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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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韩国经济崩盘后

97年韩国外汇暴跌，股市崩盘之后，一个老人带领大家掀起一场改革。

1998年1月，数十万名韩国民众，挥舞着太极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的奖忠坛公园。

在韩国历史上，从这里发起的每一次集会，都会让韩国政府紧张万分。但这一次却不同，因为人民是来支持政府的。

就在几个月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元几近崩溃，韩国经济也滑向深渊。危难时刻，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向国家捐献黄金和外币的运动，感动了全世界。

集会随着一位老人的到来，达到了高潮。在那里，他发表演讲，号召全体国民全力以赴，因为国家到了紧急关头。

这位老人就是新当选的韩国总统金大中。

【1】

“感觉被赐了一杯毒酒。”

这是金大中1997年12月18日当选新一届韩国总统，真正了解到韩国经济实情后，心中唯一的感受。

从财政部长林昌烈的介绍中，金大中窥见的是一个几乎亏空的国库。

在他当选当天，整个韩国的外汇储备仅为38.7亿美元，即便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驰援，也无法偿还1月到期的外债。

而就在六天前的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已跌至1891:1，每天都有十亿计的美元流失，国家信用被降到垃圾等级。

这一危如累卵的局面，最初源于日资从韩国不计成本的抽逃。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为了满足加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条件，开始实施经常项目金融自由化。日本是韩国当时主要的投资来源国，这些资本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迅速将海外现金抽回本部。

而1997年7月从泰国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更是让闻到血腥的日资不顾一切。

从11月11日13点20分起，韩国外换银行就发现，不断有大额的外汇汇款，目的地都是日本各家商业银行。

下午3点以后，大量做空韩元的炒家喷涌而出，市场陷入一片恐慌。

此前十几年，韩国经济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指引下，欣欣向荣。但与中日不同，韩国更多是借外债建工厂，这看似走了捷径，实则给自己埋下了地雷。

危机来袭，国际炒家做空韩元，导致本国汇率下跌，韩国就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来偿还外债。一旦到期债务还不上，韩国政府就会破产。

在韩元遭遇大量做空后第六天，韩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林昌烈连夜赶赴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伸出援手，但遭到拒绝，因为“这一切可都是华尔街的生意”。

求助无门的韩国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最终不得不出台一项措施：外汇市场休市三天。

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做空的对冲基金经理纷纷弹冠相庆，在他们看来，韩元崩盘在即。

12月4日，韩国政府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与IMF达成一揽子协议，获得195亿美元附带条件的救命钱。

即便这样，也没能止住韩元的直线坠落，汇率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经济危机。

【2】

72岁的金大中，在等待了27年，好不容易熬过军政府的暗杀、绑架和软禁后，当上了韩国总统，却不曾想当选第一天，就身陷风雨飘摇中。

但长期的政治斗争磨出了他坚定的意志。他立刻意识到，此刻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要想挽回败局，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韩国上下一心。

于是，当选后第一时间，他就前往青瓦台，与即将卸任的金泳三总统会谈，组建了紧急经济内阁，以便让下届政府成员在他候任时就参与经济决策与管理。

同时，他还顶着巨大压力，宣布特赦军政府时期的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并像罗斯福学习，在电视台发布了讲话。

在这场著名的电视讲话中，金大中身体颤巍但饱含热情地回答了老百姓关心的政商勾结、雇佣和劳动保障等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救市方案。

这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在大厦将倾之际，成为韩国民众最后的依靠，他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第二天，受到鼓舞的民众在银行门口排起长队，出售自己手中的黄金饰品，希望帮助国家偿还外债。仅一天时间，售出的黄金就多达3314公斤，价值3300万美元。

而据英国BBC纪录片报道，截至1998年3月，一共有350万韩国人参加此次活动，捐出227吨黄金，国际金价因此创下近20年的新低。

1998年2月，韩国出口增加21%，实现32亿美元顺差。其中10.5亿美元，就是民众用黄金换回的宝贵外汇。

韩国民众的团结一心，不但在危难时刻为韩国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韩国政府赢得更多的国际贷款奠定了基础。

【3】

鼓舞民众，恢复国家信誉的同时，金大中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怎么处理铁定还不上的外债。

在军政府独裁时期，韩国外债约为300亿美金左右，可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672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650亿美元，1997年底应付外债本息300亿美元。

为了偿还外债，恢复韩国的国家信誉，金大中通过各种手段四处筹钱。

他一方面稳定住美国和IMF的态度，争取更多的政府间贷款；另一方面与债权国谈判，希望将短债转长债，降低一年内需要支付的外汇金额。

1997年12月22日，美国财长利普顿访韩。对方提出了包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内的全面改革方案，金大中全盘接受，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如果前面只有一条路可走，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金大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只要能救韩国，“自己的性命都不足惜，何况名誉乎。”

就这样，在圣诞节前夕，韩国从IMF那里获得了100亿美元的政府间贷款，避免了政府破产的危机。

与此同时，金大中还不断向国际社会讲述韩国民众不屈不饶，出售黄金救国的壮举，以此为基础，成功发行了40亿美元的外汇平衡基金债券。

更让人惊讶的是，他还在1998年1月4日会见了乔治·索罗斯。而后者正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黑手。事后，金大中表示，他就是想为韩国多拉一笔投资，哪怕去跟魔鬼交易。

“如果我之前还有一些国际名声，我愿意将它们卖掉换美元；如果我还有积攒下的国际信任，我想用它来担保贷款。”

这个“韩国人民真正想选出的总统”，为了筹集资金，拼尽了全力和自己的面子。

1998年4月2日的亚欧会议上，当选后第一次出访的金大中，化身为一名推销员，争分夺秒会见每一个国家元首，说得最多的就是：相信我，请借钱给我；相信韩国，请投资。

在他的争取下，欧洲各国一致决定，向韩国派出“投资促进团”。

紧接着两个月后，金大中将他的首次访美变成了韩国推销秀。见克林顿总统，他推销韩国；参观华尔街，他推销韩国；在美国国会演讲，他还是推销韩国……有美国媒体评价，金大中是他们见过最真诚的“推销员”，他爱自己的国家胜过一切。

最终，金大中带着167.97亿美金的投资意向回到了韩国。

在他的努力下，韩国外汇储备超过350亿美金，为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4】

经过半年多的运作，金大中稳住了局面。接下来，他开始推行自己谋划已久的市场化改革，并首先拿阻力最大的金融领域开刀。

上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创造了以高负债、高投资、高增长为特征的汉江奇迹，政府直接干预信贷，并以国家信用为企业背书。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政策性贷款占韩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例从1970年的47.5%上升至1997年的59.1%。

同期，银行的企业贷款不良率也飙升至22%。30家大财阀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在1996、1997年只有0.2%、-2.1%，韩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在金大中及其顾问团队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首先要改革金融体系，而金融改革的核心是银行，必须想办法恢复银行的竞争力，变大财团的“输血机”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是官办金融，银行管理人员都是技术官僚。大企业垄断金融业和大部分的贷款，小企业急需资金却找不到钱。这是官办金融时代的怪圈。

金大中上台后，下令禁止政府任何人参与银行经营，斩断官员伸向银行的“无形之手”。

紧接着，他开始关闭亏损银行，公开对银行进行重组。

1998年5月，韩国政府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全国12家大型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审核。最终，五家银行被勒令破产，余下七家通过更换管理层、大规模出售股权等方式进行重组。

与此同时，政府还出资建立主权基金，买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为重组金融机构“松绑”。

经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率达到国际水平，不良贷款率从22%降至3.4%，韩国的国家评级和信用逐渐得以恢复。

【5】

金融改革之后，金大中面对的是更为棘手且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二战后，韩国经济受益于朴正熙扶持大财阀的政策，迅速腾飞。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两极分化、政商勾结、产业布局和银行被大财阀“绑架”的现象。

到了军政府后期，这些大财阀在韩国经济中，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存在。

他们贿赂官员，上至总统，下至国会议员，以便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提案。甚至当他们在国内借不到钱时，就迫使政府通过决议，允许短期外国资本进入韩国。

而这恰恰成为韩国陷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了治理这个顽疾，金大中还在候任期间，就与五大财团（现代、大宇、三星、LG、鲜京）掌门人会面。在他看来，要拯救韩国经济，就必须重组大财阀，打破企业“大而不倒”的局面。

1998年2月，韩国政府出台了《公司改革五项任务》。一个星期后，现代集团首先宣布推出公司的改组方案，三星随后跟进效仿。

大财阀的改组，一方面迫于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更是自身的改革需求。

数据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到1997年底，韩国最大的28家企业集团负债总额1775亿美元，平均负债率高达450%。仅现代集团一家债务就高达660亿美元，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

起亚、韩宝钢铁、三美、真露……一大批韩国企业因债务危机而倒下。

金大中对韩国大财阀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8年1月到8月，主要是政府引导财阀进行自我改革，但收效甚微。

之后，韩国政府调整政策，成立经济对策调整委员会，以贷款为手段介入大财阀的重组。

改革的思路是“大规模业务互换”，即大企业之间相互交换业务，以解决金融危机前积累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大等问题。

在金大中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对大财阀的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一举扭转了韩国经济的颓势，使得整个国家再次步入了成长轨道。

但财阀经济在韩国根深蒂固，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骨髓，这在很大程度上掣肘了金大中的改革雄心。

很多政策初衷是好的，然而在推行过程中，遭到大财阀的阳奉阴违。一些财阀只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整合，导致很多合并沦为两公司的合并或A公司购买B公司。

按照政府计划，三星应该将重工机械卖给韩国重工集团，但两者最终合并成立了新公司；而人们期待的现代石化与三星化学的合并始终也没能实现……

财阀集团的游说和阻挠，最终导致政府对财阀改革的不彻底，并给韩国经济留下了隐患。

【6】

二战后，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出口导向政策的推动下，韩国形成了数十个大财阀。

这些大财阀尽管规模庞大，但大多以数量和低成本取胜，竞争力并不强。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产品在国际上沦为廉价的地摊货。

这种缺乏竞争力的中低端定位，让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吃了大亏。

为此，金大中政府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最终他决定向高端挺进，将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确立为21世纪韩国经济发展的“立国之本”

在科技方面，金大中抛弃了以往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在他的主导下，韩国政府出台政策，将资源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提升高科技行业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

同时，金大中政府还加大科技投入。从1999年开始，韩国政府在短短四年里，投入10万亿韩元巨资用于高速通信网建设。

1998年11月，金大中在访华期间，不遗余力推荐中国采用韩国押注的CDMA通信制式。最终，CDMA在中国的落地，给韩国近300家企业带来了十年的高速增长。

文化产业是金大中政府重点扶持的另一个行业。在他担任总统后，韩国政府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旨在将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知识经济强国。

韩国政府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大幅提升了40%，加大对文化行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

金大中还进一步放宽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政府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

此举彻底激活了韩国电影人的创作灵感。从2000年开始，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一大批韩国影视作品涌向中国，涌向亚洲乃至全世界。

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中，韩国文化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7】

在金大中政府的强力领导下，在韩国人民举国捐黄金的运动中，韩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了出来。

到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了IMF监管时代。当年，韩国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成为继日本、中国等之后的第五大外汇储备国。

与此同时，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恢复至2002年的A，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

金大中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也带来了积极而丰硕的成果。

到2001年底，韩国互联网普及率高达17.16%，位居经合组织成员国第一位，超过美国。手机、汽车、半导体、影视创意、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为韩国经济的腾飞不断注入动力。

“韩国已经彻底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了。”这是金大中在2002年新年贺词中的一句话。当时听到这句话的韩国民众，无不欢欣鼓舞，甚至喜极而泣。

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必然伴随着高峰和低谷。在美国崛起的一百多年间，曾经一次又一次遭遇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整个国家几乎陷入停顿。

但美国人民在罗斯福总统的带领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出一系列新政，最终走出了危机，并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

而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站起来，并在汽车、船舶、半导体等领域崛起为世界级玩家，同样离不开韩国政府和人民面对危机时的改革决心和勇气。

巨额外债，大财阀垄断，政商勾结……金大中当初面对的难题，哪一个都堪称顽疾，但韩国政府不畏艰难和阻力，拿大财阀、金融机构祭旗，强力推行改革。

最终，韩国人通过革自己的命，把上天赐给自己的一杯毒酒，变成了一杯陈年佳酿。

参考资料：

《韩国在增速换挡期面临的挑战、应对与启示》 任泽平著

《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1998年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李立绪著

《金大中自传》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金大中口述，李仁泽执笔，王静、高恩姬译

《两次经济危机中的韩国经济及其对策》2011年第7期《山东社会科学》 宋平、朱美荣著

——END——

在春节回家的高铁上看完。

一部很规整的韩国电影，用三条主线讽刺政府的懦弱无能。看完有几点延伸思考。

1.普通人的无力感（民营老板）：

当初面试时领导问一个关于悲观与否问题，他解释说意思是是否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和无力。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中闪回，也许当时并非只是考察性格的测试，也许真的只是长者看到新人突然有了些想表达和分享的欲望。

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甚至还没有体会电影中群体灾难前的机会，只是在小伤小悲后发出无病呻吟的感慨。有时我会想象影视剧经常出现的场景，在一个挫败的晚上只身站在高楼天台，俯身看着闪着零星灯光的钢筋水泥森林，与最后一根稻草抗争。然而更可悲的现实是，我只能在压抑的出租屋对着白墙发呆。

2.体制内的抗争者（智库中层）：

我怀疑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会做出超脱个人得失的抗争行为，以及成功的概率何如。可能大多数拗不过国家机器，或者直接被人利用。

韩组长下定决心把关于IMF携手内幕透露给媒体的情节出现后，我一度以为会有《聚焦》《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电影里媒体顶住压力对抗公权的后续。“识时务”的人果然还是占大多数。

3.投机倒把者的原罪（投资代表）：

权力阶层熟谙挟国家之名损个体利益之道，甚至不惜两败俱伤、一损俱损，却能始终义正言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大恶。

有趣的是当IMF和美国势力出现时，韩国政府也只能妥协，裹挟于亚洲兄弟国家的危机之中，这是大大恶。

韩组长有种兼济天下的品质，所以不难理解导演把她和民营厂长设定为兄妹，在最后辞职时刻，两条平行支线相交。

作为唯一独立的剧情线主导人物，尹代表有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亦正亦邪，喜怒无常。

扇对股市狂跌作出过分狂喜表现的投资伙伴耳光和在购买的住宅发现自杀的前户主镇定无情的矛盾表现，让我我没有完全读出导演设置尹代表这条线的褒贬态度。

但和为国家大恶买单的对象一样，尹代表借国家愚行大发横财，最终压榨的也都是盲目相信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小恶。

也许导演想表达的是只乱世的残酷生存之道，借民营厂长之口说出的血泪教训，“谁都不要相信！”

四星送给能拍此类题材的韩国电影，因为这在有容乃大的天朝文化里太稀缺了。少给的一星得问问编剧逻辑。 无知与无耻。 小利与大利。 信用，谁值得相信？ 真有力量还是纸老虎？

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人为自食恶果在作死，是丛林强盗的黑手，与市场没有一毛钱关系。呵呵，历史上的背锅侠好像也不缺我这一个。 出了问题，政府不可信，老板不可信，人都不可信。什么可信？丛林可信，市场可信，人性可信，人心不可信。 资本市场只认钱，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任何歧视，没有种族、国家、民族、地缘、血缘的歧视，只有资本歧视，更大的开放，更大的自由，将释放更大的财富，资本上层重新洗牌，市场竞争更加残酷，丛林垄断的剥削将日削殆尽，底层民众获得的资本红利将更大，水涨船高。当然一切都以稳定为根基，而混乱将走向自由的反面，可持续增长的大利益将猥琐为一锤子抢劫。 人有两种选择：1不患寡而患不均，坐吃等死，幸福在他人不由己，一起后退，2自由竞争，小人物的不幸，大人物的进步，一起前进。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血缘纽带到契约精神，人的感情其实是被释放出来的， 感情其实是变的纯粹了。 感情不需要再作为熟人社会里的人情货币，不需要礼仪制度来区分亲疏有别。 女猪脚一副忠臣好人的面孔，心怀救世主情怀，一本正经的理论说辞，企怀以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实而给大韩民国铺就一条通往地狱之路。 男主角，我是不会被骗的，我投资的是恶人的无耻和愚人的无知。

本文首发于电影公众号《云何电影》，有部分剧透，综合评分6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国家破产的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从剧情上看，本片颇似一部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低配版《大空头》，看似聚焦国家金融危机，实则走的还是揭示政府高层、富商们损民肥私，阴谋窃国的老套路，不免有强行煽情、讽刺之嫌，而本片提出的朴素的理想主义解决手段则更是凸显了创作者的无知和滑稽。

本片是三线并行结构，分别是政府高层、银行高管进行危机应对的决策线，投资经理和投机者的做空国家线，以及小企业主深陷债务危机线。三条线展示了三类典型人群，极少数的掌握国家前途命运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大资本家、少数的靠发国难财致富的投机分子，和最广大的蒙在鼓里的劳苦大众。

国家经济高层决策者见危机已无法避免，反而意图借此机会勾结国内顶级企业，不惜以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将整个国家的危机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并借此摧毁中小企业，让大企业们可以高枕无忧、轻易垄断市场，而高层决策者最终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寡头，继续和大企业们掌控国家命脉。

刘亚仁饰演的投资经理，则是类似《大空头》里布拉德皮特的角色，他发现了国家即将破产，于是找来投资人做空，可以说是发“国难财”了，并借此成功跃入社会上流阶级。

小企业主则是被忽悠接受了大商场发行的汇票，而将产品供给了对方，转头来经济下滑，商场倒闭，汇票成为了一张一文不值的废纸，整个企业被逼上了绝路，多年以后，熬过经济危机的他仍在小作坊一线辛苦劳作。

讽刺与批判的刻意迎合

三条线的设计，看似涉及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似乎对每个层级人物的刻画也颇为真实，实则是故意满足了普通观众的阴谋论想象，是一种对大众情绪的刻意迎合，毕竟对于对那个年代有过深切感受的普通韩国民众而言，这种高官富商的为富不仁可以成为他们一种对过往苦难的情感宣泄出口，亦或是一种心理慰藉，将社会环境的剧变归咎于几个人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大众利益的自私和寡廉鲜耻，其本质与将同时期国企工人下岗潮归咎于少数决策层的昏庸一样显得滑稽可笑，不过虽然可笑，老百姓却最吃这一套。

而作为电影创作者的这种刻意逢迎，则显得颇失水准和道德了。

说电影有这种刻意逢迎之嫌绝非空穴来风，其最明显的部分就是第三条线小企业主的故事，其作为最不明真相的劳苦群众代表，电影对他的着墨最少，而影片对他如何一步步进入资本的狂欢几乎闭口不谈，反而处处刻画他面临破产危机时生活是如何的困窘与绝望，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形象，与此相对的政府官员不是后知后觉的饭桶就是窃国的罪人，只有一个无法蚍蜉撼树的良心女主，眼睁睁看大厦倾颓却束手无策，完美受害人加完美恶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完美逻辑”。

可这一切真的如此完美吗，美国次贷危机难道是因为几个大资本家玩脱了造成的吗，历史早已一次次证明，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必然是资本的狂宴，而这狂欢的缔造者，是整个社会，让雪球滚大的，是千千万万的雪花，韭菜不进场，何来大佬收割，即便被收割，韭菜就是无辜的吗？人总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与错误归因于外部因素，本片则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为那场惨败中的失意者，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对危机本质的肤浅认知

看到傻白甜女主提出要向国民公开国家即将破产的事实时，真的忍不住笑出声，一个能提前分析出金融危机即将到来的金融从业者，说出如此幼稚的提议，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说她是聪明还是傻，不过想想本片也没有对女主如何得知大厦将倾做详细叙述，也就释然了，专业性在本片，不存在的。

云城当然也不是什么经济学专家，但作为一个曾经的金融工作者，还是能轻易的看出本片显而易见的漏洞，公开国家破产的事实，你猜群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难道是待在家里准备勒紧裤腰带，再摩拳擦掌准备与国家共度时艰？都不会，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所有的银行门槛踏烂，取出他们存的每一分钱，换成外币，最好是美金，然后一起把韩元砸出一个坑来。其实片中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信用，国外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最多只是让韩国丧失了国际信用，从外国借不到钱，如果韩国自己宣布国家破产，那就是国家对于国民信用破产，那么相应的，也就意味着银行啊、社保啊这些玩意都变成了一纸空话，你还敢把钱存在银行吗？

前两年卢布狂贬时，最高时贬值了百分之五六十，你何曾见过普大帝宣布俄罗斯破产？可能有人说我这种推论未免把国民道德想的太过不堪，有些见多识广的群众可能还要拿出97金融危机后韩国民众捐金救国的事迹来反驳我。首先，我并不对这种行为持以道德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了国家破产这份上，也不过是人性使然，本质并无对错，更谈不上卖国，就像你不能说在二战时期日占区拿了“良民证”的老百姓都是汉奸一样。至于韩国民众捐金救国，有多种历史原因综合影响导致，首先是刚刚上台的金大中接受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并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国内局势，再者金大中作为军政府下台后第一位深得民心的民选总统，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韩国非同凡响，所以捐金救国并不是可复制的例子。

说回本片，女主提出的向其他国家如日本、美国求援借钱，而不是接受IMF的救助，也是相当的荒谬可笑。IMF提供援助带条件，难道日本、美国借你钱就不用条件，凭啥就借你100亿美金？任何国家间的利益输送，必然伴随着政治交换，每每看到网上有喷中国光给非洲黑兄弟瞎捐钱的，都不得不苦笑，借用长者的话，有些人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ïve.

整体来看，本片回避了对97韩国金融危机本质的深度挖掘，而是落脚于政客逐利、民众受难的抨击政府的老套路来，抨击政府不是不行，但要说实话，不要胡编乱造，不要刻意逢迎。为讽刺而讽刺、为黑而黑，这就有违一个负责任的电影创作者的初心了。

可以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 影片通过三个角色讲述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角色是韩国银行的一位女组长，能力突出，十多天前就感觉到了危机，但由于行长的疏忽，而错失前期处理。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女组长始终站在国家和人民的一方，积极应对，与政府与IMF据理力争。但个人的力量在政府和财阀的面前不堪一击，韩国最终还是破产了。 第二个角色是做碗的小厂长，看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跟女组长是兄妹。因为政府的故意隐瞒，在面对使用承兑支付的合同签署时尽管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在合伙人的怂恿下签了合同，成为了破产链条上的一环。最后甲方破产，合同承兑成为一张白纸。好在手下职工能理解，虽然期间动了跳楼自杀的念头，但还是在最后成功克服困难，企业起死回生。 第三个角色是一位看清了政府套路的投资达人，嗅觉灵敏，及时止损，最终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赚。 影片看完，对我的感触是多懂点经济吧，不然当潮水袭来的时候，只有自己会游泳才不会被淹死，千万不能指望着有人会开着大船来救你。开船的人或许忙着自救呢。

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攻击，新加坡、香港、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风暴。

史称“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来临，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平息危机，恢复生产，其中，韩国民众自发 “捐金”，用个人财富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

五年后，韩国偿清外债，走出危机，而“捐金救国”也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段佳话。

“危机游戏”周而复始，从不停止

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韩国电影人可以以政治事件、社会问题为话题，创作电影。

权钱交易、热点问题、官商勾结，只要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韩国导演便能将其改编为电影。

2018年11月28日，韩国导演严成民执导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

这次，镜头对准了十一年前韩国金融风暴中的“危机游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南韩”奇迹。

进出口额超1000亿美金；经济增速领跑“四小龙”；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

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渴望在经济浪潮中一显身手，创造自己的价值。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时，一场金融浩劫却骤然降临。

长期无监管的信用透支让韩国背负了近百亿美金的国际外债，国际金融做空韩国货币，让韩国的待还贷款瞬间超出了外汇储备量。

即：韩国资不抵债，国家将要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即将来临，社会各界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以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救亡派，期望通过经济措施有效的干预经济，让韩国经济平稳过度。

她努力寻找真实的贷款数据，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算着“糊涂账”，透支国家信用，所有人都清楚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人想要改变它。

更可怕的是，经济次长早已决定与IMF谈判，根本没给韩诗贤施展的机会。

以投机商人尹正学为首的投机派，他们预先知晓了经济危机的降临，提前兑换货币，购买期权，做好了应对准备。

危机降临，所有人财产贬值时，他们狠狠地发了以一笔国难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尹正学是危机中唯一的“投机者”吗？

当然不是，比他成功的还有成功摆脱贷款的大企业，成功整治金融业的经济次长，成功做空韩国的索罗斯，血洗韩国经济的IMF，以及其身后的美国。

以岬秀为首的普通民众则是危机的承受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预知危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危机，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熬过危机。

他们祈祷决策者救市，等来的却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他们希望能够有人扶持，却只能独自熬过寒冬。

三位主人公保持着独立的故事线索，直至危机结束，也未能像历史课本中那样众志成城共抗危机。

他们在危机中艰难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摸索着家庭的出路，摸索着国家的出路.....

最终春天来临，生活回复平静，可岬秀却谁也不相信了。

影片没有将危机归因于索罗斯为首的金融炒家，而是找到了更为根本的主体因素：当时糟糕的经济政策。

以汇票为代表的金融工具透支民众的信用之时，决策者不仅置之不理，还官商勾结，用“合法”的方式侵占国家的贷款。

危机将至，决策者竭尽所能的隐藏消息，仍旧高调的赞赏韩国经济，仅将外汇亏空归结为公民的高额出国消费。

危机到来，大厦将倾之时，决策者又舍卒保帅，以民众权益外代价争取国际借款，让数万小企业破产，无数民众被迫下岗。

危机过后，一切种种随风而逝，糟糕的决策者继续决策，普通民众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有一千种方法可以阻挡危机，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但决策者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

岬秀不满，可他无能为力；诗贤不满，但她有力难为，尹正也不满，他渴望更大的危机让他拥有更大的机会。

如片中所言，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规则吗？

显然这不是。

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没有丝毫的知情权，更谈不上信息的对称。

他们只是“危机游戏”的牺牲品。

当岬秀将这种情绪通过电话告诉下一代时，它就被无限放大，成了一种波及面更广的社会情绪。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一切事情都丢失了价值。

或许他们可以如《咏鹅》中的允英，通过追根，寻找自己的来处，也可以像《燃烧》中的李宗秀，点燃自我，用熊熊的火焰证明自己来过。

或者他们打开韩剧，为欧巴疯狂打call，过完幸福充实的一天。

“为刘亚仁打call”

诚然，这不是一部足够优秀的电影，其对经济政策的有意贬损也让电影的人物多了一份脸谱感，少了一丝真实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危机游戏”的深度剖析。

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韩国，也照醒了我们。

《国家破产之日》，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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