暗合了他失落一生中与外部世界的隔绝。

撇开男主的先天聋哑身份不讲，寡言少语的现象在艺术片中并不少见，蔡明亮影片中的李康生本身也是个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失语者。在《最后的告别》中只有寥寥几句对白，节奏迟缓又滞重，仿佛影片本身就还原了一种与聋哑人交流带来的困难，本质上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事实上，语言本身是会给人带来惰性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去听别人去说什么，习惯了去看有大段对白的电影，于是一旦别人突然不说话了我们反倒是无所适从的了。当然，在脱离了台词或说言语的情态下导演本身并不畏惧讲述本身，他反倒提供了更多关于观看的可能性。

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慢电影”导演，其实他们本身也是无法忍受静的本身，却又抵抗盲目运动的诱惑。诚如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所说，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在《最后的告别》开篇其实我便已经感觉到，导演在寻找动与静之间平衡所做的努力，并且是如此的令人难忘。远处青山中静观一切的观音，水中的波纹，以及之后颇具象征意味的白牛缓慢地走来。

当然，导演肯定不会不知道，在一部充满了意象之美的影片中，如果观众找不到属于他自己的诠释，就很容易迷失在抵触的情绪之中。但换个角度，《最后的告别》似乎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宽广的角度去臆测埋于其中的潜意识，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他理解的通道。比如对于我，影片中男主方圆拉马车的梦魇般的画面，很容易联想起贝拉·塔尔影片中人马皆疯的执念以及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幽灵马车》一片中的鬼魅气息。

事实上，我们都发现张中臣所描述的乡土世界与印象中的现实主义题材大不相同，甚至与我们认知中的现实世界中人物的情绪感知模式有点背离。换个通俗的说法，他的影片是不是也缺乏了诸如侯孝贤电影中的人情味和烟火气？但这不代表，他不关心人物的情感走向、遭遇、交流困境、家庭变故带来的隔绝，只不过他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通感手法让情感和事件都融为一种抽离的姿态。我猜测，这可能与导演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有关，他似乎畏惧在影片中渗入更多的现实，就会破坏了自己内心的理念世界，于是他只能选择一种他所认可的方式去描述一种乡村现实，并尽可能地摆脱一种穷山恶水的审美。是抽离的，所以也是现代的。仔细察看，在浮于乡村表象之下的，其实是导演对于地形与材质本身的迷恋，我倒反而更想看一部由张中臣所拍摄的都市电影了。

原文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

撰文：葛诗凡；编辑：温丽虹

1.起点

北京的西土城路4号，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个承载梦想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想当导演，包括保安。

早上七点，C楼保安监控室里，张中臣摘下对讲机放到一边，脱下保安帽，解开别着保安袖章的制服大衣，套上自己的羽绒服。2013年2月的一天，他下班了，今天是他的开学日，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剧作专业的新生。

此前，他已经在北电做了一年多的保安，蹭了一年多的课。多了个学生身份，他就又有理由在北电多呆两年。

北电的校园不大，从保安的角度来看，它有五个校门，最大的西门要有保安值守站岗。每幢教学楼的一层，都会设置一个问询台，保安会负责坐在那里。C楼是保安队监控室所在的地方，实时播放监视器录下的影像。标准放映厅周一到周三播放电影，保安需要检票、把门。校园的每条小道上，保安带着手电筒和对讲机，巡逻、在执勤点打卡。

从2011年到2015年的四年间，这些岗位张中臣都呆过。

每天下午两点，是他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保安队会全体在东大门集合，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在宿舍穿戴整齐好保安制服后，他把帽檐压到最低，跑着穿过人流，迅速把自己埋到队伍中间。他不想让相熟的学生认出来。

C楼的监控室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比宿舍还久。大部分时候是在晚上，十一点上班，次日七点下班。北电的监控室有一整面墙都是监视屏幕，被分割成十几块长方形，上面分布着北电的角角落落，俯视着碰巧经过的行人。张中臣对正在发生的影像没有太大兴趣，他在监视屏前支起另一块电脑屏幕，放贾樟柯和比尔·道格拉斯、黑色电影、法国新浪潮，沉浸到自己构造的影像世界。

监控画面显示，徐浩峰走进了西土城路4号的大门。两分钟后，张中臣又在链接教学楼C楼门口监控的显示屏里看见了徐浩峰，导演往114教室的方向拐了过去。

张中臣面前，监控室墙的另一面就是114，北电最大的阶梯教室，备受学生推崇的热门课往往都安排在这里。有时，来蹭课的人们会把教室的过道都塞满。徐浩峰在北电的《视听语言》也在这里上课。

徐浩峰的电影里遍是武侠、侠气，上课时则喜欢讲新好莱坞时期的美国电影，从《荒野大镖客》讲到《教父》，分析经典的镜头。现在，好莱坞经典结构的分切已经不再吸引张中臣。在北电的四年，他看了许多欧洲电影，渐渐地，他站到了用诗意承载更多表达可能的那一派中。这不算反叛或者推翻，只是另一种方向的生长。不过张中臣喜欢听徐浩峰讲《视听语言》，因为他讲课金句频出，很少重复。张中臣前后听了四年，不会感到厌烦。

早晨7点，夜班结束。张忠臣脱下保安制服走出监控室。他戴着黑框眼镜，身形瘦削，本就在上大学的年纪。脚踩着一双帆布鞋，他很快就混入了上课的人群中。

在踏入电影学院之前，张中臣过早地被扔到流水线上，承担起生活。2010年，他大专毕业后，进入安徽芜湖一家空调制造厂工作。这里离他的老家砀山县有7小时车程。高中毕业后，每个暑假他都在流水线上度过。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工厂是新时代的田地，前途既定安然。

在空调厂，张中臣被分配到胀管车间，做空调外机所需的过滤网。前面的女工给一个网片穿上十根铜管，配件躺在流水线上经过张中臣，他一次取下三片网片，放进胀管机，关门，按下开关，几米高的机器就压下来——轰隆轰隆——叶片成型，每个流程不过几十秒。这样的动作他每天重复做12个小时。

2.松脱的螺丝钉

厂房外的开发区，三车道的马路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开阔，方便大卡车进出于此。从高空俯瞰，一间间工厂四四方方，模块式地嵌在城市和乡村中间。工人可以在厂区完成任何事，吃饭、娱乐、结婚生子。张中臣租住的公寓楼属于奇瑞汽车厂，新晋的员工分到一间单人宿舍，有了意中人后，可以用员工价买一套两室一厅，在厂区成家、完成生命的延续。

一次，胀管车间隔壁车间的一个电工在检修电路时触了电，从两层高的机器上摔下，跌落的瞬间就失去了意识。张中臣看着救护车拉走了那个电工。此前，他们是烟友，是在工作间隙围在一起抽廉价香烟，在烟雾下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工友之一。他们还曾在半夜爬上大卡车后面乘凉、睡觉，但谈不上有多相熟。那之后，张中臣再也没有见过他。

电工的意外，让张中臣意识到，工厂区许诺着安稳的未来，也伴随着危险和意外。有时，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升起又落下，张中臣会想象在某个失控的瞬间，自己的手会落得和网片一样的命运，被无情地压成薄片。

想要逃走的念头冒了出来。他想起大二的暑假，在一家制造风力发电叶片的工厂打工。两半叶片合模的时候，需要工人爬到中间一点点地刷胶。天津的盛夏，模具底座不断加热，他被封闭的防护服包裹着，给叶片刷胶，一路刷，一路往叶片中心走。越往里面，叶片的缝隙就越狭小，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黑洞，没有方向。

流水线上的一颗零件松动了，只是还不知道落向何处。2011年国庆假期，张中臣坐着绿皮火车北上到北京电影学院，投奔在那里当保安队长的哥哥。在北电，他每天混入上课的人群，在校园里闲逛。

一天下午，他晃荡到114教室，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学生，张中臣随意挑了个位置坐下。那是第一次，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听听看北电的课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告诉学生这堂《大师研究》要研究李安的《喜宴》。窗帘拉合、灯光熄灭，教室旋即陷入漆黑，唯一的光亮在大屏幕处。课上播放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的一场戏，男主向父母宣布下午结婚的消息，西方简单的结婚公证和东方隆重的仪式传统产生了冲突。

放毕，老师打开灯，在黑板上画机位图，这场戏五个角色，用了三个摄影机，通过镜头的剪切和衔接表现出了人物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冲撞。

《大师研究》是北电高年级学生才会上的课，那时候，张中臣不知道这叫拉片，他所理解的电影就是村委会露天放的抗日片，县城电影院里放的好莱坞动作片，同学在录像厅租借的港台警匪片。

张中臣单纯地被电影吸引了，问哥哥要来了北电各个专业的课程表，穿梭于北电的各个教室，能蹭的课他都蹭。年底，为了维持生计，张中臣去应聘了北电保安的工作，保安队的工资是他在空调厂的一半还不到，但包吃包住，让张中臣在北电有了落脚处，方便他白天在这里蹭课。

一天上夜班，张中臣打开了贾樟柯的《小武》，小武在一辆晃荡的城乡巴士上行窃。贾樟柯的汾阳与张中臣的砀山交汇出了叠影。这辆巴士和张中臣初高中每周从学校坐回家的那辆一模一样。从砀山县城到他的老家张庄村，有五十分钟的车程，那趟车破破的，人也没那么讲规矩。有个角落的座位被拆了放轮胎，大家就凑合着往轮胎上坐。张中臣背着书包，妇女牵着孩子，老人提着X光片，巴士依次在村镇停靠，大家各怀心事。

高中时他不想在学校待，也和小武一样，终日在县城晃荡，去网吧、游戏厅、台球厅。他漫无目的地压马路，有时在远处看朋友打架。影片里警察穿的大衣，他妈妈也有一件。

原来电影可以拍身边的小人物，创作也没那么复杂，他想。从流水线上松动脱离的零件，在那时找到了想要落下的地方。

3.想表达的

第一次举起镜头，张中臣从模仿开始。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给了他灵感。2013年冬天，他借来相机，将镜头对准边缘的人：北京西站里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奔赴流水线；天安门礼花下，保安正在站岗。他和张中臣一样，无法在春节返乡。生命力在镜头里、在北京的积雪上氤氲，琐碎又鲜活。

那个夏天，张中臣开始寻找自己想表达的。回老家探亲时，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村庄。他拍打扑克，三四个人围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后面又三三两两围成了松散的圈。他们打扑克特别用劲儿，喊着“对A”，啪一下把一双牌甩到木板上，眼里透着得意。张中臣用镜头放大他们抽烟的姿势、脸上的褶皱，真实的生活因为镜头的截取，有了电影感。

西瓜结成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张中臣的妈妈沿着田埂，给每个瓜苗松土施肥，相机跟着妈妈，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回家时，妈妈在河边的柳树下捡了一捆树枝。镜头里水面闪着波光、柳树随风飘摇，妈妈转过身来冲着镜头笑了笑。这个画面击中了张中臣，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拍《最后的告别》，水面和柳树组成了全片的第一个镜头，也定下了全片的美学基调，明亮又干净。

一个赶集的日子，张中臣拿着相机，坐上爷爷的三轮车去集市。小贩们带着应季的蔬果，从村庄汇入镇上，招呼着买卖。砀山酥梨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后来卖不上价，有几年梨子都烂在了坑里，很多梨树就被砍掉了，包括他家的。张中臣记忆里满园的梨花已经变得很淡了，村里簇新的楼房逐渐取代了一层的砖土平房。甚至连他的父母，也在几年后离开了村庄。

镜头带着张中臣去重新审视这块自己生长的土地，原来他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村庄被时代推着走，个人在里面沉浮。想法逐渐明晰起来，他决定拍他的村庄，而切口可以是那一桩杀人案。

张中臣的童年，被十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分割成两半。九岁以前是亮色调的，太阳能照得皮肤反光。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没多受管束，和发小在田间爬树打闹，在树林里捉蝉猴，走几里地去村小上学。夏天太热了，一家人就睡在屋顶上。

九岁那年，张中臣升三年级。开学前夜，发小被他的亲生父亲杀害了。凶杀发生得没由来。男人患有精神病，半夜里找不到手表，就拿斧头把睡梦中的两个儿子劈死了。命案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着村庄，张中臣不久之后就被父母送去了更远的小学，告别了在村庄生活的日子。

发小的墓地逐年被杂草掩盖，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每次回到老家，一个念头就会浮现在张中臣脑海里：如果发小没有被杀害，他该如何面对父亲？这成为了张中臣的长片《最后的告别》剧本创作的原点。

4.保安队和乌托邦

《最后的告别》的主人公方圆是一个聋哑人，三十出头，在工厂当保安。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他的父亲在精神病院杀了看护潜逃。故事简单，人心复杂。

复杂的人心浮在脸上。全片大量的镜头给了方圆近景特写，这张脸承受苦难、疏离淡漠。

饰演方圆的是张中臣的保安同学王耀德。在北电读书的时候，王耀德就是张中臣的主演，演过保安、销售员和杀手。

那时候北电保安队二十几人，有七八个人特别爱电影。来到北电，有些为了逃离，张中臣逃离流水线，王耀德逃离家庭。还有些为了梦想，比如李想和张秘密，都毕业于师范大学，想考北电的研究生。他们都爱电影，也都没什么钱。

李想相当于张中臣的半个电影导师，带他入了门。相对于其他白纸来说，李想那时候已经对许多电影理论信手拈来，他的硬盘里，按类型、按导演躺着很多张中臣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冷门艺术电影。那时候，宿舍随意地贴着电影海报，聊得也大多和电影有关。他们从来不聊未来，好像期待这个被电影填满的乌托邦不会醒来。

有时候他们需要提交一些短片作为课程作业。几个人凑一块儿，签下“对赌协议”：一周内交不上作业的，罚款五十块。有些北电学生的一个作业就能启用一个完整的剧组。保安队的同学没有相机，就用手机拍摄。没有苹果电脑，就借电脑剪辑。人员也都是互通的，我做你的剪辑，你做我的演员。

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空荡荡，成了他们最自由的时光。一次，张中臣写了个小剧本，在当时住的二号公寓拍，剧名就叫《二号公寓》。王耀德本色出演保安，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了鬼。学生时代的短片顶多称为习作，不过这倒让张中臣喜欢上了剪辑。他没什么预算来制造道具，就用后期把水池里的水渲染成红色，通过倒放、拼贴、配乐等手段营造恐怖的氛围。剪辑对他来说，是二次创作。他帮张秘密剪过记录短片《浮草》，记录了北电几个保安的上班片段。上手后，逐渐有些学生把作业交给他剪。

毕业之后，张中臣很长一段时间以剪辑为业。他从现场的剪辑助理做起，跟着剧组全国跑，在空余时间剪一个自己的版本，与剪辑师的对比。这是一个有趣的学习过程，剪辑师像第二个导演，通过对画面的编排，拯救演员浮夸或者不足的表演，控制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同样的原料，煮出了两碗不同味道的汤料。

2019年开年，张中臣已经剪了十几部剧情长片了。他觉得他对影像有了掌控感，有能力处理好现场的各种状况，也就是说，他有信心作为一个导演制作一部长片了。

《最后的告别》的制作班底，和学生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剧组人员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朋友的朋友，主演依然是王耀德。独立导演要拍电影，起初只能求助身边的人，张中臣联系了之前的保安同学们。当时他们已经散落各地，王耀德回了老家，送外卖维持生计，同时进行剧本创作。收到张中臣的邀请后，为了演好聋哑人，王耀德去聋哑学校呆了半个月。张秘密离开北电后一直在拍纪录片，有时候穷得连烟都抽不起，他成了张中臣的演员副导演。李想是最后一个离开北电的，他拒绝了张中臣的邀请，他只想当导演。

2019年6月底，《最后的告别》在河南平顶山开机。钱是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出于对张中臣能力的信任和肯定。电影里，还临时凑了一些演员。王耀德在体验生活的聋哑学院找到了饰演少年方圆的演员。剧中的爷爷是平顶山当地村民，带着他的老牛出演。用着几十万的小投资，最省钱的配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把这部影片拍了出来。那个夏天，大家好像梦回了在北电的乌托邦生活。

5.下一个阶段

2021年九月初的一天，张中臣去了趟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打算选几本新进的电影书籍。他保持着每天看一部电影的习惯，最近看的是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一部讲述中年男人通过酒精越轨的电影。

听说我喜欢侯麦。他说：“那你应该不喜欢我的片子，我的片子几乎没有对话。”的确，《最后的告别》几乎没有没有对白，很少有这样的电影，完全借由影像本身进行叙事和表达，画面构建的意象所指涉的意义，比单纯的对白传达的还要多得多。

这确实符合他本人的风格。他话少，几小时的采访后，他觉得采访时说的话，超过了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张中臣觉得自己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重复的，却在重复中不断发现新的事物。最近几乎天天在剪片子，有时候剪辑累了，他就出门溜达，散步的范围总是不会超过家附近一公里。

但在重复的一公里内，每天也能看出新的东西。他习惯从不同的“机位”观察同一件事物，今天走了天桥，看到人行道的角落有一个垃圾桶，明天就走到对面，看构图有什么变化。

有一天他起的比往常早，阳光洒在白色的桌面上，被玻璃杯折射出一个棱角分明的半圆体，他记录下了这束当天八点三十分的光线，又盯着光束游移了七分钟。他对光线着迷，觉得一束光打到了白纸上，有了阴影，一层平面就有了立体感。《最后的告别》画面特别亮，张中臣说，明亮才能衬得出黑暗。

导演的眼睛就像镜头本身，打捞生活中不被人注视的事物。张中臣的镜头，捕捉着后视镜中的蓝天，水坑里一棵树的倒影。镜像就这样成为了导演影片中一种表现手法，他让主角方圆通过橱窗的反射观察远处的母亲、在后视镜里看到差点溺死的自己。

2021年8月2日，FIRST电影节颁奖礼，《最后的告别》包揽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张中臣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了本次电影节最大的黑马。这是张中臣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FIRST放映期间，《最后的告别》声量很小，他们甚至连返场座谈会都没有。

最佳剧情长片的颁奖词评价他：“以身体力行的勇敢与真诚，照望那些被隐去与忽视的痛楚和面孔，在有限的时长内展开漫长的岁月，并以电影的温暖，尝试抚平那些折痕。”张中臣猜，是他的真诚让他得到了肯定。

生活开进了新的一章。荣誉改变了一些事情原本的逻辑。

最明显的是资金。《最后的告别》做后期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差二十万，这是硬成本，省不了。他拿着粗剪好的片子，见了几个投资人，都没了下文。最后还是团队的人东拼西凑挤出来的。

之前怎么都寻不到的投资人，现在开始找上门来。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与投资人接洽。尽管有在尽力和投资人聊，张中臣还是不敢确信他们真的会给他投资。毕竟按照张中臣的理解，选择拍独立电影，本就是选择了一种边缘的表达方式。而资本天然地对这种边缘保持投资谨慎。风头来得快，去得也会快。在电影市场持续低迷的后疫情时代，情况更甚。

像一个循环，张中臣又回到了在生养他的村庄拍摄的那个夏天，寻找下一个想表达的内容。下一部片子拍什么，是他近期听过最多的问题。投资人问、制片人问，记者也问。剧本仍在构思阶段，他坦承说，目前很难给出具体定论，是否会沿袭这一部的美学风格，也不敢保证。

“一切还很未知。”张中臣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觉得自己会一直拍边缘人物，因为：“中产的导演拍中产，边缘的导演拍边缘。”

这是在西宁三天里唯一不在我的计划表里的片子。因为同档期的《不老》看得我耐心全无，于是溜出来串场去看了这部，可以说是毫无预期，还错过了开头，结果收获了最大的惊喜。

青绿色的山村，贫瘠的城镇，聋哑保安，落魄疯癫的知识分子，山羊知了和跌落井底的孩子，长镜头长镜头长镜头，拍一会儿树拍一会儿天拍一会儿牛，听起来是无数小成本边缘独立电影中平平无奇的一部，但是这部竟然做出了非常独特的质感。是一种难得的超脱了粗粝和质朴的高级。

这部的故事丝毫不复杂，豆瓣剧情简介一句话可以说完。但是全片使用极少的台词，几乎全是靠影像来讲故事。这显然是和聋哑人主角的设定一致的（想起《金属之声》里的处理，也是让人从直觉感知层面体会另一种人的状态）。这种方式看似跳跃（大概也并不罕见），但这部里厉害的是，影像的转接非常顺畅，或者说是拿捏得很好，要传达的意味既不太过晦涩也不太过明显刻意，既不会怕你看不懂，又不会刻意要让你看不懂（胡弄玄虚的片子太多了我就不举例子了！）。只要沉浸其中，就能毫不费劲地感知到那些无声的画面里所蕴含的情绪，无需任何画外音旁白。我觉得这样的克制非常尊重观众的智商。

第一次被触动的时候，是已经露出疯癫神态的爸爸抱着残障的孩子走出门外，无需明说便知道是做好了遗弃的准备，夜色里与他对视的山羊发出一声凄厉的咩，简直就是某种基督教献祭羔羊的隐喻。时间线再三跳跃，来龙去脉的交代都被舍弃，但是你依然能知道家里多了妹妹、妹妹多么可爱受宠甚至是家里的光亮。妹妹掉进井里的时候发出微弱的一声惊呼，你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同时又猜测是不是出事了，可是聋哑哥哥怎么听到这声惊呼呢？导演用了掉在地上的一个静止不动的手电筒光斑进行了提示。跟着聋哑哥哥跑过去的时候我一边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边捂住了惊呼的嘴。这太厉害了。然后呢，蝉蛹的画面分别出现在这个情节前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是铺垫事故原因，而这之后是蝉蛹在油锅里炸的画面。镜头直直地对着那些在油锅里膨胀挣扎的蝉蛹，这一幕是全片最让我震撼的画面。我第一次发现，蝉蛹的形状多么像一个婴儿啊，被油炸到肚子裂开白色的液体涌出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头皮发麻了。那完全是一种生命的不可承受。而再到妈妈突然离开、爸爸在旷野里燃烧起大火，一切的一切过程没有人说话（除了葬礼时妈妈的哭喊），没有人表达，只有沉默和沉默。那是一种彻底的无力。（还有监控！无声的监控！怎么会有这么妙的设计！）到了最后已经不想再听任何台词了，只想沉浸在男主角沉默而孤独的神态里。一次次被戳中，一次次看哭，完全被牵着走。那种看哭里没有理性分析，只有纯粹的感性的共情。

像这样的细节我可以絮絮叨叨举出一百个，因为这就是这部片子耐心地处理细节的方式。这种方式获得了我极大的敬意。并且让我毫无保留地被拽进了导演的那个无力又悲悯的世界。

啊，提到了悲悯，我又想单独说说关于宗教的隐喻了。羔羊显然是聋哑男主（当他抱着妈妈艰难地发出咩咩的声音叫妈妈的时候这几乎是明喻了），救赎、献祭、替代这样的意味可以有无数的展开，除此之外基督教的隐喻大概还有后面贴在显示器上的十字胶带。对于这部分我一开始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过度解读，但后面又出现了巨大的观音大佛，让我觉得不管是否有关基督教、不管是否真的信任何教，导演对宗教可能确实有那种出于未知的敬畏和亲近。这也让我有很强的代入啊，大概这也是我对宗教的态度。世上所有大佛的意象都是压迫性的。虽然这种压迫性是人造的，但是既然人类会造出某种高于人类的存在，就意味着人性中是存在某种高于人性的东西的。甚至让我觉得，导演的那种耐心、那种对于视听的雕琢，其中有种神圣感在里面，说是神性也不为过。因为这意味着某种谦卑。如果你去看那些佛像造像你就会体会到，所有佛像展现出来的神圣与美，都是造像者的谦卑和虔诚的体现。

是的，谦卑！写了一晚上我终于找到了观影过程中我体会到但无法表达的东西了！很有意思的是，看的时候我对整个片子不知道任何背景信息，看完之后才知道这是出身保安的导演作品。但是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理解了它里面强烈的真实性。就像那些打工诗人的真实性一样。一种无可替代的诚实与谦卑，永远无法被伪装出来。

好像说得有点多了，我承认我对这部片子的评判有种非理性的热情，但不管怎么说，在看完这部片子整整五天后闭上眼，我还是能体会那里面的风声，那些憋足劲儿的奔跑，那些在油锅里被煎熬却无处可逃的蝉蛹，和那场燃烧的火焰。无声的力量最为致命。希望这股劲儿可以在导演未来的作品里继续生猛地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